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重掌外交安全领域权力，将修复美国霸权作为优先工作，并据此维持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相比之前，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细化了相关政策布局、调整了竞争的限度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但其政策推进面临内外挑战。自由鹰派主导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美方更加理性务实的政策。
自2021年1月执政以来，拜登政府在外交安全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变革调整，起用了一批具有专业背景和知识的自由派战略精英，其战略思路和施政导向凸显建制色彩，又依据形势变化增加了新内容。同时，与特朗普政府执政思路迥异的拜登政府却在对华战略方面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框架，甚至加以深化，外界此前预计的拜登政府会降低对华竞争烈度的情况并没有发生。那么，拜登政府为何选择推进对华战略竞争？除了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等结构性因素外，还应注意到拜登政府外交安全团队的自由鹰派属性。本文由此出发，分析拜登政府内的自由鹰派及其主导下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一
美国两党具有不同的对外政策主张，同一党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主张亦显现不同特点。一个传统印象是，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共和党保守势力往往显得比民主党自由派更为强硬，特别是近年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激进右翼力量高调对华示强。然而，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历史可以发现，这种印象并非绝对；民主党也不是“温和外交”的代名词，其同样具有深刻的鹰派传统。长期以来，美国民主党中不乏一批坚定信奉美国“自由霸权”的不可或缺性、不排斥使用对外干涉手段来推进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人士，这些被称为“自由鹰派”（liberalhawk）的政治精英深刻塑造了20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
自由鹰派的对外政策思想可溯至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民主党政治家在20世纪上半叶确立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其核心主张是美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并发挥关键作用。二战结束以来，自由鹰派深刻影响历届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一方面，在冷战以及后来的全球反恐等重大对外政策实践中，自由鹰派的某些政策传统逐渐固化为民主党建制派的对外政策底色。从哈里?杜鲁门开启冷战铁幕、在欧洲和亚洲组建军事联盟，到约翰?肯尼迪实施“猪湾行动”和支持越南战争，再到吉米?卡特力主“人权外交”并反制苏联的全球扩张，自由鹰派的存在决定了民主党绝非如当前许多共和党人所称的对外软弱，而是美国“自由霸权”的奠基者和维护者。长期以来，自由鹰派在对外政策中强调意识形态对抗，偏好以“自由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划分国际阵营；推崇国际制度建设，寻求通过搭建并主导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机制和规范来维系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同时将海外干涉作为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经常以“人权关切”为名干涉别国事务。另一方面，自由鹰派经过多年的代际传承和“旋转门”效应，形成了遍布政府、智库、高校及私营部门的精英网络，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体系形成持续性控制。远及冷战初期领衔制定对苏联大战略的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保罗?尼采，中至冷战结束后不久主导“参与与扩展”战略的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和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近到奥巴马时期主导“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自由鹰派不仅实现了核心政策理念的接续传承，还通过兴办智库（如新美国安全中心）、在高校内成立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开设咨询公司（如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等创办的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等方式在离开政府后继续保持影响力，同时培养大量人才以备后用。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自由鹰派将全球主义和霸权观念刻入美国对外政策肌理，其自身也不断壮大为对美国对外战略拥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流派，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美国建制派外交的代表。
然而，近年来，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反建制潮流涌动，使得集合众多外交与国家安全界精英人士的自由鹰派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挤和压制，在美国对外决策圈中有所失势。如今，一度在特朗普时期边缘化的自由鹰派随着拜登政府执政重新走向前台，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第一，拜登政府内的自由鹰派多为原奥巴马政府内建制派精英官员，其权力地位得到空前巩固。冷战后自由鹰派的权力沉浮可上溯至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21世纪初，共和党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任用了一批崇尚战争思维和“政权更迭”的右翼战略人士，他们一改此前克林顿政府更加注重多边经贸而非单边武力征伐的对外政策，将全球反恐推为国家安全核心任务，令对外政策更趋军事化。那时，民主党自由鹰派尽管不认同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导向，但因不在政治前台而难有所作为。2009年，民主党奥巴马政府上台，众多自由鹰派重新获得任用。不过，当时抱有外交变革理想的奥巴马在对外政策上并没有完全倚仗在国家安全部门中根基深厚的自由鹰派，相反将一些相对缺乏政策部门工作经验、但更能理解其执政理念的竞选团队心腹任命为高级幕僚（如时任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等）。这些奥巴马的身边人一度比自由鹰派更具决策影响力。
2016年奥巴马执政末期，民主党提名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总统候选人，自由鹰派又看到了掌握权力的契机。希拉里是奥巴马政府内自由鹰派的灵魂人物，对诸多民主党外交精英多有提携，被普遍认为比“政治素人”特朗普更具有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外交才能。然而，希拉里的竞选落败让自由鹰派未能如愿掌权。2021年民主党拜登政府上台，自由鹰派终于全面掌握对外政策核心权力。一方面，自由鹰派在拜登政府中普遍获得比之前更高的职位，甚至是内阁级要职，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奥巴马时期常务副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奥巴马时期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家情报总监埃芙丽尔?海恩斯（奥巴马时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都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一批新生代自由鹰派战略人士进入关键岗位。不少民主党背景的中青年战略精英由智库入职拜登政府，如新美国安全中心原执行副总裁伊莱?拉特纳（ElyRatner）出任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布鲁金斯学会原“中国战略倡议”负责人杜如松（RushDoshi）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米拉?拉普—胡珀（MiraRapp-Hooper）出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中国问题高级顾问等。由此可见，时下自由鹰派在美国外交安全领域的掌权力度达到了冷战结束后的又一个高峰，并正在推进人事和政策的代际延续。
第二，受国内政治影响，自由鹰派掌权后在外交安全领域实施了更具左翼色彩的改革议程。身为建制派的拜登之所以能够赢得2020年总统选举，离不开激进左翼势力的支持。因此，具有丰富政策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自由鹰派不仅要重建特朗普时期遭到严重冲击的外交安全机构，还要为拜登政府的外交安全布局注入更多的左翼色彩。从政策实践看，自由鹰派掌权后正由内而外地推动此类变革。一方面，白宫于2021年2月发布《关于振兴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人员、机构和伙伴关系备忘录》，其中将“多元、公平、包容和可及性”列为优先工作目标，自由鹰派领导的外交安全机构据此推出凸显性别权利、文化多元、反种族主义等左翼元素的改革措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上任后不久即发布“致国防部全体雇员备忘录”，提出确保“可信的领导力”，决不容忍性骚扰和性侵，致力于“永久性清除各个层级上的极端主义”。国务卿布林肯大力投入打造更加多元包容的美国外交人员队伍，任命前驻马耳他大使吉娜?阿贝克隆比—温斯坦利出任国务院新设的多元化和包容度首席官员。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将加强机构人员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视为任内首要任务，加强中情局与少数族裔院校的人才培养合作。
另一方面，自由鹰派积极推动民主人权、气候变化等左翼外交议程。在民主人权方面，针对拜登在“全球民主峰会”上提出的“总统民主复兴倡议”，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一系列与之配合的补充举措，包括打击腐败、支持全球“民主改革者”、保护“自由公平选举”等。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则宣布投入大笔资金用于应对所谓“数字威权主义”。在气候变化方面，自由鹰派依据拜登指示将气候变化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中心。海恩斯领导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关于气候变化的《国家情报评估》，研判未来数十年内气候变化带来的国家安全挑战；奥斯汀领导的国防部发布《国防部气候风险分析》，分析气候因素对美军战备作战的影响；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领导的国土安全部成立气候变化行动组，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框架》，就气候变化对移民、自然环境等产生的影响提出应对方案。在自由鹰派看来，这些改革举措既有助于提升在特朗普时期遭受轻视和破坏的外交安全部门的士气与活力，又可以服务党派政治需要。
第三，拜登政府内的自由鹰派既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基本原则，又依据内外安全形势变化创新政策思路。自二战结束至今，无论美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何种变化，自由鹰派秉持的核心战略原则一以贯之：美国必须坚持参与而非退出国际事务，在各类重大国际问题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必须通过外交、军事、经济等综合手段维系并主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展现美式价值观的影响力；美国必须维护和深化盟友伙伴关系，借助盟友力量巩固自身实力地位。多年来，自由鹰派已将这些原则内化为不证自明的战略传统和制定政策的预设前提。即便美国实力地位有所动摇，拜登及其麾下的自由鹰派仍鲜明提出要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
与此同时，自由鹰派并没有简单退回以往政策来应对新挑战，而是寻求多方面调整和创新。一是鉴于实力根基受损，提出“中产阶级外交”谋求内外政策融通。传统上，深具精英色彩的自由鹰派一向对美国的力量优势抱有天然信心。但是，2016年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极大冲击了自由鹰派的认知，促使他们反思过往政策的疏忽，他们认识到“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事出有因，与对外政策和国内议程的脱节密切相关。为此，自由鹰派利用在特朗普时期就外交政策如何更好服务美国普通民众展开专门调研，相关研究成果成为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的先声。由此，自由鹰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就外交论外交的思维定式，将中产阶级振兴这一更具内政特色的愿景作为对外政策的落脚点。二是对于对外政策过度军事化的问题，在战略收缩的基础上更新力量使用方式。自由鹰派认为，美国以往的对外战略布局太过倚赖军事手段，这不仅给美国自身造成了沉重负担，而且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多元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此，拜登团队在竞选期间提出“武力应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结束在阿富汗和中东永远的战争”等施政目标，在执政后一面在中东地区缩减战略存在，完成阿富汗撤军；一面更加强调整合运用经济、外交等“所有国力工具”的“一体化威慑”。三是对于盟友体系与现实需要存在落差，在盟友伙伴间营造新型互动方式。自由鹰派虽注意到起源于冷战的海外盟友体系在新的安全挑战前力有不逮，但仍将盟友体系视为美国最伟大的资产并加以革新。其既强化利用数字、气候变化等新兴议题巩固美欧传统盟友关系，又依托抗疫合作、供应链安全等热门关切，进一步夯实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还突破常规建立分享极敏感武器和技术的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上述政策调整是自由鹰派在新的战略环境下为修复美国霸权所作的努力，亦是拜登政府谋求“重新领导世界”的具体表现。
二
自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就开始系统性地转变为以竞争为主基调。近年来，对华政策成为美国在外交安全领域的首要关注，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执政后期对华极限施压，令中美关系遭遇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民主党拜登政府同样高度重视中国问题，并延续了前任政府对华竞争的总体态势。但目前自由鹰派主导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动继承前任政府，事实上，自由鹰派早已积累起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并在掌权之前就对调整对华政策有过深入思考。
民主党自由鹰派一向将维护推广美式价值观作为核心国家利益，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同中国分歧深刻，对华施压不断。自100余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宣扬以推广美式价值观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外交，意识形态扩张和对外干预就成为民主党对外政策的一大特色。冷战结束后，民主党自由鹰派即便出于地缘政治和经贸利益等现实需要支持对华接触，却也一直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解除对中国的敌视和干涉。克林顿政府时期，时任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曾明确宣称美国“谋求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南希?佩洛西等民主党“人权派”议员则在国会持续指责中国人权状况，使得美国政府一度把对人权问题的所谓“关注”作为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先决条件，造成对华政策僵硬化。奥巴马时期，自由鹰派又将所谓“互联网自由”问题作为对华施压的新抓手。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公开影射中国“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面临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民主对抗威权”成为自由鹰派赋予对华竞争政治意义的核心叙事。在泛意识形态化理念的指导下，拜登政府不仅继续在涉台、涉疆、涉港问题上推进涉华消极政策，而且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并称之为“对原则的宣示”。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自由鹰派用以制衡中国的杠杆，具有历史连续性。
同时，自由鹰派很早就认为中国具备成为美国战略对手的潜质，在后冷战时代一直对“中国挑战”抱有警惕。冷战结束后，自由鹰派对中国的战略提防具有连贯的线索。1995年，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牵头制定《东亚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渲染中国军事能力“快速增长”，并声称“其他国家无法确定中国的意图”，以此为美国继续加强亚太地区前沿存在提供合法性。小布什时期，当时还在美国智库工作的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龙即提出，由于受到在中东军事活动的影响，“美国出现了危险的精力分散，没能注意到亚洲快速变化的战略图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商业扩张、外交突进和对软实力的使用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坎贝尔的观点表明，在当时美国全力投身全球反恐的大背景下，自由鹰派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关注。奥巴马时期，希拉里公开宣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此前对中国的战略关注逐步转化为现实制衡。2016年，作为新美国安全中心共同创始人的坎贝尔在为下届政府准备的政策报告中明确提出，“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突出的经济增长和上升的军事开支，对中美关系的处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唯一最大挑战”。从上述历史来看，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对华关系是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唯一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等并非偶然，而是渊源已久。
2014～2015年，美国内曾掀起对华政策大辩论。自那时起，对华接触政策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直到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前，以自由鹰派为代表的建制派外交精英都还没有下定决心彻底改变对华接触的战略基调。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式开启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对华认知和氛围自上而下地发生重大转变，中美关系空前震荡。面对大环境的变动，自由鹰派接受了这种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换，但不完全认同特朗普政府的具体施策，并在掌权后以自己的方式就对华战略竞争作出修正和补充，使之不断深化。
第一，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此前，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外交、科技、舆论等领域采取了诸多对抗性措施来体现对华强硬，但是，美国右翼民粹势力更多地是利用这种强硬来达成俘获民意的政治需要，且往往带有反智主义倾向，这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常走向情绪化、极端化。沙利文等自由鹰派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在掌权之前就对所谓“战略竞争”的提法有过独特分析——“当（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在某个名词前加上‘战略的（strategic）’一词，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还不是很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认为对华竞争首先需要回答“中美争的是什么”和“怎样才算在竞争中获胜”等事关中美关系方向和路线的基本问题。自由鹰派直面上述问题，在上台掌权之前就确认“以往接触政策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假设接触能给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对外政策带来根本性变化”，提出“美国对华不应寻求类似于美苏冷战结束的那种最终状态，而应追求一种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明智而稳定的共存状态”，并强调“中美经济技术之争意味着新兴的模式竞争……中国最终可能构成比苏联更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在自由鹰派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和体系主导权，落脚点是通过复杂博弈令中国承受高额竞争成本，使之无法继续拥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和决心，同时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对华展开必要合作。掌权之后，自由鹰派开始依据上述逻辑设置新的对华政策话语，正式提出“三分法”“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等对华主张。2022年5月，布林肯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演讲，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总结为“投资、协同、竞争”，宣告自由鹰派对华战略逻辑建构的完成。根本而言，自由鹰派最终希望将对华竞争深度融入重新强化“自由霸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系统变革之中。沙利文等认为，特朗普政府下台为美国破旧立新重塑外交安全战略提供了机会窗口，而锚定中国这个“近乎匹敌的对手”则是展现美国独特领导力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华竞争，美国可以更好回应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重新凝聚出现裂痕的盟友体系，进而重新激发美国对外战略的精神源动力——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美国例外主义”。
第二，自由鹰派细化了对华竞争的政策布局。特朗普时期，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的战略布局粗具轮廓。不过从效果来看，特朗普政府主要完成的是对华竞争的资源聚焦和意愿动员，政策实施并不精细。为此，自由鹰派在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含义，宣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结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开放稳定国际体系形成持续挑战的对手”。通过廓清这一概念，自由鹰派将自身的竞争性对华政策区别于右翼民粹势力将中国视为“生存性威胁”的极限施压政策，也区别于以往建制派在“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概念基础上采取的接触政策。一方面，自由鹰派在掌权后没有急于回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施压举措，而是迅速组建精干力量全面审议对华政策，寻求强化长板、补齐短板。贸易代表办公室、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纷纷成立专门对华机制，就对华竞争重点领域的态势和政策效果作出评估，调整其中的失衡部分，作出更加系统的安排。贸易代表戴琪等强硬派经贸官员将“遏制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经济行为”和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同步推进，不仅维持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对华关税，还不排除对中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调查。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莱?拉特纳领导组建国防部中国工作组重审对华军事政策，为此后出台“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deterrence）概念以及更新国防战略奠定基础。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宣布在中情局内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寻求增加对华方向人力储备，以全球视角应对“中国威胁”。
另一方面，在自由鹰派主导下，拜登政府明显提升多边外交手段在对华竞争中的运用，在各个层面引入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尤为重视的盟友伙伴力量，试图令中国感受到更强的“体系性压力”。七国集团、北约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军事架构在意识形态旗帜下再度得到强化，应对中国的内容明显增多，跨大西洋关系得到修复，美欧成立将协同应对对华技术竞争作为重点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并启动“中国议题对话”。“印太”被置于对华竞争的核心，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就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展开更为广泛的对华战略协调，更加聚焦台海等敏感问题。美日、美韩、美澳等传统同盟关系的对华意涵更加凸显，东盟国家获得比特朗普时期更多的战略重视，着眼获取对华地缘经济竞争优势的新方案“印太经济框架”得到10余个地区盟友伙伴呼应。
第三，自由鹰派调整了对华竞争的程度和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政治议程。在党派政治斗争加剧的背景下，自由鹰派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更加考虑契合民主党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文化。在某些既牵涉国内政治关切又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自由鹰派的策略措施更加具有弹性，同此前特朗普政府近乎无底线的对抗性做法拉开差距。比如，针对右翼民粹势力不甚关心但民主党和自由派选民十分在意的气候变化问题，自由鹰派希望通过加强该领域的对华合作来回应国内呼声。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自上任以来多次同中方接触，达成了中美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一些共识。再如，作为文化多元主义的支持者，民主党和自由派选民无法认可特朗普时期某些对华施压措施激化对美国亚裔族群的歧视和仇恨情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许多亚裔团体、学术机构和进步人士不断呼吁取消特朗普时期美国司法部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因为该计划明显带有针对华裔科学工程人员的族裔压迫色彩。为此，2022年2月，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宣布结束这项争议不断的司法行动，提出将“永远保持警惕，确保没有人会由于种族身份、家庭关系或是民族血统而受到不同对待”。在近期对华政策演讲中，布林肯也专门提到对华竞争不应带来针对华裔的种族主义。不过，这些策略性调整不意味着自由鹰派将整体放松对华竞争的强度；相反，他们寻求通过政策澄清来使得上述调整不被理解为对华“妥协”：布林肯强调“气候问题不是拿来交易的”，并声称美国若不增强投入可能使得中国未来获得气候领域主导权，还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明确表示“我们同中国政府之间存在深刻分歧”。美国司法部在结束中国行动计划的同时推出“应对民族国家威胁战略”，声明美国将持续关注所谓“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举动”。
三
尽管美国自由鹰派全面掌握外交安全领域权力，但国内外的挑战和中国的回应将对其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带来一定制约。
首先，乌克兰危机持续难解令自由鹰派聚焦对华竞争面临战略考验。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成为牵动全球地缘政治态势的重大事件，影响持续发酵。自奥巴马时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自由鹰派一直推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并将这一进程与对华政策紧密结合。某种程度上，当前自由鹰派主导的“印太战略”可视为奥巴马任内未能完善的战略东移进程的强化和延续，对华战略竞争被内化为这一进程的核心环节。然而，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长期困扰美国政策界的如何摆布对华、对俄战略关注和投入的问题空前凸显。虽然拜登政府在《国防战略情况说明》中写明将“优先关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之后才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坎贝尔亦强调拜登政府不会像以往一样因为某些紧迫挑战而分散对“印太地区”的应对，沙利文甚至提出当前美国在欧洲和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整合”，但是，某些具有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经验的专家对上述说法提出疑问，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时间是有限的，高级顾问和内阁部长们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同时处理多重危机和多个战略议程非常困难”。可见，尽管自由鹰派主观希望避免对乌克兰局势的处理影响到在“印太”地区对华竞争战略的推进，但其对华、对俄战略能否实际取得“既有先后，又有统筹”的设想效果尚未可知。
其次，自由鹰派很难让盟友伙伴在对华政策上同美国完美对表。盟友伙伴是自由鹰派用以规制中国的重要助手，但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布局中又具有不确定性。尽管自由鹰派动员北约、七国集团等加大对华关注，强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中国展开所谓“印太秩序之争”，但从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对华政策必须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菲律宾新任总统马科斯“将中菲关系提升至更高层次”等表态看，美国在欧洲、亚洲的盟友伙伴并没有完全将对华政策同美方愿景挂钩。重视“联盟政治”的自由鹰派之所以难以达到说服盟友伙伴一致对华的理想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同盟体系和“中国挑战”之间的不适配。美国同盟体系发端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需要，侧重军事层面的联合，而中国实力发展对美霸权体系造成的冲击则涵盖经济、科技、军事等多个领域。美国不少盟友伙伴在维持与美国结盟的同时亦和中国发展了紧密的经贸联系和人文往来，这种复杂的关系状态决定了美国很难构造高度统一联通的对华同盟。此外，近年来右翼民粹势力推动孤立主义回潮令美国霸权的战略信誉下降，也使得其他国家更加注重战略自主而不是一味跟从美国作出选择。具体到亚太地区，即便自由鹰派试图通过创设“印太经济框架”等方式强化对华经贸规则竞争，但如何协调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迥异的一众地区国家取得共识，进而促成真正具有广泛约束力和实质内涵的经济战略，对美国而言挑战甚巨。尽管自由鹰派希望海外盟友体系着眼制衡中国转变得更为灵活、更加聚焦特定议题，以构筑所谓威慑中国的“实力现状”，但美国新建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伤及法国同澳大利亚关系，且令部分东盟国家产生忧虑。从此案例来看，自由鹰派深度整合盟友伙伴还有很多内在问题有待解决。
再次，美国内政治经济困境会让自由鹰派的对华战略竞争更加复杂曲折。一方面，在高度极化的政治氛围下，相对处于政治光谱中间、建制派精英气息浓厚的自由鹰派所主导的对华政策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内激进派的“两头夹击”。日益被右翼民粹势力所塑造的共和党试图将对华强硬固化为只有自己才能做到的事，攻击拜登政府“对华软弱”成为其同民主党方面进行党派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部分鹰派共和党议员抓住拜登政府某些自由鹰派官员曾在私人部门供职的背景履历，以其“与中国的存在利益联系”为由对其能否真正对华强硬提出疑问。同时，在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激进左翼也不完全认同自由鹰派的对华政策，认为渲染“中国威胁”真正助益的是军工复合体等利益集团，不但不能为美国普通民众带来安全和繁荣，还会影响到同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另一方面，自由鹰派的对华竞争方案强调通过美国内重建增强实力基础，但国内经济问题和共和党对民主党国内重建议程的质疑，则影响到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具体推进。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激进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等影响，美国国内经济通胀异常严重，民众对拜登政府的不满升高。面对国内纾困的客观需要，有美国官员提出取消对部分“不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以缓解消费者压力，而另一些强硬派官员则主张维持对华关税压力。这种策略层面的争论折射出自由鹰派在对华竞争的具体实施上仍存在矛盾心态。此外，对于由众议院民主党人主导、被自由鹰派视为与国内重建议程息息相关并能够增强对华竞争力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许多国会共和党人以其“夹带私货，许多内容无关对华竞争”为由不予支持，令该法案推进经历艰难的两党拉锯战。
最后，自由鹰派对华战略竞争的未来前景还与中国的回应密切相关。拜登政府执政后，坎贝尔公开宣告“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时代已经过去，今后主导的政策范式将是‘竞争’”。尽管自由鹰派坚持用“竞争”作为新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中美关系就要被“竞争”所定义。中美关系具有高度复杂性，两国经济利益深度交织，又在安全利益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共同关切气候变化、防扩散等全球性问题。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决不是仅靠“竞争”一词就能一言以蔽之的。自由鹰派期待看到的对华竞争形态，是联合盟友伙伴在重要议题上形成对华“多对一”的优势局面，最终令中国知难而退。自由鹰派这种零和思维的竞争思路，本质是冷战时期“阵营对抗”思维的重演，其根本仍在维护美国自身霸权。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在与拜登政府的沟通中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一新时期中美相处之道。这既是对美方“战略竞争”框架的思维超越，又反映出中方对互利共赢这一中美关系本质的深刻洞察。当前，自由鹰派虽然提出对华“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协调三种策略尚处摸索之中。而随着战略塑造能力的不断增强，中方将在新时期中美互动中展现更大主动性，在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保持与美方对话合作的开放性，防止中美走入被狭隘“竞争”概念所导向的对抗陷阱，推动两国迈向更有韧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结语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自由鹰派在“中产阶级外交”的旗号下谋划重振美国霸权地位，并将对华战略竞争作为修复霸权的核心要件。美国国内外形势变动对自由鹰派持续聚焦对华竞争构成了现实挑战。从公开表述看，自由鹰派设想中的对华竞争以美国维持力量优势为前提，节奏激烈但不至于走向共同毁灭，双方不但可以共存，还能够在某些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合作。自由鹰派建立了这种不同于“极限施压”的“战略竞争”框架，一定程度上表明其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但出于霸权思维的惯性，自由鹰派这种“竞争性共存”的政策思路往往难以自洽。其一面声称联合盟友伙伴不是为了打造“反华同盟”，一面又呼吁“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向中国展现不一样的愿景模式”；一面宣称“美方目的是通过稳定、和平的竞争把中美两国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一面又提出“用更加锐利的手段防范中国获取优势”；一面主张对华合作的必要性，却又时刻不忘强调合作“不是为了换取好处或政治上的让步”。这种两面的对华态度既源于自由鹰派对霸权地位的迷恋，又反映出其与新时代中国相处的困惑，还让主张对华“超强硬”的共和党鹰派找到话柄。因而，自由鹰派对华政策在现实中凸显竞争和对抗的色彩，合作则受到制约。
随着拜登政府临近执政中期，其初期享有的民意支持和政治优势正因国内外挑战的延宕而有所松动，共和党着眼中期选举实施政治反扑的力度在增强。自由派人士建议拜登政府从当年杜鲁门改革及冷战历史中吸取经验；保守派人士则将拜登政府的当前困境类比为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时期美国的内外困境，试图对民主党再现一场“里根式保守主义的胜利”。引人深思的是，历史上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杜鲁门和里根，却都在国内外局势深刻变动的背景下不约而同地选择强硬应对苏联。这表明，即便美国仍保留对华政策局部缓和的可能性，但系统性的竞争态势将超越政治周期而长期维持下去。美国这种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姿态明显加剧中美关系紧张，使得双方冲突风险上升，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共同利益。
一些美国战略人士已经对拜登政府维持对华高强度竞争的危险性提出警示。“现实世界中，诸大国并立共存、相互竞争，没有哪个大国会在外国的反对下解体，也没有哪个大国会取得全盘胜利。没有什么比避免滑向战争更重要的了。”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度调整、跨国性安全挑战日益突出的战略现实，无论是自由鹰派还是美国其他政治力量，都需要以更加理性务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对华关系，而不是将对华政策和霸权维系紧紧捆绑。
张昭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