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不凡同志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改写成的，曹雪芹只是一个改作者。这确乎是一种新看法。但是，使人感到失望的是，戴不凡同志在洋洋数万言的长文中，却没有提出什么足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实他的新看法。我们认为，戴文中举出的一些证据，无论是“内证”还是“外证”，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能成立的。如他对引以为据的脂批的解释，几乎都是曲解或断章取义。本文仅就戴文提出的第一个“内证”即“大量吴语词汇”问题，谈一些不同意见，与戴不凡同志商榷。
一
戴文认为，《红楼梦》不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的，书中运用了“大量吴语词汇”，是“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而同一个作家“决不可能既用京白又用苏白‘双管齐下’来写小说”，因此，“看来只能是这样理解：它的旧稿原是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写的（他还能说南京话和扬州话）；而改（新）稿则是一位精通北京方言的人的作品”。
首先，按照戴文的意见，同一个作家不可能既用京白又用苏白“双管齐下”来写小说，《红楼梦》中“语言未能统一，致出现南腔北调的情况”，是因为“在改写过程中，由于创作中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说，戴文所说的“京白苏白夹杂”只是就曹雪芹改作的《红楼梦》而言的。那么，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假定真有那么一个“石兄”，他写了一部叫《风月宝鉴》的小说，这部《风月宝鉴》用的是什么语言呢？对此，戴文并未加以明确的解释，只是含糊地说“旧稿是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写的”。可是我们知道，一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甚至一个只会说吴语的人，完全可以写出很流利的普通话（在清代则是官话）的作品。当然，他也可以写出像《海上花列传》那样的纯粹吴语的作品——如果作者有意识地要用苏白写作的话。既然《风月宝鉴》是石兄一人写的，那么“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的情况是被排除掉了，剩下的只能是下列两种情形之一：一、基本上是北京话（或官话），其中夹杂一些方言词汇。倘是这样，则和《红楼梦》岂不是一样的了，又何劳曹雪芹把吴语改成北京话？二、像《海上花列传》那样，是用的纯粹吴语。然而，从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历史状况来看，纯粹用吴语写作小说是较晚的现象，断定《风月宝鉴》是纯粹的吴语的作品，还需要提出有力的证据。
其次，戴文一再痛斥“红学家们”说“《红楼梦》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的”，而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京白苏白夹杂”或“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我们认为，如果有人说《红楼梦》是用“纯粹的北京方言”写成的，那当然是不对的（但究竟有几个人持这种意见呢？戴文所一再痛斥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不过是戴不凡同志自己为了行文方便而树立的一个“假想的”对立面而已）；可是，把《红楼梦》的语言说成是“京白苏白夹杂”，显然也不符合事实。
一部用北京话写的作品中适当地吸收和运用一些吴语是一回事，而所谓“京白苏白夹杂”或“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则又是一回事。正如戴文所说：“一个作家，他除非是出于特殊的（如为使文字生动或有意开玩笑之类，等等）原因，那决不可能既用京白又用苏白‘双管齐下’来写小说的。”电影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让其中的个别人物说几句方言或者外国话，小说中也可以使人物偶而说几句方言（不等于方言词）或外国话。但我们一般不说这样的小说就是纯粹京语和道地方言或外语并存的作品。至于在作品中仅仅使用一些方言词语，就更不能说是纯粹京语和道地方言并存了。《红楼梦》中的语言，基本上是典范的北京话（以致有的语言学家在语法书中专以《红楼梦》的语言作例句），同时吸收和运用了一些方言词（其中包括吴语词汇）。这是客观存在，凡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承认的。戴文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京白苏白夹杂”或“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显然是把方言（如吴语）和方言词（如吴语中的某些词汇）混为一谈了。一个作家基本上用北京话写作，同时使用一些方言词，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而要把一部道地吴语的作品（如《海上花列传》）改写成北京话，或把纯粹北京话的作品（如《儿女英雄传》）改写成吴语，那才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事呢。
最后，戴文指责“红学家们”对小说中的吴语视而不见或“不求甚解”，可是我们发现，被戴文当作“最明显的例子”而列举出来的吴语词汇，绝大部分是在元明清的白话小说中所习用的词汇，它们或者根本算不上是吴语词汇，或者虽是吴语词，但并不一定只有吴语地区的人才使用。戴文之所以断言它们是“吴语词汇”，主要是因为：一、没有弄清方言、方音和方言词的关系和区别。这个问题，上文略已涉及。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首先表现在语音方面，其次才表现在词汇方面。方言里的词汇大部分也就是普通话里的词汇，这些词汇不能叫方言词，虽然方言地区的人用方音读它们，我们可能一点儿听不懂。方言词是指普通话里没有的那些词语，例如戴文引的弹词“故歇辰光奔出来啥事务”“故宗事务说白相个”中，“故歇”“辰光”“故宗”“白相”等是吴语词，而“出来”“事务”“说”等则不是吴语词，虽然在吴语中它们的读音是与北京话不同的。戴文把“事务”“杌子”等当作方言词，当是由于用方音读这些词语而造成的误解。二、没有注意到古今方言的变化。与民族共同语一样，方言也是历史地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在今天是方言词语，在古代却可能是通用的词语。反之亦然，在古代是方言词，今天也许已成了共同语。戴文把“人客”“物事”等当作吴语词，就是犯了以今例古的错误。同时，戴文还忽略了古今语音的差异。
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戴文中所说的吴语词汇和吴声谐音字问题。
二
为了“列举出确凿的事实改变红学界的定论”，为了让那其实未必真有的“‘纯粹（道地）的北京方言’之说见鬼去吧”，戴文“不嫌词费”地列举了整整二十个“道地”的吴语词。可是，根据我们有限的语言知识，并随便翻阅了几本古典小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认为它们的作者是吴语地区的人，因而不存在“难改吴侬口音”的问题）和有关的书，发现这些“道地”的吴语词并不“道地”，而且其中大部分词语，即便是吴语地区以外的人，也可以甚至大量地使用。为了让事实说话，现在我们也“不嫌词费”地一一举例说明如下。
1.惫懒（甲戌本、庚辰本、戚本均写作）——《西游记》第十回：“你这厮惫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本注：“与疲赖、痞赖义同。”）第八十九回：“你这个刁钻儿惫！”《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只见有个惫赖的和尚。”《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这人岂不是惫懒小人的行径了。”戴文引嘉庆间独逸居士《笑笑录·惫懒》条：“令，吴人也。操吴语哭诉曰：袁时中真正惫懒！左右大笑。”但据此并不能证明“惫懒”一词就是吴语，盖“操吴语”者，操吴音之谓耳。
2.狼犺——《西游记》第二十四回：“自家身子又狼犺，不能彀得动。”又见于第三回（作“榔槺”）、第二十二回（作“榔杭”）、第四十七回（作“郎伉”）。可见苏北地区亦有此语。
3.物事——《朱子全书》：“心本是阔大的物事。”《水浒》第二十一回：“我还有物事做一处放着，以此要去取。”“天教我和张三买物事吃！”此词在《水浒》和《金瓶梅词话》中屡见，不具引。《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六回：“素姐洗过了面，要梳栊梳头，老尼道：‘这件物事倒少，怎生是好？’”按：物之通用语。今固为吴语，但在古时却未必然，当为宋元明清时期白话。
4.事体——《金瓶梅词话》中习用，如第五十七回：“把那应伯爵荐水秀才的事体，说了一番。”“倒是今日空间（闲），没件事体，就把这事儿完了罢。”“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也好。”
5.事务——这本是文言词，如《文选·应璩〈与满公琰书〉》：“适有事务，须自经营，不获侍坐。”此词小说中亦习用。《水浒》第二十一回就出现多次，如：“我今日县里事务忙，摆拨不开，改日却来”，“我的事务分拨不开在这里”，等等。《儒林外史》第十四回：“问了些坟上的事务，慢慢说到这件事上来。”戴文引两句弹词“故歇辰光奔出来啥事务”“故宗事务说白相个”，正说明误认为方言中的词都是方言词。说已见上文。
6.挺尸——《花月痕》第十二回：“你酒醉也罢了，怎么把门踢倒，却挺着尸不言语，害得人家怕得什么似的。”《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吃罢，扒上床，挺觉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本注：“这样说，有拿挺尸做比方的意思，是对睡觉的人的责骂语。”）
7.下作——此词虽是吴语，但早已通用。戴文也认为“下作”与上例“挺尸”之类是“扬州话中也有的词汇”，因而实际自己已否认了它们作为“旧稿原是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写的”证据的资格。
8.人客——白居易诗：“腰痛拜迎人客倦。”《醒世姻缘传》第九十回：“照常的接待人客，陪茶陪饭。”第九十二回：“大凡奴仆待人，都看主人的意旨，主人没有轻贱人客的心，家人便不敢萌慢怠之意。”（承魏建功、王力先生见告，“人客”一词今在广东、福建、台湾话中更为习用）戴文引“闹热”作旁证，其实白居易诗中已用“闹热”一词：“红尘闹热白云冷。”
9.黄汤——元曲中已有，如《硃砂担》：“我则是多吃了那几碗黄汤，以此赶不上他。”《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九回：“俺每从衙门里打出来，黄汤儿也还没尝着哩。”第七十五回：“人一日黄汤辣水儿谁尝尝着来，那里有什么神思。”此与戴文引《红楼梦》中“黄汤辣水没吃”正同。
10.小菜——在北方话中，也不一定专指“酱疙瘩之类的咸菜”，而可以泛指素菜或简单的菜。如《醒世姻缘传》第九十回：“在闹市口买了几间店屋，每月可得赁价一两五钱。去临清请了两位有德行的尼僧，来与晁夫人奉祀香火。乡民布施的粮米吃用不尽，房店的赁价，与这两个尼僧置买小菜。”这里“小菜”与“粮米”对言，即指尼姑吃的素菜。《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五回：“不一时，只见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羞美味，燕窝鱼刺（翅），绝好下饭。”这里与“大菜”相对的“小菜”，也未必都是“酱疙瘩之类的咸菜”。戴文引的《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已令人撤去残席，另设上各种精致小菜，大家随便吃了些”的“精致小菜”，当亦是对已撤去的“大菜”而言。《儒林外史》第四回：“我这敝教，酒席没有什么吃得，只这几样小菜，权且用个便饭。”这里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是：“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
11.滚水——《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四回：“李瓶儿吃了叫苦，迎春就拿滚水来过了口。”《西游记》第十三回：“先放半锅滚水。”戴文说《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滚汤”“滚水”并见，而《水浒》第八回就有“滚汤”：“薛霸去烧一锅百沸滚汤，提将来，倾在脚盆内。”
12.面汤——《水浒》第八回：“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来，烧了面汤，安排打火做饭吃。”第五十六回：“这使女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多时，汤滚，捧面汤上去，徐宁洗漱了。”《水浒》中“面汤”又叫“洗面汤”（第二十八回）。可见“面汤”现固为吴语，却由早期白话词语演变而来。未必绝对局限于吴语地区，为他处人所不用。
13.面子——戴文说“苏州人把粉状的东西叫‘面子’，京语无”，其实苏州无此说法，北方口语中却屡见不鲜。
14.杌子——陆游《老学庵笔记》：“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讥其无法度。’”《水浒》第十六回：“边厢两个杌子。”“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床边坐了。”
15.齐整——戴文说：“京语只说‘整齐’，吴语之齐整是漂亮之意。”（按：并不都是漂亮之意，也有“整齐”的意思，如戴文引的“忽见史湘云穿的齐齐整整来辞说”，若解释为穿得漂亮，有失原意）其实，“齐整”一词南北方均用，《金瓶梅词话》中就大量使用，如：“衣帽齐整”（第五十四回）、“齐齐整整”（第五十七回）、“比初见时节儿，越发齐整”（第五十八回），等等。《醒世姻缘传》中则几乎一律用“齐整”而不用“整齐”，如：“齐整摆了两席酒”（第十六回）、“备了齐整斋筵”（第三十二回）、“装扮齐整”（第六十七回）、“齐整穿着起来”（第七十回），等等。道地京语的作品《儿女英雄传》中也用“齐整”。《西游记》《儒林外史》中当然亦屡见。故戴文将“齐整”一词定为吴语方言词，真是“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16.痴子——这确是方言词，但未必只限于吴语中使用。戴文把凡是带有“痴”字的词语包括“痴人”一词都当作吴语，未免太夸大了。
17.呆子——此词是否吴语方言，也是有疑问的。但戴文既已承认吴语“呆子”在小说中“偶而也用”，故不予细究。
18.闹黄了——黄了，今北方口语仍如此说，很难说这只在吴语中使用。又，戴文解释为“露了馅”之意，亦误。
19.老货——骂人的话，与“黄了”一样，北方话中也常听到。《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怪老货，你不知道，与我过一边坐着去，不干你事，来劝甚么！”同回：“俺娘那老货，又不知道……”
20.灌丧——戴文说：“丧，戚本六十五回作‘囔’，庚辰本同回作‘撞’，同本七十九回作‘’‘嗓’。都是谐音。《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杨老六‘在镇上赌输了，又噇了几杯烧酒，噇的烂醉’，亦同，但‘噇’字不见于《辞源》等书。据《新华字典》：噇，读为chuáng（与床同音），释为‘毫无节制地大吃大喝’，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戴不凡同志在这里企图纠正《新华字典》的错误，然而可惜他只查了“《辞源》等书”。其实，“噇”这个字早在《玉篇》中就收入了，释为“吃貌”（《广韵》同）。《集韵》中也收了这个字，释为“食无廉也”，这正是《新华字典》解释为“毫无节制地大吃大喝”的依据。[1]唐代僧人寒山诗：“背后噇鱼肉，人前念佛陀。”《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总然亲戚吃不了，剩与公婆慢慢噇。”《水浒》第四回：“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烂醉了上山来？”《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呆子不论米饭面饭，果品闲食，只情一捞，乱噇口里。”戴文所谓“噇”应作吴语之“舂”云云（文繁不具引），只是想当然耳。
除了这二十个例子外，戴文还举出另一些吴语词汇，但戴文同时又承认其中的“标致”、“先儿”、“毒日头”、“田地”（作地步、程度解）、“堂客”等等已为京语或他处语言所应用，所以我们也就不想逐个儿细论了。
此外，戴文还说《红楼梦》中还有“数量可观的南京话词汇”和“数量不少的扬州词汇”，并举出了一些例子。同所谓“大量吴语词汇”一样，这些例子其实也未必一定是南京话或扬州话中的词汇。如被说成是“南京词汇”的“盘缠”“絮聒”“汗巾子”等等，几乎在所有白话小说中都大量使用，怎么能说是“南京话词汇”呢？由于这个问题与“难改吴侬口音”的问题关系不大，且戴文亦说“被断言生于南京的曹雪芹在书中多用南京语言，这是不足为奇的”，并没有作为主要论据，因而我们也不予详论了。
应该说明，我们初无意确定上面所说的那些词语当时究竟是不是方言词，这是要由语言学家去做的工作；我们只是举出一些实例，说明戴文所举的“大量吴语词汇”实际上大部分并不是只有“难改吴侬口音的人”才使用的“道地吴语”，因此，用这些词语作根据，来说明《红楼梦》中有“大量吴语词汇”，是不够的；如果想据此而证明《红楼梦》出于二人之手，那就更是很不“确凿”和“科学”的了。
三
戴文的“内证之一”，除了“吴语词汇”之外，还包括《红楼梦》中“竟然还大量地应用苏州话的谐音字”问题，说这集中表现在六个字上面。我们当然有必要来研究一下这六个字（实际第六个例子涉及两个字）的情形。
1.关于“以‘能’字谐音代‘宁’字”——戴文举的例子是“能可得罪了主子”“姑娘们能可使奶妈们……”“只能可多给他钱为是”。戴文说：“苏州一带读‘宁’为‘能’，如把‘宁波’说成‘能波’。”《红楼梦》中把“宁可”写成“能可”，果真是因为“苏州一带读‘宁’为‘能’”的缘故吗？并非如此。“能可”是一个词，即“宁可”，在宋元诗词戏曲中习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三“能（三）”条中说：“能，犹宁也。即宁可之宁。……凡此能可字，皆与宁可同。”内举宋元诗词及戏曲中的例子多条。因此书颇易得，兹不赘引。可知将“宁可”写作“能可”，由来已久，并不是因为有个石兄“难改吴侬口音”才这样写的。值得注意的倒是戴文的这样一句话：“戚本对这个费解（？）的‘能可’似均经人改过（按：此句似有语病，原文如此），已悉作‘宁可’。”这一点我们留待下文讨论。
2.关于“以‘是’谐音代‘自’”——在戴文所引的例子中，有一条是戚本第七十回：鸳鸯“是那日之后一向未和宝玉说话”。查戚本原文，“是”作“自”，是戚本不误而戴文误引。《红楼梦》中（主要是戚本）确有“是、自不分”的现象，原因何在，尚待进一步研究。这里只想说三点：一、有些地方作“是”本亦可通，如“外面待尤二姐是不必说得”“是不必说，称赞不已”等。二、疑是过录时抄手笔误或妄改。三、戴文说吴侬“是、自不分”，并引弹词为例，这似乎颇有道理。但我们知道，只要文化水平稍高的“吴侬”，决不会在写文章时也“是”“自”不分的。这位石兄既能写《风月宝鉴》，想来文化水平决不至于和弹词的记录者一样，除非他下定决心，要用弹词那样的语言来写小说。而且，即使石兄“是、自不分”，“精通北京方言”的曹雪芹在一次又一次的改写中，岂能仍旧“是、自不分”？难道他改作时竟是用的剪刀加糨糊的办法？因此，断言这种现象是所谓石兄的旧稿遗留下来的，毕竟还缺乏充足的根据。
3.关于“以‘堪’谐音代‘看’”——戴文云：“按京语：看kàn去声，决不能谐平声堪kān。这也是明显的吴音字，苏沪一带看、堪同音kè……均明为‘看’之谐音字。然而红学家们却训‘堪堪’为‘将要’，试问‘将要的日落’成何语法耶？”按：一、京语“看”字有两种读音，“看见、看病”等的“看”读去声，而“看门、看守”等的“看”读平声。“看看”一词在唐宋诗词和元明戏曲中习见，一般读平声，故后来有人用“堪堪”代替“看看”。二、“看看（或堪堪）”有转眼、将要、刚刚等意思（参看《诗词曲语辞汇释》）。甲戌本第二十五回“堪堪的日落”（庚辰本作“堪堪日落”，戚本作“看看日落”。注意：戴文另引甲戌本、庚辰本第二回例子中的“堪堪”，戚本亦作“看看”），自是快要日落之意。若像戴文那样简单地以“直译代入”法翻成今语，则古书中不成语法的句子又何止一个“将要的日落”耶？三、在甲戌本、庚辰本中，“看看”与“堪堪”似是并用的，如甲戌本第二十五回：“看看三日光阴，那凤姐和宝玉倘（躺）在床上一发连气都将没了。”（庚辰本同，“一发”作“亦发”）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宋元明清的小说戏曲中，有些口语中的词汇初无确定的写法，同一个词往往在同一书中就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如“狼犺”又写作“郎伉、榔槺、榔杭”等，“惫懒”又写作“惫赖、惫”等。
4.关于“以‘展’谐‘转’”——甲戌本、庚辰本中将“转眼”写作“展眼”或“眼”，当亦是因为“转眼”一词最初可以有几种写法的缘故。若说是吴语谐音，则曹雪芹缘何不改？脂砚斋写批语时为什么照写不误？或者他们也都是“难改吴侬口音”的人？请注意戴文的说明：“戚本作‘转’处庚辰多作‘展’；但亦有甲戌、戚本、庚辰三本均同者，如第二十五回‘展（庚、戚、甲：）眼过了一日’。”
5.关于“以‘无’谐‘呒’”——据我们初步校读，甲戌本和戚本中都存在“无”“没”并用的问题。如戚本第三回：“（宝玉）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无有……黛玉……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按：戴文举此例时未引此句）……’……宝玉满面泪痕哭道：‘家里姊姊妹妹都无有，单我有，我说无趣……’”同回：“熙凤道：‘……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并无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以上二例中的“无”字在甲戌本中均作“没”）甲戌本第十五回：“这几天都无工夫……忙的无个空儿……就无来请太太的安……张家不（‘不’字原缺，据庚辰本和戚本补）知道没工夫管这事（按：戴文举此例时未引此句）……”同回：“秦钟笑道：‘这可是没有的话。’宝玉笑道：‘有无有也不管你……’”（以上二例中的“无”字在戚本中均作“没”）可见凡此等处，“无”即用如“没”。（戴文避而不谈对话中“无”“没”并用的事实，不知是何缘故？）用“无”来代“没”以及各地方言中表示“没有”的音或字，也由来已久。据《读书通》说，“无”可以通作“勿、莫、末、没、蔑、微、不、曼、瞀”等字。从东汉冯衍的文章到宋代文学大师苏东坡著名的请客吃“毳”饭的故事，也都说明“无”是可以代方言中的“毛”而作“没有”解的。故断言“无”字只能是吴语“呒”字之谐音，未免执其一端，有以偏概全之弊。又，“无有”的说法在小说戏曲中很常见，如《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儿，再无有出在他上的了。”
6.戴文云：“芳官外号‘耶律雄奴’，被人混叫成‘野驴子’，这显然是谐音。京语用于译名的耶yē和野yě决不致混淆，驴lǘ和奴nú读音根本不同。但苏州话中耶奴、野驴音却相近（略似yě—nū）可以互谐。……”按，《红楼梦》戚本第六十三回：“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凤、偕鸳、香菱三个人笑在一处，问是什么话。大家也学着叫这名字，又叫错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驴子来，引的合园中人凡听见者无不笑倒。”所谓“野驴”者显系由“耶律”二字音近而来，哪里是什么“耶奴”的谐音呢！戴文云云，殊不可解。
由此可见，戴文所谓《红楼梦》中“大量地应用苏州话的谐音字”，正与所谓“洋洋大观”的“大量吴语词汇”一样，是“和事实不很符合”的。戴文一再强调的“关系到这部小说中的几千句语言”“书中数以千计的夹带吴语（以及南京、扬州话）的文句”云云，不过是虚张声势，因为一个常用词（如“齐整”），当然要关系到许多句子，而既然这个词并非吴语词，那么它所关系到的许多句子，也就与吴语毫不相干了。
这里附带地说一下戚本和庚辰本的关系问题。戴文说：“从较早的戚本和最晚的庚辰本校勘中，可以发现雪芹修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尽量使小说‘北京口语化’。”《红楼梦》的版本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戚本和庚辰本孰早孰晚，孰优孰劣，我们将在另外的场合详细讨论。现在只就从戚本和庚辰本的某些异文，能否得出曹雪芹“尽量使小说‘北京口语化’”的结论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我们在前面讨论所谓“吴语谐音字”时，已经提请读者注意，戴文举出的“能可”“堪堪”“展眼”几个词，在戚本中恰恰全部或大都写作“宁可”“看看”“转眼”。这种情形岂不正与戴文的庚辰本改了戚本中所用的“吴语词汇”一说自相矛盾吗？当然，戴文也注意到了戚本作“宁可”和“转眼”的这一事实，并且作了解释：“似均经人改过。”但是，把庚辰本的改动说成是曹雪芹本人改的，把戚本的改动则说成是他人改的，这到底是“何所据而云然”呢？
第二，戴文举庚辰本将许多“婶婶”改为“婶子”为例，断言这是曹雪芹改的，只是“由于改不胜改尚有疏漏”，故有的地方没有改过来。但是，庚辰本凡把“婶婶”改为“婶子”的地方，原抄均同戚本，写作“婶婶”（原件作“婶婶”），然后再把第二个“婶”（“婶”）涂改为“子”。因此，如果要说这是曹雪芹改的，必须先证明现在的庚辰本就是曹雪芹亲自使用的改稿本。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笨伯，在过录时非要依样画葫芦，先写作“婶婶”，再改作“婶子”，除非他要“存真”。然而现在的庚辰本绝不是曹雪芹亲用的改稿本，这一点不但为许多“红学家们”所公认，就连戴不凡同志本人也是这样看的。[2]实际情况，照我们看来是这样的：《红楼梦》中本来“婶子”与“婶婶”并用，以“婶婶”用得为多。庚辰本想要统一，所以把“婶婶”改作“婶子”，又因为改得不够仔细，以致有的“婶婶”就漏网了。而这个改者，据我们从字迹来判断，大约就是庚辰本的抄者自己。至于这种改动是谁的主意，是抄者，还是别人（假定抄者与此书主人不是同一个人），可进一步研究。
总而言之，戴文的“内证之一”，是不能成为《红楼梦》是曹雪芹以“石兄旧稿”为基础而加以改写成的证据的。戴不凡同志如果坚持要从《红楼梦》的语言方面证明曹雪芹只是个改作者，那么，他就必须找出更有力的证据来。倘若像目前这样，只是罗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量吴语词汇”，则很难使人同意和接受他的新看法。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1] 吴小如先生认为“噇”字由“嘬”音转而来，而“嘬”在南京方言中读chuāi。参见其专著《字义丛札》。
[2] 笔者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戴不凡同志，承他回信作答。他说：“我认为：1.戚、庚两本同出于雪芹的七稿本；2.庚辰本是雪芹据X稿修改过的Y次稿本；3.但是，庚辰本有两三千处原抄同戚本处，又经后笔涂改，这些涂改处有一小部分是抄者自行校正及后人妄改的，但其中极大部分修改的‘思路’，正和从X改为Y次稿时的‘思路’是一致的，故我认为庚辰本是雪芹在Y次稿本上又经过Z次小改润色的本子。目前所存的庚、戚两本都是坊间传抄发卖的本子；估计当是有人借得Y次稿本合数人之力传抄；但Y次稿被收回后又经过Z次小改，于是外间抄者又借得Z稿来校对涂改。‘婶婶’改为‘婶子’，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今特转录于此，请读者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