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灾害史研究中人文化与非人文化倾向论争直接关系到其学科属性的认识与定位。从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进展看，灾害史研究中自然科学家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也曾经一度影响到灾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2000年以后经过历史学家介入才有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充分交融，灾害史研究中也呈现出综合灾害史、减灾技术史、灾害文化史、灾害社会史、灾害经济史及区域灾害史等多个分支方向齐头并进的迅猛发展势头。重新检视灾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基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问题，并从灾害史研究所体现的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灾害与社会相关联、历史与现实相对应的学科特点出发，提出了灾害史研究本质以自然属性为主的新观点，解释了灾害史研究中非人文化倾向的论断误区。
关 键 词：灾害史研究 人文化倾向 非人文化倾向 自然回归 科学转向
作者简介：卜风贤(1966-)，男，甘肃静宁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灾害史、农业科技史研究。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灾害书写及其文献体系研究》(18BZS154)。
灾害史研究中虽然注意到了因为研究主体的文理学科分化所导致的人文化和非人文化倾向[1]，但有关这种人文化非人文化倾向的主体力量，即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学术贡献并未进行充分讨论，由此引申出来的灾害史学科归属问题迄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论定方案。如何理解灾害史研究中的人文化、非人文化倾向，既需要站在学术史角度辨析讨论问题的根源，也要重新审视几成定论的灾荒之国①、消极弥灾等认识问题②。这些问题与中国灾害史学术历程息息相关，也会影响到灾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灾害史研究兴起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科学力量
灾害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极为迅猛，过去几十年间就已经由零散的个人探索转向大团队研究的学术道路。仅从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目录看，灾荒史研究也是历史学科中举足轻重的一个研究方向③。
目前中国的灾害史研究并无学科藩篱约束，研究者可以在历史学下之专门史领域内做荒政史、灾害史、慈善史、减灾史、灾荒文化史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可以在断代史领域内做各历史时段灾荒史、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内做综合灾荒史、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做区域灾荒史等专题研究；或者在经济史、科技史学科做相关的灾荒史研究，灾荒经济、粮食安全、灾害规律、减灾措施等问题多是在此种学术背景下取得一系列成果的。相比1930年代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时期的灾荒史研究局面而言，如今的灾荒史研究不但成果数量多、研究方向多、研究团队力量增强，大项目研究和大型成果的推出也很多，灾荒历史文献整理、历史灾害时空分布规律研究、灾荒与社会互动关系探讨构成了过去几十年灾害史研究的基本内容[2]。与此相反，有关灾荒史学科建设的专门研究和总体思考略有欠缺④，灾荒史研究者一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学科属性为历史学，可是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根本查找不到灾害史的立足之地，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4月更新)》中历史学(06)下仅设考古学(0601)、中国史(0602)和世界史(0603)三个一级学科，而在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及名称代码表》中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则分为八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按照历史学惯例，专门史下一般有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等方向，厦门大学专门史1988年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韩国磐教授带领下以经济史为主攻方向。此后的专门史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分别有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即使作为国内灾荒史研究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李文海先生带领下作了大量开创性灾荒史研究工作，但其公布的六个教研室中迄今依然没有灾害史专门机构。这种冷清局面与历史学领域灾害史研究的热度相比反差极大，虽有灾害史研究却无灾害史学科名目。究其原因，或许与灾害史研究的主体对象——自然灾害的基本属性有关。
灾害史的研究对象以自然灾害为主体，这与一般以人为主的历史研究有显著不同，考察灾害史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历史学只是灾害史研究的方法及手段，而自然科学与灾荒史研究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
在灾害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关注和研究探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灾害史专题研究角度看，早期的成果多集中于灾荒史概论、历史灾荒发生原因、水旱等灾害的发生及灾情演变等方面，竺可桢、丁文江等杰出科学家在灾害史研究方面都有重要论著成果⑤。这对其后的灾害史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带动和影响作用，以至于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灾害史研究领域的诸多开创性工作都是由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来完成的。如历史灾害资料汇编方面各大江河水系洪涝灾害资料的整理汇编多是在水利水电科学院等专业水文水资源机构的组织领导下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各省、地、市、县集中力量整理自然灾害资料，成为地方干部领导群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战胜自然灾害的重要工作内容。大量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使得灾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倾向，这不仅仅体现在早期灾害史研究成果中自然科学研究者的论文数量较多，也体现在灾害史研究观念与方法具有浓厚的自然科学色彩。从1920年代关注水旱灾害的历史特征，直到2000年左右研究各种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灾害史的研究路径一般是在史料整理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特别是数理分析方法进入灾害史研究领域后一度出现“非人文化”的发展态势，大量的研究成果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做出来的，灾害史研究队伍中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属于绝对的主力阵营。2004年，夏明方针对灾害史研究中的这一文理学科分化局面而疾呼历史学家积极参与灾害史研究，“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仅就国内学者而言，——迄今也不曾像麦克尼尔所说的那样‘扮演较重要的角色’。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业已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历史学家们所作的贡献殊属微薄。”[1]2006年，第三届全国灾害史学术会议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当时会议筹办方的主要目的就是邀请尽可能多的历史学家参与其中，而这次会议也被后来的灾害史学者屡屡提及并把它作为灾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界标——更多历史学者由此以后加入到灾害史研究队伍中并不断壮大发展。
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的灾害史百年历程时，如何评价和定位20世纪近百年时间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灾害史研究工作，是一个颇有难度的事情。
20世纪中国的灾害史研究中自然科学工作者热情高、成果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的灾害史成就，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迄今都被视为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但是，面对极其庞杂的自然灾害问题，历史学家既没有系统的灾害观念认识，也不具备专门而深入的自然灾害专业知识，面对扑朔迷离的历史灾害乱象往往无所适从，不能从历史灾害过程中解释灾害机理，也不能从灾害与灾害、灾害与饥荒的关系中作一些比较可靠的定量分析，历史学家除了对个别灾害类型予以定性考察外，研究的重心则脱离灾害事件转向救荒与荒政史研究。所以，在灾害史学科发展中出现文理分化现象不仅仅是研究队伍的彼此疏离，也是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格格不入的结果。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科学工作者毅然决然扛起了灾害史研究的重担并孤军奋战，代表性成果有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等《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这些灾害史的科学研究从历史灾害资料处理的科学量化、灾害史研究内容的科学体系建构到灾害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等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历史灾害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谓历史灾害的科学研究，就是将历史灾害资料作为科学研究的一般对象，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解读历史灾害资料。因此，灾害史研究中大量的历史文献得到整理汇编和初步利用，灾害史研究的方法手段不断更新，技术性大大强化，研究视野进一步放大，不仅研究各种灾害问题，还把灾害与天文结合起来研究自然灾害的宇宙背景和太阳黑子活动成因⑥，把灾害与地理地质结合起来研究地气耦合关系⑦，把灾害与经济波动、社会稳定和王朝兴衰结合起来研究历代社会变迁的灾害机制⑧。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采用Δ14C资料、Sunspots资料研究历史灾害问题并取得诸多成果[3]，特别是最近1.1万年来Sunspots Number序列的重建和近1万年来高精度Δ14C数据测算[4][5]，为开发利用祖国灾荒文化资源提供了有益启迪，也促使我们通过建立历史灾荒数据库以揭示古代灾荒资源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的努力，不仅带动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参与灾害史研究，也使得灾害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日渐提高。在推动灾害史研究起步和发展中，自然科学工作者居功至伟，功不可没。
但灾害史研究还需要符合史学规范，还需要做更多的灾荒史料考辨甄别等基础性工作，还需要在灾害社会史、灾害文化史、灾害经济史等方面做进一步探索研究，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而言确实容易在这方面出现一些错误和疏漏[6]。因此，目前中国的灾害史研究中还面临诸多困难，如一度备受关注的长时间序列历史灾荒数据库的构建和历史灾荒文献的信息化处理，在最近几年的灾害史研究中又有再度勃兴之势。但历史灾害计量分析必须符合科学流程，这就要求灾害史数据库建设工作不仅仅要做灾荒资料的汇编整理，还要做历史灾害事件的逐次核定，只有从文献记录以来的灾荒事件逐次核定做起，梳理不同文献中有关同一次灾荒事件记录的史源关系，校订每一次灾荒事件的时间、地点、灾情、灾害过程、救荒减灾等要素，才有望建立比较可靠的历史灾害序列。首先在以县为单元(县级政区)基础上做历史灾害事件的逐次核定，然后做历史灾害事件等级量化，最后才是计量分析。历史灾害事件的逐次核定，应充分利用五行志、一统志、省志、府志、县志、政书、笔记、实录、档案、碑刻等资料，按照历史灾害事件的时空特征、种类、灾情编订类目，再做等计量化。做好这项工作，费时费工，需要得到灾害史学界的普遍认同与分工协作才有望建立资料全面、信息可靠的历史灾害数据库。
对灾害规律性的把握，是建立在长序列、连续性强的信息资源基础上的一项特殊研究工作，个中问题直接阻碍了历史灾荒文献整理利用和灾害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历史灾荒文献信息化处理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合理的信息量化的标准和方法，面对数以千万计的灾荒文献资源，信息量化标准必须具有灾害学理论基础，信息量化方法必须简便可行。
客观地讲，灾害史料辨识过程中出现错误或遗漏在所难免，并无历史学和非历史学的专业界别。历史灾害信息量化要求史料全面、准确、可靠，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够全面、完整地清理历史灾荒文献资料，甚至断代的灾荒资料或者某一方面的灾荒资料也未能符合这样的规则要求并圆满完成。目前所见较为全面的灾荒史料汇编有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贾贵荣等《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第一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于春媚等《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第二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来新夏《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集·灾异志》(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民国赈灾史料初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民国赈灾史料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民国赈灾史料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李文海等《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从灾害史料的文献学来源看，历史灾害文献大概有正史《五行志》、方志《五行》《灾异》，以及儒家经典、诏令奏议、类书、古农书、档案、报刊等类型[7]。而目前建构历史灾害序列的工作或偏重于五行志资料，或偏重于救荒文献，少有人能够先做扎实的灾害资料汇编工作，集各种类型的灾害史料于一体然后进行计量分析。所以，就现有灾害史的计量工作而言，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资料的全面性没有很好地解决，遑论资料考订、计量方法等更本质的灾荒史研究工作。即使经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灾荒数据库，在灾荒信息量化方面没有进行分等定级的信息处理，也不能贸然采取计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历史灾害的规律性认识。所以，历史灾害研究的基础工作中，基于历史学准则的资料整理仅仅是初步工作，影响历史灾害研究结论的关键因素还有灾害史料的识别判定和选取适当的计量方法[8][9]。也许因为这样矛盾交织的学术形势，夏明方于2004年指出：“历史学家的长期缺场以及由此造成的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乃至某种‘非人文化倾向’，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研究院陈业新再次表达了对夏明方“非人文化倾向”的认同与赞许：“如此，不仅不利于全面厘清历史灾害的真实情状，而且有悖于灾害史研究的初衷，削弱了灾害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10]
二、灾害史研究与科学史的内在逻辑关系
灾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以见载于历史文献的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和生物灾害为主，与科学史研究密切相关，且与农学史、医学史、地学史等学科有一定程度的内容重合。现在总论灾害史研究的一些文章坚持认为灾害史研究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但从灾害史的发展历程看，灾害史研究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有差别的，并非对等关系。自然灾害的本质特征的确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两面性，但自然灾害首先具有自然属性，是气象灾害、生物灾害和环境灾害，灾害的起源滋生和灾害载体都是自然物质，只有灾害的成灾对象是人文社会和生命财产。灾害的自然属性是首要的前提性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灾害的自然属性决定了灾害的发生过程、危害程度、成灾对象、灾害时间、灾害地区等灾情要素，还会进一步影响到灾害的社会反应、灾害应对等减灾救荒要素。
辨别灾害属性中的人文与自然属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灾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20世纪灾害史中存在明显的“非人文化倾向”已被学者充分论证并得到学术界肯定，但很少有人反问何以出现这种“非人文化倾向”？难道仅仅是历史学家的“缺场”这么简单吗？即使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缺场”导致了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那么历史学家何以缺场如此重要的灾害史研究领域？早在1930年代就有《中国救荒史》这样的显赫著作，何以后来的几十年间历史学家反倒对灾荒史研究不感兴趣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对灾荒史研究中“非人文化倾向”问题的回答，须立足于辨析灾害史学科的自然属性。在20世纪灾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气象灾害、生物灾害和环境灾害的历史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然科学学科特征，气象学家做水、旱、风、雨、雹、霜、雪等灾害史研究，生物学家做蝗灾史、病虫害史研究，地质地理学家做地震、沙尘暴等灾害史研究，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很难对各种灾害资料进行专业整理和专门研究，即如虫灾下就有螟、蜮、蟊、贼等多个名目，《诗·小雅·瞻昂》中列举螟螣蟊贼之虫，《吕氏春秋·任地》记录螟蜮为害，若非熟知昆虫学知识则极易混淆文献，出现解读错乱。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灾害史研究领域兴起的谱分析等数理分析技术更加强化了研究工作的科学难度，这是历史学家难以参与其中的又一重要原因⑨。
从过去几十年的灾害史发展历程看，基于历史文献的灾害规律性探索和灾害发展衍化特征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科学史特征，而经历了灾害史的科学内史研究，灾害史才逐步转向灾害社会史、灾害文化史和灾害经济史等灾害外史的进一步拓展研究[11]。这样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科技史领域先有内史再有外史的研究路径极为相似[12]。因此，基于自然科学的灾害史研究是中国灾害史发展的必然阶段，期间虽然表现出一定的“非人文化倾向”，但这是灾害史学科发展中的必由之路，既非灾害史发展之缺陷，亦非历史学家无缘无故缺场之结果。窃以为，夏明方当时敏锐体察到灾害史研究中人文学科的潜在力量才提出灾害史研究中非人文化倾向一说，其主旨在于促进灾害史研究中人文化倾向与非人文化倾向互补兼容式的综合发展，并无所谓扬此抑彼的文理分化意图。至于后来蜂拥而上的人文化倾向引申论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灾害史学科发展阶段的臆断和误判，明显脱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灾害史研究的时代背景而遽下论断。但是漠视灾害史研究发展的特殊阶段和灾害史研究的自然属性，不能就灾害史研究中非人文化倾向与人文化倾向的关系予以准确判断的话，过度助力灾害史研究中的人文化倾向也会事与愿违，非但人文社会学科的灾害史研究更加偏离灾害史的主方向，即使灾害史研究中遗留至今的灾害信息量化、历史灾害序列重建、灾害规律分析、灾害链、巨灾事件等基本问题也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在灾害史研究的内史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之前，即使充分鼓动历史学家参与其中也不可能遏制或阻止非人文化倾向，这是20世纪前中期灾害史研究实践所揭示的学术历程；灾害史研究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既是对人文化倾向的呼唤，也是对非人文化倾向的肯定，乃至有可能进一步调和，促进灾害史研究中的内史、外史研究兼容并蓄，人文化倾向与非人文化倾向并向而行且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灾害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样的趋势迹象在目前的灾害史研究中已经有所表现，自然科学家的灾害史研究更加明显地向灾害社会史、灾害经济史、灾害文化史方面倾斜，历史学家的灾害史研究也跨越既有的楚河汉界，大张旗鼓地建设历史灾害数据库并推行大数据利用研究和灾害史料计量分析方法的改进革新。
三、灾害史研究的科学转向
灾害史研究的内史价值是由灾害史研究的特殊性决定的，即历史灾害事件的自然属性和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性。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灾害学建构历程之后，灾害史研究面对“非人文化倾向”问题时就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予以解释应对：灾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倾向”并没有削弱灾害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是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的阻碍性因素。在目前灾害史研究中呈现显著人文化倾向的学术趋势下，非人文化的灾害史研究仍然需要给予足够重视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只不过，在今后的灾害史研究中应该更多关注于人文化研究与非人文化研究的协作与合流。
因为灾害史研究具有内在的非人文化特性，基于现代灾害学基础的灾害史研究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
第一，历史灾荒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利用。自然科学家殚精竭虑的灾害史研究成绩之一就是对历史灾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成果最多，影响极大，但遭受历史学家的批评也最多。近年来，随着大数据资源建设的兴起，史学家开启了灾荒文献整理利用的新局面，现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13&ZD092)、“近代西北灾荒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34)、“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都是由历史学家承担重任。这些重大项目既是对过去自然科学家所作灾荒资料整理工作的继承和延续，也是基于历史灾害事件的基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在灾害史研究的“人文化倾向”和“非人文化倾向”相背而行的情况下，历史灾害文献整理工作中出现了自然科学家与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有机融合，亦即“人文化倾向”与“非人文化倾向”的相向而行。其中，过去自然科学家所面临的困难、出现的问题依然存在，历史灾害大数据建设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在资料完备而信息准确的历史灾害数据库建构完成之前，任何的灾害史量化研究都存在一定缺陷；即使充分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源建构完成历史灾害数据库，期待进行科学的历史灾害规律的计量分析也不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灾害史研究中的史料整理和信息量化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工作，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是，问题愈多、困难越大，也就具有更加突出的科学研究的挑战性。这个工作并不是几个项目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几个学者能够承担的任务，需要灾害史研究者持续地开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工作。
第二，历史灾害的计量分析。历史灾害计量分析是灾害史料整理后的必然工作，但是如何进行灾害史的计量研究则颇多争议。过去的灾害史研究中大多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偏重于历史灾害的量化研究，历史学家则致力于历史灾害文献的旁征博引和定性论述。甚至当历史灾害时空分布的计量研究空前泛滥时，我们不得不提出灾害史研究的固化现象，并以灾害史研究陷于瓶颈而对此做法予以大肆抨击。究其原因，有一定自然科学训练的农业科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等专业研究人员开展灾害史计量分析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简单化做法，或者简单地将某一区域的灾害文献记录转化为数字信息并进而计算其频率密度，或明知资料不足却没有进一步搜罗文献并仓促量化分析推出成果，或依据现有资料所作历史灾害时空分布的规律性研究结论与已有成果之间基本属于大同小异甚或完全雷同，诸如此类的研究工作极大地削弱了自然科学专业人员从事灾害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并一度备受历史学家的诟病非议。这是自然科学家在灾害史研究中经历的曲折历程，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灾害史研究中的无助局促。它告诉我们：灾害史研究具有科学史属性并需要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是简单的资料解读完全不是灾害史研究应该表现的方式手段，灾害史研究既需要自然科学知识的引导判断，更需要扎实的历史学功底去梳理资料并做实证分析。利用不完整的数据贸然进行不科学的计量分析，比起没有科学知识的灾害史料堆砌罗列式的史学范式更加荒诞不经。
在灾害史计量分析中前人已经作过多种探索，有些方法经过验证有一定可行性，有些方法虽公诸于众但反响平平，今后的灾害史研究中应从科学史方面做更多的探索性创新性工作，以适应今后的灾害史研究形势。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研究院陈业新近年的一些工作很有意义，他在前期历史灾害文献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转向灾害史计量分析并有所成就[13]。他的这项工作的意义是：历史学专业的灾害史研究者转向自己并不熟悉并不擅长的历史灾害计量研究方面并作出了很好的文章，这对长于数理分析的自然科学专业的灾害史研究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更是一个科学史领域开展灾害史研究的很好范例，同时也告诉更多的年轻一代的灾害史研究者，历史灾害的计量分析不管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去思考，抑或从历史学角度去考察，都是一个极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灾害史研究方向。
第三，历代减灾技术史研究。在科技史学科点选灾害史研究为学术方向培养研究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新近出现的尝试摸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科技史学科已有多年以灾害史研究为选题方向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经历。与历史学领域开展灾害史研究略有不同的是，科技史学科选题研究灾害史问题时都会更加倾向于减灾科技史方向。这是学科的要求使然，也是灾害史研究中急需拓展减灾科技史研究的必然结果。
减灾科技史研究包括历史时期蝗灾防治、水灾治理、旱灾应对等各种灾害的预防与控制，这些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具有很突出的技术史要素，作为科技史学术成果名至实归。如汪志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以近代安徽为例》(南京农业大学，2006年)、于国珍《清代陇东地区自然灾害与农耕社会》(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汪宁《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旱荒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等。但是相对于历史学学科领域的灾害史研究，科技史方向的减灾科技史势单力薄，应者寥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史学科对灾害史研究的认同与定位。虽然历史学家明显地将灾害史研究区分为自然史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和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并将自然史方面的灾害史研究区分于历史学门墙之外，但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科技史学科领域向来对灾害史研究漠然置之，既没有进行明确的学科界定，也没有从学科理论方面对灾害史研究进行学科解释和附属招安，即使在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科技史研究重镇相继有人从事灾害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下，灾害史的学科定位依然颇多尴尬。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除了个别长期坚持灾害史研究的老师还能培养灾害史方向的研究生外，其他更多科技史工作者则基本在学科史和科学史其他方面开展工作，反倒很少介入灾害史领域。
在突出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并进一步推进其科学转向的过程中，也要理解和解释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制度陷阱”。在开展中国灾害史研究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即灾害发生后并不一定出现饥荒，而不合理的制度却是饥荒发生的根本原因。饥荒理论对研究大跃进大饥荒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⑩，林毅夫认为1958-1961年大跃进运动及其灾难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1958年秋季集体化运动由自愿转为强制[14]，此后也引起了一系列热议(11)。但是通考中西方灾荒史就会发现，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机理中具有明显的技术导向(12)，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即使制度不变，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粮食产量水平所能承担的幅度的话，饥荒的发生也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明清时期饥荒遍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科技瓶颈而不是制度陷阱。当我们将中国灾荒史的问题症结聚焦于科技因素时，就会在灾荒与科技之间构建起一条沟通彼此的桥梁通道，也会在中国灾害史的科学转向问题上找寻到更加坚实的立足点。因为灾害的本质属性以自然为主，历史灾害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就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灾害史研究中表现出的非人文化倾向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注释：
①马罗利(Walter H Mallory)《饥荒的中国》(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中提出“灾荒之国”概念，概指中国灾荒特征，遂被中国灾荒史研究所关注。China Land of Famine英文版由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于1926年出版，吴鹏飞翻译的中文版《饥荒的中国》于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②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中将历代救荒思想划分为“消极之救济论”与“积极之预防论”，其中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后世常规性的救荒措施一概归入消极救荒策略。这一论断是基于防重于治的灾害观念而确定的，即如邓云特所言“惟其内容有属于事后救济之消极方面者，有属于事先预防之积极方面者”。详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205页，上海书店1937年版。
③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NSSFC)官网的重大项目数据中，研究灾害史的项目有龚胜生主持的“《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研究与编制”(12&ZD145)、夏明方主持的“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13&ZD092)、温艳主持的“近代西北灾荒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34)、周琼主持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等。其他以灾害史为主题的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更是数目众多，每年都有相当一批灾害史研究项目立项。
④灾害史概论性成果在1980年代以前也有相关论文，如李迪《我国古代人民同地震斗争的历史》(《科学通报》1977年第4期、第5期)、岳定《我国地震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红旗》1977年第9期)、郑斯中《气候对社会冲击的评定——一个多学科的课题》(《地理译报》1982年第1期)，但灾害史研究的理论思考还是1980年代灾害学出现后才有专门论著出现，代表性成果有张建民等《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许厚德《论我国灾害历史的研究》(《灾害学》1995年第1期)、卜风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杨鹏程《灾荒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赖文《应重视古疫情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年第8期)、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高建国《论灾害史的三大功能》(《中国减灾》2005年第1期)、余新忠《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刍议》(《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4期)、闵祥鹏《历史语境中“灾害”界定的流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0期)、陈业新《深化灾害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⑤丁文江是中国杰出地质学家，1935年在Geografiska Annaler发表“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 in Shensi and the Supposed Desiccation of N.W.China”一文对水旱灾害史作了探讨。竺可桢也开展过一些灾害史研究工作，如1920年代发表于《科学》的《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论祈雨禁屠与旱灾》、《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等论文，以及分别发表于《史地学报》、《农林新报》的《中国历史上之旱灾》、《二千年来之荒歉次数》等，都是灾害史研究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方面的奠基之作。除此以外，一批自然科学家对多种灾害分别作了专门探讨，既有对历代灾荒概括论述的专题研究，如李仪祉《黄河根本治法商榷》(《华北水利月利》1923年第2期)、吴福桢《中国重要农业害虫问题》(《江苏省建设月刊》1931年第6期)；也有基于水、旱、风、雨、蝗虫地震等灾害事件的科学解读，如存吾《地震之研究——地震之科学的解释及二十四史五行志中之地震观》(《地学杂志》1921年第4-7期)；还有对历史灾害发生频次的计量分析，如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
⑥参见高建国《海洋灾害、大气环流和地球自转的关系》(《海洋通报》1982年第5期)、灵提多《太阳黑子活动与宁夏山区旱灾》(《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2期)、肖嗣荣《自然灾害群发性及可能成因——以17世纪华北地区为例》(《灾害学》1987年第1期)、高庆华《试论地球运动与地质灾害及自然灾害系统》(《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1988年第18号)，以及王璐璐等《环渤海地区旱涝灾害与太阳黑子活动、ENSO关系的统计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1期)、刘静等《中国历史时期重大疫灾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气候变化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16年第1期)。
⑦参见孙根年、黄春长《关中盆地地—气系统灾变的节律性及耦合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3年第4期)，郭增建、荣代潞《从地气耦合讨论某些天灾预测问题》(《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4期)，高晓清、汤懋苍《天灾成因的一种新认识》(《自然灾害学报》1995年第3期)，以及郭增建等《地气耦合与灾害的某些讨论》(《西北地震学报》1991年第1期)。
⑧参见魏柱灯等《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2014年第3期)、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新进展》(《地理学报》2014年第9期)。
⑨但这里有个例外情况，兰州大学历史系袁林长于灾荒史研究并有逾百万言的《西北灾荒史》出版，且获得国家“***”工程奖，学术界评价甚高，但袁林《西北灾荒史》中采用自然科学家擅长的谱分析技术对历史灾害史料进行量化研究，研究方法完全脱离史学领域既有的灾害史范式。对这一现象，灾害史理论研究中也应予以关注，这对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历史学界整体“缺场”灾害史研究领域具有典型意义。
⑩参见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Z2期)。
(11)参见赵国杰等《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袁开智等《验证〈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农业危机〉中的博弈论假说——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对农业产出影响的定量测算》(《农业技术经济》2008年第2期)以及田晴《集体化导致的农业危机——基于博弈论和多任务分析角度的解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6期)。
(12)参见卜风贤《传统农业时代乡村粮食安全水平估测》(《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农业技术进步对中西方历史灾荒形成的影响》(《自然杂志》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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