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迄今已有30年了。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必将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同时还会增添一些新的重要的体制要素，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一、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

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规定，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①这两个重要规定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并随改革推进而不断深化发展。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允许产权重组和各类财产融合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②，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先富”发展到“共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除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外，这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依然是成立的。

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蕴含着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已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党中央随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决议和意见等，各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十九届六中全会对这一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作了高度总结：“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③

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已经悄然发生重要变化。我国改革的出发点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如何走出传统经济体制，稳妥引入市场机制的作用。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的视角已经转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已构成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这个国家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现代化从一个重要侧面看就是一曲“市场经济的凯歌”（李庆余、周桂银等，1994，74页）。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市场经济的要素逐步发育成长。一是形成充分竞争和机会开放的环境，而中产阶级的崛起、健全的法治和现代产权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形成全国统一和广阔的市场，使生产和消费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螺旋式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全美铁路网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三是企业家群体的快速成长。历史学家布尔斯廷（中译本，2018。143页）在分析企业家在美国现代化过程中作用时指出：企业家是美国“在迅速崛起的城市中个人发迹与公众生活的提高、个人创业与公众兴旺发达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建设者”。四是逐步形成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如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发明和专利权；反垄断，进步时代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以及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它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要素，如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为政府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等，这些制度要素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要素共同成长，并为其构筑基础结构，使其具有不同的面貌。

新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新要素、新变化，或者一些已有的体制要素（如共同富裕）的分量加重了，都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思维产生重要影响。一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快速向前推进，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组织形式渗透到各个领域，这些都会对信息流动、产权形态及组合方式、生产者、消费者和组织的行为等产生重要影响。钱颖一（2022）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使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五对关键关系发生变化，这五对关系是：目标与过程、激励与约束、集权与分权、市场与政府、政府与法治，从而也会对改革产生影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品质，不仅追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而且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如尊严、自由选择、公平公正、法治等等，这些都会对经济体制提出新更高要求。

外部冲击也会对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近几年有两个强烈的外部冲击：一是关键核心技术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关键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的“断供”不时袭来，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自主可控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二是新冠肺炎疫情世纪大流行，持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深超出了最初的预期，严重影响到人民生命健康和经济健康发展。这两大外部冲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

适应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能容纳和激发新发展要素，能够平衡重要关系。创新和绿色是新发展阶段两个具有革命性的发展要素，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迈向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驱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能够充分激发潜藏在千百万人中的智慧，能够激励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能够引导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这就需要在知识产权的创造、扩散、运用和收益，以及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为创新和绿色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新发展阶段需要平衡两大关系，即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与仅仅考虑发展与安全的某一个方面相比，统筹发展与安全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新发展阶段，发展仍然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但同时要加重安全的分量，保障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自主可控。同样，与仅仅考虑“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某一方面相比，平衡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做大蛋糕”始终是“分好蛋糕”的基础，如果蛋糕不能做大，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话，就会滑向共同贫困。但“做大蛋糕”并不能自动保证“分好蛋糕”，还需要强化一些体制变量来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平衡这两大关系，最重要的仍然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又回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上来了。

二、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线索

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内外部环境、面临的挑战等都有很大的不同，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可以沿以下三条基本线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基础。

根据十九大的战略安排，我们已经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来谋划新发展阶段的改革。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力：一是促进现代市场经济要素的快速成长，使我国尽快迈上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各种形态资本的长处，形成相互支撑和补充的所有制结构；统一大市场，开放机会和公平竞争，保证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处于动态优化配置状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化解社会风险和个人风险，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和选择自由；等等。这些要素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已经存在，要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使它们进一步发育成长。

再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习近平总书记（2021，第64页）指出：“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具有说，新发展阶段的改革要巩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公有制主体地位得到科学确立和更好体现，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等。

总之，新发展阶段的改革，要把促进现代市场经济要素快速成长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党的领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第二，适应数字经济新形势，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命题在新发展阶段仍然是成立的。不过，从长时段看，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类似钟摆的运动（Pau De Grauwe,2017）。因此，要依据环境条件变化和应对挑战的需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动态调整。

需要明确的是，新发展阶段，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空间都拓展了。一方面，市场的作用空间扩大了，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需要开拓新增长空间、寻找新需求、激励科技和组织创新。而市场由于在处理复杂信息和容纳多样性方面的相对优势，可以比较灵活和有效地适应这些新变化；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空间也在扩大，这是因为大国竞争、科技自立自强、生态和环境保护、经济安全、共同富裕等因素的分量明显加重，这些都需要政府力量介入，以有效解决这些具有政治性、全局性、外部性的重大问题，为国家总体发展、社会整体福利和市场经济运行奠定稳固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摆脱政府与市场作用此消彼长的思维定势，建立起二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第三，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科学驾驭“资本”。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④，这标志着我们党对资本，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必将对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这一本性内在地驱使资本成为一个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矛盾体。一方面，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的作用”（马克思，中译本，2009，第90页），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中译本，2009，第91页）；另一方面，又导致集中和垄断、劳资矛盾、金融膨胀、贫富差距，成为现代社会弊病的一个重要根源。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资本的活力，充分发挥它在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动员和配置生产要素、激励技术和组织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又要有效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科学驾驭资本，包括构建充分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用法治的力量规范资本的行为，等等。可见，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而又科学驾驭“资本”，是新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条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57-19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李庆作、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钱颖一：《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五个关键关系》，《比较》2022年第118辑。

Pau De Grauwe,2017.TheLimitsoftheMarket.UK:OxfordUniversityPress.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8页。

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

胡家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问题》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