百年大变局在各个领域均有所反映，在经济学领域亦十分明显，其突出表现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理解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在过去200多年里，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因为无论是逻辑还是经验事实大都支撑了这一观点：自由贸易能让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或地区的福利得到改进。赞成不赞成自由贸易俨然被认为是判断经济学家真伪的标准。然而这一经济学共识在21世纪伊始便受到了挑战。
曾经是自由贸易旗手的美国重量级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于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上发表的题为《李嘉图﹣穆勒模型在何处确证或质疑了支持全球化经济学家的观点？》的论文。考虑两个国家分别同时生产两种相同产品，如果它们生产同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不同便会出现潜在贸易收益（时段1)，这时只要两国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相互交易（时段2)，双方就可获得实在的贸易收益进而改善自身福利。萨缪尔森所提新模型的关键点在于引入技术进步变量后还引申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结论。他指出，一旦加入技术进步变量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国因制造某种产品的生产率提高而使两国在生产两种相同产品时的生产率之比相等，随之比较优势消失贸易收益归零两国分工终止（时段3)。从纯粹经济学角度看，尽管在时段3双方又回到了原点（时段1)，但在时段2双方均获得了贸易收益。即便是仅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方在时段3继续获益，但整体来看双方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而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结果。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假定在时段3之后两国在分别生产两种相同产品时生产率保持不变，两国的总产出量之差或之比就会不同于从前了。换句话说，尽管两国均受益了，但其中一国受益程度更大，两国实力对比出现了对相对落后或弱势一方有利的变化。在萨缪尔森眼里，这一情景意味着一国受益的同时另一国遭受了持久的损害。在引入国家福利改进幅度差异考虑后，特别是将其置于国家实力差距缩小的背景下时，原本纯粹的经济学逻辑热情拥抱的东西，就可能一下子变成需要严加防范之事。举个简单的例子，两国相互开放后分享贸易收益，领先国受益10个单位，追赶国受益8个单位。虽说每次领先国都比追赶国多收益25%，但如果交易次数无限放大的话，最终追赶国与领先国的产出总量之比就会无限趋近于80%。对领先国来说，这恐怕是不可容忍的。经济学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政治经济学，亦即一度被所谓现代经济学排除出主流经济学的权力要素又被请了回来，并且成为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制造贸易纠纷乃至发动损人损己贸易战的理论依据。萨谬尔森在阐释其理论模型时，所举的例子正是美国与中国。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行为体的目标函数。“经济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或国家）的目标函数一般被假定为收益或福利最大化。在这一单一目标的指引下，推动帕累托改进和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成为评判目标实现与否和实现程度的基本尺度。一旦考虑博弈对手或力量对比，仅仅关注福利的绝对改进就不够了，而是必须将自己与对手或竞争者总体实力之差异纳入视野。这样一来，行为体的目标函数就变成双重的了，即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改进”并最终实现“双峰效率（最优）”。绝对福利改进容易理解，对领先国而言（对赶超国而言逻辑相反），相对福利改进便是前文重点讨论的总产出量相对差距或比例的拉大。在此，“双峰效率”之一是指绝对福利改进达到帕累托效率，之二是指自身与对手之差为最大；如果上述两种效率同时达到则为“双峰最优”。当想要再扩大与对手差距（偏好 A ）却不得不牺牲自身绝对福利时，或当想要继续改进自身绝对福利（偏好 B ）就不得不忍受与对手差距缩小时，便分别达到了“单峰最优”( A 或 B )；当对 A 与 B 的偏好有差异时，“单峰次优”情形便会出现，亦即为了追求 A （或 B ）的改进不惜牺牲 B （或 A )。在大国间产出的量与质差距显著缩小时、或它们博弈激烈程度趋高时，追求次优结果应该是领先国的理性选择。
在萨缪尔森论文的基础上做了上述引申之后，我们便可以尝试着将理论扩展与现实世界中的美中博弈结合起来加以讨论。首先要做的是将前述的大国寻求“双峰效率”这一叙事形式化，亦即用数学语言将其模型化；其次是筛选出博弈双方在追求双重目标时的策略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最具现实性的策略有六项；最后是以多重均衡解为基础，运用所形成的叙事对国家间的现实博弈过程和结果加以描述与解释。以上就是我们几近杀青的论文的基本逻辑与内容。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学术“野心”，那就是在“东升西降”和“西强东弱”的演化过程中，为分析大国博弈提供一套尽可能简洁完整、使用便捷、贴近现实、普遍适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具体些说，领先国的策略选项就包括以下努力：全力阻止赶超国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鼓励或放任赶超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实中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大措施，即用国际规则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低端（“规锁”）和打造平行体系以压缩中国海外市场规模（“脱钩”），便可以方便地在上述叙事中找到自己恰当的对应或位置。
（本文发表于“山大国际观察”2022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