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这样谈论民国政治：“人人在鞠躬尽瘁为国捐躯带病办公，人人皮包里公文中夹杂一张医生验症书，等待相当时机，人人将此病症书招示记者，赶夜车来沪进沪西上海疗养院‘养疴’去。疗养院的外国医生哪里知道，那早经传染的脏腑及富于微菌的尿道，是他们政治上斗争的武器及失败后撒娇的仙方。”这不是孟浪的调侃，而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与为官策略，尤其到了王朝末期，“带病”坚持工作的要员尤多。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农历丁未年）是晚清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新政、立宪、革命交织，上年官制改革带来的部门裁并，此年丁未政争引发的人事更替，让本来就命运多舛的满汉官员前途未卜，不免惶恐躁动，政局动荡，内政外交局势变得极为严峻。多事之秋的清王朝中央重臣、地方督抚要员乃至最高统治者少见奋发图强者，反而是“集体病倒”，形形色色的症状绘就了光绪朝晚期政治生态的怪象图景。
一、地方督抚的政治病
清末时谚称“京外总督三个半”，“三”指的是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半”指端方。翻阅档案，这些治世能臣以“生病”为由请假呈常态，自然并非真病，尤其是袁世凯正值年富力强，抱有政治野心，对外宣称的病症显然是托词，丁未年其病情尤其“严重”。此年五月安徽巡抚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的皖案发生后，袁世凯对外称精神日颓，服药无大效，非静养不可。袁无心政治的很大原因是在上一年官制改革中八项兼差被除、四镇兵权被夺，他心情不佳，终日不下楼。身处乱世，养疴是避难的借口—“今日时局，无一处能尽职，无一处是乐土，更无所用其趋避，能退最佳，否则无处非抱愧冒险”（《聂强恕致止庵先生函》，中国历史研究院藏《瞿鸿禨朋僚书牍》第二十函），这大致反映了清末政治生活的全貌，为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苟且敷衍、模棱了事。
此年六月，袁世凯针对立宪、满汉、军事等朝政上建言十策，行文用词激烈，文中多处指摘政敌，打压异己军机大臣瞿鸿禨、陆军部铁良的倾向十分明显，欲重夺兵权。奏章酝酿已久，撰稿时袁对外称，衰病如此，无可顾惜，似乎身体原因让其无可牵挂，多少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七月，袁世凯被召入京陛见，这是自上年兵权被掠后重沐雨露的契机，但其亦以病推托，称体气尚亏，每至下午头眩心跳等症仍发作。其实是不愿贸然入京，担心时局有变。进京后，清廷任命袁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他又上折称病，请求收回成命。按照惯例，督抚请病一个月即系离任信号，袁世凯多次以病请假，似乎做好了随时退出的准备。
与袁世凯同等心态的人大有人在，此年一同入枢的还有任职湖广多年的老臣张之洞，亦以“病”为托词，迁延游移，不愿骤然履任。当收到陛见的廷寄，即致电军机处，称近年多病，精力渐衰，心血虚耗，夜则怔忡不寐，日则舌干气促，步履艰滞，正在抓紧调理。即便踏上了赴京列车，途中仍致电军机处，强调病体未能调治，诸症均未见愈，这些对于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是常见的症状，或许不能称作病，而是生理与精神常态。幕府人员则有不同的记述，年已古稀的张之洞喜欢挑灯夜读，深夜处理公务，精气神十足。揆诸史实，入枢为张之洞心志所在，但以病为由，推迟入京，原因在于“时方竞争，北上万非所宜”“愿仍留鄂”（《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端方档案）。此年发生的丁未政潮，政局激荡，官员多求自保，张之洞难免有所顾忌。政局中人喊着尽忠的口号，私下则都开了几张“病症书”，作为政争的武器与退出的妙招。
有此“政治病”的官员不在少数，掌管南洋财赋之区的两江总督端方此年也“病了”。盟友袁世凯询问其病情的同时，以己例告诫，即使生病，“但能支持亦不敢萌退志”，期望简放到边缘省份（《袁世凯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端方档案），似要远离政治旋涡，言语中多无奈，官不得不为，又无可作为。事实上，端方精力旺盛，一直寻求与北洋联合，于清末新政多有创举，但对外亦以病相称，病症反而成了缓解为官之痛的药方。
丁未年清朝官员多病，时常以此搪塞政务，显然不是真病，多是观望时局、借故推托的政治病，真正生病之人寥寥。诸如两广总督岑春煊算是真病，患了严重的痔疮，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尚属顽疾，寝食俱废，几欲晕脱，在上海请西医做了手术，看来的确病得不轻，但同僚却不相信。
袁世凯与岑有隙，得到的探报称，“伊真病”，言外之意原对其病因持怀疑态度。端方探知岑吐血头晕，请假十日，发电慰问，关注病情是假，实为探视政敌的动态，报界传言岑有不惜花十万重金谋取两江总督之举，威胁端方江督之位，希望政敌早日离开辖地。为此，端方暗中举证岑在沪联络康有为、梁启超，终致对手开缺。倒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洞察时局，判断即使清廷允准岑“安心养疴”，虽身处江湖，仍难作逍遥游耳。果然，岑春煊表面疗养，无暇政治，私下则多次谋求复出，结果均被端、袁等人暗中阻拦。
二、内廷诸公“带病”参政
地方官员若此，京中官员身体状况同样“堪忧”，枢垣大臣表现得尤其明显。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自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下半年患了一场大病，直到三十三年二月生日过后方见好转。作为远支宗室的奕劻，庚子之后任枢垣首揆，位极人臣，以古稀之龄运筹内政外交，也绝非既往认知的满人颟顸大员，自然具备过人的政治智慧，以退为进、以病塞责就是常用的策略。据载奕劻平日寡言，唯独爱财，即便身患严疾，依旧热衷敛财。此年奕劻七十寿辰，两宫赐寿，所办典礼十分风光。道员段芝贵上寿礼十万金，买得黑龙江巡抚一缺，被揭櫫报端，朝野震动，这也只是庆王受贿的冰山一角。
病情直接影响了奕劻参政，一些政务延迟不能发布。此间较为紧要之事即东三省改制，总督及巡抚人选迟迟不能公布，与首揆病重不无关系。据称，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杨士琦等奕劻及北洋亲信有望开府三省，“承泽（奕劻）气体已平，惟食少神短，俟其大愈，此事即发布也”（《宝熙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端方档案），看来庆王即便身处病中，对于己方的人事任命还是极为关注的。
报界对于首席军机大臣之病症早有关注，称庆邸年老多病，如病或不起或两宫准其乞休，故已保荐肃亲王自代，名为关注病情，实则是讨论继任人选。时革命风潮骤起，奕劻召见时称内忧外患，时局艰难，军机处参预枢密要务，关系至重，以多病之躯恐有贻误为由，拟请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专办部务，推荐醇王载沣上位，朝廷未允所请。揆诸奕劻的政治生涯，惯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此年春御史赵启霖弹劾其卖官鬻爵，连带其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狎妓，他即上奏请开缺，军机大臣瞿鸿禨被侍读学士恽毓鼎弹劾罢职，庆王同样奏请离职。肃亲王善耆、醇亲王载沣是皇室中的有力竞争者，奕劻以病让贤，暗含试探朝廷态度的意图，以守为攻、以屈求伸的手法也反映了皇族内部对统治权的争夺倾轧。
光绪三十二年的官制改革，让行走朝堂的老臣大学士王文韶深感不安。身处内廷多年，王文韶一向以多磕头少说话、朝堂装聋作哑“混日子”，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意识到朝堂变局，不愿在临近政治生涯末期招惹是非，早早退隐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多次请求开缺回籍就医而未允。直到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方如所愿。回到浙江家乡后的王文韶身体日渐清朗，生活闲适。次年，清廷以乡举重逢（中举满一甲子），赏其太子太保衔，看来与跪请君安的当值老臣相比，早日退出不失为明智之举。行走内廷、洞察世事的老臣还有内阁大学士孙家鼐，报界评论称相国有鉴于宦海之风波，“现以年逾七旬，两耳重听，尝告其同寅曰，俟至秋间当决计引疾乞休”（《申报》一九〇七年七月十日，第四版），事实是孙家鼐虽有致仕想法，但并未告退，两年后终老任上。孙家鼐为清代历史上最后一位文正公，清末最后几年一些政治大案要案、重要改革实践中均能见其身影，扮演满人权臣的配角。或许在当政者看来，这位任劳任怨、调和满汉、不争权夺利的老臣才是最为称心的选择。
多事之秋的丁未年，清朝已显颓势，需要治世能臣，而非安于享乐的混世官员。鹿传霖是光绪朝元老，在庚子之后政局中纵横不倒，足见其官场世故练达。报界传言盛京将军赵尔巽入京觐见，朝廷有意将其留京，将鹿外放。最终在奕劻运作下，以鹿年老多病，不胜封疆之任，内廷又多了一位身残志坚的政客。而具讽刺意味的是，军机大臣瞿鸿禨年富力强，未曾以身体欠佳为由有过退却的想法，据其自述，秉笔中枢七载，未尝一日请假，结局却是被侍读学士恽毓鼎一封奏疏弹劾回籍。
三、两宫生病的不同处理方式
丁未年七月，钦天监奏报彗星出现，此为不祥之兆，隐忧莫过于年逾七旬的慈禧太后身体状况。正值壮年的光绪帝身体亦渐孱弱，与对待慈禧太后病情的方式不同，朝廷明诏各地督抚举荐名医入京诊治。八月初二日，张之洞正准备渡江北上入京，接到军机处密电，举荐精通医理人员，迅饬来京为皇上请脉，此电同时发给了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张人骏。端方对此颇为上心，令扬州盐运使赵滨彦、上海道台瑞澂访查江南名医，不惜耗费官帑以表忠心，也是借此探查宫中内情。同时在报纸上刊登光绪帝脉案，重金求方，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据称“皇太后一笑置之”（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版，479页），想必慈禧暗喜报界对于光绪帝病因而非病情处方之宣传。
端方得知戊戌年曾进京为光绪帝诊脉的陈莲舫在沪，于是反复延请，陈同意与名医曹智涵一同北上。光绪帝自庚子回銮之后，郁郁以致疾，诏征四方良医，当时悬壶之士就有陈莲舫，无非也是为了贪得御医之名，行医过程中为免于苛责，往往取中性之药，“医入请脉，不以详告”。光绪帝曾批陈：“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恨，可恨。”（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216页）这些端方自然知晓，他真正关心的是建储之事，此年四五月间，即有内廷传闻光绪帝病重，不过旋报大安。京中端府向远在两江的端方告知光绪帝病情后，直接谈了储君事：“皇上圣躬仍未大愈……慈圣因醇邸（载沣）近生子，已有两世子，传闻又有建储之意。”（《端绪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五日，端方档案）街头巷尾有关宫廷秘事的风说不能作为确据，但关系到朝中要员的政治前途，各方广泛撒网，获取信息，留下诸多望风捕影的记述，光绪帝病因扑朔迷离的说辞与此不无关系。
皇帝病情为宫闱秘密，寻常巷陌以讹传讹，多不具有真实性，端方将两位名医安排住在京中府上，以便随时打探内廷确切情报，便于后续政治操作。很快即传回信息，“同上请脉，正虚病多，已详药方调理，恐不易见功”（《陈莲舫、曹智涵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端方档案）。“恐不易见功”一句说明光绪帝病情难治，当然这种说辞也是名医们保全名誉、推脱责任的惯用手段。
此年五月，慈禧太后患病，仅告知了袁世凯与张之洞延聘名医，不愿更多人知晓，“慈圣无大恙，只饮食失调，久坐思倦，然起居散步均如常。内意不愿人知悉”“，不肯令各省同举”（《袁世凯全集》第十六册，271页）。显然是慈禧太后病情并未好转，否则不会再于各地聘请良医，电文中不便明说，引为忌讳。由此来看，此年张、袁二人从外地联翩入枢，从慈禧太后病情之后求医的举措，亦可窥见端倪，两公深得内廷倚重与信任，多少有些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意味。
慈禧太后“政躬不适”，与丁未年复杂的朝局有直接关系，此年五月为清末政治中极为敏感且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月份，月初军机大臣瞿鸿禨被开缺回籍，两广总督岑春煊悻悻离京，汹涌一时的丁未政潮得以暂时平息。不想当月下旬即发生了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事件，日益尖锐的满汉矛盾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呈现，关乎统治危机与政权稳定。慈禧太后此时求医，不愿对外公布，释放的信号则是政局愈发错综复杂，这也是张之洞、袁世凯迟不入枢的重要因由。
四、政治病与政治生态
对于官员而言，一己之力难以改变国家存亡的命运，何况多数为因循苟且毫无责任心之人。浙江巡抚聂缉椝向军机大臣瞿鸿禨抱怨：“祸福前定，得过且过，趋无可趋，亦避无可避。”（《聂强恕致止庵先生函》，《瞿鸿禨朋僚书牍》第九十二函）时人已经认识到“今日之误中国者，乃此不着痛痒之人耳”，“一则畏难苟且，一则自私自利，有束手坐亡而已”（《尹克昌来函五》，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
清廷并未坐以待毙，但所推行的新政却未能挽救变局、危局、残局，与政治生态恶化有关。清末改革多呈现“形式政治”，“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官员于新政满足形式就能交差，并不关注内容实质，多敷衍了事而不是解决问题。舆论宣扬多于实际，纸上谈兵，做表面文章，敷衍不成就采用“拖”“推”两字诀，又称之为“公文政治”或“面子政治”，无怪时人感叹：“今日是鬼蜮世界，举朝之上，如粪窖内蛆虫一般，活趋活噍，不知闹些什么。……以利要势，以势要利，利去而势亦去，而其人将随之，可哀也矣。所谓不顾前不顾后，做一日算一日。”（《汪大燮来函》第一六一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
统治阶级的政治病反映了光绪朝晚期的政治生态—末世心态在官员中广泛蔓延，缺乏奋发向上的精气神。光绪朝晚期，清廷中枢系统、地方要员老成持重者多，治世能臣少。张之洞以文章著称，清末秉笔中枢，可惜“暮年才尽，执笔沉思，终日不成一字”（《军机不胜撰拟之任》，见胡思敬：《国闻备乘》）。袁世凯、端方、岑春煊等出生于咸同之际的五十岁左右官员，经历戊戌维新与庚子事变，具备内政与外交经验，可谓股肱顶梁，却长期陷于内争之中，随时准备退路，“身体不适”成为护身灵符。清末推行的新政力图挽救危局，却治不了精神涣散、暮气沉沉的人心困局。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预言改朝换代将不出五十年，果然四十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