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的戏剧舞台，上演了大量的以“三一律”为艺术准则而创作的古典主义剧本。[1]它们的主题极其类似，人物的动作千篇一律，使观众日益感到倦怠。正当启蒙的艺术家们在希冀获得戏剧发展的新的刺激的时候，从遥远的东方古国，传入了一出悲壮的戏剧——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欧洲的艺术家们一下子为剧中所表现的牺牲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力量，以及它所具有的东方艺术技巧所吸引，该剧先后从法文转译成英文、德文、俄文等，尤其使人瞩目的是，意大利的梅达斯塔苏（Metastasio）、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é）、英国的墨菲（Murphy）和德国的歌德（Goethe）这样一些闻名世界的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学家，更相继改作模拟，并把它搬上了舞台。从而，从那不勒斯到巴黎、伦敦，中国的《孤儿》震动了许许多多观众的心弦。成千上万的欧洲读者与观众，通过《赵氏孤儿》，接触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的文化，了解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情操与理想，并且也从东方古典艺术中得到了启示。
《赵氏孤儿》原名《赵氏孤儿大报仇》，著者纪君祥（一作纪天祥），元大都人，元代前期剧作家。《赵氏孤儿》全剧共五折，另加开首一段“楔子”。这是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和《史记·赵世家》等文献记载的春秋晋灵公时，赵盾与屠岸贾两族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权奸屠岸贾杀戮赵氏三百余口良贱以及晋景公与韩厥等谋立赵氏孤儿的史实而编写的。这是一出表现忠臣义士与权奸弄臣斗争的历史剧，它揭露了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的凶残阴险，歌颂了为铲除横虐暴戾而不惜作出牺牲的高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表现了民族的美德。所以，几百年中，这出戏上演不衰，被誉为“雪里梅花”（《涵虚曲论》语）明代传奇《八义记》、清代皮黄戏《搜孤救孤》等，也都是在《赵氏孤儿》的影响下产生的。
《赵氏孤儿》在欧洲的第一个译本，刊载于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2]。译者马若瑟（J. M. Prémare），法国汉学家，耶稣会传教士。他于1698年来华后，一面布教，一面研究汉语，著有《汉语札记》一书，这是十八世纪欧洲最好的汉语语法书。1731年，马若瑟在广州把《赵氏孤儿》译成了法文。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作品，如《诗经》等虽然已经有一些欧洲文字的译本，但是，把中国的古典戏剧介绍给欧洲的，马若瑟则是第一个。译者在前言中，说明了他翻译这部作品的本意，是希望欧洲人通过《赵氏孤儿》这样真正的中国悲剧，能够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译本是由一位名叫杜布鲁斯（Du Brossy）的传教士带回法国的，这位传教士把它交给一位杂志社的总编辑杜赫德（Du Halta）。杜赫德也是一位对古老的中国文明怀有浓烈兴趣的学者。他把《赵氏孤儿》列入了由他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中。
在此之前，从十七世纪中后期开始，在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戏剧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中国戏剧”。这种所谓的“中国戏剧”，是剧作家依靠从当时出版的一些中国游记中获得的片断的知识，加上自己的想象，选取若干有关中国的题材而写成的。这些剧作，增加了异国的情调，激发了观众的热情。它反映了当时欧洲艺术家希望在戏剧舞台上表现中国风俗人情的强烈愿望和欧洲广泛的阶层希翼了解中国文化的迫切心情。在这种情况下，《赵氏孤儿》顺运来到了欧洲戏剧界。
马若瑟在翻译过程中对原剧的曲文与过于冗长的白文都作了删节，但整个结构还是与原作一致的。十八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因此，法译本一经在巴黎发表，就赢得了许多的读者。此后不久，英国出现了两种从法文本转译的英译本，即由R.布鲁克斯（R. Brookes）和T.卡维（T. Cava）的译本。接着，1748年有了德文本，1774年有了俄文本。前后四十年，《赵氏孤儿》传遍了欧洲。
由于《赵氏孤儿》多种欧洲文本相继出现，不少艺术家在创作上受到它的影响，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一批以《赵氏孤儿》为范本而加以模拟和改作的戏剧。
1748年，在欧洲艺术界中名声显赫的意大利诗人梅达斯塔苏创作了一出名为《中国英雄》的歌剧。其情节与《赵氏孤儿》基本相同，只是减少了几个角色，并且“孤儿”已是一位少年男子。所谓“中国英雄”指的就是这位立志报仇、翦除凶邪的少年。原作中权臣的种种阴谋与暴行，都是通过回忆性的歌唱来叙述的。这是把中国古典戏剧的内容，与意大利歌剧的形式相结合的一种尝试。1752年，这出歌剧在奥地利皇宫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三十年后，那不勒斯的名作曲家希马洛又为该剧重新谱曲，成为一个长期保留的上演节目。
但是，这位意大利诗人的《中国英雄》并不是最早的《赵氏孤儿》模拟剧。早在1741年，英国人W.哈蒂培脱就在伦敦出版了一部依据《赵氏孤儿》改编的名叫《中国孤儿》的剧本。
在模拟剧中，最重要的要推法国伏尔泰1753—1755年写的《中国孤儿》。伏尔泰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之一，欧洲文学的巨匠。这部剧本的出现最有力地说明了《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中的地位。伏尔泰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不仅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当他读到马若瑟的法译本时，便对中国戏剧和《赵氏孤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戏剧诗之发达最早的，则莫过于在伟大的中国和雅典。”他认为，《赵氏孤儿》
“虽然有不近人情之处，然而却充满了浓厚的情趣；情节虽不免于复杂，而线索脉络却清晰分明。情趣与易懂，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文学创作的两种美德。而这样的美德，在我们近代的作品中，却常常是欠缺的。”
所以，他说：“这出中国戏，无疑是胜过我们同时代的作品的。”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剧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成吉思汗占领北京之后，下令搜查王室遗留下来的孤儿王子。当时，他手下一名叫臧棣的官员，为了保护王子，便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冒充王子交了出来，并掩护真王子转移高丽。但成吉思汗已经侦知臧棣夫妇藏匿了真王子，大怒之下，把臧棣的妻子伊达梅收为宫嫔，并拘捕其儿子。原来，伊达梅与成吉思汗从前是一对情人，因而，成吉思汗要伊达梅与他正式结婚，充当统治中国的皇后。正在这时，真王子在赴高丽途中因迷路而返回北京，也终于被捕。伊达梅坚贞不屈，在临刑前与丈夫诀别，要丈夫先把她杀死，然后自尽。这一切为成吉思汗所目睹。他为这对年轻夫妇忠贞的爱情、不屈的气节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中原文明的洗礼，终于把他们全部释放。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主题是十分明白的，他力图证明中国文明的伟大力量与它的巨大价值。据说，这个主题也是为了回答当时法国另一位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对中国的文明所提出的疑问。卢梭在其《科学与艺术论》这篇举世闻名的论著中问道：假如中国的文明与学说，并不能使他们免为鞑靼异族的奴隶，那么，他们的所谓科学与艺术，其价值又何在呢？伏尔泰则用《中国孤儿》这出戏形象地回答说，统治中国的王朝虽然会灭亡，但中国古老的文明却将永久地存在，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成为他们为民族献身的美德。因此，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的被征服者，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成吉思汗和鞑靼族。这种观念，也正是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中国观”。
《中国孤儿》在法兰西剧院公演，盛极一时。当时著名的演员莱卡（Lekain）扮演成吉思汗，M.克莱朗（M. Clairon）小姐扮演伊达梅。他们穿着西方制做的东方式服装——成吉思汗着金条闪烁的长袍，披鬣毛熠熠的狮皮，挂土耳其大刀，戴翎毛红顶的头盔，无比威武；伊达梅穿白裙青绿上衣，衬以金色网络，肩披波兰式金黄外套，十分优娴典雅。他们在舞台上表演这可歌可泣的故事，几乎轰动了整个巴黎。这出戏后来在法国人民纪念伏尔泰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又重新搬上了法国大剧院的舞台，观众又是惊奇，又是赞叹不已。
在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初演后仅仅三个月，伦敦便出版了这部剧作，《每月评论》和《缙绅杂志》都曾为此发表了评论。当时，英国的剧作家A.墨菲对它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参照马若瑟的原译本，对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作了些修改，并且仍以同名刊行于世。墨菲认为，把“粗暴的征服者，变成温文尔雅的法国式的骑士”，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与伏尔泰所具有的“中国文明优胜论”不同，主张以苦斗获取自由。
所以，他在自己改作的《中国孤儿》中，便把作为成吉思汗替身的帖木儿汗，描写成始终是一个暴戾的君王。这出戏的结局，是孤儿杀死了暴君，自己也在决斗中身亡。暴君死了，中国因此而获得了自由；孤儿死了，这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1759年4月，墨菲的《中国孤儿》在伦敦屈里莱剧场初演，由名演员大卫·加里克（D·Garrlick）饰主角。据说，英国文学家高尔密斯当时在座上连声叫好，后来在《评论》上再次赞誉演出的盛况。这部剧作在当年曾付印两版，都告售罄。此后的六十年中，墨菲的这出戏，曾多次在英国上演，并且越过大西洋，传到了美国。
正当欧美舞台上《中国孤儿》上演不衰的时候，1781年4月，德国伟大的作家歌德开始写作歌剧《爱尔潘诺》。德国的不少文学史家认为，《爱尔潘诺》的构思是受了中国《赵氏孤儿》的启迪的。
莱希维（Richweiw）在他的《中国与欧洲》一书中，引证了歌德的好友安伯尔于1827年5月23日给雷卡米夫人的信，说
“歌德当时曾把《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记在心中，等稍后一些时候，他便自己动手另编。草稿起了一些，又辍笔了一段。两年以后，他作了修改，感到当初的研究还不够，于是将背景改为古代希腊。然而，把中国的故事与希腊的背景合在一起，他又觉得太矛盾了，因此又不得不搁置起来。他去意大利旅行时，还带着这些旧稿，想作一些修改——这在他的日记里都有记载。但终于又搁下了。”
《爱尔潘诺》没有最后完成，实在是一件憾事。但是，我们从已经创作的两幕中，也看到了《赵氏孤儿》对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与英法的若干模拟剧不全然相同，采取了非直线型的形态，但惟其如此，就愈益显其深刻。
十八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流传，使更多的西方人接触了中国古老的文化，了解了中国民族传统的美德；并且，在文学创作与舞台表演两方面，显示了对欧洲戏剧文学发展的影响，这在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悠久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
注释：
[1]“三一律”是十六世纪开始形成的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原则，它要求剧作家严格遵守时间、地点、动作的一致，所以，又称“三整一律”。
[2]《中华帝国全志》是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全称为《中华帝国及中国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与博物》共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