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一个极具鲜明亮点的重大问题，就是关于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这意味着，在未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问题将被置于较为突出的地位。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战略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彰显
所谓战略思维，就是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具有长远视野；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具有宽广视野；跳出部分从系统看部分，具有整体视野；跳出历史偶然从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势看历史偶然，具有趋势视野；跳出表象从规律看表象，具有纵深视野。
20世纪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布局、步骤、重点和措施，简称“3820”战略工程。这是对福州从经济提前实现小康水平，到达至国内先进城市发展水平，再达至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平均发展水平的战略谋划。“3820”战略设想，是习近平同志基于世界格局变动、中国扩大开放、福建福州实际，为谋求福州跨越式发展，作出的具有科学性的战略谋划，符合世界发展、中国发展、福建发展逻辑。
习近平同志从福建到浙江工作以后，作为省委主要领导，在充分精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主持谋划了浙江“八八战略”。对浙江省全局发展、长远发展作出的这种战略谋划，既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一贯注重战略谋划的从政特质和风格，也为浙江省永续发展擘画了美好蓝图。
2007年，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在中央党校共发表19次重要讲话。其中对领导干部特别强调的，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要注重战略思维和战略谋划。
习近平同志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以后，更加注重战略思维和战略谋划。2012年11月15日，刚刚履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首要注重并强调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后将其确定为“战略全局”。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逻辑：重点突破——全面发展——以系统为基础的战略谋划。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使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实践上相对注重“重点突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到了2007年左右，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使“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不断凸显。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重点突破的基础上，把“全面发展”问题提上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注重全面发展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系统观念，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谋划，进一步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且注重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系统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党和国家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之所以说它是“划时代”的，就在于它具有转折性与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需从战略上进行“系统整体设计”。这就把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性战略谋划”推到历史前台。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战略思维。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这实质上是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观大势、顾大局、谋长远，要具有战略眼光，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所谓战略眼光，就是要着眼长远、谋划长远。2022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第四卷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多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就是以系统观念为基础的战略思维。对战略问题的重视和强调，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具有历史必然性。
新的战略阶段所提出的战略问题、任务、要求，需要运用战略思维作出战略应对
基于战略思维看新的战略阶段。新时代，是我们党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不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也是开启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这样的新时代和新阶段具有“战略性”意义，属于新的战略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具有“战略意蕴”。因此，具有战略意蕴的新发展阶段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应对。
基于战略思维看新的战略机遇。这里所讲的战略机遇，就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能够赢得历史优势、掌握历史主动，且有助于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重要机会和境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会面临哪些新的战略机遇？
其一，我国拥有十四亿多人口，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创造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类活动具有两个最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需求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作用。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其二，中国共产党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强大政党，它具有把全国各族人民组织起来、统筹整合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其他众多优势，这是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领导力”。中国共产党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动员力和组织力、谋划力和引领力，进而能使全社会形成合力，具有咬定目标、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久久为功的特质，因而它能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积极因素，为实现宏伟的美好蓝图而不懈奋斗。
其三，新时代的中国能为当今世界开辟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能为世界展现光明前景的“引领力”。当今世界向何处去？这确实是一个使世界人民感到迷茫的时代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理论、中国力量。
其四，中国人民具有勤劳和奉献的优秀传统和品质，这是一种创造财富的内驱力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力即“民力”。不仅绝大部分中国人民都是靠勤劳致富的，而且面对各种矛盾和困难，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能做到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这会大大降低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成本，减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代价，进而有助于激活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也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平衡与和谐稳定。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
其五，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使我们能够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赢得历史主动，这是一种“行稳致远力”。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领航、有目标、有方略、有动能，致力于解决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以国家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解难题、办大事的道路，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底厚、基实、路宽、力足、行稳，具有开放、包容、创新、确定、能动、引领等本质特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呈现于世界，而且具有破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难题、人类重大问题和世界困境的底气、智慧和能力。
其六，当今世界，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方位开展。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在工业体系、内需市场、生产能力、配套能力，经济潜力、经济韧性、市场潜力，基本经济制度，政党自我革命能力，稳中向好态势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这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国家抵御风险挑战能力，这是一种“国力竞争力”。上述社会内驱力、民力、党的领导力、世界引领力、行稳致远力、国力竞争力等，能够为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这是最大的新的战略机遇。
基于战略思维看新的战略任务。战略任务源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可以看出，我们党在新时代面临的新的战略任务，主要就是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或民族“强不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等根本性问题；从世界人民日益增长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诉求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看出，我们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面临的新的战略任务，就是世界“和平不和平”的问题。这四个根本性问题关乎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问题，这些根本性问题本质上都属于我们党在新时代和大变局中所面临的新的战略任务。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并从系统上进行战略思考和谋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中国之问”从根本上就是解决国家或民族“强不强”的问题；“世界之问”从根本上就是解决世界“太平不太平”的问题；“人民之问”从根本上就是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的问题；“时代之问”从根本上就是解决党如何把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从而走在时代前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且这些根本问题都具有战略意义，属于战略任务，需要运用辩证思维从系统上进行战略思考和谋划。
基于战略思维看新的战略要求。依据新的战略阶段、战略机遇、战略任务，新的战略要求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基于战略思维看新的战略环境。世界越是动荡变革，越是不稳定不确定，越是遭遇重大风险挑战，就越会发现战略机遇，危机、变局中孕育着战略环境。“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环境主要体现在：一是危机中较容易育新机。当陷于不确定而感到迷茫时，能在不确定中寻找到确定，就是一种战略新机；二是变局中较容易开新局。变就是调整、重构，用长远、全局、大势眼光看调整、重构，从而孕育战略新局；三是动荡变革孕育着战略机遇。战略机遇往往会在动荡变革中出现，因为动荡变革会为掌握历史主动、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人提供战略机遇。四是时代课题反映和体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新的时代课题自然反映和体现着环境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三大时代课题都属于战略性课题，需要从系统上战略上去破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展现出高超的战略应对能力
第一，善用战略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战略思维，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方面进行战略谋划。在讲到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时，习近平总书记把战略思维置于首位，强调大历史观，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在战略上具有认识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两步走”战略安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无不蕴含着战略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注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注重军队组织构架和力量体系重塑等，都是“战略辩证法”的具体体现。
第二，对国内外发展全局、长远和大势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一系列具有系统性、战略性和根本性的重大课题进行深邃的战略思考和判断，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战略。如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的世界动荡变革期等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上（定位）；在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或任务上，以及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定标）；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确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确定新“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上（定法），以及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国内外形势上等，都能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
第三，对影响党和国家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作出科学的战略谋划。对于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或民族“强不强”、世界“和平不和平”、中国共产党“硬不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具有“生机活力”等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都作出了科学的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与不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对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战略谋划；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战略安排上，对解决国家或民族“强不强”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战略谋划；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上，对解决世界“和平不和平”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战略谋划；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统一，从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从“打铁”和“自身硬”的统一，从大党如何成为强党问题上，对解决中国共产党“硬不硬”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战略谋划；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而推进理论创新，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从正确看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解释21世纪世界并掌握理论话语权上，对如何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使其具有“生机活力”问题，也作出了科学的战略谋划。
第四，在治国理政一些重大问题上赢得了战略主动。在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在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在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上，在坚持敢于斗争上，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上，在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问题上，我们都能掌握历史主动并赢得战略主动。
第五，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注重战略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打铁必须自身硬”，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强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强调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等。在上述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这充分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时刻保持战略清醒、战略定力，注重战略应对。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展现出高超的战略应对能力，不仅体现在治国理政具有战略思维、能作出准确战略判断、进行科学战略谋划，还体现在赢得战略主动、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不断提升战略应对能力等方面。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战略思维、抓住战略机遇，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韩庆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