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以《外交事务》2022年3/4月号刊发的《美国制造的敌人？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A Rival of America's Making? The Debate Over Washington's China Strategy）一文为代表，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大辩论仍在继续进行。从约翰·伊肯伯里、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董云裳（Susan Thornton）、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约瑟夫·奈到林碧莹（Bonny Lin）、何瑞恩（Ryan Hass）、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傅瑞珍（Carla P. Freeman）、理查德·哈斯，美国战略界出现了不少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理性声音。他们主张美国应当将精力集中于自身发展，反对用“冷战”和“遏制”的基本逻辑来框定对华政策，呼吁政府更加审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呼吁重视中美“接触”与合作，主张两国进行高层对话、危机管控和全球治理合作。

其中，以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新生代中国通白洁曦的《中国陷阱：美国外交政策与零和竞争的危险逻辑》（The China Trap: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erilous Logic of Zero-Sum Competition）一文最有代表性。该文指出，专注于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正在“损耗”美国的外交政策，基于零和博弈的“条件反射”式反华“政治正确”及其带来的强硬政策，使美国陷入了“中国陷阱”，忽视了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这一阶段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政策反思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美国今年以来经历的三场危机息息相关。

第一场危机是“俄乌危机”。在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看来，拜登政府在这场危机中应对得当，美国军队没有直接卷入这场战争，却通过经济战、信息战、政治战等其他方式彰显了美国力量，美国进一步整合了西方国家，激活了北约，同时增大了威慑中国的筹码。然而，在理查德·哈斯等战略家看来，和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外交动员能力相比，俄乌危机已经让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落暴露无遗，世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加入对俄制裁的行列，而中俄的战略合作使实力远不如苏联的俄罗斯有了同美西方分庭抗礼的资本。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变化既有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驱动，同时也是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导致的必然后果。面对俄乌危机，美国不仅在战略上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还不得不面对国际体系掌控力大幅衰落的困境。

第二场危机是“台海危机”。“佩洛西访台”这场“不明智的”政治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超出了美国战略界的普遍预期。在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等看来，“大陆方面通过史无前例的军演、射导、舰机穿越海峡中线、发布白皮书等方式，赢得了处理这场危机的主动权”。这场危机让美国看到了中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决心，看到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利害关系，也让美国意识到“面对美国主动的挑衅之举，大陆的强硬反制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激发周边国家的战略焦虑，更多国家在该问题上选择站在了中国一边”。这场危机也让美国战略界看到了美国大战略被台湾问题过度绑架的危害性，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林碧莹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应当明确一条原则，如果未来台独势力主动挑起事端，那么美国对台的承诺将是无效的”。

第三场危机是“内政危机”。今年是美国的中选之年，2020年美国大选给美国政治和国际形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尚未消除，2022年中选进程中的“堕胎权”之争、共和党“特朗普化”、“海湖庄园搜查事件”又给美国党争加剧、政治极化、社会冲突增添了新的导火索，国内危机持续发酵。一旦民主党中选失利，拜登总统未来两年施政将面临巨大掣肘，会直接影响到2024年大选。而“选举时间”临近也使美国民众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外交议题的关注，更加聚焦经济、控枪、移民等国内问题，这也为降低对华政策的敏感度提供了契机。在约瑟夫·奈等战略界人士看来，美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并非外部挑战，而是“重振自身的民主”。一个内部分裂的美国不仅会逐渐丧失领导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软实力，也会增大盟友伙伴对美国外交政策稳定性的质疑。而在麦克尔·布雷内斯和范·杰克逊等人眼中，冷战思维和大国竞争战略无助于解决美国民主最迫切的问题，反而会加剧美国的衰落。

虽然这一阶段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政策反思多是由具体议题推动，多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需求和战术调整需要，这种理性反思的声音也没有实质性改变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主轴，但它对下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三个重要启示。

其一，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仍然在持续进行。“理越辩越明”，美国不乏超越冷战思维束缚、立足世界发展大势而思考的战略家，也拥有一批不被“反华政客”裹挟、坚持独立思考的“中国通”，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给两国战略界提供了重新认识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契机，而相互依存的现实、互利共赢的历史为两国学者思考中美关系的未来、引导辩论的走向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其二，观念是政策的先导。政策调整相对容易，但观念的转变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特朗普的“贸易吃亏论”等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反华论调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美国基层民众的民意，奠定了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政策底色。拜登执政以来虽然在多个领域采取实质性举措清除“特朗普主义”给美国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无意纠正上述涉华认知偏见，成为对华政策难以转圜的一大根源。

其三，“危”与“机”相辅相成。危机下的反思往往能够成为转“危”为“机”的动力。50年前，苏联对中美之“危”促成了中美破冰之“机”；9.11发生后，国际恐怖主义之“危”促成了中美反恐合作之“机”；奥巴马时期，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等一系列全新的非传统之“危”促成了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全方位的合作。面对新时代一系列传统的、非传统的安全挑战，是把中国当合作伙伴携手治理，还是继续把中国当对手、对真正的安全威胁视而不见？答案在这场对华政策辩论当中，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当中，其对中美两国、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