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偶有所得，欲著为文，诸般忙迫，不获如愿。薄赋善忘，性复散漫，札记未能，往来胸次。日月则积，烟云半销，亦可惜也。兹以机缘，思拈数则，不美不备，诠次都无。仅用提端，岂堪野献，或为辽豕，贻哂大方，亦即任之，未遑恤焉。癸亥二月中浣，记于京城之古思城坊北。
一、红学史上应书一笔
近见《文献》有纪念赵万里先生的文章，因而想到前辈关心红学、乐于助人的，有两位先生，一为张伯驹，一即赵万里。张先生的贡献，当另文记之。赵先生主北京图书馆善本诸事，而留意网罗《石头记》古抄本，至今国内所出诸名抄，除一二分庋他处之外，咸聚于京馆，琅嬛珍秘，蔚为大观。此事旧来不为人重视，任其流散，湮灭毁弃者，不知几何，思之可痛。故京馆古抄之聚，赵先生与有力焉，可不表而出之，劝来者、励后学，怀思何限。
赵先生恂恂儒雅，平易近人，40年代，我是一个青年学生，他略无轩轾之意，刊布拙稿，联系胡适、方豪等研红家，皆由他热情主动，不遗余力。我需要查阅李煦奏折后来发现、未及印行的部分，也是赵先生介绍我到故宫文献馆（当时的名称）去的。这些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屈指已是四十年往矣。每一念及，不胜今昔之感。
我到文献馆，即曾对馆内主事者谈起：清内府曹、李二家档案，估计绝不止已然发现的这么一些，必有尚在积存未理之数的，务望继续为之整理发掘，功莫大焉。这一工作，恐怕事实上曾有长期的忽略搁置。60年代初，因筹备纪念雪芹逝世200周年，对这一工作有过促进作用，又曾再四向馆方同志呼吁，必须坚持不懈，续理宝藏。1973年我因修订拙著《新证》，洽准到馆查阅一批新发现的档案，并于其他存档中作了一些寻检，以涉曹家的为主。当时馆方同志见询此项资料，有无刊印价值，我即明白肯定，力为赞成，不久，曹、李两家档案即皆编印行世，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深可庆幸。这种努力挖掘，想一直在进行中，因而零星发现，时有所闻，为海内外学者所瞩望，我回顾这些经过，愈益感到前辈对待文化事业的精神，启迪促进，赞助提携，凡有益学术者，无不殚心竭力，即自藏之书物，慷慨示人，并无居奇独秘之心。赵先生成就甚伟，而对红学之贡献，所关非细，或知者未周，故略述于此。
二、两次新发现
近年来，在《历史档案》上正式刊布的有关资料，应该特别重视并深入研讨的，我以为当推1981年第2期上的《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和1983年第1期上的《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
对李煦的事，打算日后详谈，如今只想先说一点：被雍正在他改元的头一年正月就先下手收拾的李煦，在江南做织造、盐政三十年之久的“肥缺”“豪富”之人，其家中物事，竟然如此，几乎没有一件真正够上品级的贵重之品——这在当时的权贵之家看来，简直是一堆“破烂儿”。不有当时奏进的清单，谁能相信呢？
他的情况，正和曹寅一样，房地是有一些的[1]，但别的宝货（如金银、皮衣、珠玉、古玩、书画……）可说无有。曹家后来抄家单子送上去，连雍正也为之“恻然”，两相印证，要追查的这两家巨额“亏空”，主要全是“先皇”南巡的“账”，这个内幕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
三、孤儿十五名
查抄李煦的奏折内，最后还列入了一项极特别的“人口”，即“至于跟随李煦之孤儿十五人”。对他们的处置发落，是“此等男女孩童既在苏州，可暂留于李煦处”，以俟总督的下一步奏折来时再议。
既言“孤儿”“跟随”，显然既非奴婢（家生子），亦非优伶，而是无依无靠的儿童，为李煦所收养者。李煦在江南，有“李佛”之称，可见能做好事，为人所念颂。诚悫朴讷的江南文士李果，说李煦除了尽一切心力照顾所有弟侄的困难之外，他的手下的笔帖式等身殒而欠下库银的，都为代偿，并且“故交子弟，单门寒畯，待以举火者，更数十百家，贫者给絮帱（御寒衣被），死而不能殓者助葬殡……”（参看《新证》第642页引录），李果为了表一表李煦的为人，冒着风险，撰文悼念，自言为了使后人考信不诬，不敢有一言之溢！那么，十五名孤儿跟随李煦的缘由，不是也就得到说明了吗？
李煦的家人“鲍子”夫妇、其子“四贵”夫妇，及婴儿一名，列明“折银五十两”。这就是“人”的价格和命运。史料不“说话”，我们同样也是不会相信的吧？这十五名孤儿，身份不同于奴婢，但又是未成年的孤童幼女，“价格”何似？不敢妄揣。另有档案也曾说明，李煦获罪，“人口”变卖，在苏州年余之久，“无人敢买”！这又是何等的恐怖气氛！这十五名孤儿，后来如何？读史料至此，令人为之掩卷以思，废书而叹。
四、经济罪抑政治罪？
上述第二项新发现，我于1982年夏、秋，先后在大连、上海两地的红学大会上听过口头报告。报告同志当时强调的要点之一，是他认为根据新材料，可以证明曹家获罪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未见史料全文发表，无从妄议；今既刊布，可以大略一谈了。
如彼主张的理由是：档案明白书写“查曹因骚扰驿站获罪”，只此一语，便可为证与政治无关云。
我以为，我们研究历史情况，特别是雍正时期的事态，是只看现象，还是得加上深细的考察研究？是个先决问题。
研究雍正的事，只看他的“文词”和“官文书”，那就太天真了，从未有哪一个历史研究者这样书生气。远的不说，还拿年大将军作例，他因暗助雍正夺位，功盖一世，宠擅全朝，可他获罪的“原由”是什么？原来是大将军的贺折（颂圣）中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参看拙著《新证》第607页）有谁认真相信这是“历史真实”吗？
李煦从一开端，霉头是触在“挖参（人参）”问题上，但一说查抄了，马上严令缴出的却是“先皇”御批的密折！试问何也？难道也是“经济罪名”？
“骚扰驿站”之事，很多报纸也载为新闻，其实，早在拙著《新证》第628页以次，就已经有过详细引录。在这事件以前，雍正已再三“寻趁”曹，找他的岔子，《新证》也开列得十分明白，无须赘述。骚扰驿站，不过是个“发作”的“由头”罢了。请看：山东巡抚塞楞额弹劾的，原是“三处织造”，而《起居注》记载上谕（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说的杭州织造孙文成却只是“年已老迈”，让他罢官的。这“经济罪”又往哪儿去了？况且，跟着在内务府“上传档”（十二月二十四日）记的，却又是“曹行为不端”“有违朕恩，甚属可恶”了！难道这也只由“经济”使“圣上”龙颜大怒的？抄了家以后，并不要补什么“亏空”（美其名曰“国家钱粮”），而是“皇恩浩荡”，扫数赏给了继任者隋赫德，难道也真是为了“经济”？李煦当年，李果明白叙清是“又因他事”——按即《永宪录》所谓的“党祸”，才获了重罪，可李果最后还是得措词为“卒以亏损国帑挂吏议”云云，还要说什么雍正“圣明”宽恕了李煦云云。这一切，难道我们也都天真地按“字面意义”去相信吗？
所以，我们研究曹、李问题，还是需要考察实际，莫为现象所迷，要紧要紧。
五、满洲抑汉军？
在上述红会上，档案馆同志再三强调的另一点是：曹家是汉军旗，不是满洲旗。
对这个问题，拙著有相当篇幅讨论解说过。近来看到红学专刊上也有重要文章详辨“汉军”之误。我在此也不拟赘述烦言了。我只请同志们再看一下新出档案原文：
今于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准总管内务府咨称：查原任江宁织造员外郎曹，系包衣佐领下人，准正白旗满洲都统咨查到府。……
请看这么几句话，准确不移地将曹家的旗籍已经标示得再为明白不过：他家是属于正白旗满洲旗的内务府包衣佐领下人。这里头，连半个“汉军”字也扯不上。不知“汉军旗”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
六、蒜市口故居
这一份新资料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全不在上述等等，因毫无新内容可言，而蒜市口却是我们久想探索而不可得的一个重要发现！
对曹家住处，颇费过一番考索工夫，但他家获罪来京以后，究竟安置何所？迄无线索，深以为憾。现在档案分明告知我们说：
查曹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这实在是重要极了！
按：隋赫德在曹拿问、未到京城之前，即向雍正请求给曹家属“少留房屋，以资养赡”，“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参看《新证》第635页引录）。他在奏折中把此事推为雍正的“恩命”，现在始知全由他主动，此人倒是一个良心未丧的好人。
至此，事已明白：雪芹从一进京，就“钦命”赏住蒜市口了。
蒜市口，地在外城（明人称为新城）的东城（外城也细分为四城的），直对崇文门，即由花儿市循大街直往南行，到街尽、拐弯之处即是——但到现今，“拐弯处”已拆房打通为径直的大马路了。又，现在称“磁器口”，比蒜市口响亮，但二者实有分别：从上述“街尽、拐弯处”而言，往西的叫磁器口，往东的才叫蒜市口。蒜市口东西向长度不大，往东只到石板胡同为止（如再往东，就是草市、榄杆市了。古地名还有瓜市，今无知者）。在这一段上，访寻一处十七间半的老房，才能符合档案所示的情况。
十七间半，我认为是一处小四合院的规格。比如查抄李煦的清单中，他在阮府胡同有一处房屋，为“十五间”，那也就是一个小四合院（最小的四合院，每面以三间计，得十二间，如有耳房、廊厦、门房、厨房等，即合其数）。这应是个独院。因为隋赫德不能让曹寅的夫人李氏去住“大杂院”，况且虽是获罪之家，“谪”居外城（满洲旗本是不许住外城的），但也绝不能与汉民混在一起，这是无疑的。
这处老房是否还在？不敢断言。我当然极希望它还在！但是，在上述蒜市口范围看，街北面旧房拆去，盖上了新式洋楼了。“拐弯处”既已打通，也拆去了一大片老房。这就难说雪芹故居是否幸存了。现时还能抱有“奢望”的，只有街南一面，大致还是旧房——但有无乾隆时期的遗迹，尚需组织人力，详加踏勘调查方知。假如真能找着这个故居，实在是我们北京文化古迹中的一处异乎寻常的重点！
雪芹自幼（按：拙说只有五六岁）一到北京，就住在此处，他那时还不能进内城走动。他住的，属于“崇外”。崇文门是内城南面的东边一门，古名文明门，俗称哈达门（又作海岱门）。它和西一边的宣武门遥遥对称（中隔正阳门，即前门）。“宣外”旧称“宣南”，从早就是外省人寓居之地，会馆、赁居客栈之点密集于此，商业也就十分繁盛，酒楼戏馆、书画古玩、百货云集，名流诗客，即外省士大夫，多居于此。而“崇外”则不同了，它是空旷、野趣之地较多，古三里河流经于此，两旁皆小贩、手工艺人、贫民之家，也就是下层社会的景象气氛为主。震钧《天咫偶闻》卷六说这一带的状况：
东小市、故衣市，均在药王庙西，凡日用衣服、几筵、箧笥、盘盂、铜锡、琐屑之物，皆于此取办。盖外城士夫多居城西（按：即宣外），商贾皆居城东（崇外）。东城隙地正多，故为百货所萃。
这是清末的情形，上溯乾隆，比这还要不同，地更旷，人更少。就今所知，名诗文家，只有杭世骏、洪亮吉曾住蒜市。这一带庙宇则极多——如今却一个也难寻了。
雪芹自幼来到京都，所住是这样一个地方，这对他成长中的影响应是极为巨大的。他所接触的，不是内城（东富西贵）的冠盖车马，名门大第，却是有机会先和下层社会的各色人等相识。仅只这一点，就重要无比。
那时北京的养生堂（即育婴堂），也在这地区。雪芹写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一个孤女。我看这不能不和他住于蒜市口有关。像“醉金刚倪二”这样的人物，他若不曾住在这里，我看也是写不出的。
值得探讨的一定不少，略举一二，以当抛引。
七、卧佛寺传说得到佐证
60年代，张次溪先生（《白石老人传》的作者）见告：他的老师齐白石画家，曾和他一同访过卧佛寺雪芹故居，白石老人述说了一段传说：雪芹贫困，曾寓此寺，白石并为此绘有《红楼梦断图》，题以绝句。——此事我已叙入《曹雪芹小传》第十二章（张伯驹先生所编《春游琐谈》，亦收我一文，专纪此事，较详）。对这个传说，我基本持相信态度，还作过一首词来咏叹它。只是疑惑雪芹当时何以能被准许独住外城？得不到坚强的论据。如今看来，这已不成问题，盖卧佛寺就离蒜市口不是太远。那么，完全有可能是这样：雪芹后来连蒜市口的十七间的小院也不得再住了，这才流落各处，而首先会流落到附近的寺庙中去容身。白石题句说他在庙里穷得经常不能举火——以点火作饭为“奇事”，说明在故老传述中还有知道雪芹贫况至于何等境地的。由于蒜市口故居的启示，我深信白石所述不诬。
知道这个传说的，实不止白石一人，张先生曾函示，列出一长串前辈姓名，说都知道卧佛寺这件事，而非“单文孤证”。可惜这样的信札（以及很多与考红有关的宝贵信札，如张元济先生的亲笔信，吴则虞先生的长札……）都在“文革”中被“革命派”头头抄走，至今不知存亡了。
暂记所怀者如上，异日有暇，再当续说。今以拙诗一篇，为此文结尾：
正月十三日走访蒜市口雪芹故居
峭拂东风想试灯[2]，
文明门外问途行。
皕年路改芹时土，
三里河存蒜市名。
故宅迷茫悲玉赋，
遗编零落悼红亭。
九旬曝日街前叟[3]，
就语沧尘恍可听。
癸亥清明佳节 汝昌写记
（《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
[1] 估量李煦这样人家的家产问题，我想历史学家都会有一个比较，不能用一般人的“标准”来看事情。乾嘉之际的和珅的抄家清单，不用说了，连和珅的家人，也比李煦“阔”得多。至于满汉大官们的房地产、金银、宝器，那就更没法比拟。所以“年大将军”除了被“赏”的200多间房之外，只挑了一些缎匹、珐琅陈设以及硬木家具——别的就再无可要的东西了！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了。
[2] 古以正月十三日为试灯日，十六日或十八日为收灯日。
[3] 马姓老人，年八十八岁，坐蒜市口北墙下负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