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寅曾为康熙伴读的佐证

曹寅少年时曾经做过康熙帝的伴读，这是邓之诚先生提供的材料。但因出处书名失记，至今未见确切可靠的文字证明。邓先生治学严谨，想必定有所据。最近，重读纳兰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1]，觉得其中有一段话似隐喻此事，颇可引为佐证：

余友曹君子清，风流儒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庭训者居多。子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其书室外，司空亲栽楝树一株，今尚在无恙。……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惟周之初，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齐侯伋任虎贲，直宿卫，惟燕嗣不甚著。今我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

纳兰成德文中所记与曹寅的对话，应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随驾南巡之时。文章可能写于次年初，亦即曹玺去世的第二年。因为当年五月底曹寅才从江宁乘舟回京，而纳兰成德在五月里就因病逝世，两人没有可能见面。纳兰成德将曹玺手植的楝树比作召伯的甘棠，这是老生常谈，意在捧场，可以不论。但下面一段引周初史实为喻的文字颇可玩味。曹玺虽说贵为一品尚书，但那是死后的封典，生前的功绩，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周成王的庶伯父召公；论其实际身份，更不过是包衣奴才，怎能与周公、姜尚那样的开国元勋相并列。再说颂扬曹玺，谈谈召伯和燕侯就够了，又何必大谈周公和姜尚的儿子。以纳兰成德的文学才能及处世为人，当不至于如此胡牵乱扯。从上下文仔细考察分析，纳兰成德这段话应是在用伯禽、吕伋和燕侯等“世臣”比拟曹寅的大有作为。纳兰成德连用三次类比，语婉意深，不露痕迹，十分巧妙。他先用“伯禽抗世子法”比曹寅少年时任康熙伴读，再用“齐侯伋任虎贲，直宿卫”比曹寅青年时期任康熙侍卫，三用燕嗣之享国绵长比曹氏之世代延泽。最后，又用“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建牙南服，踵武司空”展望曹寅之将来。徐乾学为纳兰成德撰墓志铭，称其“料事屡中”，这就是一个实例。盖康熙对曹寅今后的安排早有成竹在胸，日侍康熙左右的纳兰成德了如指掌，故得预言后事于五年之前。

纳兰成德为什么要用“伯禽抗世子法”借指曹寅为康熙伴读呢？查《礼记·文王世子》，内谓：

（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郑注：“抗，犹举也。谓举以世子之法使成王居而学之。以成王之过击伯禽，则足以感喻焉。”伯禽实际上就是成王的伴读。成王犯了错误，周公就责打自己的儿子伯禽。代替成王受责，这是伯禽的“光荣”，此即所谓“抗世子法”。

康熙八岁登基，为了学习如何管理国家，需要认真读书。设立伴读可以提高皇帝的学习兴趣，但伴读的主要任务还是“抗世子法”。康熙的伴读不止一人，纳兰成德就做过康熙的伴读。这“光荣”任务也部分地落到了曹寅身上，可知曹寅是常常代康熙挨打受骂的。人们总是难忘自己的童年小友，皇帝也何尝例外。日后康熙对曹寅特别宠信，主要原因在此。

我们读爱新觉罗·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面就有相仿的例子：

伴读者还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责。“成王有过，则挞伯禽”，即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

溥仪的伴读之一毓崇就经常代他受过，书中有详细生动的描述，此处不赘。

因而，上引纳兰成德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曹寅确曾做过康熙伴读的佐证。质之高明，以为然否？

二、孙氏为曹寅生母可能性之探讨

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保母，生前已封一品夫人。此材料见于多种清人著作，似无可疑。但清人所谓的“母”，不一定是生母。嫡母、继母都可以称“母”，如探春之称王夫人，贾琏之称邢夫人。生母有时倒不被称“母”，如探春之不承认赵姨娘。这是封建宗法社会所产生的怪现象。孙氏是不是曹寅的生母？在我们看来，孙氏生曹寅的可能性甚小。请先看孙氏、玄烨、曹寅和曹宣年龄对照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孙氏二十三岁被选为玄烨保母，曹寅如为孙氏所生，则孙氏至迟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底已经离开玄烨。而其时玄烨年仅四岁，实际三岁，正当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最需保母提抱照拂，似无此时即将保母放出之理。有人说孙氏是玄烨乳母，可是萧奭《永宪录续编》载明曹寅“母为圣祖保母”。且据尤侗《曹太夫人六十寿序》介绍，孙氏娴熟文史，非一般仆妇可比，从她的文化程度看也以任保母为宜。据记载，清朝每个皇子例用乳保等共四十人，其中乳母与保母各八人，她们的身份和职责都不同。福格《听雨丛谈》言及明制乳母“须有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乳母本终身不得出，至崇祯乃令乳皇子至七岁放出”。清初规章多承明制，孙氏如做康熙乳母年龄已超过规定，即使她是乳母，玄烨四岁时也还不能离开。清皇室也未必会仁慈到在乳保任职期间让她们回家探亲。玄烨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即皇帝位，年方八岁，实际不足七岁，孙氏于此时放出较为合理。而当时曹寅已经四岁，故孙氏不可能是曹寅的生母。

松枝茂夫教授认为，孙氏是十二三岁时被挑入宫的秀女，在宫中任女官，后选为玄烨保母，二十五岁出宫嫁与曹玺。[3]如松枝教授的见解成立，则孙氏正好可以成为曹寅生母。但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清朝秀女遣出的年龄是有规定的：

旧制挑选秀女……康熙间年三十以上遣出，雍正间年二十五遣出。

孙氏任保母是顺治间事，应同“康熙间三十以上遣出”的定例。查孙氏三十岁正当顺治十八年，即玄烨继位之年，与我们上面推测的相同。因此，即使孙氏是以秀女身份入宫，由女官而为保母，她也不能生曹寅。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孙氏嫁曹玺已三十岁，当时社会普遍早婚，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4]，孙氏就只可能是曹玺的续弦夫人了。

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孙氏是曹寅生母的可能性都极小。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囿于原先的结论，而不扩大一些考察的范围？在那一夫多妻盛行的时代，曹玺按照惯例总得有几房姬妾。这些姬妾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有生曹寅的可能。曹寅如是姬妾之子，按宗法规定，亦应以孙氏为母。

如果上述推断不误，则我们要进而探讨另外一个问题：曹寅的生母是谁？

三、曹寅的生母应是顾氏

周汝昌先生在50年代就指出了顾景星与曹寅的舅甥关系，可是感到难以解释。我们是否可以将周先生的研究成果推进一步呢？先让我们清理一下有关材料。

顾景星的《白茅堂全集》是编年的，有关史实都很清楚。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词科，顾景星被迫赴京，途中坠车骨折，实际到京已是次年元宵以后。曹寅时年二十二岁，在京任銮仪卫治仪正。《楝亭诗钞》卷一有《春日过顾赤方先生寓居》七律一首，而顾景星《白茅堂全集》卷二十亦有《曹子清馈药》一首七律，韵脚全同，显系和诗。这两首诗写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从诗中看，当时顾景星疟疾复发，卧病寓所，曹寅专程前去探望并赠以治疟药物。寅诗末句为“频来常带杖头钱”，而顾老和诗结句云“别有曹郎分俸钱”；可知曹寅常与顾景星诗酒唱和，还分自己的薪俸为顾老生活费。四月初一，顾景星抱病为曹寅撰《荔轩草序》，序中高度赞扬了曹寅的气质和才能，并云：

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海内月旦，必以予言为然。

用李白和高五的舅甥典故（李白诗题为《赠从甥高五》），称“吾子清”，确是舅舅的口吻。因顾景星再三辞疾，四月三日康熙有旨放还。顾老旋即返里，曹寅又设宴饯别并送给路费。三年后，顾景星有《怀曹子清》排律一首，还念念不忘这一切：

情亲何缱绻，饯别倍踟蹰。老我形骸秽，多君珠玉如。深惭路车赠，近苦塞鸿疏。

末句证实两人别后常有鱼雁往还，而近来曹寅似受某种阻挠，书信减少。“老我”两句又明用《世说新语·容止》王武子谓其甥卫玠“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典，顾景星不是在重申自己舅舅的身份吗！可是，年轻的曹寅虽然对顾老百般关照，却似有隐衷，迟迟不敢在诗文中公开承认两人的舅甥关系。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顾景星弃世十四年之后，曹寅才写《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公开称顾景星为“舅氏”。此文后收入《楝亭文钞》，内称：

然自今以往得睹此卷者尚有日，虽寿至耄耋、子孙满前，亦终拳拳于二十二年之前也。

其辞颇若有憾于二十二年前之忍情，而欲弥补于将来者。果然，两年之后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曹寅“捐千金，代梓《白茅堂全集》”[5]，由顾景星第三子顾昌一手校正，喻成龙与张士伋作序。张序指出：“而今直指使者巡鹾曹公为先生宅相”，“宅相”典出《晋书·魏舒传》，即外甥之代称。乾隆二十年，顾昌之子顾湛露更明言曹寅“前与征君燕台雅集，舅甥契谊”[6]，当事人既已承认于前，亲友又旁证于后，则顾景星是曹寅之舅，已成铁案无疑。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上引《怀曹子清》诗中“深惭路车赠”一句来讨论。这一向不为人注意的诗句，正是解开顾景星与曹寅舅甥之谜的钥匙。此句典出《诗经·秦风·渭阳》：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诗序》以为此诗是秦康公念母之作。秦康公母穆姬是晋献公女，太子申生的女弟，故穆姬的同父异母兄公子重耳是康公之舅。重耳得康公父秦穆公帮助回国为君，即晋文公。时康公为秦太子，其母已亡，康公“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通常引此典时都用“渭阳”而不用“路车”，因此大家都忽略了。因《诗序》有“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句，故此典要母亡后才能用。邯郸淳《笑林》记一士人母在而对舅言“渭阳之思，过于秦康”，被人讥为不学无术（详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二）。今顾景星自居舅氏反用此典，我们不能设想以顾老之博学而会不知此典背景，因而我们可以确定：曹寅生母至迟在康熙十八年已经亡故。孙氏绝非曹寅生母，因为当时她好好活着，正在江宁做她的一品夫人。

曹寅既非孙氏亲生，舅家又为顾姓，则其生母为顾氏可知。从顾、曹年龄分析，顾氏应是顾景星之妹。可是顾景星从未提起过她！他只是闪烁其词，多次用典暗示自己是曹寅之舅，却不肯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个事实。[7]原因何在？只有一个答案：其妹地位低微，并非正配，仅是曹玺之妾，正式承认这一点对顾景星来说是痛苦的。

然而，蕲州顾家是官僚世家兼理学名门，顾景星是当代学者名流，何至于把妹妹嫁给八旗贵官为妾？的确，顾家自动嫁女与曹玺是不可能的。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不可能的事情会通过另一方式成为可能。顾氏或许是清兵南下时被劫掠而归曹玺；或许她与《红楼梦》里的英莲一样，自幼被拐卖沦落为婢，后由曹玺收房；或如娇杏，由封肃之流转赠曹玺。这位顾氏并不是毫无踪迹可寻的。查《白茅堂全集》卷四十六顾景星自撰家传，顾家从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起一直逃亡在外。先是全家几乎被张献忠部下所杀，幸而得免，即避居鸿宿洲，又徙西塞山，仆婢三四人叛去，父子大病两月；后下九江，姊萧淑病卒；再至江宁，姑刘贞节病逝；冬抵江苏昆山原籍。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昆山坚拒，清兵屠其城，顾家逃至淀山湖；顺治三年（1646），淀山湖兵起，又逃回昆山城。五年中顾家颠沛流离，事故迭起，失落幼妹是很可能的。且南下清兵主力即多铎率领的正白旗军，曹玺时应亦从军南下，更有掠得顾氏之可能。蕲州顾家以理学传世，贞节女妇代不乏人，家传均详细记述引以为荣；此妹不见家传，可能因她“失节”为满人妾，有辱家声，顾景星讳言而不书入。后岁月流逝，旧痛渐忘，甥曹寅又“如临风玉树，谈若粲花”，“贝多金碧，象数艺术，无所不窥；弧骑剑槊，弹棋擘阮，悉造精诣”（《荔轩草序》），足增舅氏光彩，故又与之往来，认其为甥。

经仔细查对，顾景星似确有一个避而不提的妹妹。顾景星《先妣李孺人行状》谓，其嫡母李氏生亡兄二，妹一，皆殇。姊一，嫁萧鬯。其生母明氏生一妹，嫁朱爵。而顾昌《耳提录·神契略》内记顾景星自述：“先君年四十尚无子，嫡母多产女，复聘吾母。”两相对照，其嫡母李氏至少应有三个女儿。家传仅记其二，何故？如果这位家传不载的异母妹确系曹寅生母，那顾曹的舅甥关系正如晋文公和秦康公一样，“路车”之典可谓用得十分贴切。

红学家们每每奇怪，清初明遗民何以与曹寅特别交好？曹寅风流儒雅，固然是他能得明遗民好感的重要因素，却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根本原因在于：曹寅是顾景星妹妹的儿子，在遗老们看来，他是“自己人”。而在康熙眼里，曹寅“稚岁充任犬马”，是信得过的嬷嬷兄弟。“英明天纵”的“圣祖仁皇帝”自然乐于利用曹寅的这一特殊条件，让其发挥专长了。

至于曹寅在青年时期不敢直呼顾景星为舅氏的原因，我们是这样看的：当时曹玺及孙氏健在，虽然曹寅在政治上已有一定地位，但正式承认父妾之兄为舅却是不策略的。冒犯宗法，自甘“下流”，有碍前程，为“政治家”所不取。而到康熙三十九年八月，曹玺早已去世，孙氏亦已垂暮，曹寅继任织造达十年之久，“圣眷优渥”，地位稳固，不妨撰写《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一篇之中，三呼“舅氏”，以补当年缺憾。

四、曹寅和曹宣是异母兄弟

曹宣生于康熙二年，与曹寅相差五岁，如孙氏顺治十八年出宫，曹宣有可能是她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呢？

曹宣的生母不可能是顾氏。因为，如曹宣与曹寅同一生母，则曹宣也是顾景星之甥，可是顾景星《白茅堂全集》并无片言只语涉及曹宣。曹宣品貌出众[8]，如系顾氏亲生，顾景星正好将他们兄弟比为一对玉树，今反一字不提，舅氏何得厚此而薄彼？曹寅写《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也未顺带一笔在京任职的曹宣。张士伋和顾湛露也是这样。这些都可以旁证曹宣非顾氏所生。它们还可以反证顾氏不是曹玺的原配夫人。因如顾氏是正妻，不论曹宣生母是谁，按礼法他都应呼顾景星为舅，顾景星也应认其为甥。只有当顾氏是妾而又非曹宣生母时，顾景星与曹宣才不是舅甥，犹如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与贾宝玉之间不存在礼法上的、血统上的舅甥关系一样。

再从曹宣的经历看。乃兄幼时就在康熙身边当差，他却一直长留在曹玺和孙氏身边。直到曹玺去世，他还只是荫生。[9]熊赐履《曹公崇祀名宦序》云：

公长子某，且将宿卫周庐，持囊簪笔，作天子近臣；次子某，亦以行谊重于乡国。

此乃曹宣二十三岁时尚未任职之明证。当时在外旗员子弟十八岁以上非奉特旨不得随任，看来曹宣应是孙氏亲生嫡子，故得康熙特准，既可免于当差，又可长留江宁。

再看曹寅的忘年交杜岕（他是顾景星的同乡好友）的旁证。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曹寅出为苏州织造。九月初，杜岕专程从金陵来访，行前有长诗《将之吴门述怀呈荔轩》，里面有很可注意的内容：

迢递忽五载，重来续交欢。此事诚旷典，私庆如还丹。譬喻两琪树，出处各岩峦：上枝承雨泽，六根快游槃。

曹寅在五年前就任内务府郎中，出为织造乃正常差遣，何“旷典”之有，而使杜岕那样的高兴？他打了个比方来回答。杜岕将曹寅和曹宣兄弟俩比为长在不同山岩上的两棵琪树，而以“上枝”比长子曹寅。“琪树”典出《山海经·海内西经》，即赤色玉树。刘禹锡早就用“琪树”赞誉徐使君的儿子[10]，杜岕又决不会自比玉树，所以“两琪树”只可能是指曹氏兄弟。时曹宣当已任康熙侍卫，故“出处”不会是动词。“出处”也不会是指他们兄弟的仕途出身，因为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都从侍卫起家。因此，“出处各岩峦”只能是指曹寅和曹宣非一母所生。长子本非嫡出，今得皇帝特命济美父职，故杜岕称为“旷典”。

将上述三方面综合起来分析，曹寅和曹宣很明显不是同母所生的兄弟。可是，曹寅自己曾在诗中称曹宣“同胞生”“同胚胎”[11]，这又应该如何解释？《汉书·东方朔传》对“同胞之徒”注：“胞者胎胞之胞，言亲兄弟。”中国封建社会的亲属关系拉得很宽，四世、三世同堂的家庭很多，对同曾祖、同祖兄弟而言，同父兄弟便是亲兄弟，故所谓“同胞（或同怀）兄弟”并不非要同父同生母不可，这是父系社会只承认父系血统特点的反映。如雍正五年正月上谕[12]：

官卷之制，内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外官藩臬以上，武官提镇以上之子孙、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之子，另编官字号，每举人进士十名派中官卷一名，副榜如之。

可见官方对“同胞兄弟”的解释就是同父兄弟。再如李果为李煦撰行状，说他有“同怀弟五人”，其实这五位弟弟都不与李煦同一生母，他们兄弟六人倒有四个生身母亲。[13]朱彝尊也称曹宣是曹寅的“同怀子”[14]，可见当时人的理解是一样的。还有一例：曹雪芹的表兄平郡王福彭乾隆十三年病死，子庆明袭封。两年后，庆明又死，由福秀（亦曹寅女生）之子庆恒过继袭爵。庆明、庆恒实际上是堂兄弟。而清《宗室王公世职章京袭次全表》在“多罗平僖郡王庆明”条下载：“伊胞弟庆恒承袭多罗克勤郡王”（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以上各例可以证实：当时“同胞”一词的实际内涵较今为广。因之，我们上面的推论“曹寅和曹宣是异母兄弟”还是可以成立。

五、曹寅和曹宣的兄弟关系

曹寅是曹玺的庶长子，却实际上承袭了父亲的职位，且“圣恩有加无已”，数任巡盐，贵为三品通政使；曹宣是嫡子，地位却大大低于乃兄，不过在京管册府，任侍卫，到晚年还只是物林达（司库）。这样，曹寅与孙氏、曹宣之间关系不能很融洽，就是很自然的了。

最早暗示这点的是杜岕。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杜岕送曹寅回京任职，赠以长诗《思贤篇》，以曹植作比：

翩翩雍丘王，恐惧承明谒。《种葛》见深衷，《驱车》吐肝膈。

杜岕暗示我们，曹寅的“深衷”就是“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因兄弟不和而苦闷（见曹植《种葛篇》）；而他吐露的“肝膈”就是要登泰山以求仙（见曹植《驱车篇》）。何以父亲一死，年富力强且政治上春风得意的曹寅会有这类怪念头？

我们从曹寅南下奔父丧期间所作的《放愁诗》[15]里发现了当时曹寅母子、兄弟不和的迹象：

（1）曹寅悲叹“五脏六腑，疮痍未补；芒刺满腹，荼蘖毒苦”，已大大超出了“愁”的范围。这或者可用父亲新丧、孝子哀毁来解释。

（2）曹寅宣称将离家出走，躬耕田亩，粥自乐，并以从此家庭和睦为对母弟的良好祝愿：

南山有松，脊令于飞。我今褰裳，采藿采薇。白发坐堂，绿发立阶，良食衎尔，含饴哺孩。手足辑睦，琴瑟静偕，千春相保，咫尺莫乖。丰获勤耨，粥伛偻。偶有旨酒，爰念好友。二簋相享，薄醉携手；俯察濠梁，傍嗤刍狗。

如果不是曹寅一家母子、兄弟大闹矛盾，曹寅又何至于要“挂冠归隐”呢？（3）曹寅提出以求仙学道为却愁之方：

仙人羡门，披叶跨鹿；菖蒲紫茸，金丹红熟。饱食生翼，风雷捧足。抱一以终，返魂于屋。千年万年，愁不敢出。

证以杜岕“《驱车》吐肝膈”之句，大约当时家庭矛盾尖锐，曹寅伤心之余，曾萌出世之想。其详情虽不可知，总是与争夺织造肥缺及家庭财产继承权有关。

这使我们联想到：曹玺死后，曹寅本已奉旨“协理江宁织造”[16]，次年五月却又回京任内务府郎中，其原因颇费猜测；而杜岕《思贤篇》一开头就把曹寅比作让国不居的季札，也令人不得其解。但如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就豁然开朗了。我们推测，事情可能是这样发展的：曹玺一死，康熙有意让曹寅继任，故先命其“协理江宁织造”。但这一任命不会受到孙氏和曹宣的欢迎。当年十一月，康熙南巡至江宁，“亲临其署，抚慰诸孤”[17]，孙氏当有见驾机会。她可以向皇帝提出请求。曹寅是“讲性命之学”的理学家[18]，最重忠孝友于，就奏请康熙更改旨意，让“爱弟”曹宣承继父职。但曹宣年轻缺乏经验，难以当此重任，未获康熙批准。为了照顾孙氏保母的感情，康熙命资历较深的马桑格任江宁织造暂为过渡。据《历朝八旗杂档》，桑格十二月初三升江宁织造，似为康熙根据曹家情况当场作出的决定。[19]康熙心中自有成算（参看本文第一节），先安排曹寅回内务府任职，曹宣“为朝廷管册府”[20]，使兄弟俩各得其所。若干年后再将曹寅外放织造，就与庶子袭职无关了，孙氏和曹宣也无话可说。曹寅忠孝友一箭三雕，岂不妙哉。

曹寅在康熙支持下作了战略撤退，曹宣又如何表示呢？《楝亭诗钞》卷一有《黄河看月示子猷》一首，排在《北行杂诗》之前，应是次年曹寅携家北上途中所作。内称：

视子负奇气，听我播清言；清言亦可饱，万古多缤翻。……与子共此杯，持身慎玙璠。莫叹无荣名，要当出篱樊。

曹宣似颇有牢骚不平之意，故乃兄以“万古多缤翻”的哲理相劝。曹宣何以父亲一死就对兄长发牢骚，岂不耐人寻味。其实，不但曹宣，连孙氏对曹寅也是心怀不满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冯景撰《萱瑞堂记》，按照题意，应写寿母之慈，可文章却偏大谈曹寅之孝，言下似有赞扬曹寅克孝，而致家庭和睦者：

今世使臣，例得养亲官所。……臣则无忧北山，子则循彼南陔。虽草木之无知，皆欣欣有以自乐，固无物非忘忧之草，蠲忿之花也。矧闻曹公克孝，令母亦慈。记曰：“有深爱者，必有和气。”北堂之老，顾而乐之，是家之肥也，瑞莫大焉。

嵇康《养生论》有言：“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忘忧之草”可算题内应有之辞，可何必要扯到“蠲忿之花”呢？据崔豹《古今注》，用合欢赠人可以消怨合好。谁有怨忿？孙太夫人；忿从何来？亲生之子不得承继；忿何得蠲？是“曹公克孝”的效果。冯景引《礼记·祭义》中“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在此不很恰当，因为孙太夫人健在。他又用《礼记·礼运》“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典，也有点文不对题。如果不是家庭和睦已经成为曹家的首要问题，冯景又何至于要硬用不合适的典故呢！这些都发人深思。在温情脉脉的纱幕后面，有否演出过类似曹雪芹所写的乌眼鸡的悲喜剧呢？对此，曹寅是讳莫如深的。十年以后，曹寅写《思仲轩诗》二首纪念曹宣，其二有“骨肉鲜旧欢，飘流涉沉痛”之句，时曹寅年逾五十，弟曹宣早已故世。回首当年，心感歉然，终于吐露了兄弟不和的真相。

曹寅与曹宣确曾兄弟参商，我们从康熙谕旨中亦可略见端倪。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曹颙突然病故，在准备为曹寅立嗣时，传旨谕内务府大臣[21]：

现李煦在此，着内务府大臣等询问李煦，以曹荃（宣）之子内必须能养曹颙之母如生母者，才好。原伊兄弟亦不和，若遣不和者为子，反愈恶劣。尔等宜详细查选，钦此。

可见，康熙在曹家的继嗣问题上，是考虑得极为周详的。

曹寅一生写了不少与曹宣有关的诗，如单看这些诗，兄弟俩关系似乎不差。与曹寅有交往的文人也常对他的“友于”表示赞美。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材料呢？如果只是有用的材料取了来，无用的材料推了去，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曹寅自幼受理学熏陶，对所谓的忠孝仁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是看得很重的。他不会在诗文中明显地暴露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相反，“为赋新词强说愁”对矛盾加以掩饰倒是可能的。曹寅周围的文人其实也不过是高等清客，一般说来也只会随声附和而不会去揭人之短。何况曹寅处理这矛盾的办法也确实符合封建道德，获得普遍赞扬是很自然的。

综上所述，封建宗法制度所造成的嫡庶矛盾，是曹寅、曹宣兄弟不和的起因。但尽管如此，理学家曹寅还是坚持封建伦理道德，注意为封建礼法争光，甚至在一些小节上也不例外。

六、西堂和思仲轩——“友于兄弟”的象征

曹玺、曹寅父子先后任江宁织造，织造署内有斋名楝亭、西堂。楝亭是曹玺构筑，原为曹寅、曹宣兄弟的书室，室外有一株曹玺亲植的楝树。康熙二十九年曹寅出任苏州织造，百忙之中先在苏州署内修筑“怀楝堂”，又于北堂之下遍植萱草，以示孝于父母。[22]两年后调任江宁织造，即重修楝亭，并继续以《楝亭图》广泛征集题咏，后索性自号“楝亭”并以之名集，这一切使得当时文人对曹寅的孝心称颂不已。“孝于父者忠于君”，在忠孝之外，曹寅如能友于兄弟，就更为尽善尽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宁织造署内的西堂和真州使院里的思仲轩就先后出现了。

西堂，戴不凡先生认为即《红楼梦》中的荣禧堂[23]，其实不是。施瑮诗注明言“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楝亭既是书房，准此可推西堂亦是书斋。且《楝亭诗钞》卷三《西堂新种牡丹雨夜置酒》有“小轩清醉漏沉沉”之句，西堂既为小轩，自不可能是荣禧堂。因后者乃荣府内正室，是五开间的大正房，故两者实风马牛不相及。曹寅对西堂很有感情，曾自号“西堂扫花行者”。《楝亭集》内有关西堂的诗词计达二十五首之多。曹寅何以对西堂特别感兴趣呢？这与西堂的取名寓意有关。《南史·列传第九》有谢灵运、谢惠连兄弟的传记，谈到过“西堂”：

（谢方明）子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功，非吾语也。

原来曹寅南下任织造以后，即与曹宣分开。曹寅为表示对兄弟的友爱和思念，特将书斋名为“西堂”，自比谢灵运，将曹宣比作谢惠连，俨然是兄弟怡怡，手足情深。翻开《楝亭集》，为曹宣而作和附带提到曹宣的诗触目皆是，粗略统计约三十六首，其中以康熙四十八年（1709）写的《思仲轩诗》二首最为闻名。

思仲轩在真州（今仪征）使院内。思仲即杜仲，字面上恰是“思念二弟”的意思。《思仲轩诗》见《楝亭诗钞》卷六，其小序云：

思仲，杜仲也。俗呼为檰芽，可食。其木美荫而益下，在使院西轩之南。托物比兴，盖有望于竹村，悲吾弟筠石焉尔。作《思仲轩》诗。

而朱彝尊又言：“公弟居此，植杜仲一本于庭，故以名轩。”[24]南方房舍为了冬暖夏凉一般南向，房前有庭院。“植杜仲一本于庭”即植杜仲一本于房舍之南。杜仲既生长在“使院西轩之南”，可知思仲轩实乃西轩，是曹寅为了写纪念曹宣的诗而临时给予西轩的别名。

以上推测在曹寅及其他文人作品中也能找到佐证。《楝亭诗别集》卷二有《宾及二兄招饮并示子猷》二首，就用谢氏兄弟的典故比喻他们兄弟的友爱：

骨肉应何似，欢呼自不支。……却笑今宵梦，先输春草池。

曹寅周围的文人也明白他的用意，将此典巧妙地与思仲轩联系了起来。如朱彝尊的《题曹通政寅思仲轩诗卷》：

春塘宜入梦，柔木易生枝。

多年以后，翁方纲《曹楝亭思仲轩诗卷》也说：

池塘春共气，帘阁雨如丝。

两人都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典故，足证我们上面对西堂命名意义的解释是正确的。

总之，西堂和思仲轩（西轩）这两个书斋的命意都和曹宣有关。曹寅在区区书斋的命名上也不忘给人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印象，正说明了维护封建礼法的尊严在他看来是何等重要的大事。曹寅真不愧是理学的忠实信徒，封建道德的身体力行者啊！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地开掘其内心世界，恐怕也只是一个虚伪。

七、余论

上面我们根据曹寅及其友好的诗文对曹雪芹家世作了些零星初步的探索，从而对《红楼梦》的创作背景及素材运用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由于康熙帝从政治需要出发，违背传统的宗法继承原则，让庶子身份的曹寅实际上承袭了其父曹玺的职位，曹家内部从此播下了不和的种子。曹寅生前，曹家矛盾已经尖锐，竟至惊动了“九五之尊”的皇上；曹寅身后，曹家逐步衰落，其内部矛盾必然更加激烈而表面化。如果曹雪芹确是曹颙的遗腹子曹天祐，那么一从他呱呱坠地就立即卷入了矛盾旋涡的中心。因为在曹寅之妻李氏（包括曹颙之妻马氏）看来，曹氏家业是曹寅挣得的，理应由其嫡孙继承；而在曹系诸人看来，曹家的“冠带家私”本来就应该是他们的。矛盾重重的曹氏大家庭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天才颖悟的曹雪芹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通过“杂学旁收”汲取了各种非正统思想，在目睹封建家庭的丑恶和虚伪之后，逐渐认识了这一个携带着封建社会全部遗传信息的细胞。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探春之口概括了封建宗法家庭破落的原因：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真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第七十四回）

这应该是凝聚着作者家世血泪的史笔，绝不会是无的放矢。曹家在雍正六年初被抄时，罪名是亏空帑金，似与家族内部矛盾没有关系。乾隆八年前，曹家遭受第二次打击，从此彻底破败，很可能与家族内部矛盾恶化有关。曹氏大家庭的解体，生活的巨变，促使漂泊中的曹雪芹日渐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发展了他的叛逆意识，终于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贰臣。乾隆九年，亦即甲戌之前十年，曹雪芹满怀对现存制度永久性的疑问，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创作素材的来源，主要应是他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就本文涉及的范围而言，曹雪芹在构思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时，可资取材的就不少。

《红楼梦》卷首声称：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这由曹雪芹自说，为脂砚斋所记录的谈话清楚地证明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其家庭及个人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因而我们认为：适当范围内的曹学研究有助于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但可以允许存在，而且应该继续深入。

（《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

[1] 见《楝亭图》卷一。此文《通志堂集》未收，转引自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因原书难得，本文有不少材料从此书转引，不一一注明。

[2] 曹宣年龄据吴美渌先生《曹宣生卒年考》，其他据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

[3] 参见《松枝茂夫谈〈红楼梦〉》，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据吴新雷先生《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材料》对曹玺年龄的估计推算。

[5] 见《白茅堂诗文全集》附顾湛露为其父顾昌所撰行略。

[6] 同上。

[7] 有对照意味的是，顾景星在为曹寅作《荔轩草序》的同时，写了《女甥张芸诗序》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他与张芸母亲的关系。何独于曹寅母亲一字未及？显系有意回避。

[8] 曹寅《思仲轩诗》之二：“忆汝持节来，锦衣貌殊众。”

[9] 据康熙二十三年未刊《江宁府志》及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转引自冯其庸先生《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杜岕《思贤篇》云：“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如曹寅未曾协理江宁织造，似不得称为“游宦”。

[10]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四《答衢州徐使君》：“闻道天台有遗爱，人将琪树比甘棠。”

[11] 曹寅《楝亭诗钞》卷二《松茨四兄远过西池》十首之五：“念我同胞生，旃裘拥戈寐。”及《楝亭诗别集》卷二《闻二弟从军却寄》：“与子堕地同胚胎。”

[12] 引自萧奭《永宪录续编》。

[13] 见杜臻为李煦父李士桢撰墓志铭。

[14] 朱彝尊《题曹通政寅思仲轩诗卷》：“眷念同怀子，因题思仲诗。”及诗末自注。

[15] 见《楝亭诗别集》卷二。其下一首为《楝亭留别》，故知《放愁诗》当作于此时。

[16] 据康熙二十三年未刊《江宁府志》及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转引自冯其庸先生《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杜岕《思贤篇》云：“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如曹寅未曾协理江宁织造，似不得称为“游宦”。

[17] 熊赐履：《曹公崇祀名宦序》。

[18] 据康熙二十三年未刊《江宁府志》及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转引自冯其庸先生《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

[19] 转引自马国权先生《关于马桑格的一件新史料》。原文为“二十年十二月初三从佐领员外郎转升南京织造员外郎”，“二十年”应是“二十三年”之误。

[20] 尤侗：《曹太夫人六十寿序》。

[21] 见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内务府折。此文有先后两译本，此处所引为先译本。

[22] 参见尤侗《曹太夫人六十寿序》。

[23] 参见戴不凡先生《石兄和曹雪芹》。

[24] 朱彝尊《题曹通政寅思仲轩诗卷》：“眷念同怀子，因题思仲诗。”及诗末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