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在1839年底开始准备撰写的博士论文，为写这部学位论文并到大学任教，马克思完成了《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这两个文本是在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受到古典学教育的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研究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的开端，他在其中提出了关于哲学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早期主张。
马克思喜欢阅读古希腊哲学，每年都重读埃斯库罗斯作品的希腊原文，据说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作品是他的睡前读物。在波恩大学读书时，他听了韦尔凯尔讲的希腊罗马神话、施勒格尔讲的荷马研究以及普罗帕修斯的哀歌，参加了致力于复兴希腊美学的文学团体“邦纳诗人”，还“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转学到柏林大学后，他对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断增加。此时马克思结识了鲍威尔和科本，他们将古典学研究与对政治现实的反思结合起来。马克思与鲍威尔、科本、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探讨正在从事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他认为，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与怀疑派在古希腊哲学以及一般希腊精神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他们作为自我意识哲学家的意义在现代才得到承认，这主要归功于鲍威尔和科本的著作。鲍威尔和科本关注后亚里士多德哲学，他们在研究中为启蒙理性和自由辩护，这为后来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现实开展古典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与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热烈讨论了古典精神与现代状况的差别，他广泛涉猎古希腊和古罗马哲人的经典文本，这一时期的阅读、翻译和研究经历使他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
伊壁鸠鲁哲学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他为此撰写了七本预备性笔记，阐释了卢克莱修、普卢塔克、西塞罗、伽桑狄、塞涅卡等古希腊哲学家的相关论述，形成了朝向自由的哲学观念。马克思摘录和评论了第欧根尼对伊壁鸠鲁的评论，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为精细”地以“表象”为哲学的可靠依据的哲学家，“最彻底的”“完成古代哲学”。他指出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的规律，并以卢克莱修的看法佐证，这时他触及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论的实质问题。马克思认为伽桑狄完全不理解伊壁鸠鲁，卢克莱修依据伊壁鸠鲁的哲学本质得出了“原子偏离直线”的结论，表明“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在古希腊哲学演进过程中具有特殊性，它的出现实乃古希腊哲学之幸。他指出黑格尔哲学在批判现象世界方面体现的激进取向，“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为此必须改变反对精神和真理的哲学处境，以自由的勇气和力量使这光照亮蒙昧和晦暗的世界，这种努力旨在发掘古希腊哲学的启蒙旨趣并开启新的启蒙历程。马克思从伊壁鸠鲁对“自由”的强调中发现“自我意识”，这是哲学生成的必经之途，也是彰显哲学的政治性的要径所在。
马克思还阐述了“编纂哲学史的任务”，强调哲学史研究应当“把那种象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他摘录了西塞罗关于伊壁鸠鲁论原子偏斜以及快乐和幸福的观点，强调对“真正的哲学”的理解不能沉湎于流俗的意见，而要在研究中解释哲学与事物本身的实质。理解马克思对“自由”之必要性、可能性与正当性的论证，必须完整理解《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博士论文》是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开篇之作。受到科本在1840年出版的献给“来自特里尔的我的朋友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的影响，马克思以独特的思路分析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并在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观念的解读中超越了传统古希腊研究的窠臼，将普罗米修斯视为哲学史中最崇高的圣者和殉道者并试图效仿，由此开启了创造人类未来的政治哲学视域。
《博士论文》包括献词、两篇序言、“第一部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具体差别”以及“附录：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马克思将这篇论文献给政府枢密顾问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向这位“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表达子弟之忱”，因为这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个进步”。他在序言中揭示了以往鲜有人研究的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在没有先前任何研究可参考的情况下试图解决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他确立哲学的独立性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最高地位，用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我痛恨所有的神”来宣告哲学代表的是具有“最高的神性”的“人的自我意识”。在新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他之所以未能完成一部综述上述学派的著作，是因为“正在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或曰“具有直接意义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
包括五章的第一部分只留下前三章，第4章“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一般原则差别”和第5章“结论”遗失了。马克思看到“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这种差别也体现在他们不同的实践活动中，德谟克利特精通多种实证知识且阅历丰富，伊壁鸠鲁则在哲学中寻求内在的满足和幸福，认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至于对思想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德谟克利特认为必然性是万物的主宰，伊壁鸠鲁强调偶然性，因为偶然使在必然性中生活的人们有了自由。
由此，马克思阐述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具体差别，这部分内容由五章构成。第1章主题“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是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运动形式的重要观点，这个为西塞罗和皮埃尔·培尔嘲笑的看法作为“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为马克思甚为看重。因为“伊壁鸠鲁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正是原子的碰撞和冲击使世界得以创生，而原子偏斜意味着自由，由此形成的自我意识超越了原子运动的内部结构，也超越了传统哲学体系和政治生活的内部结构。伊壁鸠鲁因此被马克思看作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因为他以自我意识的理性否定神的存在，其宗教批判具有否定专制制度的启示意义。最后，马克思在附录中评论了“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这个只包括第一部分的残篇的焦点是“人同神的关系”。他以人民的名义反对天国和尘世的统治者，“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在运用自我意识哲学解读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过程中倡导自由与解放，从而以宗教批判的方式表达了政治批判。
在马克思研究中，有一位他推崇备至的神话形象贯穿全篇，就是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他在《笔记》中不乏激情地写道：“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你好好听着，我决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为马克思所深感震撼的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其中蕴含着以无畏的意志反抗不义的统治的反叛精神，在命运的定在面前，能否以理智知识挑战神圣秩序呢？为了摆脱必然性中的不幸，必须有勇气运用理智，以启蒙的精神反抗不义的统治者，在去蔽过程中确认实现自由的思想的自我主张。
为此，既要有超凡的勇气，也要获得充足的理智的技艺。“盗火”正是以勇气获得技艺的意象，因为“火”是人类文明的开端，“火光”在丰盈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普罗米修斯在必然性中试图把握驱散蒙昧的契机，尽管被缚的他曾感叹“技艺胜不过定数”，但他毕竟用茴香杆盗走火种照亮人间，这在马克思看来乃是一种革命的隐喻。尽管这时马克思仍然认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但他已经开始用理性的实践之思面对尘世的现实。多年后，他在写给裴·拉萨尔的信中表明，研究古希腊哲学“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重新发现古希腊的“自由”观念，以启蒙的精神和革命的技艺来实现自由，体现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理想。
马克思最关注伊壁鸠鲁对反神学的自由意志的倡导，这要扬弃以往的哲学家关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看法。肯定伊壁鸠鲁哲学实则挑战传统哲学体系的束缚及其中的偏见，为此应对古典政治哲学史的关键问题进行重新书写，强调因碰撞而产生的偏斜具有的摆脱必然性束缚的意义，在把握偶然性的政治技艺中创造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分析古希腊哲学家的自然哲学所具有的政治性时，看到“‘原子偏斜’是人们形成自由意愿的原因”，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这时意识到不能将自由的实现寄托于纯粹理论批判，而用思想传递普罗米修斯的“火炬”，让启蒙的自由之光引导人民，使摆脱束缚的人民获得整个世界。
这项古典学研究因而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指向，青年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实现哲学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的融合，从而彰显了哲学的政治性和政治的哲学性。因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哲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并非外部反思，而是在现实的斗争中扬弃既成的缺陷，同时反观并否定哲学内在的缺点，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新世界，从而实现哲学的生成。这种思路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深化，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调。
（本文是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plus）学术沙龙”系列活动第一期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