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文明，其发现和认定，是考古学发出“如何认定文明”这一世纪之问的肇始，也是西方学者辨识文明、归纳文明要素的重要基点。

19世纪中叶，被誉为“亚述学之父”的英国学者罗林森成功释读贝希斯敦铭文，人们意识到两河流域存在比古巴比伦更早的文明。1877年，两河流域南部的泰罗赫遗址出土拉伽什第七任长官古迪亚带铭文的雕像和泥板文书，确认这就是《圣经》中记载的苏美尔城拉伽什，揭开了苏美尔文明研究的序幕。1931年，学界建立“欧贝德时期—乌鲁克时期—捷姆德特·那瑟尔时期”的前王朝序列。同年，乌鲁克遗址埃安娜神庙出土大量原始楔文泥板，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提供了确证。

1946年，根据泥板文书记载的创世神话，考古学家找到并发掘了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城。古城位于土丘之上，面积约31万平方米。在欧贝德时期的遗存中发现了连续建造、位置固定不变的宗教建筑。最早的祭室是长约3米的方形泥砖建筑，内有低矮供桌，外有灶坑火化供物。之后祭室面积扩大，出现壁龛和祭坛。祭坛与供桌相对，是苏美尔神庙的典型布局。后来宗教建筑分化出中殿和侧厅，祭室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神庙。中殿祭祀神灵，侧厅焚化祭品、放置供物并供祭司们居住。随着神庙面积的扩大（250多平方米），形成标准的三分式布局。侧厅功能不变；中殿内神坛两侧墙上凸出的墙垛，与神坛构成类似舞台的神圣空间；神庙整体建于高台之上，台上有坡道连接地面。高耸台基之上的三分式神庙正是两河流域最具特色的仪式圣殿——塔庙的雏形。居住在神庙侧厅内的专职祭司逐渐成为等级社会中新的阶层。

随着一系列重要考古遗址的发现，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也进入高潮。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东方的新启示》（1934年）中，最早对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文明的考古材料进行全面概括，提出“文明的开始是出现了使用文字、居住密集且拥有复杂机构的城市”。由于两河流域南部在早王朝时期才引入冶金术，所以冶金术未被列入文明要素。在随后的《人类创造了自身》（1936年）和《历史发生了什么》（1942年）中，他列举了早期近东文明的14个表现，并提出三个共同特征：足够的剩余产品以满足新的经济阶层；复杂的生业模式；使用灌溉等技术对土地的集约化开发。1950年，在《城市革命》一文中，柴尔德从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出发，提出城市区别于村落的十个标准，并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人口规模、密度远超村落，出现专职的非农人口；通过神庙或国王集中剩余产品，建造大型纪念性仪式中心，供养祭司、精英、官僚阶层及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者等非农人口，进口外地原料用于生产或仪式活动，出现规律的长距离贸易等；发明记录系统和书写文字等。

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举办关于近东地区文明起源的研讨会，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曾撰写专著厘清“文化”含义的克拉克洪教授指出，文明社会只要包含以下三条中的两条即可：超过5000人的城市；书写文字；纪念性的仪式中心。但很多学者更关注文明社会的实质，而非“要素”式的外在表现。

与会学者中，唯一在两河流域南部开展工作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的考古学家亚当斯列举了文明社会的三个特征：阶级分化，导致主要生产资源的控制权和所有权高度分化；地缘组织国家形成，政治、宗教的等级制度在行政管理中互为补充；复杂的劳动分工，除大量初级农业生产者，存在全职的手工业者、仆役、士兵、官员等。亚当斯的观点指导了其此后在两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也成为长期引领两河流域国家及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基本观点。在《乌鲁克农村》（1972年）一书中，亚当斯按照遗址面积将乌鲁克时期遗址分为乡、镇、城、都市四个等级，提出两河流域南部的“城市革命”经历了人口增多和人口集中两个发展阶段，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血缘村落解体，地缘城镇建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战争的爆发使两河流域的考古工作重心从南部转移到了北部，尤其是21世纪以来，经过20多年材料的积累，两河流域北部文明化进程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喀布尔河上游布拉克遗址周边的调查，学者们结合遥感技术重建了该地区长时段的聚落演变过程。结果显示该地区在公元前五千纪末到四千纪初就开始了城市化，早于两河流域南部，其城市化路线与南部也不同，在没有灌溉农业的基础上，由分散的聚落向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中心汇集。到公元前四千纪上半叶，已形成面积达130万平方米的都市。二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拉遗址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斯兰丘没有经过城市化，依然形成了类似国家的高度复杂的集权中心。

面对两河流域南部和北部国家形成道路的多样性，罗马第一大学、阿斯兰丘的领队弗伦基潘教授于2018年提出两河流域国家出现的四个标志：国家机构创造财富；出现官僚阶层（统治者将权力赋予官僚阶层，以其名义管理社会，形成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权力及其运行方式高度制度化；权力世俗化，王权高于神权，或王权已从神权中分离。她对国家权力及其运行方式的强调，受到其主持发掘和研究的阿斯兰丘材料的影响。该遗址位于土耳其东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拉蒂亚平原，高30多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到公元前四千纪上半叶，遗址范围遍布土丘，除平民区和贵族居址，出现建在巨石基座上的三分式神庙。神庙的中殿面积约130平方米，内有大量成批生产的陶碗，侧厅也堆放大量陶碗和印纹块，推测在神庙内进行日常的食物和劳动力再分配。到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遗址规模达到顶峰。神庙被废弃，出现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内有小型神庙、储藏室、庭院、走廊、行政管理场所和贵族居室等，不见平民区。堆积中发现5000多件印纹块，绝大部分被有意埋藏在A206号坑中，成为记录该遗址食物储藏和消费情况的珍贵“档案”。与印纹块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陶罐、陶碗和绵羊骨骼等。储藏室A340中发现175件印纹块，均遗落在开封的容器边，上面有30种图案，说明该房间内曾进行程序复杂的大规模食物分配活动。储藏室的门锁被印纹块封印，表明储藏制度之严密。III号房间出土了制作精良的砷红铜短剑、长矛头等，房间入口有铜制门插销，表现出统治者对军事权力的集中掌控。以上均说明该遗址存在复杂的官僚体系和强有力的集权经济和政治。但或因未经城市化的积累，其政体极不稳定，达到高峰后很快走向崩溃。

纵观两河流域考古发掘、研究历程，不难看出，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不断增加，尤其是将南北部差异纳入视野，考古学家们勾勒出该地区文明起源不同的发展路径，也揭示了世界文明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也启示我们，世界各地文明初兴时，面貌千差万别，很难用统一的“要素”认定或排除，而是应该立足各自考古发掘和相关材料，探索描绘其起源、形成、发展的不同历程与独特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