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的翻译》是钱锺书先生的名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钱先生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林译并不只是如大家所认为的删节原作，也有时进行增补，“这类增补，在比较用心的前期林译里，尤其在狄更斯和欧文作品的译本里，出现得很多”。增补的情况之一是“引申几句议论，使意义更显豁”，钱先生特别以《贼史》第二章中的一段译文为例予以说明（林译原用句读，这里改用新式标点，下同）：“凡遇无名而死之儿，医生则曰：‘吾剖腹视之，其中殊无物。’外史氏曰：‘儿之死，正以腹中无物耳！有物又焉能死？’‘外史氏曰’云云在原文是括弧里的附属短句，译成文言只等于：‘此语殆非妄。’”

《贼史》现在通译为《雾都孤儿》，英文原作出版于一八三八年，是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第一部社会小说。该书以十九世纪的伦敦为背景，讲述了孤儿奥利弗·退斯特（Oliver Twist）的悲惨身世和凄苦遭遇，揭露了社会底层人们哀苦无告的生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一八二四年由于父亲负债入狱，年仅十二岁的狄更斯被送到一家鞋油厂做工，几个月受尽折磨和屈辱的生活让他终生难忘，这也成为《雾都孤儿》最主要的素材来源。林纾之所以用“贼史”作为小说题目，是因为主人公奥利弗曾误入贼窝，又被迫与狠毒的歹徒为伍而历尽无数辛酸。

钱先生对于林译《贼史》中“引申几句议论”的揭示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只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近年以来，翻译学在文本研究之外，越来越重视对于副文本的考察，所谓副文本（paratext），是指封面、标题、序言、注释、后记等连接读者和正文并起协调作用的中介性材料。译者所添加的评论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副文本。就林译小说而言，“外史氏曰”的情况颇为复杂，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究。

钱先生所举例子的原文如下

：But these impertinences were speedily checked by the evidence of the surgeon， and the testimony of the beadle; the former of whom had always opened the body and found nothing inside （which was very probable indeed）， and the latter... 不难看出，括弧中简单的一句which was very probable indeed不难看出，括弧中简单的一句whichwasveryprobableindeed（那可真是太可能了/此语殆非妄）被林纾添油加醋做了发挥，更重要的是，这句本是小说叙述者的话，在林译中却转换成了“外史氏曰”，成了译者林纾的评论，也可以说是题中本有变成了借题发挥。

还有一种借题发挥类似中国古小说评点，如《贼史》第十一章中的一段：“官曰：‘此子何罪？’老人曰：‘吾在书肆之前……’官曰：‘止。我非尔问，胡得唐突？巡捕又安在？’此最肖中国之官府。亦令之立誓。因曰：‘巡捕，此子所犯何罪？’巡捕因敬谨告以执贼之由，兼检查无有赃物，余事则并不之知。官曰：‘贼取物，曾有见证乎？’巡捕曰：‘无之。’官不言，少须，则怒目向老人曰：‘汝告小儿，一无凭证，然已立誓，则当予我以证，不尔则予将加以诬告良民，咆哮公堂之罪。’此又最肖中国之官府。”不用查看原文就可以确定，这里的“此最肖中国之官府”和“此又最肖中国之官府”乃是林纾的议论。与上文的“外史氏曰”不同的是，那里还有一些原文的依据，这里则完全是自由发挥了。

林译中的“官”是警察局长，“老人”是布朗洛先生（Mr.Brownlow），后来成为改变奥利弗命运的关键人物，当时却试图控告奥利弗偷窃（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干的），但局长态度蛮横，根本不想弄清事实真相，还大发淫威。林纾由此联想到晚清官僚的腐败作风，顺带讽刺两句，也是再正常不过。这里的评论只是简单的一句，此外还有篇幅较长的，如有关林纾个人身世的一段：“乙未、丙申之间，余既遭母丧，己又丧妻，旋丧其第二子。明年，又丧女，至干仆亦以疫死，而畏子子妇又前死于瘵。纾誓天曰：‘天乎！死我家者，天有权也;死我心者，天无权。’身膺多难，然决不为恶。今读此语，至契我心。”（第十四章）这段感慨是针对布朗洛的一席话：“吾生平所亲爱之人悉归黄土，然亲属虽尽，而吾心仍未死，但觉遇不幸之事愈多，则为善之心亦愈坚挚。”奥利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恳求布朗洛“垂悯孤儿，加以收录”，后者“闻言心动”，说了上面一番肺腑之言，引发了林纾的共鸣。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间，林纾的多位家人相继去世，最让他痛心的是乙未十月（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母亲陈蓉病逝。母亲病重期间，林纾日夜服侍，母亲去世后又守丧六十天，因操劳过度，几次晕倒。至于妻子刘琼姿的去世则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一八九七年夏林纾因夫人新逝郁郁寡欢，在家人的劝慰下到马尾访友散心，在那里结识了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王寿昌，并在王的邀请下共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林纾插入译文中的评论、议论不时出现，各式各样，其中一些当然无关紧要，但有一些则相当重要，可以借以理解林纾乃至近代中国思想的变迁。试举两例。一例来自《拊掌录》（现通译为《见闻札记》）：“畏庐曰：欧文·华盛顿，古之伤心人也。在文明剧烈中，忽动古趣。杂摭此不经之事，为文明人一易其眼光。……顽固之时代，于伦常中胶质甚多，故父子兄弟恒有终身婉恋之致。至文明大昌，人人自立，于伦常转少恩意。欧文感今思昔，故为此顽固之纪载，一段苦心，识者当能会之。须知狉獉时代，犹名花负冻而苞也，至春虽花开，则生气已尽发无余，故有心人每欲复古。盖古人元气，有厚于今人万倍者。必人到中年，方能领解，骤与青年人述之，亦但取憎而已耳。”《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是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代表作，出版于一八二0年，其中关于英国乡村生活，特别是圣诞节习俗的描述一向脍炙人口，如化装表演一段：“众方倾耳时，忽餐房中出怪声，其喧彻天。忽而门辟，群人争出，状皆怪特可笑。西门则饰为俳优状，请老人二子助之舞蹈。发陈年古箧，取数十年不经御之衣，加之童子身上。西门为之魁率，人人各承一名号，或曰炙牛肉，或曰红苹果，呼之辄应。老人仲子则扮为古勇士洛宾荷德，女郎周丽亚则扮为马铁而达，盖从勇士同逃者。周丽亚以首枕仲子之肩，迤逦同行。群人既出，老人弗骇，搓手格格而笑。余平生好奇，亦大欣悦，不期发噱绝倒。似此古风，留者但有英国，即在英国中，亦仅此一村耳。”（《圣节夜宴》）洛宾荷德就是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民间传说中最受欢迎的侠盗，马铁而达（玛丽安）是他的情人。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表演已经难得一见了，从最后一句不难看出欧文对于逐渐消逝的英国古老风俗的惋惜之情，这种情绪也体现在其他多则札记之中。上引林纾的评论附在《圣节夜宴》的末尾。在这段话中，林纾强调了“古人元气”的重要性，以及“有心人每欲复古”的合理意义。这当然是一种保守的观念，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林纾一直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重要载体的古文确实是他的思想命脉（林纾去世前还反复强调“古文万无灭亡之理”），但他从翻译作品中同样看到了西方的“古趣”以及有识之士对此的执着和依恋。怀旧和复古并不是中国的特产。

林纾的思想资源是多元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复杂性，既有保守、复古的一面，也有与时俱进，甚至是相当激进的一面，下面这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一九0二年林纾与严培南、严璩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其中一则是这样的：“野兽鳞集，争诩谁之多子，质于雌狮曰：‘君一胞得子几也？’雌狮笑曰：‘予每育一耳。然其生也，即为狮。’天下贵产，不以数争，安有以多寡定贵贱者？”《伊索寓言》每则末尾都会阐发一定的经验教训，但大都是泛泛而论，这一则也不例外，林纾则针对中国做了进一步的引申：“畏庐曰：支那莫审卫生之术，嫁娶既早，而又苦贫，故得子恒羸。欧西人量力而娶，娶则能育，胎教及保婴之术在在详审，故其民魁硕精悍，寡夭折之祸。其种不必尽狮也，然其对支那人固狮耳。”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弱肉强食，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地反思自我，试图寻求解救之道。林纾这里从生育角度的探讨很有见地，他显然已经走出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明确地提倡优生优育。目前国内学界只关注到了严复、章太炎对于优生的零星论述，认为是优生学在中国的最初萌芽（蒋功成：《淑种之求：优生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及其影响》），而对林纾则比较忽略，其实他的这段“畏庐曰”完全可以和严、章鼎足而三。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支那”一词，通常认为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中国人自己是绝不愿意使用的，但林纾这段不长的文字中却两次出现支那，目的显然是刺激国人警觉亡国灭种的危机。林纾无疑是一个爱国者，一八九五年曾参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公车上书”，后又写下《国仇》一诗，呼吁政府奋力抵御外侮，伸张国威。虽然有情绪激动的时候，但终其一生来看林纾的爱国是理性的，既不是盲目自大，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畏庐曰”中的“畏庐”二字是林纾的号，也是他闭门读书的一个所在，落成于一八九三年冬，为此林纾专门写了一篇《畏庐记》，提醒自己不忘“畏天循分”的祖训，远离名利，时时检点、处处约束自己的言行。从此“畏庐”成为林纾的最爱，他的所有文集、诗集都用这个名号，连墓碑上也是“林畏庐”。在林译所添加的各种议论中，“畏庐曰”似乎比“外史氏曰”或其他评点文字含有更大的信息量，显然不是偶然的现象。“外史氏曰”是从“太史公曰”（《史记》）、“异史氏曰”（《聊斋志异》）而来，属于外号，而“畏庐”则是本号，近于原名，所以把更重要的意见安排在这个名号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