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松厓

曹雪芹的《红楼梦》在绵绵二百年里，一直广为流传，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评论著述浩如烟海。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现象是绝无仅有的。曹雪芹的这幅卓越的现实主义的画卷，早为俄国汉学家所重视，这就不足为怪了。远在19世纪初叶，这部作品就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红楼梦》抄本传入俄国的情况

1820年俄国第十届传教团启程前往北京，随团前来的Е.Ф.季姆科夫斯基，系亚洲司官员，他受命在华购置书籍，供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和亚洲司图书馆，以及拟议中的“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院”收藏。在所购的书中有两部《红楼梦》，一部是四函，价格昂贵，用了八两白银[1]，为亚洲司图书馆所用；另一部也是四函，比较便宜，只用了一两五钱银子[2]，送到伊尔库茨克。这两部书在“1821年在北京所购汉文、满文书籍一览表”中均有记载。其中第一部被称为“描写一个满清豪门家族兴衰的讽刺小说”，第二部则被称为“爱情故事”[3]。

1821年，俄国传教团抵达北京，团长名叫П.Ц.卡缅斯基，系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早在1794年至1807年间曾来过中国，他精通中文，收集过许多汉、满文书籍。Е.Ф.季姆科夫斯基不懂中文，于是就向这位专家求教。估计，购买《红楼梦》一书，可能是卡缅斯基所荐。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的《红楼梦》老版本中，还有萃文书屋本，上面有卡缅斯基用18世纪旧式笔法书写的题词：“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刷馆出的[4]，书名《红楼梦》。”卡缅斯基在书中所作的眉批（主要是一些词的俄译）表明，他认真读过这本书；书中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批注，说明卡缅斯基给俄国其他传教士读过。估计，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红楼梦散套》，也属卡缅斯基所收藏。书上有卡缅斯基的亲笔题词：“中国小说《红楼梦》之歌曲——用中国音调谱成。”可以断定，卡缅斯基得到的版本，以及季姆科夫斯基遵照他的建议所获得的版本是俄国最早的《红楼梦》版本，为俄国图书馆《红楼梦》一书的收藏奠定了基础。

1830年第十一届俄国传教团由彼得堡出发，前往北京。传教团团员也对中国书籍颇有兴趣，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书。

这一届俄国传教团里有四名学生，其中两名对《红楼梦》很有兴趣，他们是А.И.科万科和П.库尔梁德采夫。

А.И.科万科（生于1808年）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他访华的目的是研究中国的地质，进行“地磁观测”。为了从事这项工作，首先必须掌握汉语。他在后来写道：“需要尽快学会口语，但又无法经常同中国人接触，为了学习汉语，我开始读《红楼梦》，这本书是用地道的口语写成，因此正合我意。”[5]А.И.科万科的选择再正确不过了。《红楼梦》的语言的确优美生动。А.И.科万科还认为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称得起是一部中国人生活的百科全书。他在给矿业工程师总部主任的报告中写道：“我关心主要的课题（指矿业、农业和手工业——引者按），但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颇感兴趣，为了更多了解这方面情况，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楼梦》。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喜庆节日，婚丧嫁娶，消遣娱乐，官吏宦官的舞弊，奴婢的机诈，中国人（应指中国当时的贵族官僚——引者按）的贪婪和淫佚，还有母亲迎接做了皇帝妃子的女儿的时候的那种排场——这一切书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迎女儿的仪式实在滑稽。为了迎女儿回娘家过几个小时，竟然要筑起亭台楼阁，还要引来潺潺流水。总之，奢华之物，应有尽有。母亲要跪下迎接女儿，还要在一间专门屋子里给女儿叩头。女儿只有步入母亲的内室，才能像一般女孩子见了亲生母亲那样给母亲叩头。父亲要给女儿鞠躬行礼，但不能看女儿一眼，因为他只能在房间的帘外给女儿鞠躬。“如果把这本书译成俄文，那么，那些想了解中国人习俗或希望学习汉语的人将受益匪浅。”[6]

可惜，他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尽管如此，А.И.科万科仍尽其所能向俄国读者介绍了小说的某些篇章。1836年，他从中国回国后，以德明为中文笔名，以《中国之行》为总题，连续写了10篇随笔，刊登在1841—1843年间俄国一家主要杂志《祖国纪事》上。文章得到了В.Г.别林斯基的赞赏。[7]第十篇随笔是介绍中国教育和科举情况的，科万科把他自译的《红楼梦》第一章头半部分附在了第九篇随笔之后。[8]

在1830年年末来北京的第十一届俄国传教团里，对《红楼梦》感兴趣的非止一个科万科，他同来的伙伴中有个叫Л.库尔梁德采夫的学生也从中国带回一本八十回的《红楼梦》抄本，这本罕见的抄本目前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9]

苏中两国学者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合作影印的正是这部难得的抄本。

俄国和苏联汉学家对《红楼梦》的兴趣和研究

据我们统计，在苏联图书馆中，保存了60多种刻本《红楼梦》及其续集和以《红楼梦》为题材的作品的老版本，有10个本子是萃文书屋的稀有本子，其中有一部分与一粟等人在《红楼梦书录》里介绍的不全一致。有的本子上还有眉批和夹批，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叙述。由此可见，苏联藏的《红楼梦》的各种木刻本，大大超过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各国的收藏。

中国文学杰作《红楼梦》一直是后来传教团和外交使团里的俄国汉学家阅读的对象。1840年曾随第十二届俄国传教团来到中国十年的В.П.瓦西里耶夫（1818—1900）后来在《论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藏书》一文中写道：“《金瓶梅》通常被誉为（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其实《红楼梦》更高一筹，这本书语言生动活泼，情节引人入胜。坦率地说，在欧洲很难找到一本书能与之媲美。据说，这部小说是在一个王府里写成的，小说出版之前，其抄本售价十分可观。”[10]这位著名的俄国汉学家赞扬这部作品语言优美，称它是中国小说之最。在1880年出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概论》，他也介绍了《红楼梦》，并同样赞扬这部佳作。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1919年，当苏联还在遭受着饥荒和破坏的艰苦日子里，彼得格勒城出版了《世界文学出版社书目·东方文学部分》一书，书中一一列举了值得译成俄文的优秀作品，其中有《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等。

《红楼梦》的俄文译本是1958年才问世的，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共两集，译者是В.А.帕纳休克，他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方面有相当的经验，《红楼梦》里大量的诗文则是由Л.Н.孟列夫译成俄文的。《红楼梦》的俄文译本，是此书的欧洲语言本中第一个最完整的译本。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Н.Т.费德林为该书写了序言。他阐述了《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名著中的地位，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他说，虽然《红楼梦》贯穿着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但是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作者始终忠于生活真实，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主要人物形象。

从20世纪60年代起，《红楼梦》可以说是许多苏联汉学家研究的对象。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外国文学》杂志1964年刊登了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Л.Э.艾德林的文章，题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曹雪芹》。[11]艾德林的论述很深刻，他认为“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能像《红楼梦》那样鲜明地揭示行将灭亡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特点和流弊”。作者得出结论说：“曹雪芹的书告诉我们，即使一对互相爱恋的青年男女得以结合，也未必能得到幸福。在这个生育他们的腐朽、自私、贪婪的世界里，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是孤立无援的。”

同年，李福清与孟列夫写了题为《前所未闻的〈红楼梦〉抄本》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介绍了Л.库尔梁德采夫带回的小说手抄本，并对苏联图书馆收藏的这部作品的一些旧版本作了简要的介绍。[12]

不久，О.Л.菲什曼在《中国讽刺小说》一书中，对《红楼梦》进行了评述。作者认为《红楼梦》是一本具有启蒙主义的生活题材的小说，“在这里，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是同伤感地维护人的感情，维护摆脱了家庭和社会束缚的人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13]她还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些活生生的人，他们具有复杂的心理世界，有各自独具的特点”，但同时又是具有概括意义的典型。作者指出，“曹雪芹登上了心理描写的真正高峰”。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О.М.林林开始专门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她于1972年完成了候补博士论文《曹雪芹小说〈红楼梦〉的新主人公》，根据论文的材料，她为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的学生编写了专门教程——《曹雪芹和他的小说〈红楼梦〉》，1972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О.M.林林称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位与尊孔社会的固有观念相抵触的崭新的正面人物。小说有意把宝玉父亲和宝玉的性格对立起来，宝玉对内心世界自由的追求经常冲击着父亲的宗法道德观念。林林认为“小说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以宝钗胜利、黛玉失败而告终。但是宝钗的胜利不啻是失败，而黛玉的失败却是永恒的胜利”[14]。

苏联研究人员是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研究《红楼梦》的。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汉学家兼画家Л.斯乔夫介绍《红楼梦》里的服饰和人名的象征意义[15]，这是一部内容新颖的著作。Л.斯乔夫一生研究中国服装史，他认为《红楼梦》人物的服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服饰犹如一幅图画，反映一个人的本质和他经历的世海沧桑。

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的Т.Б.阿拉波娃则写过一篇题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瓷器使用的依据》的文章，这篇文章，与上述斯乔夫的著作一样，是从文物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的。

苏联在收藏和研究《红楼梦》方面，还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情况，限于篇幅，不能尽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俄国和苏联汉学家在研究曹雪芹这部杰作方面，已进行了一定的工作，目前还面临着更多的工作，包括苏联收藏的这部小说的早期版本的考证和对《红楼梦》综合全面的专题研究。我们认为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苏联、中国红学家的合作，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业已开始。苏、中联合影印1832年Л.库尔梁德采夫带到俄国的《石头记》抄本就是一个例子。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概述

现在出版的这个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是第一次影印问世，这个抄本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29年前名“亚洲博物馆”）抄本部（“中国抄本和刻本新收藏”号码B.107）。这是中国以外发现的唯一的《石头记》抄本。

抄本没有总题，但几乎每回都有两个标题，先是书名，后是本回回目。大部分章回的书名是《石头记》，在第9、16、19、39、40这五回中没有写书名，只有回数。在第10回作《红楼梦》。另外，在63、64、72三回回首写的是《石头记》，回末又加写了“红楼梦卷六十三回终”等字样，据此，可知这个抄本的底本是作者生前流传的本子，是属于早期的抄本。

此抄本共35册，80回。在第二册和第三册之间缺了一册，该册包括第5、6两回。因此，原先的抄本应是36册。在第一册封面的左上角贴着标签，上面有“第11柜，第1架，第18号”褪色墨水字迹，同时还有В.М.阿列克塞耶夫用铅笔写的早期笔迹“中（国）抄（本）”，还有用淡墨水写的“B.225”，“1937，第147号”的字迹（后又被划掉）。此处和下面用淡紫墨水写的签名是20—30年代抄本收藏工作人员汉学家K.K.弗鲁格所写。标签左上角还有一个现代使用的图书号码“B.107”。除此之外，右上边写着用黑铅笔划掉的模糊不清的像是“僧院”的一个俄文词。在右下角还有一个标签写着模糊不清的符号和图书号码“Л.163”，这是B.М.阿列克塞耶夫用铅笔写的早期笔迹，在下面的边上有褪色墨水写的第13号。封面的背面有两个笔迹笨拙的汉字“洪”（显然是库尔梁德采夫的“中国姓”）。

在最后一册封底也有第一册中所标明的书柜、架号和编号，也有用铅笔写的“中”“抄”等字，在中间还有褪色墨水写着“Се，Ⅻ，NO，13”和“B.138”“清册编号419”。第17册和第24册上都有带有编号B.107的标签。

每册还打上了“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16]1953年清册，编号141”的印章。从第21册开始每册封面上有В.М.阿列克塞耶夫用铅笔写的手迹：Л.130。

根据这些签字可以确定抄本的下列历史事实。此抄本显然是Л.库尔梁德采夫于1830—1832年在北京获得的，保存于北京传教团或为库尔梁德采夫个人所藏，抄本的编目是十二类中第13号，也很可能是俄国科学院图书馆早期分类。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这一抄本才为亚洲博物馆中国资料收藏工作人员В.М.阿列克塞耶夫（后来的院士）见到，他在抄本上做了些铅笔标记，写上了他编的藏书号（Л.163，Л.130），1937年在清点抄本总数时，一位新的收藏工作人员K.K.弗鲁格对抄本又编了147号和图书编号B.225和B.138，根据编号和前后抄本号码的不同，可以断定，最初这些册子是分散保存的。1953年重新清点时（由М.Л.伏尔柯娃主持）抄本编成141号和图书编目В.107，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发现1937年清点的册子（只是在1953年清册中提到过），因此抄本怎样从北京得到，后来又如何落入亚洲博物馆的，目前尚不清楚。

列藏本每册都是中国方式装订，线装。书角都用灰色绸布包角，每册的封面和封底都用结实的棕黄色的纸，内衬一张薄的带格纸。每册上角用黑墨水在脊背标上每册的回数。抄本的开本为16.5厘米×25.5厘米，每页（半面纸）8行。在1—40回、46—48回、52—56回、58—61回中，每行16个字，在41—45回、49—51回、57回、61—79回中每行是20个字。版心尺寸是12.5厘米×17厘米。看来，每行按20个字抄写的章回，其抄写人可能是力图为将来出版使用才这样抄写的。但主要抄写人（下面用字母A来代表），却并不严格地遵守这一规格，他抄写的一些行，字数18—24个不等，但看他抄的章回里平均还是每行20个字。

抄本以清高宗乾隆的《御制诗》第四、五集为衬纸，《御制诗》每页9行，每行17个字。在重装时，《御制诗》的两头已被切去了部分，《御制诗》是“内府刊”本，通常是用中国桑皮制造的白而软的纸印刷的，而这个《御制诗》则是用的与列藏本同样的竹纸。抄本每册平均50页，第5、6回的一册已丢失，册子的编号是用的阿拉伯字母，而不是中国数字，显然是欧洲人（俄国人）写的而不是中国人写的，第23册第50回末尾的结语已失。第29册第65回只有本回开头的1—3页，其余部分被错装入第30册和31册，因此，第65回的第4—17页前半订入了第67回第9页的后面，而第17页后半则被订入第68回第12—13页之间，第77回中第25页反面已失。第79回则实际上包括了第80回，即抄本中此两回未分开。

35册共1752页，而失落的（不算丢失的第5、6回）只是两个半页，即第50回和第77回回末的半页。

可以认为，抄本是先抄好，然后用《御制诗》作衬纸，装订成册后再切齐的。根据是：

1.有许多回的回首和回末还留有贴上去的小纸签，上面写着“石头……回”，“下回……”。这些标签只有在一页页抄好后，开初放成一堆，而这一堆里是按插入的纸签分回，或是原先装订的抄本已破旧，需要重装时才用得着这样。

2.有些页的上面有符号标明页码乱了。如第32回第8页后半写着：“下文错，该在四篇后”，在第9页前半又写着：“此篇在四篇前”；在第12页反面写着：“下文在八篇前”，在第13页前半又写着：“此篇在八篇之后”。但在装订好的册子里都没有这些页码打乱的情况。所以这个本子是一个重订本，初订时边上标出的错在这里都已得到纠正。但并不是每一处都纠正了。如第48回第2、3页位置颠倒，但并没有标记，所以错误并没有被发现，在重订时仍然留下来了。

3.还有一个事实能说明这是一个重订本，即第65回分散装在三册里，很难设想在最初装订时会出现这种错误。

4.抄本中，特别是开头的一些册子，许多页纸版心揉得破旧不堪（这点正说明许多人读过此书），尤其是前面一些册子中批语甚多，为表示欣赏又打了许多密点的书页（第14回后就没有这种标点了）就揉得更破旧不堪。破旧的纸页粘贴在衬纸上，但衬纸并未被揉坏，这说明抄本和衬纸不是同一次装订的。

5.许多眉批从上面大约切掉了半个汉字，切掉的最明显的痕迹可以从第25回和第29回的眉批中看到。眉批写在最初装订的抄本上，后来重装时，抄本的纸边不齐，需要上下切齐，就发生了以上现象。

6.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是重装的，即有些纸页现在的装订线与旧装订线痕迹不合。如第38回第7、9页，旧装订线在另一处，因为这些页的反面还保留着旧装订线的痕迹，同时这条线上下有开初装订时的线眼。

以上所述，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个本子是经过两次装订的，在重装时以《御制诗》的纸当衬纸。《御制诗》和抄本用的纸是一样的。抄本的年代大约可以确定不会晚于18世纪70年代中期。

抄本是由几种不同的笔迹写成的，笔迹有以下几种：

A.笔法刚劲的自由楷书，常常变为行书。这是抄本的主要笔迹。由此人写的是1—4、7、8、11—15、17、18、23、25—28、35—38、41—45、47—51、57、65、66、69、70、75—78等回。（其中77回第13页和78回第25页、第27页前半不是他写的）

B.笔法平稳匀称的楷体。在第9、10、16、19（除1—2页以外）、22、29、31、32、39、40、52—54、58等回。

C.同前者相似的楷体，但较瘦小，字迹略长。在第20、21、24、30、33 （第1—6页前半）、56（第1—15页）、59—63、67、71、74、79（第7页后半第2—8行是另一种很纤细的笔迹）等回。

这三位抄写者抄写了全书的绝大部分，以下抄写者的笔迹也偶而见到，只是在个别场合使用。

D.纤细清秀的楷体，字迹瘦长，横笔倾斜。在第33回（第6页后半—16页），46、55（第1页）、56（第16—28页）、68、73等回。

E.笔画很粗的楷体（使人觉得好像用木笔写的）。在第34回（1—2页前半），55回（2—26页），64、72等回。（尽管抄写者并没用木笔写，这仅是字体的特征）

F.笔画稍粗的楷体（同样使人觉得是用木笔写的），在第34回第2页后半—24页。

G.有力的行书。第19回第1—2页。

H.相似于A的笔迹，但写得较整齐。在第77回第13页，78回第25页。

我们在1964年的第一篇文章里分出四种笔迹，现更仔细地观察抄本，又分出四种笔迹，但这后四种笔迹在抄本中使用较少，一般用于补充遗失之处。

抄写人A最纯熟，他没有抄写人B那种使用简笔字抄写的习惯，但B特别小心拘谨的抄写，又可看出他的书法不太老练。其他抄写人大部分使用不标准的手抄体，其中包括人名，如“夗央、代玉、宝玉、宝钗”，当时抄写人A和B写的是“鸳鸯”“黛玉”“寶玉”“寶钗”。当然，这些抄写人（除A和B写以外）也常用其他的通用字体如“、咲、园、个”来代替“過、笑、園、個”等字。抄本的各部分做了大量改正，改正之处形式不一，最常见的是两种：第一种，漏掉的字补写在右侧，并带上括号，然后指明补的位置。在第7回第1页后半第6行和第14回第3页前半第二行，这两处缺字用朱笔补写的。第二种，是先划去错字，然后改写在右侧，很少改在原来的字上面的，有时抄写人及时发现了错误，就划掉了错字，写上正确的字，有时也可能是划掉了整行字改的。经常还用S形的符号来纠正写颠倒了的两个字，表示要互换位置。另有一种情况是，一行或几行字（如第34回第15页前半6—7行）打上了“凵”记号，这表明必需删去的文字。有时改正注在页边（如第40回第13页前半第6行；第44回第8页前半第7行）。也有由于音近而误，改正者就把没写全的笔画补上去，如“到”改为“倒”，“丸”改为“纨”，“免”改为“勉”，“细致”改为“细緻”，等等。

另一种特殊情况是抄错处用纸条粘盖上，并写上正确的文字。改错的其他各种形式在影印本上都可以看清楚，唯独粘贴后改正的地方和粘贴后未改正的地方，原来的文字看不清楚，因此，我们在这里全部列举出我们看清的被粘贴的字。第2回第5页后半第8行贴掉“御史”，上面什么也没有写，按正文应是“塩御”；第14页前半第2行贴改为“百”字，第7行“罕”贴改为“突”；第3回第22页后半第6行“偏僻”；第16回第10页反面第3—4行“凤姐忙//让吃酒令其”；第17回第15页前半第4行“香栏”；第19回第13页前半第7行“何处吃饭多早晚回来又代”；第17页前半第3—4行“多给你母//亲些银子他也”（前4个字原文是“我一心只”），第5行“好说又多”（贴掉了“说一个钱”）；第20回第4页前半第2行“热”；第22回第1页前半第4行“凤姐说二十一日”；第24回第24页后半第6行“问道”；第30回第1页前半第5行“又无”；第7页前半第2行“睄”（在“缝兜”两字之后）；第31回第3页前半第8行“欢”，第8页后半第2行“说着不觉滴下泪来袭”；第39回第11页前半第3行“去洗了澡自己排了两件”；第46回第12页前半第6行“说就说已经给了琏二爷了大老爷就不好”；第53回第19页前半第3行“西边合面设列着”；第55回第7页前半第6行“百两”；第11页前半第8行“听说方”；第20页前半第7行、第20页后半第1行“议论说大//家省事罢另要有没良心的主意吴大//娘”；第56回第24页前半第8行—第24页后半第1行“贾母之后//至”；第58回第3页前半第1行“虽”；第60回第5页后半第3行“好”（贴改的只是字的左半边）；第61回第7页后半第7—8行“我和他说句话小燕悄笑道太急了横竖等来日//就来了只”；第63回第23页前半第1行“且说尤氏令贾㻞等接贾母王夫人贾珍等”；第67回第14页后半第4行“混过去了妹妹别”，第8行“呢认真的果有鬼你”；第23页正面第2行“忙笑道”；第24页前半第7行“叫”；第25页后半第7行“且”；第26页前半第7行“越气”“娶”；第26页后半第1行“兜”，第2行“道你二爷在”；第68回第12页前半第5行“贾”，第6行“下”；第16页前半第6行“跪”（贴改的只是右半边的字）；第71回第14页前半第3行“渐”；第72回第10页后半第1行“是姊”；第76回第18页后半第1行“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扪”。

从抄本中改错的数量大致可以看出抄写人的水平。现据笔迹，将改动情况列表如下（表内除去抄写人F、G、H，因他们抄得极少）：

我们认为抄写人A抄得最好，其次是B，再次是D，这种情况，只要看一看上面这个表就很清楚了。

抄本的另一种情况，是把不少简笔字或俗字、错别字改成繁体字或正确的字，如第57回中“云”改为“雲”，“国”改作“國”，“画”改作“畫”，“听”改作“聽”，“处”改作“處”，等等，例子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抄本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第32、57—60、66、67、70、76—79（此回包括第80回）等回里大约每隔1页便可有规律地发现在正文旁有直角的记号，页的上边经常还带一细线条，这些记号与正文无关，因为记号常打在句子中间，打在一个词的两个字中间，甚至打在一个名字的中间，这些记号每隔20字×16行后就有，这说明它表示了下次抄写的开头。这就如该抄本中那样，一页16行（一面8行），每行20字。这正好说明开始的格式一行是16字，后来抄写人按照格式一行接近20字。这第二个证据说明抄本是第二次抄写，很可能是准备刻字出版的。

也许，还有一种改动形式可以证明这点。大家知道，中国小说在分回时，每回的结束语一般都是“且听（看）下回……”。抄本中某些改动证明，小说作者把这些句子看作小说回末结尾的老程式。第21回第19页前半结束语为“商量何事且听下回”，最后一字“回”改为“册”，因而这句话就成为：“商量何事且听下册”。像这样把“下回”改成“下册”的，还有好多回，另外还有好多回的结尾，是把“且听”改为“且看”。这种改动，证明了作者在选择是否保留传统的说书的形式来划分章回，或是采取一种新的形式，这里作者已经不掩饰他是在写书，而不是讲故事，这书将按章回、册子来划分，因此，作者面对的已不是听众而是读者。作者的这些意图表现在第54回结束语“再看下回分解”和第62回“且听下册分解”中，这里已不是改过来的字，而是直接写“看”和“册”了。这种改动虽然只反映在部分章回里，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任何一个抄本，也没有任何一种版本曾出现过这一特征。

还有一组改动能确定抄本的某些重要方面，如第51回中经常把“只”字改作“这”，在第52、53、56回也有这种改正。在第56、57回中又见把“这”改作“只”，在第55回中又见到把“这”改作“至”。同时这种改正在不同的抄写人中都有（如抄写人A、B、C、E都有），因此我们发觉以上四位抄写人在发音上有混淆现象。北方方言中“至”“只”与“这”的发音不一样，这就引起了上面这种改动。这种混淆只能发生在抄写人用方言时分不清“至”“只”和“这”的发音。而适应《红楼梦》（《石头记》）各种抄本的方言，最可能的是扬州方言。[17]这就证明这个抄本可能是在扬州抄的（至少大部分），也可能是全部在扬州抄的，也就是18世纪中叶曹雪芹家居住过的地方。

还应该指出，列藏本第67回第9—15页，有过于冗长的描写（比其他抄本中的文字约长四倍），宝玉为了使黛玉高兴，急于把家乡带来的土物送给病中的黛玉，以及袭人与王凤姐会见时的一段谈话，在所有其他抄本中要短得多。[18]在初读这个抄本时，我们就注意到了某些重要的异文。根据这些异文就能确定这一抄本在现有抄本中的地位。

列藏本批语的情况，也值得注意。据目前红学研究的成果，这种附有脂砚斋批语的抄本，其所据底本，都是属于早期脂砚斋评本。在列藏本上的批语，据初步统计，计有总批5条，眉批117条，双行批108条，夹批70条，另外还有误入正文的批语6条，抄本上已用墨线框出，并在右边行间加一“注”字。以上总计共306条。在这306条批语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脂砚斋批，还有一部分是后人的批，这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但列藏本附有相当多的脂批，这就确切地证明了它的底本是属于《石头记》早期的脂砚斋评本。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研究

从列藏本的题记中可以看出，它在亚洲博物馆，即东方学研究所抄本部经历了三次清点，它到本世纪60年代初，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直到1962年Б.Л.李福清调查小说俗文学各种不同藏本之时，才注意到了《石头记》这个抄本，从它的完整性来看，并不亚于有名的1760年本（庚辰本）。[19]李福清与孟列夫不久就公布了这一发现[20]，很快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得到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21]的响应，而后，小野理子又用日文全文译出。[22]以后，此文又为中国学者所知，1973年，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潘重规来列宁格勒见到了这一抄本，他发表了几篇文章，部分文章中引用了李、孟二氏1964年报道中某些章节的译文[23]，同时，根据潘重规教授提供的材料，陈庆浩又增补了他写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并撰写了对列藏本研究的专论。[24]

最近十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副教授庞英，从事列藏本校勘的工作。他研究的一些成果，已在苏联学术期刊和中国期刊上发表。[25]

1984年，在北京出版了《红学世界》[26]，其中除收入上面提到的潘重规的研究论文外，全文翻译了孟列夫和李福清的文章，同时也收入了庞英的两篇文章，对抄本的详细评论，还有陈庆浩的文章。可见，列藏本从发现到1985年这二十年中，有好几位学者关于这一抄本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根据以上所有的研究文章，可以肯定列藏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抄本。

根据近二十年来红学界对这个抄本的研究和我们自己对它的研究，我们的结论是：

一、列藏本《石头记》是小说早期印刷前校阅过的最完整的一个本子。

二、列藏本按它的正文看，是接近曹雪芹生前抄写的1759年（己卯本）和1760年（庚辰本）的早期重要脂评本。但此抄本的正文中又有许多特点，因此，又可能把它归入单独的一个系统，这一系统的其他抄本目前尚不清楚。

三、据抄本的批语和许多章回里的符号和改正的特点，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抄本是准备去付印的。这一抄本有可能又被人作为底本据以抄录过。

这次在苏联和中国红学家共同努力下合作出版的列藏本《石头记》影印本，将为研究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红楼梦》的创作历史提供新的尚未公布过的材料。对它作进一步的详细的阐述，将有助于补充和改正我们在本文中所作的初步的结论。

（《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3辑）

[1] 据Е.Ф.季姆科夫斯基估计，按当时价格相当于64个银卢布。

[2] 相当于俄国12卢布。

[3] 参见Е.Ф.季姆科夫斯基《1820和1821年经蒙古前往中国旅行记》，彼得堡，1824年，第二部，附录，第390—394页。

[4] 一般认为萃文书屋系苏州印刷馆在北京的分馆，情况不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卡缅斯基是1794年抵达北京的，即小说初版后的三年，看来，那时萃文书屋尚在。

[5] А.И.科万科1836年3月15日给第十一届传教团宗务会奏呈，藏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全宗44，分类1，1836年第67号，第4页。

[6] 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全宗44，分类1，1836年第67号。

[7] 详见В.Э.博格拉德，Б.Л.李福清《俄国汉学家德明，他的〈中国之行〉和〈红楼梦〉部分译文》，《亚非人民》1983年第6期，第78—87页。

[8] 《祖国纪事》第26册，1843年，杂篇，第24—31页。

[9] 有关Л.库尔梁德采夫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仅知他1830年随第十一届传教团去北京，没过两年（1832年）就称病回国，估计是与传教团长莫拉切维奇不和。

列宁格勒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的文件披露，1829年6月6日亚洲司司长在给彼得堡学区督学的一封信中说，1830年前往北京的俄国传教团中拟包括五名学生，其使命是“认真学习汉、满、蒙古语”。这位亚洲司司长告称，“已有四位人选，请彼得堡学区督学再物色一位有竭诚献身精神，愿在太平盛世的中国京城从事十年科学研究以报效祖国的青年”。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二年级学生Л.库尔梁德采夫得知这消息后，便呈请作为一名学生加入传教团。

Л.库尔梁德采夫曾在彼得堡大学学习近东语言，他是语言专家Ф.Б.格列费（1780—1851）的学生，也是著名作家兼近东语言大师О.И.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学生，先科夫斯基告诉学区督学，“他发现这个学生（即库尔梁德采夫）的语言才能非同一般。他学习东方语不足三年，就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成绩，不久前，他已开始攻读土耳其语。他还通晓拉丁文和法文。就历史语言系各门功课的成绩而言，他都是出类拔萃的”。

[10] B.Л.瓦西里耶夫：《论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藏书》，《俄罗斯导报》，莫斯科，1857年，第11集，第341页。该文一年前（1856）曾两次在彼得堡译成法文，后来又在巴黎被转载过。

[11] Л.Э.艾德林：《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曹雪芹》，《外国文学》1964年第8期，第253—255页。

[12] Л.H.孟列夫、Б.Л.李福清：《前所未闻的〈红楼梦〉抄本》，苏联《亚非人民》1964年第5期，第121—128页。

[13] О.Л.菲什曼：《中国讽刺小说（启蒙时代）》，莫斯科，1966年，第58页。

[14] O.M.林林：《曹雪芹和他的小说〈红楼梦〉》。

[15] Л.斯乔夫：《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文物和人名的传统象征意义》，载《世界文学中的启蒙问题》，莫斯科，1970年，第261—266页。又见Л.斯乔夫、Л.斯乔夫父子合著的《中国服饰及其象征、历史、文学艺术中的应用》，莫斯科，1975年，第81—89页。

[16] 从1929年起称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从1952年起称为亚洲研究所抄本部，从1956年起称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17] 在此我们感谢С.雅洪托夫，他帮助我们确定抄本抄写人的方言。在扬州，这两个字都发fsa2。见《汉语方言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版，第44页。《汉语方言词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年版，第411页。

[18] 参见庞英《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六十七回考析》，《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19] 参见冯其庸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20] 参见Л.Н.孟列夫、Б.Л.李福清《前所未闻的〈红楼梦〉抄本》，苏联《亚非人民》1964年第5期。

[21] 载于《大安》1965年第6期。

[22] 载于《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1965年第7期。文章为《〈红楼梦〉の知アれさ——写本》。

[23] 潘重规：《红学六十年》《读列宁格勒〈红楼梦〉记》。以上两文均见《红楼梦研究专刊》第十一辑，香港新亚研究所1974年版。《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考索》，载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版。

[24]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列藏本〈石头记〉初探》，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一），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

[25] 庞英的文章，用俄文写的有：（1）《关于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载《远东文学研究理论问题》，莫斯科，1974年出版。（2）《关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红楼梦〉稿本》，载《远东文学研究理论问题》，1977年出版。（3）《论〈红楼梦〉作者和原本回数》，载《东方学、语文学研究》第八辑，列宁格勒，1981年出版。（4）《列藏本〈红楼梦〉第一回文章剖析》，载《远东文学研究理论问题》，莫斯科，1982年出版。以上第二、三篇已译成中文，载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总第123—124期。用中文发表的文章有：（1）《关于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两封来信》，《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2）《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六十四回考析》，《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3）《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六十七回考析》，《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26] 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