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则与近代世界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是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具有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世界各地连成一体

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由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基本方面构成。历史的纵向发展，主要指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步，如社会生产方式不断演变、社会形态不断更迭。而历史的横向发展，则指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个社会单位（诸如民族、国家）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联系愈来愈扩大。历史横向发展是纵向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产物。生产的发展促使生产者（及社会单位）与外部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加强，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地图日益扩大，各个社会单位的活动范围由孤立隔绝的存在，发展到彼此联系、连成一片，最后结成一体。

历史的横向发展包括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在各个方面的依赖与联系、传播与交流、模仿与学习、影响与渗透、冲突与对抗等形式，更有人员往来、交通沟连、迁徙移动、扩张侵略，以及双边、多边甚至世界性战争等直接的横向运动。这种横向发展对联系之中的双方或多方产生了许多结果。譬如强势的一方冲击甚至吞并弱势的一方，或打乱弱势一方的社会发展自然进程；也可能激起弱势一方的激烈反抗，并在反抗中实现社会更新、浴火重生。历史越发展，社会交往就会越广泛、越频繁，相互间的联结也就越强，最后使世界发展为密不可分的整体。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因此，从理论上说，历史横向发展是一条客观规律。

历史的横向发展也是一种基本事实。人类文明产生后，长期处于农耕社会阶段。传统农业经济的特征是人与自然（土壤、雨水、气候、时令等）发生较多联系，是一种相对自守的经济方式，故而在本质上并不向外扩张，所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长期处于闭塞隔绝的状态。这一局面从15、16世纪起逐渐被打破，亚欧大陆西北一隅发生了由农本而重商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在这里较快地成长起来。资本主义作为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扩大市场是其本质要求，它必然要对外扩张，由此便出现了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侵略、征服的过程，整个世界渐次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旋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固有矛盾也随之扩散到全世界。西方的扩张激起了非西方地区的反抗，中国同样遭到这种世界性变化的强烈震撼和冲击。这就是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

西方矛盾国际化与近代中国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入侵，在经济上以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为主，在政治上则控制清政府、瓜分势力范围。列强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

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具有了对东方的经济技术优势。机器生产提高了效率，商品成倍增长，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需要寻找更多的市场和原材料；另一方面产品成本较低，与传统手工产品相比更具竞争优势。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实际上是使西方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得以在殖民地实现；西方掠夺原材料，将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廉价化，从而降低了西方工业品的成本。这样，殖民地人民实际上也成了西方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成为西方人的直接剥削对象。鸦片战争后短短十几年间，英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其对华输出的商品价值从1838年左右的560万英镑增加到1855年的1400万英镑。英国人还在中国大肆搜刮农产品，1843—1855年，从中国掠走的茶叶增加了5倍多，掠走的生丝增加了27倍。西方的工业品输出和农产品掠夺，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对殖民地进行隐形剥削的方式实现的。

19世纪后期，资本输出成为西方国家对外经济侵略的重要形式。它们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通过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等方式，将殖民地人民变成其雇佣工人。这就在殖民地造成了一对新的阶级矛盾，即西方资产阶级和当地无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1894年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工人达3.4万人。1911年左右，西方列强对华资本输出达到高潮，外国资本占据了中国航运业轮船总吨位的84.9%，直接经营和控制着中国铁路总长的93%、全国机采煤总量的90%。资本输出使西方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进一步加剧西方对华商品输出和对中国原材料及农产品的掠夺，并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直接矛盾。

由于西方制度体现了较强优势，因此非西方国家出现了对西方的模仿与学习。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国际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被移植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名义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多个社会阶层出于各种动机，曾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封建统治阶级推出洋务运动，采用西方技术开办厂矿，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旧统治秩序；民间地主不满足于地租收入而投资工商企业；为西方势力服务的买办商人借助外国资本的扶持发展企业；民间商人将财富转化为工商资本以获取更多利润。中国社会由此产生了由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等多阶层构成的资产阶级，而相当一批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化，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从本国延伸到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实际上成了西方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身份但事实上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西方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在更大程度上是西方资产阶级与殖民地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殖民地还出现了本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社会根源。

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化与近代中国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作为西方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对立物，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也展开了向非西方地区传播的国际化进程。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家发财和工人受剥削的秘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武器，因而很快为工人阶级所接受，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欧蓬勃兴起。面对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欧资本主义结成了国际势力，工人阶级也很快认识到团结对敌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于是便有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种统一领导西欧工人联合斗争的国际组织。敌人势力的强大也迫使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向资本主义国际链条的薄弱环节转移，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向西欧以外地区传播。

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增加了西方无产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胜利难度。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强大“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盘根错节，因此世界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资产阶级；只有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足以对抗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因此，输出社会主义思想，促使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化、世界化，寻找最广大的国际同盟军，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就是要达到这样目标的组织，它“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列宁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首要争取的同盟军。

社会主义的传播，与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需要互为呼应。自从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殖民地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但累受挫折。在中国，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仅满足于学其技术来增强抵御列强的能力。不断掀起斗争和起义浪潮的农民阶级，则受自身局限而未掌握先进思想武器。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虽悟出了西方崛起的奥秘，企图效法西方来振兴民族，但维新派变法、革命党共和的努力均告夭折，因为他们未能触动根本制度。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各种思潮纷起之时，社会主义思潮很快成为一种历史选择。中国人民饱受西方列强肆虐之苦，对西方奉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能的厌恶，极愿选择资本主义对立物即社会主义作为反抗西方的武器，这是中国人民选择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心理和思想基础。

20世纪前期的两大世界历史事件，其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极为关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民族工业获得发展机遇。在此之前，受西方殖民者挤压和本国封建关系桎梏，中国民族企业步履蹒跚。虽然19世纪60年代就诞生了最早的民族企业，但三十年后仍只有200来家。一战前夕，中国的民族工业依旧孱弱，工人仅有60万人。一战中，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同时它们将大量财物投入战争，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民族资本因此进入短暂的繁荣时期，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纺织业、面粉业等重要轻工业及水泥、卷烟、造纸和制糖等工业都有较大发展，产业工人迅速增长至200万人。这支新壮大的社会力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一战的另一客观作用，是帝国主义国家矛盾激化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怀疑”（胡绳语），从而有利于新思想在中国传播。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想。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斯大林语）：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通过与各种学说的三次大论战而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二是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资本主义的决心和信心，中国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既然能在俄国取得胜利，那么也能成为中国的希望；三是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五四爱国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尽快结合，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自觉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时代的呼唤；四是列宁领导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关注中国革命，不断派出人员帮助中国的建党工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呼之欲出了。

中华文明精华与社会主义融合

客观地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现代状态，把全世界整合成了由其主导的体系。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激发了个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但也衍生出了个人奋斗意识、冒险进取精神、扩张征服思想、功利计值意识和金钱崇拜观念等一系列利己主义价值观。为了个人利益不顾他人存在，将自身利益置于损害他人利益甚至生命的基础上，是资本主义的元驱动力，更是西方文明最令人诟病的道德软肋。当它与具有深厚底蕴、重视人性人伦的古老中华文明相遇时，必然会发生激烈碰撞。两种截然相异的文明体系的冲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中华文明悠久绵延，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例如，一，民族凝聚力。中国人民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统一的中国是几千年历史发展使然，决不容许任何肢解和瓜分中国的行为。二，和平与反抗意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中国人民也懂得，反抗外来入侵是实现和平的基本保证。三，强烈的家国情怀。中国人民天生就具有对国家的责任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愈是面临外敌入侵，人民的爱国热情就愈发高涨。四，人伦道德观念。重视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强调人际伦理和社会礼仪，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西方文明中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一面，与中华文明价值观念格格不入。这些优良传统的光大，使得古老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西方影响，钝化西方的冲击力。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完全殖民地，正在于中华民族是凝聚力强、对西方文明有自然抗力的共同体。只是近代志士仁人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时，或囿于自身视野局限，或仅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或过度寄望于某类行动，使中国虽然在1911年推翻了帝制，但反帝反封建任务依旧艰巨。

中华文明最根本的精华之一，是先进分子为民众谋幸福的精神。5000多年文明历程不断凝练和升华中华民族这一最优秀的品质。上古时代的中国先人就景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向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境界。唐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为人人都有安身处所而呐喊。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对苍生的深切关怀和自己的使命担当，成为历代先贤所奉守的圭臬。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所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其精髓与中华文明这一优秀品质高度契合。以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不追求任何个人私利和党派私利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历史重任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在砥砺前行的百年奋斗史中，始终牢记这一初心，深得人民拥护爱戴。

总之，资本主义矛盾的国际化，使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作为运动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能根植于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而非超越时代的产物。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提供了强大的国际凭靠以及直接帮助。社会主义是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符合中华民族的心态和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民族优良传统的集大成者和发扬光大者、作为先进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糅合者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大地上结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