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对贾府的兴衰变化，有一段概括的表述：“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废（笔者按：应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庚辰本）冷子兴的话是代作者曹雪芹传言。过去，对于这段话，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往往只从表面看到，这是贾府已经开始衰败并必然走向彻底灭亡的趋势。但是，为什么会如此，曹雪芹观察并表现出的这种社会现象，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有什么意义，却未深究。
冷子兴提出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生齿日繁”，一是一代不如一代。可是，“生齿日繁”，不一定就奢侈腐化，生齿日减，也不一定能俭省节约，清末豪门的独生子，一支大烟枪就可以把万贯家产抽尽。看到一代胜过一代，或者相信一代必然胜过一代，从这里可以导引出进化论。看到一代不如一代，或者悲观地感叹一代不如一代，却不能从中导引出“退化论”。不管哪个阶级，不管什么人，冷子兴也好，百余年后的九斤老太也好，如果在他或她的眼里看到了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并从而发出感叹，那么对这种观察和议论，总可以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整个趋势中，找到产生它的根源。至于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表现程度如何，则另当别论。冷子兴的这段话，从清朝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的，反过来又可证明曹雪芹从直接的生活观察中，触及到了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而“生齿日繁”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结果，就是他要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老实说，清朝的皇帝们早就注意到了，王公大臣们也注意到了，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们也注意到了。但是，由于立场和观察点不同，提出的解释和解决办法也各异，然而有一个共同点，谁也解决不了。曹雪芹当然更解决不了，但曹雪芹却挖掘得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更生动，通过人物精神状态的塑造，表现了这一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先暂停抽象议论，下边进入历史考察，然后再返回来。
二
“生齿日繁”一词，在清朝的官书和私家著述里，是经常见到的，而在小说里却不常见，特别是把它与书中人物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描写，更属罕有。何谓“生齿日繁”？翻成现代口语，就是人口越生越多。人口增加了，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反之，人口减少了，也如此。清朝早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但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问题”。
从明末到清初的一百多年间，人口有比较明显的增长趋势。明天启三年（1623），全国人口为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余人，然实际人数可能较此为多。从天启以降至崇祯末的二十年间，由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化，社会上处于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连年战争，饥饿频仍，肯定对人口的增长不利，且人口的流动较大，因此人口统计的真实性就靠不住了。顺治初年（1644）全国人口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人，比二十年前减少了近四千万，这当然不可信，但减少是可以肯定的。康熙统治的六十年间，由于全国逐渐统一，社会相对稳定，人口有明显增加，至乾隆六十年为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八口。一百五十年间，人口突破二亿大关，较明末增加三倍。嘉庆间突破三亿，道光间突破四亿，所以清末民主革命家就高呼四万万同胞了。曹雪芹于乾隆前期创作《红楼梦》，乾隆中期去世，正是人口突飞猛涨的时期，曹雪芹从生活中观察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种种征象，并体现在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中，就不是一个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真实被这位不平凡的作家捕捉到了，在文学领域里第一个提出了“生齿日繁”的种种问题并把它与特定的阶级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清朝，“生齿日繁”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八旗”特殊寄生阶层的膨胀，二是其他阶级、阶层的人口增长，所以这绝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清朝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既注意到后一方面，而主要的还是重视前者，这是由他们要保持满族阶层的特殊权利和民族优越地位决定的，因此，涉及前者，往往想得头头是道，涉及后者，往往是文不对题。这一问题，在顺治时期还不突出，到康熙时期，逐渐发展明显起来。雍正一上台，马上提出了问题。请看雍正元年（1723）三月给户部的上谕：
朕临御以来，宵旰忧勤，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广为筹度。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但向来开垦之弊，自州县以至督抚，但需索陋规，致垦荒之费浮于买价，百姓畏缩不前，往往膏腴荒弃，岂不可惜。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其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亦准议叙。务使野无旷土，家给人足，以副朕富农阜俗之意。（《九朝东华录》）
雍正企图在这里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地少人多，开荒解决。但这个矛盾没找准，所提解决办法也就不对症。当年的人口为一亿有零，各种生产地八百九十万一千八百七十九顷六十二亩有奇，按人平均，每人约八亩。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如果八亩地还不能解决生活问题，说得过去吗？显然，雍正对这个问题没看透。他进一步地考虑，经过了四年，又提出了一套办法。请看雍正五年（1727）给内阁的上谕：
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余年，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灾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临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同上书）
地少人多，老问题，又加上了个人多米贵，其实仍是一个问题。试问地哪去了，收的粮食又哪里去了？雍正回避了这个问题，妙想天开提出了米贵可以少吃饭，少吃饭既可降低米价，又合养生之道，“养生家以食少为要诀，所以颐神养和，亦所以节用惜福也”。再一个办法，不让南方人用谷养猪，谁用谷养猪就是“干天和而轻民命”。堂堂大皇帝，提出了如此的解决“生齿日繁”的问题的办法，实在太可笑了，真堪与“何不食肉糜”的故事相比“美”。雍正自吹他不是居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庸主，而是“有四十年阅历之雍亲王也”。然而他的阅历是精通于争权之术，对农民生计则一窍不通。他的老子康熙，为了观察水利，还敢于驾小舟于黄河险浪中亲自观测，他却只靠批阅秘密奏折过日子，还不像贾宝玉偶然有机会到了农村，多少知道点农村啥样子，让他解决“生齿日繁”的问题，只能闹出这样的大笑话。
如前述，乾隆时人口大增。雍正的馊主意没解决问题，事情自然地落到了乾隆的身上。乾隆七年（1742）春，雨泽未沛，有旱象，他趁机长篇大论地训起臣工来了，说百余年来，国家太平，你们都是没有作奸犯科的好人，但光是安分守己为自谋则不行，要懂得怀安即危机，要早作准备，心中有数，否则将来必有事随之。危机在哪里？老问题又端出来了：
御极以来，无日不思措天下于郅隆。今起视天下，太平果有象乎？八旗生计，固患不足，然但思八旗富足，所见亦小。天下百姓与八旗何异？俱当熟计而深筹之。其所为根本之计安在？从来教养兼施，而教即寓于养之中。今家给户足尚不能，何云礼教？……目今生齿益众，民食愈艰，使猝遇旱干水溢，其将何以为计？我君臣不及时筹画，又将何待？岁月如流，迄以无成，乃曰俟诸后人，不几为天下后世笑乎！似此因循苟且之习不改，竟与乡原无异，若听尔等为乡原，则朕亦一乡原之主矣。朕实赧焉。（同上书）
从乾隆这段话看来，他的头脑比雍正清醒得多，所以他不说肚子饥了可以少吃点以养生的昏话。他表面上也把八旗与百姓一视同仁，因为他们都得吃饭，老实说，前者要靠后者才会有饭吃。若换个地方，八旗与百姓依然界限分明，并非一家人。乾隆提醒臣工们，咱们可别都成了乡原，老百姓没饭吃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起来要饭吃，想作乡原也作不成了，那就必然会被天下后世笑。怎么办？办法想出来了。“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急讲。”广开资源，凡是山林川泽天地自然之利，统统用上。的确，仅此一着看，乾隆时期要比雍正时期好得多。雍正虽然鼓励官员们认真动员垦荒，但在他当政的前七八年，统治阶层动荡不安，密探遍布，抄家成风，一串串的瓜蔓抄，臣工们惶惶不可终日，说不定啥时候就被锁拿入狱或砍头，谁还顾得上让人去垦荒。而乾隆所看到的臣工们的乡原风，恐怕就是这种政绩的后遗症，因此，要解决民生问题，把“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以次修举”，就得先整整臣工们无所用心的乡原风。
乾隆的设想和措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若干成效，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乾隆在考虑这一问题时不是强调八旗与百姓一样吗？可是，过了十二年，即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红楼梦》的甲戌脂批本已经出现，乾隆却又把八旗的问题单独提出来，可见老问题仍在继续发展。请看乾隆怎么说的。
八旗奴仆，受国家之恩百有余年，迩来生齿甚繁，不得不酌为办理。是以经朕降旨，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见在遵照办理。至各省驻防汉军人等，并未办及，亦应照此办理，令其各得生计。所遗之缺，将京城满洲派往，而京城满洲亦得稍为疏通矣。著交总督喀尔吉善会同福州将军新柱，将彼处汉军人等，或亦照京城汉军之例，各听其散处经营，或将军标绿旗营兵缺出，将伊等转补。所出之缺，即将京城满洲兵派往顶补，则京城满洲既得以疏通，而本处汉军等，于生计之道亦得自由，诚为两便。（同上书）
乾隆先把百姓划出去，单独解决八旗的“生齿日繁”的问题。但是，这里讲的却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人多缺少的矛盾，即使出旗散处，人头并未减少，仍有生计问题。所谓缺，即是一个职位，是要食俸禄的，也是分等级的一种封建特权，从大臣到兵丁，依次按高低分享，不是一般的劳动就业的问题。何况，八旗也是分等级的，并非一视同仁。首先是满洲八旗，其次是蒙古八旗，再次方为汉军八旗。绿旗营连汉军也不如，最被清朝看不起。满洲八旗是清朝统治者依靠的根本力量，所以要解决人多缺少的问题，首先拿汉军下手，汉军转绿旗，满洲顶汉军。这样一搞，满洲固然暂时疏通了，汉军只好委屈点。不愿委屈么？好，听其散处经营，想干什么干什么，反正皇帝老子不另眼看待了，要说这是“于生计之道亦得自由”，真是哭笑不得。但还得“谢主龙恩”，从此去掉了奴仆的身份，“自由”了，自由去找饭碗。到哪里去找？社会上仍是人多粮少物价贵。过了五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又唱起了雍正的老调，“天地生财止有此数，生齿渐繁则食货渐贵。”再唱三年（1762），仍是“由于生齿日繁，物价不得不贵”。这距雍正那时已经三十五年，又回到原来说不通的办法。
乾隆偏袒满洲，设法为之疏通。无奈满洲不争气，世风日下，竟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了。乾隆气愤地说：“乃近来八旗生齿日繁，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以致出了一批“寡廉鲜耻之徒”，“应削去户籍”。不过，这里却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所谓“生齿日繁”者，在清朝皇帝老倌眼里，主要是指的八旗满洲的腐败问题，而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和核心。娇子不成才，怪谁？怪封建的社会制度，怪皇帝，用封建特权养活了大量的腐化堕落的寄生虫，这一趋势，直到清末越来越甚；它应该连皇帝也包括在内。乾隆及其乃父乃祖尚且想想这个问题其后的“不肖子孙”们则连想也不想了，所以只有死路一条，彻底完蛋。可是，当乾隆刚刚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的某些征象的时候，曹雪芹的《红楼梦》已传出了八十回，作者也随之夭逝了。曹雪芹用简单几句话，说出了皇帝几十年也说不清的话，自吹远迈千古的英主乾隆大皇帝，与一个小说家相比，实在可怜得很。
三
乾隆看到了满洲贵族要腐化，但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此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连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大学士李光地，也早就看出了这一点：
满汉分别，满洲生齿日繁，势不得不圈外地。百亩则失一人之产，千亩则百人，万顷则万人失业。今日圈地何下数十万顷？此失业之民将能安其室而无怨痛乎？旗下衣好食好，游手无事。民一投旗，则好帽一顶，好衣一身，靴一双，断不可少。何也？欲其异于齐民也。外边州县打旗人有罪……渠亦自以为应安坐而享福。其弊也，风俗侈靡……不能自给时，虽欲自己趁食，而一出境则为“逃人”，欲投靠则无主敢收。此旗人与人民两敝之道也。（《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八）
李光地是理学名家。按“四人帮”的逻辑，儒家大都说假话，但李光地在这里却说了真话，看出了满洲特权阶层的特点，他毕竟是南方汉人，所以不为满洲掩饰。其实，有的真正满洲，而且是“天潢贵胄”也能看到这一点。《啸亭杂录》的作者礼亲王昭梿说，“今生齿日繁，其从龙丰沛旧臣，尚不能生计富饶，而聚若辈数万人于京华，又无以令其谋生之道，其当轴者宜有远略欤？”（《汉军初制》条）这里指的是汉军，作者有民族偏见，很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大都是辽沈边氓、明之溃军败卒及三藩旧部，有损于旗籍的光荣，所以就请当轴者虑了。汉军不好，满洲也不见得怎样，为当轴者谋，还得说真话。“承平日久，休养生息，甲兵有额，而生齿浩繁。加以奸宄之徒，冒滥旗籍，故使闲者日众，不事生业，无不穷匮，虽国家屡有厚赉，难以博济其众。”（《八旗之制》条）
李光地讲的是“旗人与人民两敝之道”，而责任主要在旗人，他们夺人的田地，好衣好食坐享其福，被夺的当然无田地无衣食了。清初圈地二千五百万亩，若分给一千万无地之人，每人可得二亩半。大官僚徐乾学家占地万顷。有个大地主号称“亢百万”。土地都高度集中在这一小撮人手中，老百姓只好沦为佃户。皇帝们喋喋不休地讲什么人多地少物价贵，在这里不是有很好的答案吗？可是皇帝们却找不出答案，是真不懂还是掩盖了贫富贵贱的矛盾。昭梿讲的同李光地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更进一步的独到之处，指出了对大量的不事生业的闲者，国家还要不断“厚赉”他们。清朝的确如此，对有功之臣圈地以赐，已经够厚恩了。可是他们奢侈无度，地上出的还不够用，干脆连地也卖了花。皇帝为了照顾他们，只得动用国库把地赎回来，然而赎回来还卖，往复循环，永无止境，这不能表面地用“殊失国初浑厚之风”来解释，还须更进一步。
得天下以前的满洲贵族，过的是军事奴隶主的游牧生活，他们的物质生活享受的来源，主要依靠战争，进行军事掠夺，六次入关，就是这个目的。掠到掠不到，掠多掠少，那得凭强弓快马的本事拼出来，因为深知此中的艰难，想无限度的挥霍也不可能，所谓浑厚淳朴之风，指的就是这个，并不是勤俭节约，奴隶主从来就不懂勤俭节约。得天下以后不同了，完全按封建社会的一套等级制度封爵位、定官职、发俸禄，论功行赏，于是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特权人物。有了封建特权，享受就来之甚易，用不着提着脑袋上马，不动手不动口什么都来了，京城的皇宫，外地的行宫，大小王府，深宅大院，较之蒙古毡包强多矣，谁不贪求。不仅本人享受，而且可以家传世袭，有的可袭五次，有的可袭十次，有的可世袭罔替。皇帝的儿子是亲王，亲王的儿子是郡王；还有什么贝勒、贝子、国公、将军一大堆，生一个就是一个特权单位。世袭的越来越多，现任权贵层又越来越扩大，于是形成了寄生阶层人口的膨胀。剥削者多了，被剥削的负担当然加重。居京城一府用人上千名，放外任则带奴婢几百人，他们的衣食也取资于老百姓。由此看来，“生齿日繁”的具体内容不一样，老百姓生一口只需一个饭碗，贵人家生一口得要上千个饭碗。老百姓家生娃娃，最多也就几个，贵人家不同，康熙光儿子就生了三十五，再加上金枝玉叶的公主们，这才是真正的“生齿日繁”，大量创造寄生虫。后者夺了前者的饭碗，于是天下不太平。
话要说回来。“生齿日繁”是一个社会问题，清初百余年人口的确增加了很多，这是社会相对稳定和恢复发展的结果之一，仅此而论，就不能说清初的皇帝和大臣们都是糊涂虫。要全面研究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太广，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笔者涉及这个问题，目的在于探讨《红楼梦》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和深度，所以多从皇帝们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限制了对这一问题全面理解。即使个别人能较全面的理解到了，仍然不会彻底解决。要彻底解决，只有一条路，革命，把封建社会推翻。推翻封建社会以后，还会有“生齿日繁”的问题，那是现代意义的人口问题，已与解释《红楼梦》不相干了。
四
前面，从历史发展的个别侧面谈到“生齿日繁”的问题，现在，可以返回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问题上来了。
“四人帮”鼓吹的“三突出”原则，曾被人发挥论证成“古已有之”的原则，连《西游记》《三国演义》都运用了“三突出”。按理推论，《红楼梦》是后来者，大概也不会例外。我想，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他自己的原则，即以他的“半世亲睹亲闻”为基础，“取其事体情理”，“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以表现人生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他大概不欣赏“主题先行”的高论，未必然是先研究了历来皇帝们的上谕和私家著述，才按照那种调子去写《红楼梦》的，否则他若先有一个“生齿日繁”的现成结论在胸，以为这就抓住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和题材，然后到生活中去找例证，那样《红楼梦》就会变成传声筒，曹雪芹也就不成其为曹雪芹了。“生齿日繁”的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皇帝和臣工们能看得到，学者们能看得到，小说家曹雪芹在观察人观察生活的过程中也会看得到。也可以这样说，他所观察和描写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命运，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同这个社会问题有着纵横的牵连。反过来说，曹雪芹让冷子兴说出的那段话，是以大量的生活真实作基础的，所以他从中得出的结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结论不一样。
曹雪芹所看到的贾府的“生齿日繁”的问题，主要矛盾是“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腰包越来越空，势必走向山穷水尽。贾家虽称望族，但人并不兴旺，几代男女主子加在一起，也只和康熙的儿子数目差不多，而男女奴仆的数目却十倍之。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家庭靠什么生活？似乎从来没人认真算过一笔账。林黛玉、薛宝钗都从表面看到了这一点，探春还暂时搞了点小改革，贾琏梦想着发几万横财救急，贾珍看到了三千两地租就摇头，但谁也不去想前因后果。贾府仍按老谱过日子讲排场，可它却没有足够的财源。贾府是世袭贵族，宁国府传至贾蓉已五世，荣国府传至贾赦已三世。世袭的收入不如现任丰厚，而且依次递减，又无额外收入，这就形成了入不敷出。贾府只有一个现任官贾政，乃工部员外郎，芝麻大的五品京官，每年正俸银八十两，米四十石，再外加恩俸一倍，总起来还不够荣国府上下的一个月的月银，其余十一个月怎么开销？有的谈《红楼梦》的材料说，贾府每年主要靠若干万两地租银过日子，那倒是很像刘姥姥信口开河，想当然耳。宁、荣两府的庄子二十个左右，应是按爵封赏的圈地。贾家为公爵，按品级不应有那么多庄子，其中有一部分，当是土地集中化过程中兼并来的。按封地规定，每一大庄，四百二十至七百二十亩，半庄二百四十至三百六十亩。都算成大庄，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五千亩左右。当时一般地价每亩三两银子左右。老传统，一亩地价三年租，因此每亩货币地租应在一两银子左右。按当时京东一带正常年景的亩产量，好点的也不过二百斤左右，大部分低于此数，交租大多占六成左右，也就是百十斤。而一石（百斤）小麦的价钱一两半银子左右，一石白米比这稍低，一石杂粮只一两左右。贾府的地租全算成银子，每年不过一万五千两左右。贾珍估计一年进五千，一看才来三千，相差近一半，就作难了。荣府应倍之。全年地租加贾政的俸禄再加世袭的俸禄，恐怕还不够修大观园买杂货的用项，你看作难不作难？现任官当然比贾家财源充足，但世袭却是现任的末路，如果官运不终，被抄家或杀头，那就连这个末路也没有。试问这样的阶级还会有好的历史命运么？
曹雪芹对贾府“生齿日繁”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描写，是非常真实非常深刻的，但曹雪芹比其他任何谈“生齿日繁”问题的人更独到之处，却在于从精神状态上看到这个寄生阶级的腐朽与没落，而这恰恰又是那种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个寄生阶级在豪华的生活中，变得一代不如一代，用民间通俗的形象说法是“黄鼠狼生耗子，一窝比一窝不值钱”。封建社会末期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政权，而它那个阶级的绝大部分成员，却越来越对他们的国家政权、阶级命运不关心，甚至对自己家庭的命运也不关心，浑浑噩噩，过一天算一天，完全没有生气，没有理想，没有进取心，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处于没落时期共同的精神状态。贾府宁、荣二公为主子马上争天下，立下了功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他那个阶级所需要的英雄主义。可是到了第二代，就默默无闻了，完全躺在老子的功劳簿上享清福。第三代的贾敬中了进士，却退出是非场，想白日飞升当神仙，对他那个阶级完全失去了信心。贾赦追求享乐，无所作为。贾政虽为官，但听到了“流寇”杀了林四娘，他和清客们却不为国家分忧，居然当作风流之谈来吟诗作赋了，这和贾宝玉《姽婳词》中责问的“何事文武立朝纲”的昏官，有什么不同？至于第四代的贾珍、贾琏、贾环之流，都已堕落成名符其实的败家子，“不肖子孙”。贾宝玉倒是颇有心于世事的，但他追求的却不是这个阶级的前途，而是要摆脱这个阶级的束缚，归向另一个道路。一个阶级虽然“生齿日繁”，然而却面临着后继无人之危。似这等生死关谁人能躲过，作为一个阶级，面临着它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崩溃趋势，它的成员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历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曹雪芹真正感受到并且表现出了这种历史命运，对于“生齿日繁”的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
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曹雪芹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生齿日繁”的问题，他是从生活中看到，由于“生齿日繁”的不断发展，各种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不同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很少的一部分人抢占了大多数人劳动的成果，而在不断占有的过程中，使自己走向了“断子绝孙”的绝境，更多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渐走向“抢田夺地”的险途。曹雪芹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但说他完全或根本不了解这一点，恐怕不符合事实。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思想深刻的大作家，长期地流落在农村，在农村里写《红楼梦》，在《红楼梦》里或多或少地要触及农村问题，口头上说他们是“盗贼”，一写到具体的农村人就亲切可爱，这是否有点哑谜作用？），但从他的描写里，的确使人相信，“生齿日繁”的问题掩盖着复杂的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因此任何把这一问题单纯当作人口增加的问题来议论，并企图妥善解决，都是不可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有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办法才能解决，所以“生齿日繁”的问题，当时谁也不可能根本解决。但是，只有曹雪芹的细致描写，才更符合这一社会问题的历史真实面貌，对于后世读者，才更具有认识历史的深刻意义。古代的一位作家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确不容易，然而，其中的关键大概只有一个：说真话。曹雪芹如果说了假话，固然也可能成一个小说作者，但他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读者，违背了良心，永远也沾不上现实主义的边。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