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虽然发生在欧洲，但影响全球。原本与这场冲突没有 “瓜葛”的非洲大陆，当前却承受了冲突引发的粮食、能源和金融三重危机，并在政治与外交方面面临“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非洲国家认识到，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与其听天由命和等待“他救”，不如行动起来，化危机为机遇，通过深度挖掘和开发非洲自身潜力，积极“自救”应对危机并以独立自主外交维护非洲利益。

俄乌冲突加剧非洲粮食、能源和金融三重危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2年5月1日到访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时表示，俄乌冲突正在加剧整个非洲的粮食、能源和金融三重危机，俄乌冲突推动全球粮食和燃料价格上涨，成本上升将使更多人陷入饥荒，并可能导致非洲一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5月25日，在庆祝2022年“非洲解放日”讲话中，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指出，俄乌冲突加剧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粮食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健康危机。全球农产品供应萎缩和食品价格飙升是这场危机的显著特点，非洲已成为俄乌冲突的间接受害者。作为经济发展滞后并且严重依赖外部粮食、能源和金融支持的脆弱经济体，非洲正在承受俄乌冲突所导致的次生灾难冲击。

首先，这场冲突使非洲粮食短缺现象加剧为严重的粮食危机。非洲是当今世界上缺粮最严重的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落后，非洲许多国家的农业还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发展状态。2021年12月，非盟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三大国际机构联合发布《2021年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非洲区域概览：统计数据和趋势》报告，认为非洲大陆的饥饿状况自2013年以来大幅恶化，每况愈下的状况尤以2019年至2020年间为甚。2020年非洲营养不良人数已达2.816亿，较2014年增加了8910万人。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以及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例如非洲之角地区遭受了几十年未遇的严重干旱和蝗虫灾害，南部非洲地区遭遇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洪灾和破坏性飓风等，加剧了部分非洲国家粮食短缺的状况。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2020年7月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受极端天气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当年南部非洲的13个国家约有4500万人面临饥荒威胁，其中840万名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面对严峻的粮食短缺问题，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于非洲而言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联合国2022年4月发布的《2022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弥合融资鸿沟》指出，202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供应了全球30%的小麦和大麦、五分之一的玉米和超过50%的葵花籽油，45个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小麦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俄乌两国。俄乌冲突可能导致多达17亿人陷入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贫困和饥饿中。此外，俄乌两国还是重要的化肥出口国，俄罗斯及其邻国白俄罗斯的化肥出口量约占全球化肥供应量的五分之一。非洲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等非洲主要经济体都是俄乌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2020年俄罗斯对非出口额达4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90%；乌克兰对非出口额达3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48%、玉米出口占31%。埃及85%的小麦进口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肯尼亚、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苏丹、布隆迪、乌干达、索马里、卢旺达等国小麦进口总量中，约90%以上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非小麦进口总量的72%来自俄罗斯，18%来自乌克兰。与此同时，俄乌两国还是非洲国家水果蔬菜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国。南非7%的柑橘、14%的苹果和梨出口到俄罗斯市场；埃及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也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水果和蔬菜。

然而，俄乌冲突及随之而来的美欧对俄全面经济金融制裁对非洲粮食供应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受港口关闭、供应链中断及全面经济制裁等因素影响，全球小麦价格迅速上涨，涨幅近50%，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而非洲化肥价格也随之上涨了2倍。小麦和化肥价格飙升不仅推升了非洲食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率，还直接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和国家财政状况。例如，国际小麦供应链的中断和国际市场价格的高企，使得埃及民众日常餐桌上的大饼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埃及政府称2022年小麦价格已从去年的每吨270美元涨至今年的435美元，埃及政府对大饼的财政补贴已成为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不仅高度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小麦的埃及如此，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加纳等国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25%以上，民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如塞内加尔2022年普通法棍面包价格已被政府允许从原先150西非法郎限价涨至175西非法郎，涨幅达16.6%。塞内加尔全国面包师联合会会长阿玛杜·盖耶警告称，如果政府没有进一步的惠民措施，且俄乌冲突迟迟得不到缓解，今年底普通法棍面包价格将会涨到500西非法郎。

其次，俄乌冲突还在非洲引发了能源和金融危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油气资源对欧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持续稳定供应一直是国际能源市场保持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俄乌冲突的爆发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虽然非洲的十几个产油国能够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中受益，但除此之外的大多数非洲国家将不得不承受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支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出口原油但必须进口汽油的非洲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洛哥、肯尼亚等主要经济体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都经历了燃油供应紧张和价格飞涨，这也成为制约非洲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油价上涨的背景下，政府燃油价格补贴的暂停、减少和延迟发放，都不可避免地造成非洲本地能源价格上涨与挤兑，进而影响到其他工农业领域的生产。如肯尼亚政府在2022年3月宣布减少燃油补贴后，其国内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随即上涨了5肯尼亚先令，创该国历史新高，从而引发了国内“油荒”。而这种影响又“外溢”到肯尼亚的农业生产。在肯尼亚主要粮食产区北裂谷地区，柴油价格上涨使得2022年3月种植季中每英亩犁地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00先令。成本上升迫使农民减少犁地次数和缩减种植面积，进而影响粮食产量，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加剧粮食危机。

如同倾倒的多米诺骨牌，粮食和能源危机又使财政状况本已十分脆弱的非洲国家陷入了金融危机。目前非洲多国负债率已处于21世纪初以来的最高位，许多低收入国家接近或已经陷入债务困境。2022年5月初，尼日利亚经济峰会集团和西非开放社会倡议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尼日利亚与同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的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冈比亚、加纳、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一起被列为债务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非洲主要经济体埃及也因危机致使外国资本大规模外流，而政府对粮食和能源的补贴也很快耗尽了原本就不充盈的外汇储备。埃及中央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埃及的净外汇储备已从2022年2月的409亿美元降至7月初的不足334亿美元。埃及2020/2021财年公共债务总额已增至4.7万亿埃及镑，占GDP的81%，高于2019/2020财年的4.3万亿埃及镑。其中，外债总额达到1379亿美元，同比增加11.6%，较2010年增加了3倍。埃及如今需要使用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来偿还债务及利息。

从非洲国家的财政状况看，一方面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创汇的渠道则越来越少。仅俄乌两国市场的“流失”就使许多非洲国家外汇收入锐减。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非洲对俄罗斯出口总额约为12.36亿美元，其中埃及以超4亿美元的对俄出口额位居第一，南非、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分列二到五位；2020年非洲对乌克兰出口总额约为2.45亿美元，埃及以6400万美元位居第一，摩洛哥、贝宁、南非和津巴布韦分列二到五位。俄乌冲突还影响到埃及旅游业的复苏和创汇。长期以来，俄乌两国的游客占埃及接待外国游客总数的近22%。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俄乌两国游客成为经济恢复期间重返埃及旅游市场的“排头兵”，为埃及旅游业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2年3月发布的评估报告《冲突时期的缩减》称，鉴于俄乌冲突持续和近几个月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从3.6%下调至2.6%。其中非洲整体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2.9%下调至1.8%。遭受粮食、能源和金融三重危机叠加的非洲大陆经济复苏之路将更为艰难。

非洲面临“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

虽然不少非洲媒体认为俄乌冲突在政治与外交领域并不涉及非洲，但非洲事实上面临这场“遥远冲突”所带来的“选边站队”的压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迅速指责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为“侵略”行为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多边舞台上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孤立和全方位制裁，同时拉拢和施压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扩大美国及北约领导的反俄“国际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非洲国家积极开展外交工作，希望争取到来自非洲的外交支持。夹在美俄之间、东西方之间的非洲国家倍感压力。

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在对乌克兰等90多国所提出的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撤军”的决议草案投票表决中，非洲国家的投票情况是28票赞成，17票弃权，8个国家未出席投票，厄立特里亚则投出反对票，完全支持俄罗斯。即便是投了“赞成票”的非洲国家，也并不意味着与美欧的观点完全一致。如埃及的“赞成票”仅仅体现为对使用军事手段的反对，希望停止暴力、谈判解决冲突。埃及自认为其立场并不是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而是秉持中立立场。埃及不仅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侵略”一词，而且还顶住了美国、七国集团及欧盟驻埃及大使联合施加的压力，这些西方外交代表要求埃及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

同埃及在俄乌冲突中尽量采取接近“中立”立场一样，非洲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南非在3月和4月期间，多次在联合国关于俄乌冲突的决议中投弃权票，并呼吁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单边制裁来解决俄乌冲突、搁置关于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的决议。南非驻联合国代表还曾在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议案并获得了50多张赞成票，体现出非洲国家对参与解决冲突和缔造和平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多次在不同场合发声批评西方一味推动北约东扩而拒不反思的态度，并认为这场战争本可避免。

在2022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关于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投票中，有超过20个非洲国家没有投票、弃权或干脆投了反对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库兹明大使在会后表示，尽管联大通过了这一决议，但许多国家，特别是印度、埃及、巴西、墨西哥以及伊朗、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投了弃权或反对票。这些国家认为，将俄罗斯排除出人权理事会，不仅不利于促进和保护人权，也不利于俄乌冲突降级。在此次会议投票前，俄罗斯驻安哥拉大使塔拉罗夫也表示，西方国家正在向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施加极大压力，要求这些国家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甚至诉诸“威胁、勒索”等手段，这是很不道德的。而在这种非同寻常的压力下，非洲国家“几乎无法抵抗”。塔拉罗夫还强调，在4月7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许多非洲国家对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工作的决议投了弃权票，这意味着他们不支持这项决议。但他们不敢投反对票，因为压力太大了。

非洲国家之所以能够“顶住”西方压力，与俄罗斯在非洲的“深耕细作”和影响力扩大有关。近年来，俄罗斯加大了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军事联系，并于2019年10月在俄罗斯索契召开了首届俄非峰会，重点讨论俄与非洲国家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此次峰会吸引了非洲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会，担任联合主席国的埃及更是俄罗斯加强与非洲特别是同北非国家关系的重点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于2015年2月访问埃及，与埃及达成了帮助埃及建设核电站以便为埃及北部达巴地区生产电力、在临近埃及东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建立俄罗斯工业园区等协议。两国还在利比亚问题和国际反恐合作等安全领域展开合作。在军事和安全影响力层面，非洲国家有近一半的军事装备进口自俄罗斯。俄罗斯武器的大买家以及长期进口国包括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布基纳法索、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乌干达等。另外，以“瓦格纳集团”为代表的俄罗斯海外私营军事力量犹如“俄罗斯插入非洲的一柄利刃”，近年来该集团派出的“俄罗斯雇佣军”不断在非洲扩大活动范围，其军官士兵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苏丹、中非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利比亚、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政局及安全局势走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俄乌冲突看似距离非洲“遥远”，但非洲国家在俄美长期博弈、世界陷入撕裂、俄美争相“拉拢”或“施压”非洲的背景下的确面临巨大的 “选边站队”压力。非洲国家也清醒地认识到，决不能回到“大象（美苏）打架，草地（非洲）遭殃”的冷战时代，非洲必须化危机为机遇，通过集体努力实现外交的独立自主。

非洲国家通过积极“自救”化危为机

面对前所未有的粮食、能源和金融三重危机叠加的挑战，非洲国家通过深挖自身潜力，开展平衡外交，努力化危机为机遇。

首先，非洲国家开始深度挖掘和开发自身潜力，通过“自救”来创造新发展机遇。三重危机叠加给非洲敲响了警钟，同时“倒逼”非洲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进一步推动非洲自贸区发展，探索与欧洲国家的新能源合作。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许多非洲国家政府迅速出台了控制食品价格法令，降低进口基本食品杂货的关税以及扩大外资来源和粮食进口来源等应急措施。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三天，埃及总统塞西就迅速召集政府总理、供应和国内贸易部长、武装部长和工程管理局局长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埃及战略物资储备举行会议，特别听取了供应和国内贸易部长对当前包括小麦、大米、糖、油在内的所有基本粮食商品战略库存的情况。随后，埃及政府又在3月21日宣布对无补贴的大饼实行“限价令”，并对违反“限价令”的商人展开调查行动。为缓解能源和金融危机，埃及总统塞西还出访沙特等中东产油国，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已承诺向埃及提供220亿美元存款和直接投资等援助，以弥补外国投资者撤离埃及所造成的外汇短缺。此外，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的非洲国家也吸引到了渴望实现能源多元化的欧洲投资者的目光。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等拥有大量天然气的国家如今已经成为意大利、德国等欧盟国家青睐的“香饽饽”，非洲国家正在积极“借力”欧洲的资金和技术，以实现自身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

其次，非盟及非洲金融机构也积极行动起来，从融资及推进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方面寻找突破口。如非盟于2022年5月在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召开人道主义特别峰会和认捐会、恐怖主义和政府违宪更迭特别峰会，7月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非盟执行理事会第41届常务会议。这两次重要会议都呼吁非洲国家立即行动并团结起来，重视区域内粮食安全及人道主义危机，加快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自力更生，向世界展示非洲应对挑战的能力。

同时，非洲进出口银行适时推出了“乌克兰危机非洲贸易融资计划”，拟提供40亿美元融资，帮助非洲国家应对俄乌冲突造成的影响。该计划主要包括：一是为非洲国家调整进口渠道提供融资，以应对进口价格迅速上涨并缓和国内需求；二是为购买当前处于价格高位的石油和金属提供融资，使非洲国家可腾出资金购买粮食和肥料等急需物资；三是利用当前部分产品国际价格走高的趋势，帮助非洲国家及企业高价签订基础产品合同，稳定出口收入；四是为依赖旅游业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融资，缓解因俄乌游客减少造成的外汇收入不足的情况；五是提供加速出口贷款，为进口必要的设备、技术等加紧提供外汇，促进出口项目尽快完成。非洲开发银行也在2022年3月通过了10亿美元增加种植抗旱小麦的计划，还安排了580亿美元投入到其他不同的农业生产领域。

最后，在外交层面，非洲国家积极开展“平衡及多元化外交”，以独立自主姿态对冲“选边站队”压力。在这场“不是我们的战争”中，非洲国家保持独立外交并秉持中立立场，认为需要与这场“战争”保持“安全距离”并“冷静观察”战争后国际秩序的变化，以维护非洲大陆的自身利益。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二天，非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发表声明呼吁双方立即停火。萨勒总统以非盟轮值主席身份于2022年6月3日访问俄罗斯，代表非盟进一步推动停火及促和工作，并呼吁俄罗斯及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对非洲大陆影响最大的粮食和化肥短缺问题。

当前非洲国家在“选边站队”上仍面临着西方压力，但非洲国家难以忘记2011年西方推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霸道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也无法忘记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所犯下的更多战争暴行，并且越发质疑西方在国际事务中专横的领导方式及其承担共同责任时的双重标准。不信邪、不被所谓“价值观”“道德绑架”的非洲，正逐步以独立自主的外交坚持自身立场、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