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曾经郑重宣告，他的《红楼梦》是写得“深有趣味”的，既可给人以崇高的艺术美感享受，“适趣解闷”，“省了些寿命筋力”，又能够发挥巨大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令世人换新眼目”。[1]
脂砚斋在他们对《红楼梦》的批语中，也一再称赞它：“收结转折，处处情趣”[2]“处处是世情作趣”[3]“触处成趣”[4]“新鲜趣语”[5]“有趣之至”[6]“极趣之文”[7]……
可见，情趣盎然，这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也是它之所以赢得广大读者爱不释手、啧啧称赞的一个重要原因。
情趣，这是艺术语言区别于非艺术语言的重要特质之一，是文艺作品激动读者心灵的琴弦。否定情趣，实际上就是扼杀文艺的特质，排斥文艺的美感作用，把文艺变成政治说教的传声筒。因此，除了“四人帮”一类历史的小丑，鼓吹中世纪的僧侣禁欲主义，帽子、棍子满天飞，把文艺创作要表现情趣，诬蔑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兴趣主义或低级趣味之外，在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不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熔铸入浓郁的情趣的。
不过，对于怎么样才能使文艺作品做到情趣盎然，前人总是把它说得玄乎其玄的。如宋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诗辩》中说：“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8]明代杰出的古文家袁宏道也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9]我们的祖先推崇情趣的“难得”，这是有眼力的。然而他们断言其“无迹可求”“不能下一语”，那就未必了。
曹雪芹是怎样在他的《红楼梦》中创造出情趣盎然的艺术境界的呢？下面我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探索和回答。我认为，这不仅可以拨开古代文艺理论家所散布的迷雾，更重要的是，对于排除“四人帮”复活禁欲主义的毒焰，汲取曹雪芹那丰富而宝贵的创作经验，严格按文艺自身的客观规律办事，提高我们今天文艺创作的艺术质量，都有着颇为值得重视的现实意义。
一
情趣，来自人物性格的真实，可是它又不是用通常的、直接的、赤裸裸的语言来反映的，而是经过作家奇妙的想象和高度的凝练。以物拟人，以人拟物，生动贴切，瑰丽多姿，便是曹雪芹用来造成情趣盎然的重要艺术手法之一。
有一次，贾母生气，凤姐和薛姨妈陪贾母打牌解闷。凤姐故意输钱给贾母，并且——
回头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匣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顽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的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话说未完，引的贾母众人笑个不住。偏有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头的钱费事。”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叫“快撕他的嘴”。（据戚本第四十七回）
贾母木匣子里的钱，当然是没有知觉的。可是作者通过凤姐的巧嘴利舌，却把它说得活灵活现，说它能“招手儿”，把凤姐的钱叫进贾母的箱子里去，凤姐却落落大方，让它“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作两次，叫箱子里头的钱费事”。她名义上说的是箱子里的钱，实际上指的却是箱子和钱的主人贾母。她通过把贾母箱子里的钱拟人化，来恭维贾母的神通广大，使贾母顿时变气为乐，高兴得简直手舞足蹈起来了。
凤姐的此言此语，贾母的此情此景，把凤姐那善于逢迎、巧言善辩、讨人欢喜的性格，刻画得多么自然逼真而又神情活现啊！正如万有文库版《石头记》该回批语所说：“趣极。”“凤姐一开口，真真要恨杀人，亦真真要爱杀人。言之者舌底有神，作书者笔端有鬼，真真令人爱杀。”
如果不是通过这种拟人化的艺术语言，而是由凤姐对贾母直接吹捧一番，那就不会像这样情趣横生，而是令人作呕，也就根本不像凤姐的性格了。庚辰本《石头记》就将“不用作两次，叫箱子里头的钱费事”这句拟人化的语言，直接写成“不用做两次开箱子装钱费事”，感到“费事”的由箱子里头的钱，赤裸裸地变成了箱子和钱的主人贾母，岂不就显得十分唐突而又索然寡味了么？
在晴雯被封建统治阶级迫害致死后，作者写道：
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忽又想起死后并未至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之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吊，又更觉别致。（第七十八回）
于是贾宝玉便“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作了祭晴雯的《芙蓉诔》。这种以人拟物，与刚才凤姐的以物拟人，都同样给人造成了盎然的艺术情趣。
芙蓉，这是多么美好而又寄寓着神奇传说的象征啊！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他那脍炙人口的诗篇中写道：
爱君芙蓉婵娟之艳色，若可餐兮难再得。
怜君冰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极兮意已深。[10]
宋代杰出的文学家欧阳修，为芙蓉描绘了这样神奇的传说：
[石]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忽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11]
作者正是通过把晴雯比拟为芙蓉花神，有力地渲染了晴雯品格的纯洁、高尚、优美、可爱，贾宝玉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爱慕，对压迫者的愤恨和不满。这种比拟，如同贾宝玉的《芙蓉诔》中所说的，初听“似涉无稽”，细思则“深为有据”，是“相物以配才”，“可谓至洽至协”（第七十八回）。如果不是通过这种蕴含丰富想像的美妙比拟，而是写贾宝玉直接到晴雯的灵前宣读一篇诔文，那就不会像这样有“更觉别致”“别开生面”（第七十八回）的情趣，也不可能收到这般异彩纷呈、深邃激越的艺术效果。
同样，潇湘馆的竹子、鹦鹉，黛玉葬花，等等，所以给人留下情感炽热、神思飙举、精彩绝艳的深刻印象，也就在于作者把这些竹子、鲜花和鹦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拟人化和性格化了，使人感到在这些竹子、鲜花和鹦鹉身上，都带有林黛玉所特有的那种情趣。如第二十六回林黛玉到贾宝玉那儿去，叫门叫不开，林黛玉误认为是贾宝玉恼她的缘故，便——
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
宿鸟栖鸦听到声音而惊飞远避，这是很平常的。然而作者却把它想象成是因“不忍再听”林黛玉的哭声，才惊飞远避的。连宿鸟栖鸦都竟然如此通达人情，“不忍再听”，更何况人呢，难道人竟而不如禽鸟么？甲戌本对这段话的脂批说：“可怜杀，可疼煞，余亦泪下。”紧接此后的回末总批又说：“每阅此本掩卷者十有八九，不忍下阅看完，想作者此时泪下如豆矣。”这段文字为什么会收到如此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呢？当跟曹雪芹这种拟人化的景物描写，对人物感情的神奇渲染，是分不开的吧！
林黛玉葬花所以那么给人以诗情画意般的浓烈情趣，同样也是由于作者以花拟人、以人拟花，花成了林黛玉那种纯洁优美而又红颜薄命的化身。正如第二十七回林黛玉的《葬花词》所说的：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庚辰本眉批称：“余读《葬花吟》凡三阅，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加批。先生想身（？）宝玉，何得而下笔，即字字双圈，料难遂颦儿之意。”黛玉葬花，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艺术效果呢？我认为就在于作者把花和人融为一体了，它那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林黛玉的血和泪，交织着林黛玉的爱和恨，抒发着林黛玉的满腔郁愤和忧伤，寄托着林黛玉崇高的人生理想——“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因此，与其说是黛玉葬花，不如说就是葬她自己，不如说就是控诉那“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黑暗社会，葬送了千千万像象林黛玉这样纯洁高尚、明媚鲜艳的少女。作者通过以花拟人，把林黛玉那凄楚哀怨的感情，加以形象化，使看不见摸不着的感情，通过人物惜花、怜花、拾花、葬花的具体行动，汇成了如惊涛骇浪般的感情的激流。同时作者又通过以人拟花，使林黛玉的形象显得更加优美动人，仿佛有一股芬芳扑鼻，令人陶醉。
正当林黛玉为自己的薄命而悲伤不已的时候，她——
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第三十五回）
鹦鹉学舌，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然而像作者描写的这样，林黛玉的鹦哥竟然如此通人性，达人情，学舌学得那么得体，则显然是加上了作者的想象，给鹦哥赋予了某种程度的人格化，从而别有一番艺术情趣：既引人发笑，又发人深思；人们笑的是鹦哥竟然如此通人性，达人情，思的是从鹦哥“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的学舌之中，不能不遐想到林黛玉那日日面对着鹦哥，无数次地独自吟诵葬花词的情景——音韵是那样凄楚，神情是那样悲恸，泪水是那样横流，身影是那样柔弱……就在这充溢着美感的艺术情趣之中，作者把一个个读者都一起拉进了他所创造的诗的境界，使你不能不陶醉、激动，不能不受到深深的感染。
二
情趣，还来自反映人物性格成长历史的故事情节之中，但它不是一般的故事情节，而是作家的艺术创造，既要符合生活本质的真实，又要显得非常奇妙有趣，耐人寻味。
比如曹雪芹把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说成是“木石前盟”，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说成是“金玉良姻”。这两种姻缘的矛盾冲突，是这么尖锐、激烈，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但是它又这么神奇、甚至令人觉得荒谬：它显得多么奇妙，具有多么深邃的情趣啊！
在“木石前盟”中，那“木”，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草”。它经过许多磨难，“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它“下世为人”，是要用她“一生所有的眼泪”，来“酬报”神瑛侍者对她的“灌溉之德”的。那“石”，是“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因“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后来，被一僧一道打动凡心，它要求他们携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第一回）。据说，这就是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来历。
在“金玉良姻”中，那“金”，据薛姨妈说，是“和尚送给”薛宝钗的金锁，要“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第二十八回）；那“玉”，据冷子兴说，是贾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啣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第二回），被贾母视为“命根子”（第三回）。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是“孽根祸胎”，必须用薛宝钗这把金锁来把他锁住。
“木石前盟”，概括了我们伟大民族优美的神话传说，丰富的想象和有趣的虚构，而“金玉良姻”则是荒谬绝伦的封建迷信，正如贾宝玉所说的：“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第三十六回）这种荒谬的封建迷信，不过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需要借助它来进行狼狈勾结的遮羞布罢了。
“木石姻缘”，象征着贫困的卑贱者的联盟。贾宝玉这个“无材不堪入选”的“顽石”，虽然出生在封建贵族之家，然而他在政治上处于受压制，经济上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正如贾宝玉自己所说的：“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作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能由我使。”（第四十七回）“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第二十六回）林黛玉比贾宝玉的处境更惨，她既无家产，又无父母兄弟，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第三回），被人鄙弃的“草木之人”（第二十九回）。而“金玉姻缘”，则代表着极富极贵、奢侈腐朽的封建贵族之间的勾结，即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真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第四回）
“木石姻缘”，包含着作家对封建贵族腐朽统治的满腔愤恨，如贾宝玉作为“顽石”时的“自怨自叹”；投生人世之后，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竟成了泥猪癞狗了”（第七回）。林黛玉作为“绛珠草”时，须依靠别人的甘露灌溉，投生人世后，更是过着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痛苦生活。而“金玉姻缘”，则是为了挽救封建统治的危亡，既然贾府的儿孙们都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回），那就只有依靠妇女来当家。早在薛宝钗与贾宝玉的亲事还未定的时候，贾府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需要请薛宝钗来协助王熙凤理家了，可见这个贵族之家是多么需要薛宝钗这样的封建淑女来支持它那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大厦啊！
“木石前盟”，寄托着作家叛逆的反封建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只是爱情上的情侣，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知己”，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都坚决拒绝走封建的道路，对被压迫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用贾宝玉的话来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而“金玉姻缘”，不仅是对宝黛的爱情、青春、幸福和理想的毁灭，而且它迫使宝玉出家、宝钗守寡，岂不是连金玉姻缘本身也被葬送了么？
毋庸讳言，在木石前盟和金玉良姻中，也笼罩着作家虚无主义的迷雾和对人生理想无法实现的宿命论的阴影。
总之，在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的故事情节中，作者不仅表现了自由爱情与封建婚姻的矛盾冲突，而且反映了新生与腐朽两种社会力量的生死搏斗，进步与反动两种政治理想的竞相争胜，叛逆与卫道两条人生道路的毫发不让。其艺术情趣之博大精深、剔透玲珑，犹如一串晶莹绚烂、光芒四射的珍珠，它几乎可以照见整个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它，都会有新的发现，仿佛它那里面蕴藏着无穷的奥秘，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感觉。
曹雪芹把他创造的“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的故事情节，称作是“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第一回）。以“虽近荒唐”的故事情节，创造出“深有趣味”的艺术瑰宝，这应该说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
曹雪芹明明是创作一部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为什么要采用近似荒唐的故事情节呢？这一方面固然是迫于政治上的需要，在那个言论不自由的黑暗年代，作家有他难言的苦衷；另一方面，这也是出于艺术上的要求，如果曹雪芹不是采用这种近似荒唐的情节，则未必能达到那么“深有趣味”的艺术效果。因为艺术的语言总是切忌直说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些。”[12]
在《红楼梦》中，不仅贯串全书的“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的故事情节，含有非常丰富、动人的情趣，而且它的许多具体的、局部的故事情节，也是如此。以第三十回下半回“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为例，宝玉在花园里散步解闷，隔着篱笆洞儿，看见蔷薇花下有个女孩子在地上一直一划地画“蔷”字，画来画去，“已经画了有几千个”。“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宝玉心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的大心事，才这么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这时候忽然下起雨来。宝玉看那女孩子身上顿时湿了，心想：“这时下雨，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因此便喊那女孩子：“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还只当是个丫头喊她，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这才提醒宝玉，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一气跑回怡红院，“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
这个故事，把贾宝玉对女孩子的关心、爱护、体贴与同情，写得简直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更有趣的是，他把两个人如痴如醉的神情，写得那么真实而又奇妙，竟然看到人家身上被雨水淋透了，喊人家避雨，而自己身上也被淋透了却一点也未感觉到。正如清代有篇根据《红楼梦》这个故事改编的题为《椿龄画蔷》的子弟书所说：
情重失神便似痴，
那知局外也忘机！
女伶魄走何时也，
公子魂消却为伊。
两下迷离一样景，
一番风雨两不知。
好一副难描难画的痴人小像，
全在那彼此交呼猛省时。[13]
人物形象如此真实、传神，情节安排这么奇特、巧妙，它所造成的艺术情趣，就像把人物似痴如醉的浓烈感情，刻画得如同金刚石在阳光下绚烂生辉，惹人喜爱；就像把人物肝胆相照的动人的神情，描绘得如同朵朵蔷薇花，在一片绿叶丛中放出妩媚的异彩，引人羡慕、赞赏不绝；它所造成的艺术效果，就像清澈甘甜的泉水，在山间独辟的蹊径之中，叮咚叮咚地流淌，点点滴滴都沁人心脾。还是那篇子弟书的改编者，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羡《红楼》何处得来生花妙笔，似这般花样地越写越奇。”
三
情趣，还来自人与人之间感情深处复杂微妙的矛盾冲突，然而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指桑说槐，令人感到兴味无穷。
有一次，贾宝玉与林黛玉发生口角，两人和好之后，被凤姐拉到贾母那里，碰见宝钗，宝玉于无意之中话语奚落了宝钗，“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乘黛玉问：“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
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 ‘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第三十回）
这段对话，看似家常叙谈，如同一江春水，水面似乎相当平静，水底却暗礁林立，旋涡滚滚，激流翻腾，使人读了，尽管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特别闪光的词语，却仍然感到情趣横溢，纤巧妙绝！
这里面的奥秘何在呢？妙在作家善于洞察和把握住人物心灵深处感情的激荡，并用指桑说槐、意在言外的语言，恰到好处地把它表现出来，叫人不发作又不好受，发作又说不出口，使读者不禁沉湎于这种人物无比复杂微妙、内心激荡的情趣之中。宝钗表面上是笑语盈盈，骨子里却是字字句句如利剑、赛锋刃，使他俩无地自容。这时插入凤姐的诙谐打趣，看上去似乎是替宝黛解围，帮助他俩摆脱窘境，而实际上却是把宝钗内含讽刺挖苦的真谛进一步点破，使宝黛感到“越发不好过了”。不过，无论宝黛心里怎么不好受，他俩在表面上却只能若无其事。林黛玉只好事后背地里对宝玉说：“你也试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第三十回）
其实，林黛玉并不“心拙口笨”，她也曾采用类似的手法，对宝玉、宝钗进行过指桑说槐的揶揄。那是有一次宝玉在宝钗处喝酒，宝玉听从了宝钗的劝告，不喝冷酒，“命人暖来方饮”。这时——
黛玉嗑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第八回）
这里，林黛玉抓住薛宝钗“费心”劝宝玉别喝冷酒，贾宝玉在宝钗面前“听话”，巧妙地利用雪雁给她送手炉的机会，既是指桑说槐，也一样是针锋相对地把宝玉、宝钗奚落了一番。
这跟三十回宝钗讽刺宝玉对黛玉“负荆请罪”，尽管在艺术手法上都是指桑说槐，然而它们所创造的情趣，却又迥然有别。前者，作家通过薛宝钗的语言，那情趣，着重在于表现宝黛之间的卿卿我我，在宝钗的反口相讥之下，宝黛更加羞愧难言的微妙心理；而这里，黛玉对宝玉、宝钗的奚落，其情趣，则主要在于它把林黛玉那一贯“如此惯了的”尖酸锋利的性格，描绘得是这样的准确、俊丽，而把林黛玉要求贾宝玉必须爱情专一的嫉妒心理，刻画得又是如此惟妙惟肖，叫人看了，由不得不为作家的匠心独运，细针密缕，巧夺天工，而啧啧称叹。
同样是指桑说槐，又同样是写妒意，可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对于不同的人物，却能写得情如其人，各异其趣。如第十六回贾琏小时候的奶妈赵嬷嬷，要贾琏为她的两个儿子找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她又来求凤姐，这时——
凤姐笑道：“妈妈，你放心，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你从小儿奶的儿子，你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可是现放着奶哥哥，那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儿，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内人’一样呢。”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赵嬷嬷也笑个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说‘内人’‘外人’这些混账原故，我们是没有，不过是脸软心慈，搁不住人求两句罢了。”凤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他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是刚硬呢。”赵嬷嬷笑道：“奶奶说的太尽情了，我也乐了。再吃一杯好酒。从此我们奶奶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贾琏此时没好意思，只是赸笑吃酒，说：“胡话，胡话……”
凤姐的这番话，既是对赵嬷嬷的应酬，更是对贾琏的针砭。她对贾琏在外面乱搞女人的那种肮脏的灵魂和卑劣的丑态，揭露得是那样婉转、俏皮，揶揄得又是那样洒脱、诙谐。赵嬷嬷既要巴结、恭维凤姐，又不能得罪贾琏。凤姐明明听到赵嬷嬷不同意她对贾琏关于“内人”“外人”“这些混账原故”的指责，可是她却硬是借着赵嬷嬷话语中说贾琏“脸软心慈”的话头，从容裕如地拉扯上说贾琏对“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凤姐这些花言巧语，不仅把赵嬤嬷说“乐了”，使她感到“说的太尽情了”，而且也把贾琏说得“此时没好意思”。这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情趣，犹如珠联璧合。凤姐跟赵嬷嬷的对话，却不仅要说给赵嬷嬷听，更重要的还要说给贾琏听。在她对贾琏进行针砭的含沙射影之中，我们仿佛可以嗅到她那醋意四溅的酸味。可是她这种醋意，却根本不同于林黛玉要求贾宝玉爱情专一的嫉妒。她的主要目的，是要由她个人独揽家政大权，使贾琏不好再“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不敢再对她“刚硬”。因此，与其说她吃醋的是贾琏在外乱搞女人的话，不如说她更关心的却是财产和权力绝不能旁落，而必须由她一个人死死地攥在手里。曹雪芹正是通过刻画凤姐的这种语言情趣，不需藻饰，毋烦辞费，就使我们对凤姐的性格，犹如剔肤见骨，洞察入微。
四
情趣，就某一个人物的语言来说，既要符合“这个”[14]人物性格规定的统一性，又要使它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样性，这样才能既给人以完整统一、真实贴切，又给人以摇曳多姿、变化无穷的艺术美的享受。《红楼梦》中对于凤姐这个人物语言的描写，可以说就达到了这种情趣无穷、美不胜收的奇妙境界。
凤姐那么年纪轻轻，所以能独揽贾府的家政大权，主要是靠了贾母这根顶梁柱的支撑。因此，一贯千方百计地对贾母逢迎拍马，满足贾母在精神和物质上享乐的要求，博取贾母的欢心，赢得贾母对她的宠爱：这是凤姐性格规定性的重要特质之一。要把凤姐性格的这个重要特质表现出来并不难，难能可贵的是曹雪芹把它表现得处处峰回路转，别开生面，令人感到有无穷的情趣。
在《红楼梦》第三回中，我们第一次见到凤姐出场，是她迎接林黛玉到达贾府的时候——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在这里，看上去凤姐是在对林黛玉的标致表示热烈赞扬，而实际上她却是在对贾母竭力奉承。她嘴上“竟忘记了老祖宗”，内心却搜索枯肠地要向贾母讨好。贾母表面上虽然责怪凤姐“倒来招我”，而内心却被凤姐说得乐滋滋的。表面看上去，恐怕谁也不能当着凤姐的面，说她是在对贾母拍马屁，可是实际上，凤姐这却是真的把马屁拍得震天响。因此，这里无论是凤姐或贾母，她们所用的语言，读者都不是可以一览无余的，而必须回味其言外之情，领略其表里不一之趣，为其所塑造的非常深沉内向、真实复杂的人物形象而深受感染。
贾赦这个“癞蝦蟆想吃天鹅肉”的老色鬼，却想要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做他的小老婆。鸳鸯宁死不肯。贾母在王夫人面前，责备儿媳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第四十六回）。经过探春的说明，贾母知道此事与王夫人不相干，便要宝玉向王夫人赔不是，又怪凤姐儿也不提醒她，这时——
凤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贾母听了与众人都笑道：“这也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道：“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第四十六回）
你看，凤姐的这种语言是多么有趣，她表面上是“派老太太的不是”，实际上却是用“不是”来作反衬，更加有力地颂扬了贾母的能干，“会调理人”，把个丫鬟都“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惹人喜爱。凤姐的这番话，说得是那么乖巧，又是这样得体。她既吹捧了贾母，又没有得罪贾赦，“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本来是贾母生气，一个个地胡乱责怪小辈，空气沉闷、紧张得像立刻要爆炸似的，凤姐的这一席话，好像在人们的心头开了窗户，不仅使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顿时为新鲜舒畅的气流所代替，而且婆媳之间猜疑责备，也立刻为喜笑颜开的亲切稠密感情所充溢。仿佛音乐中的变调，把读者引入到张弛相间、忧喜交替的强烈而又和谐的节奏之中。这一切，使读者从中领略到了多么美妙动人的情趣啊！
相反相成，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之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经常运用这个规律，来使他的语言艺术鲜明生动，情趣浓烈，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如上述凤姐对待贾母，通过貌似批评实则颂扬的办法，来刻画她殚精竭虑地对贾母阿谀逢迎的性格，不正是运用相反相成的认识规律，来达到奇峰突起的艺术效果么？在《红楼梦》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仍举凤姐为例：
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他稳重和平，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蠲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他置酒戏。凤姐凑趣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作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戏。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巴巴的找出这霉烂了的二十两银子来作东道，这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掯我们。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己，只留与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第二十二回）
（贾母谈到她从小在鬓角上碰了个伤疤，差一点儿不得活命）凤姐不等人说，先笑道：“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未及说完，贾母与众人都笑软了。贾母笑道：“这猴儿惯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儿起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凤姐笑道：“回来吃螃蟹，恐积了冷在心里，讨老祖宗笑一笑，开开心。一高兴，多吃两个，就无妨了。”贾母笑道：“明儿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笑笑，觉的开心。不许回家去。”（第三十八回）
贾母点头叹道：“我虽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也不是好事。”凤姐儿忙笑道：“这话老祖宗说差了。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了，怕活不长。世人都说得，人人都信得；独老祖宗不当说，不当信。老祖宗只有聪明伶俐过我十倍的，怎么如今这样福寿双全的。只怕我明儿还胜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岁后，等老祖宗归了西，我才死呢。”贾母笑道：“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说的众人都笑了。（第五十二回）
上述例子，从表面上看，凤姐都是跟贾母唱反调的，而实际上却又句句都是对贾母的阿谀谄媚，都共同体现了凤姐性格规定的统一性，然而在语言表达上，它却是呈现出百媚千娇的多样性。
从凤姐对贾母蠲资给宝钗做生日说的那段话中，我们看到的，凤姐字字句句仿佛都是对贾母的抱怨和责备，然而我们感受到的，她口口声声却又都是对贾母的撒娇和讨欢，在嬉皮笑脸的逗趣声中，既表现了她对钱财垂涎欲滴的贪婪心理，又使贾母受了“责备”还要打心眼里高兴。说贾母那“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不仅语言生动，而且如庚辰本眉批所说：“小科诨解颐，却为借当伏线。”最后一句凤姐说的“这个够酒的，够戏的！”更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用作者另作一字的说明，凤姐那双手拿着贾母给的钱，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给大家瞧的神态，就猝然活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在凤姐对贾母鬓角上的那个伤疤的谄媚中，我们由不得不佩服，凤姐其人是多么娴于辞令，取笑逗趣，竟如此活脱可喜，轩昂夺人！当贾母对凤姐“拿我取笑”露出假意责备的口吻时，照一般人写来，凤姐此时必然濒于无词以对的绝境了，然而这绝不是凤姐的性格；凤姐，她有绝处逢生的本领，她说这是为了“讨老祖宗笑一笑，开开心”，可以多吃两个螃蟹：她是如此巧言善辩、舒卷自如，叫人感到仿佛不论情况如何变幻莫测，她总是显得既风韵万千，而又雍容自若。
凤姐对贾母“怕他太伶俐了”的反驳，庚辰本眉批称：“妙处缤纷，此是书中之笔路灵隽处，不可没也。”其妙处就在于它不是陈陈相因，千语一腔，通篇一律，而是思绪升腾，宕开一笔，转进一层，其意思虽然不外乎仍然是对贾母的善颂善祷，然而同时却又表现出凤姐那恃强好胜，骄悍飞扬的性格特色。
人物的语言艺术，就是要像凤姐的语言这样，处处给人展示出别开生面的神髓，新鲜独特的风采，才能使人有妙语惊人的情趣，愈看兴味愈浓，而毫无沉闷、腻味之感。
五
情趣，还来自人物的戏谑笑谈之中。然而这种戏谑笑谈，绝不是一味地追求庸俗低级趣味的插科打诨，而是要恰到好处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生动有趣地揭示出深刻的思想意义。
鲁迅很赞赏：“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他批评“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15]。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尚且需要“夹杂些闲话或笑谈”，来“使文章增添活气”，至于以愉悦性作为重要特质之一的文艺作品，穿插一些笑语趣谈，那就更是使文艺作品增加艺术情趣所必不可少的了。
在《红楼梦》中，以凤姐的语言写得最成功，最生动有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素日善说笑话，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第五十四回）。不仅是对凤姐，对其他一些人物，曹雪芹也经常通过说笑话，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增加作品的情趣。
众人都说，老太太的笑话“比凤姐儿的还好还多”。于是贾母便说，有家人家十个儿子，娶了十房媳妇。惟有那第十个媳妇聪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这九个媳妇委屈，便相约一起到阎王庙去烧香，问阎王爷：“为什么单单的给那个小蹄子一张嘴，我们都是笨的？”九个人烧香后，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个魂没有等到阎王，却遇见孙行者驾着筋斗云来了。她们忙把事情的根由告诉他，求“大圣发个慈悲”。孙行者笑道：“这却不难。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的，因为撒了泡尿在地下，你那小婶子便吃了。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们吃了就是了。”（第五十四回）说毕，大家都笑起来。
这是笑谁呢？作者没有明说，只是紧接着写“凤姐儿笑道：‘好的，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薛姨妈笑道：‘笑话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
谁一听都能明白，这个笑话是在说凤姐。然而妙在贾母这个笑话既“对景”，而又不点明是说谁，在场的众人也心照不宣，凤姐却“装没事人儿”，硬把自己也说成是“笨嘴笨腮的”。就在这既“对景”而又不说穿的若即若离之中，使人由不得不体会其中的情趣：贾母既偏心喜爱凤姐的嘴乖，又生怕其他人嫉妒、抱怨，故借打趣凤姐来安慰他人；凤姐乖就乖在她善于作假，明知贾母奚落到她头上，她不但“装没事人儿”，还主动钻进“笨嘴笨腮”的人儿之中；而那些真正“笨嘴笨腮”的人，却不必也不会像凤姐那样声明自己是属于“笨嘴笨腮的”，只是在简短的言语之间，流露出得意之态罢了。作者通过贾母这个笑话，把各种人物的性格、内心深处的心理状态，既刻画得细腻入微，又给了读者以十分轻松、快乐的愉悦。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充满着痛苦的纠葛，然而爱情本身总是无比美好、甜蜜、幸福和欢乐的，即使在黑暗的旧社会，面临着封建统治风雨如磐的无情压迫和摧残，必然要遭受到无穷的磨难，甚至落个舍身丧命的悲剧结局，也必须把自由爱情无限幸福和欢乐的本质表现出来。曹雪芹在宝黛爱情这个令人饮泪泣血的悲剧之中，使它充溢着许多欢声笑语，这就不仅为宝黛爱情增添了许多情趣，而且为这个悲剧增强了震撼人心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因为悲与喜、哭与笑、哀与乐，总是相反相成、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只有充分地写出喜、笑、乐，才可能达到强烈的悲、哭、哀的效果。
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你看，曹雪芹把宝黛爱情写得多么欢乐啊！当宝玉在黛玉那儿闻得一股令人醉魂酥骨的幽香从黛玉袖中发出时，“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笼着何物”，然后黛玉又拉扯上：“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惹得宝玉“将两只手呵了两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胁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被宝玉挠得“笑的喘不过气来”，忙笑着讨饶：“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饶便饶你，只把袖子我闻一闻。’说着，便拉了袖子，笼在面上，闻个不住。”
接着，他俩又“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贾宝玉讲了个笑话，说“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洞里有一群耗子精，要煮腊八粥，老耗派小耗出去偷红枣、香芋等果品，那个去偷香芋的小耗，说他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个香芋，众耗叫他变变看，他“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笑他“变错了”，他说：“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香玉呢。”“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说着，便拧的宝玉连连央告，说：‘好妹妹，饶我罢！再不敢了！我因为闻你香，忽然说起这个故典来。’”说到“故典”，恰好薛宝钗到了，宝钗接上说：“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该用故典之时，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的那样，你急的只出汗，这会子偏偏又有记性了。”（第十九回）
这些看上去似乎只是无关宏旨的嬉笑逗趣，实际上它不但不是庸俗的低级趣味，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宝黛的“木石姻缘”与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金玉姻缘”之间的矛盾冲突。庚辰本在黛玉说“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处旁批道：“的是颦儿活画，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故每不自禁自及之。”在宝玉讲到“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香玉”处，庚辰本旁批说：“前面有试才题对额，故紧接此一篇无稽乱话。前无则可，此无则不可。盖前系宝玉之懒为者，此系宝玉不得不为者。世人诽谤无碍，奖誉不必。”为什么“此一篇无稽乱话”，是“宝玉不得不为者”呢？因为贾宝玉正是借助这个笑话，向林黛玉倾诉了他的爱慕之情，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林黛玉“才是真正香玉”，她身上有一股无名“奇香”，对于贾宝玉有着“醉魂酥骨”般的强大魅力。就是在“此一篇无稽乱话”之中，它蕴含着多么丰富、复杂的情趣啊！这里面既有贾宝玉与林黛玉内心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憧憬和欢乐，同时也披露了“金玉姻缘”对他们自由爱情的威胁、破坏，乃至最后毁灭的可怕的魔影；既有青年男女情窦初开的天真、活泼、纯洁、可爱，又不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在他们思想上的侵蚀和羁绊，以致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又是如此的曲折、隐晦、微妙和蹊跷，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因此，这样的笑语趣谈，不仅是增加作品的情趣和愉悦性所必需，而且也是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作品的主题所“不得不为者”。
文艺作品有它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而它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必须通过美感作用来实现。只有首先感动人，才能深刻地教育人。而情趣，正是文学作品动人的琴弦。从我们上述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如何创造艺术情趣的浅陋剖析中，可以证明它并不像古代文论家说的那样玄乎其玄，它在文学作品中既然是客观存在，就必然是有迹可求的；如果要给它“下一语”的话，情趣，便是作家以丰富的想象，有趣的语言或情节，创造出来的一种动人心弦、耐人回味的艺术境界。
还是回到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所说的，他之所以要使他的《红楼梦》写得“深有趣味”，乃因“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可见他是相当自觉地要使他的作品摆脱封建理治的桎梏，从内容到形式都能适合“市井俗人”的需要，这正是曹雪芹所以能够创造出这么情趣盎然的伟大艺术珍品的最深厚的根源。它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是作家的母亲，不恰恰是一脉相通的么？！人民要求自己的文艺作品，必须打破任何理治的束缚和说教，反映人民自己的思想和情趣。这是一切作家充分发挥自己艺术才能的不可匹敌的动力和永不枯竭的源泉，也是文艺发展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1980年第3辑）
[1] 见庚辰本《石头记》第一回，以下凡引《红楼梦》原文，除特别注明版本者外，均系据庚辰本，个别字句采用俞平伯校本。
[2] 蒙古王府本第四十二回脂批。
[3] 引自庚辰本第四十三回。
[4] 引自庚辰本第十八回。
[5] 引自庚辰本第五十三回。
[6] 引自庚辰本第四十八回。
[7] 引自庚辰本第六十六回。
[8] 严羽：《沧浪诗话》。
[9] 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册。
[10] 李白：《寄远十二首·其十二》，舒芜选注《李白诗选》。
[11] 欧阳修：《六一诗话》。
[12] 恩格斯：《给马·哈克纳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
[13] 据清代百本张抄本，日本波多野太郎影印《子弟书集》，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6篇中国文学第6号。
[14]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
[15]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