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州李家，对红学研究者来说，是个耳熟能详的家族，李煦于康熙三十二年继曹寅任苏州织造，直到雍正元年被抄家为止，共计做了三十年之久。江宁、苏州两处织造，康熙帝曾叮嘱过要“视同一体”，同时曹寅的续弦李氏，就是李煦的堂妹；曹寅死后，曹颙、曹相继出任江宁织造，李煦都曾大力推荐、照顾，所以，在公在私，曹、李两家的关系都是密切无比的。
由于红学、曹学的长足发展，学术界才给予苏州李家一些注意，例如，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曾编印过《李煦奏折》[1]，王利器曾编写过《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2]，不过，李家向来只被认为与《红楼梦》有点附带的关系而已。
早期方豪、周汝昌等探讨《红楼梦》中的西洋物品，都认为和李家颇有关联，因为李士桢做过广东巡抚，李煦长期和西方传教士有来往；赵冈、魏绍昌、吴新雷等，均认为《红楼梦》中的许多素材，当来自曹家以外的亲属之家，而尤以李家为甚；笔者在1986年所写《释“造衅开端实在宁”——兼论曹雪芹处理苏州李家素材的原则》[3]一文，主要论点则在说明宁府在子弟不肖、生活腐化及与荣府的关系密切等方面，象征着苏州李家。
以上几类讨论到苏州李家的文字，虽然注重李家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怎么说都是以曹家为主，李家为从；李家只是因为同曹家有了直接的关系，故而同《红楼梦》有了间接的关系，才受到注意的。
可是，近年来我继续对李家进行探讨，逐步地对李家的人和事增加了了解，才发现苏州李家和《红楼梦》的关系密切无比。我是在写《释“造衅开端实在宁”》的时候，先了解了李煦其人，他虽是包衣出身的皇帝家奴，但在苏州多年，一般名流学者，很乐于和他亲近，这至少说明他在品德方面是没有重大缺失的。
由此我想到红学界不少人认定的一种看法：以为秦可卿事件，当是李家的丑闻，而“爬灰”者，矛头直指向李煦的说法，应该不是正确的。李煦如果出过这么大的娄子，康熙帝绝不会派他在苏州，名为织造，暗中让他笼络并收买南方名流学者，借此了解和冲淡汉人反满的情绪。李煦之为人，王利器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序言中，曾论及李煦为宦近五十年，难得的是，政声极好，他做官不但精明干练，而且还照顾下属。而李煦的人品，由他死后当时的学者名流李军、赵执信等对他都有怀念的诗文，李、赵等不畏雍正时候严厉的文纲，写下充满同情与义愤的文字，可见李煦一定有令老友怀念、推许的地方。
曹家在金陵人丁稀少，《风月宝鉴》是雪芹早年所写的小说，里面的一些故事论者多相信不是曹家的而是李家的。“秦可卿丑闻事件”如果发生在李家，而主角又不是李煦，那可能是谁呢？
为此我写了一篇《“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史事探源》[4]，文中首先从各方面考察李煦，都可以见出他是不会做出天理难容的逆伦丑事的。其次，是从有限的资料，看出李煦之子李鼎，是个挥金如土、无一善可言的纨绔子弟。他和曹颙的年龄、条件几乎相同，而康熙始终坚拒不用，使我们相信他在人品上必有重大缺失。
从另一方面讲，《红楼梦》中对一些敏感史事，都以变形方式，加以改头换面，例如脂批曾指出的“借省亲事写南巡”，以及笔者曾为文论及的“借秦可卿之死写曹寅之丧”，据此推测，“可卿事件”原稿，可能已经是一种史事变形的描写，其原型或许是不肖的好色公子冒犯了父亲的年轻美妾。雪芹把“以下犯上”，改写成“以上犯下”。
有关李鼎的资料虽然很少，但当我对他作了进一步的了解时，我在《“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史事探源》一文中，很自然地写下了我的感觉：
曹、李两家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将来有人若怀疑李鼎是贾宝玉原型之一，绝不令人惊奇。
由于发现李鼎可能是宝玉原型之一，因而联想到他可能就是脂砚斋，因为脂砚批书，多处以宝玉自居，这些批语批在稿本上，显系雪芹认可的事实。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从许多角度来衡量李鼎，他可不可能是《红楼梦》中的末世宠儿？也从许多脂批来验证李鼎，他可不可能是批书的脂砚斋？我的感觉几乎是无有不合：有些角度和批语甚至感到非李鼎无以当之。我因为觉得李鼎的形象和脂砚斋逐渐重叠，所以便不等“将来有人”，而自己写了《脂砚斋应是李鼎考》。[5]
二
笔者对苏州李家与《红楼梦》的关系能有新的认识，关键所在是考出脂砚斋应是李鼎。
脂砚斋，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曾说：“此人之重要，较之雪芹本人几乎要画等号了。”而这样重要的人物，却是一位神秘客。甚多红学研究者探考此人，始终未能结案。而答案之纷歧，可老可少，可男可女，尤其令人无所适从。但以往研究者有一共识，因为脂砚斋“知道此书的真事底里如此其清楚，了解雪芹的意旨笔法如此其精彻，一部石头记，他不啻给作者作代言人，尽泄底奥”[6]。所以认为脂砚斋即使不姓曹，也该是曹某氏。故此，金陵曹家找过了，再到北京曹家去找，因此，曾被提名过可能是脂砚的曹家人可不少，但最热门的，当推曹天祐，笔者1973年写《脂砚斋与红楼梦的关系》一文时，就是“曹天祐说”的支持者之一。
生在1715年的曹天祐，是曹颙遗腹子，曹寅嫡孙，到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被抄调回北京时，他已在金陵生活了十三年，他受到老祖母的宠爱亦自在情理之中，的确是有一些条件适合成为自命为早年宝玉的脂砚斋的。但《红楼梦》十八回写到宝玉“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时，脂批有言：
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姐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
因此一批，排除了曹天祐可能是脂砚，同时也是宝玉模特儿的可能性，因为曹天祐生时，他刚死去不久的父亲曹颙不过二十一岁左右，天祐不可能有一个比他大十来岁的姐姐。
早先有不少人相信，书中的宝玉，就是雪芹本人，可是，一连串的疑问接踵而至，最主要的是年龄问题，雪芹如果只活了四十岁，曹家被抄时他才五六岁，他会是宝玉吗？等到发现脂砚自居宝玉，雪芹是宝玉就更不可能了。当年胡适说了句相信批书的脂砚就是雪芹本人，被周汝昌在《新证》中奚落了好大一阵。
多年来，研究者在曹家分开来找宝玉，找脂砚斋，找遍两代男女人物，都不能符合，现在合二为一，难道在曹家以外还能有这样一个人吗？
其实脂批已经有所暗示了。《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对警幻仙姑说：“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此处有脂批：
常听二字，神理极妙！
曹家人住在金陵，何须常听人说？这条批语明明告诉我们，这幼年的宝玉，根本不住在金陵，而且小时未曾到过金陵，所以才有“常听人说金陵极大”的向往。也正因为由金陵来的亲眷不断，反映两府彼此关系密切，所以才显得“常听二字，神理极妙！”雪芹借宝玉之口说出“常听人说金陵极大”，一般读者，谁又会注意它？但这样平凡的话里面，却含有玄机，只有局中之人的脂砚，批书至此，方才心领神会，作了点到为止的批语，关子仍卖在那里。一芹一脂当年或者也曾这样暗笑吧：后世读者若能懂得，算他造化。
这个早年不住在金陵的宝玉，以后成为主要批书人的脂砚斋是谁？笔者认为他是在苏州长大的李鼎，现在把拙文《脂砚斋应是李鼎考》的要点说明于下。
1.甄贾两府影射曹李两家，甄贾两宝玉影射李鼎曹颙
读《红楼梦》的人，或者都曾经奇怪，为什么要写那么个隐隐约约的甄府，而甄府与贾家又何其相似！也是“那等显贵”，也有个令人劳神、笞楚不改的公子，更有个“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的老祖母。
说来也怪，曹、李两家，就如同甄、贾两府那么像，或者更像一点。
从“显贵”方面来看，两家均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是满洲皇族的奴才、亲信。李煦任苏州织造三十年之久，而曹寅祖孙三代任江宁织造，时间更久，如同世袭。此外曹寅、李煦曾轮替接做两淮巡盐御史这“肥差”，共十年时间。康熙南巡，两家分别担当接驾差事，而康熙数度经过江宁与苏州时，均驻跸于织造署，可见“借省亲事写南巡”“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也是两家共有的经历。
从“老祖母”方面来看，曹寅的母亲孙氏和李煦的母亲文氏，早年均曾做过康熙的保姆，这两人的丈夫也都曾显赫一时，曹玺做过二十年的江宁织造，李士桢官至广东巡抚。二人的丈夫又都先她们而死，故两家均有这么一个守寡的老夫人。文氏89岁以前，身边的男孙，只有李鼎一人，孙氏跟随长子曹寅住在金陵，身边的男孙只有曹颙一人。这两位老祖母，因为身份特殊，所以不论他们的儿子多么能干、多么有地位，在家中她们仍然是权威极重的老祖宗。康熙南巡至江宁、苏州时，对这两位“吾家老人”还特予慰问。了解到这样的事实，则甄、贾两府会同时出现这么一双“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的老祖母，那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曹、李两家的确有。
再从“宝玉”这方面来看，一向以来，以曹寅遗孀李氏为老祖宗，那曹天祐或曹雪芹自然是合格的人选。但若由甄、贾两府之隐射，从曹、李两家各有一个权威老祖宗的角度来看她们的骄孙宝玉，便只可能是曹颙和李鼎。我推断这二人年龄非常接近，很可能在1694年，曹寅三十七岁、李煦四十岁时，同时中年得子。
幼年的曹颙和李鼎，在老祖母的呵护之下，成为家中的“混世魔王”，是可以想见的，但二人慢慢长大，便成为截然不同的青少年。曹颙成材却在二十出头便死了；李鼎成为纨绔子弟，却备尝抄家之痛。
2.早年的贾宝玉应是李鼎写照
我们一向从曹家的家史背景来看《红楼梦》，因此那“末世宠儿”的宝玉，就似乎只能是雪芹或曹天祐。
其实，《红楼梦》是以曹家及其亲属家中的史事为背景写成的，而且雪芹有意地使这部书，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并在人物、事件上错乱其关系，同时真事与假事，掺杂其间，使得这部小说，家史的成分，极不纯粹，平心静气，这应该是看得出来的。
从李家的角度来看，李鼎也是“末世宠儿”，更亲历抄家之痛，而又“性奢华、好串戏”，实更像是书中的宝玉。加以裕瑞《枣窗闲笔》里有这样的话；
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
裕瑞的听闻得自其“前辈姻戚”，即明义和明琳，二人均是雪芹的朋友，可证所言绝非空穴来风。算一下辈分，李鼎正是雪芹的“叔辈”。
3.脂砚斋应是李鼎
大家一向认为脂砚斋该是曹家人，理由可从陈庆浩的一段话中看出：
我们知道，曹雪芹是《石头记》作者，《石头记》中某些情节是以曹家历史，以作者日常生活见闻为题材的。有些地方批语指出：“此语余亦亲闻者，非编有也。”“盖此等事作者曾经，批者曾经，实系一写往事，非特造出。”“况此也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
看来批者熟悉作者早年家庭生活中某些细节，故批者极可能是曹家中人。[7]
这一组脂批，除了曹家人以外，若用来验证李鼎，刚好是适合的。不说许多事可能根本是李家的事，即使是曹家的，李鼎虽住在苏州，小时没到过金陵，但大了自然会随同李煦、韩氏，甚至老祖母文氏常去“老亲”家串门子，这一切“目睹亲闻”，确实是“现成文字”。
脂批中有些条，动言三十年，三十五年。此地引录两条：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凤姐受命协理宁国府，分析宁府弊端一段文字时的批语：
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庚辰本眉批）
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余今想恸，血泪盈腮。（甲戌本眉批）
此两条批语，绝非一人所批，第一条批者，认为书中所写五件风俗陋规是他家的事，第二条的批者说：你家有此五病，“余家更甚”！笔者在此敬请所有“批书者必为曹家人说”的拥护者来看此批。以笔者的看法，此二人当分属曹、李二家，而且唯有曹、李鼎（畸笏叟、脂砚斋）才批得出，因为我们能从批语里，感觉到破败家族家长的语气。
最让我们感到脂砚斋与李鼎相吻合的，是第十八回写到龄官因《游园》《惊梦》二出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时，庚辰本有大段的双行小字批语：
按近之俗语云：“能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优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子弟广矣，各各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娇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
庚辰本上的双行小字批语，公认属脂砚斋所评。因而这一大段话，无异形容了三十年前的他自己：他是个世家子弟，养着戏班优伶，常同一批惯养梨园的纨绔子弟来往。他受惯所养恃宠而骄的优伶的挟制，逐之不舍，责之不可，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他看到书中描写龄官拿腔作势的一段，深感刻画之神妙，正由于自己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这个花花公子，对当年所作所为，似乎仍回味无穷。
李鼎当年的真实形象如何？目前所知有关他的直接资料极少，但唯一宝贵的一条，很可以供我们加以比较了。
织造李煦莅苏三十余年，管理浒墅关税务，兼司扬州鹾政。恭逢圣祖南巡四次，克己办公，工匠经纪，均沾其惠，称为李佛。公子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致亏空若干万。吴民深感公之德，惜其子之不类也。（《顾丹五笔记》）[8]
李鼎的父亲为苏州织造，祖父曾为广东巡抚，他该能算是世家子弟吧？他的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一掷万金，他该能自夸“余历梨园子弟广矣”了吧？他既是如此性奢华、好串戏的公子，声色一条理，他当年该曾“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吧？比较过脂砚斋与李鼎之为人，我们实在有影像重叠的感觉。
三
在以往以金陵曹家为中心的红学，研究者常感到不解的是，《红楼梦》的故事为什么要从苏州开始呢？同时，雪芹生于南京，长于北京，何以书中会有相当多的“吴语词汇”呢？现在了解到脂砚斋就是在苏州生长的李鼎，就比较容易解释了。不过笔者以为，如果结合了另一个红学疑案来讨论，反而可以一并解决。疑案即是吴世昌早年提出的：脂砚斋是《石头记》初稿约二十回的作者。
吴氏此说，红学界至今认可者甚少，但笔者却大致同意，不过不以为曾写了二十回左右那么多。大家一直认定脂砚是曹家人，更可能是曹天祐，若说他是《石头记》的写作发起人，当然有不少疑点，而且很少旁证。
现在推断李鼎可能是脂砚斋，则他写《石头记》要从苏州开始，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同时，雪芹接手改写《石头记》以后，李鼎，这位苏州叔辈，在雪芹十年撰书时间内，不断提供意见与资料，就如上节批语中所说：“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民按：指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想来雪芹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苏州话，那么笔下出现不少吴语词汇，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今本《红楼梦》的第一回开头，还保存着《石头记》的“缘起”，其中看来矛盾，实则说得明白的话有这一段：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段话里，明说雪芹是披阅增删者，他诗中所称“作者”当然另有其人。此人，即是开卷第一回，起始所说：“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文中的作者，此人就是以宝玉自居的“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的落魄公子。他在遭逢到抄家惨祸之后，痛定思痛，想要写忏悔录。这个公子当抄家之时，年纪一定不小了，像曹雪芹的五六岁、李鼐的七八岁，曹天祐的十二三岁，实在都够不上“经历过一番梦幻”，只有李鼎，当抄家时已二十九岁，他才合格。
以上两处引文均提到“作者”字样，我们认为都指的是《石头记》初稿发起人李鼎。当初他就是想写他的梦幻生涯、他的一把辛酸之泪。最早他虽是作者，但才力有限写不下去，看到雪芹的戏作《风月宝鉴》，才大为倾倒，因而请求雪芹删改、续成。以后，十年之间，雪芹写，脂砚批，共同经营此书。李鼎退居批书人地位之后，批语中多次有“作者”字样出现，这才是李鼎称当之无愧的雪芹为“作书人”。[9]
四
自从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发表以来，他的两条结论：（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二）“《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可说已成为七十年来红学考证的基础。但是今天，当我们对苏州李家有了较多的认识，对李鼎其人有了若干了解之后，认真来检讨这两条结论，我们都有或少或多的话要说。
对第一点，“著者是曹雪芹”，我们基本上仍然支持，但是，撇开后四十回的问题不论，即以前八十回而言，由于我们认为原始的发起人是李鼎，且曾写过几回，雪芹接手后，对这几回文字，曾加以删改、润色，换句话说，是有若干程度的保留。另一方面，雪芹所写的文字中，也处处有李鼎的建议和被咨询的痕迹。雪芹虽然是综理全局的著者，但总的来看，和纯粹独立创作的“著者”有所不同，这是我们需要指出的。
对第二点，我们首先完全否定了雪芹写此书是“自叙”的可能性；不论雪芹是不是曹天祐，自叙肯定是子虚乌有之论。其次，说甄、贾两宝玉是雪芹自己化身的说法，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至于说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这话，我们现在只能接受一半。我们认为李鼎最早构想《石头记》也许只有苏州李家的影子，等到雪芹接手，把他点换到金陵，便有了曹家的影子。奇巧的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两家就有那么相似，使雪芹可以把两家的人与事，糅合起来，真假有无，穿插神妙。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可能正寓有“曹作李时李亦曹”的暗喻。
就以大观园来说，曹家有隋园故址，一般且多相信它是雪芹心中的模型；殊不知接待过康熙的苏州织造署，门前有石狮子一对，李煦为了皇帝要来，特此“加辟而增新之，敞以亭阁，延以廊庑，翠竹碧梧，交荫于庭，清风徐来，则飒然衣袂间”。康熙非常欣赏，为题“修竹清风”匾额。[10]看起来岂不更像大观园？平心而言，经过雪芹的艺术加工，只怕连这园子也是兼有曹、李二家之长，才成其为“天上人间诸景备”的。
总说一句，苏州李家的素材，大量见之于书中，绝非雪芹偶然的运用，而是必然的存在。我们能够把“假做真时真亦假”解释为“曹作李时李亦曹”，所以能够强调李家对《红楼梦》研究的重要性，达到“苏州李府半红楼”的程度，关键性的问题，还是对李鼎这一人物的了解。肯定了他即是脂砚斋，肯定了他即是早年宝玉的原型，推断他是《石头记》创作的原始发起人，并发凡起例写过头几回文字，了解他十年批书、三番四次誊抄整理的心情，便必然会感到，苏州李家与《红楼梦》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可说与金陵曹家难分轩轾，是同等重要的。
（《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辑）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
[2] 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3] 皮述民：《释“造衅开端实在宁”——兼论曹雪芹处理苏州李家素材的原则》，载香港百姓半月刊编辑《红楼梦大观》，1987年版，第227—241页。
[4] 皮述民：《“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史事探源》，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学丛》创刊号，1989年。
[5] 皮述民：《脂砚斋应是李鼎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刊》第三集，1990年。
[6]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香港北斗书屋1964年版，第547页。
[7]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86—87页。
[8] 顾公燮：《顾丹五笔记》，原书未见。此条引自吴新雷《苏州织造府与曹寅李煦》一文，据称原文载于《道光苏州府志》卷一四八“杂记四”，第18页。
[9] 关于《石头记》有两个作者的推考，详情请参阅拙著《红楼梦考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37—39、111—115页。
[10] 参见徐恭时《那无一个解思君——李煦史料新探》，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3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