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帝国主义问题一直是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哈维、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学者近年来围绕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展开了争论,并引发了广泛讨论。其实,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但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最新争论的综述,能窥见个中对世界进程的理论反映及其局限。
关键词:南北依赖关系 全球财富流向 帝国主义理论 “次帝国主义”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北京100872);李英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帝国主义理论主要分析资本与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理论自20世纪初期创立以来,大体上经历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和新帝国主义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最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不断延拓,制造业普遍向南方国家转移,金融垄断资本日益膨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针对上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的所谓“新帝国主义”问题,日益成为21世纪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热点。
2017年5月21日,以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新出版的《帝国主义理论》(A Theory of Imperialism)一书为契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帕特奈克、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邓肯·弗利(Duncan Foley),在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围绕南北依赖关系进行了一场辩论。2017年8月26日,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率先批评哈维是“帝国主义否定者”,随后两人围绕全球财富流向问题在“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网站展开了争论,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随后纷纷加入了讨论。大卫·菲尔茨(David Fields)将争论的具体内容发布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网站,进一步扩大了此番争论的影响力。“红线”网站也专门开设讨论区,就此展开讨论。争论涉及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三个问题,与当代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密切相关,对于深入研究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如何认识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依赖关系
帕特奈克以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间地理差异为基础,分析了中心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稳定产品供给价格和货币价值,通过收入紧缩和扩大产业后备军等手段,对非帝国主义国家施加的一种新帝国主义式强制关系。哈维认为,帕特奈克犯了地理决定论的错误,强调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并没有很强的依赖性。帕特奈克则回应,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存在较强依赖性,强调其帝国主义理论基于资本主义制度阶级矛盾,是剖析资本主义理论,并非地理决定论。
(一)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依赖——帕特奈克的逻辑
帕特奈克认为,帝国主义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施加给非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种强制性关系,以确保前者能够以不变价格从后者获得其自身发展所需的产品。帕特奈克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发展,离不开热带地区廉价产品;第二部分论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对热带地区人民实行强制性收入紧缩战略。帕特奈克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依赖关系,以一定地理条件为基础,从殖民主义时期一直持续到当代资本主义。
帕特奈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原材料、食物等一系列商品的投入,资本主义国家自身不能全部生产这些商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资本主义外围地区这些商品的供给。这些商品供给价格呈不断上涨趋势。给定商品生产者货币工资水平,这些商品生产成本会随着需求增加而不断增加。典型代表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它们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或缺,又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处温带地区生产,形成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土地面积有限,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北方国家资本积累和全球收入的普遍提高形成巨大需求,热带农产品供给价格随产出量增加而攀升,造成长期通货膨胀预期,超过一定阈值,会给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带来许多严重问题。
帕特奈克提出,货币不仅是流通媒介,更是财富形式。一旦货币持有者预期商品价格上涨,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相比趋于下降,会放弃持有货币,转而持有商品。商品存在持有成本,包括储存成本以及储存过程中的损坏腐烂等损失,货币则没有。只有当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商品持有成本时,商品才会代替货币成为财富形式。原材料和食物等供给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长期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信号,将进一步瓦解货币价值,造成资本主义货币金融系统的崩溃。
这里有四个节点需要注意。第一,不同个体的预期水平存在差异。一部分人预期通货膨胀率将超过某种商品持有成本,把货币转移为商品,会拉高该商品价格,抬升预期通货膨胀率,导致更大范围内货币向商品转移,如此循环最终致货币价值崩溃。因此,引发货币贬值的预期通胀阈值,可以是某些商品的预期通胀率。第二,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黄金的持有成本几乎为零,其相对价值长期保持稳定,人们在通货膨胀时期通常将货币兑换为黄金。第三,若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工资与生活成本指数挂钩,商品价格上涨会拉升生活成本指数,并通过工会谈判提高工资,更易导致通货膨胀,引发货币价值波动。第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地稀缺,其农产品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如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物质原料基础的棉花。
帕特奈克认为,货币和商品之间财富形式的权衡取舍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外围国家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得财富持有者将财富兑换成黄金,即使发达国家富人不这样做,外围国家富人也会这样做,黄金价格因而不断上涨。如果外围国家富人将财富兑换成发达国家货币,虽发达国家货币体系不至于崩溃,但会引发外围国家货币的崩溃,最终引致全球货币体系停转。总之,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会瓦解货币的财富职能和交换媒介职能,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对于资本主义至关重要,这也是殖民统治以来资本主义在某种层面的行为逻辑。李嘉图和凯恩斯都曾预期热带产品供给价格趋于不断上涨,但这种结果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强制紧缩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民众收入,压缩外围国家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在既定产出下扩大了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供给。
殖民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直接剥夺小生产者和征收殖民地税,压缩南方国家人民需求。新帝国主义时期则主要通过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紧缩外围国家劳动者收入,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式。一是扩大产业后备军规模,拉大收入差距,使得全球范围工人消费不足。二是削减政府财政的公共产品支出。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下的资本全球化时代,政府吸引国际资本,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政策优惠,对资本的税收减免必然削减社会性支出,降低民众购买力,限制对食物等重要产品的消费。三是以国际垄断资本取代小生产者和小商贩,挤压他们在供应链和销售链的地位。四是跨国资本以基础设施建设名义,接管公共用地和农民私有土地,破除资本农业原始积累的障碍,加速农民与生产资料分离,增加全球产业后备军规模。
(二)迈向地理决定论——哈维对帕特奈克的批评
在评论帕特奈克帝国主义理论时,哈维首先指出,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产品的依赖性,远未达到帕特奈克描述的程度。他认为,南方国家产品对北方国家经济有影响,但绝对不会攸关北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生存。危地马拉蓝莓和黑莓的冬季价格上涨,不会造成法国经济崩溃,至于糖这类十分重要的热带和亚热带产品是可以被替代的。拿破仑战争使北方国家意识到糖的重要性,于是甜菜产业在北方国家政府补贴之下迅速发展,实现了对热带地区糖产品的替代。只有少数产品如可可、棕榈油、咖啡、辣椒、茶和柑橘类水果等,可能对北方资本主义国家至关重要,剥夺北方国家人民对于这些习惯性产品的消费,或引发人民革命思想,但这不是新帝国主义理论有说服力的基础。
哈维进而批评帕特奈克的帝国主义论。帕特奈克将唯物主义等同于地理决定论,将“地理”仅视为“自然环境”,忽视了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重塑,这是在解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常见错误。单纯依赖自然环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一切十分荒谬,地理环境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类活动所改变和再造,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导下的地理环境再造。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自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两者完全割裂,讨论谁更重要。只有通过改变世界,人类才能改变自己,当人类通过自身劳动改变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同时,人类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自己。人类行为和自然进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需要进入我们思维的中心,历史需要被重新嵌入自然中。农业生产条件并非依据一成不变的自然环境,而是随着土地、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历史因素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热带大陆已不是20世纪时的热带大陆。鲜花、水果和蔬菜能从热带大陆运往北方国家,是因为蒸汽机和铁路等交通工具革命重塑了世界经济的相对空间,内燃机、喷气机和集装箱在过去50年正主导着新一轮世界经济相对空间的重塑。
从这个角度看,温带地区已经形成了对于热带地区的强大垄断力量,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对称的根源。人为建造的许多基础设施是人造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热带地区人造环境大多形成于殖民地时期,与温带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人造环境差异显著。西非南北走向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主要将财富由内陆运往港口,再转移到北方国家。人造地理环境对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殖民地时期殖民政府分割的经济领土,现已为大部分热带地区国家分界的主要依据。北方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和国家形成过程与南方国家大不相同。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因集聚经济,吸引大量资本,实现了对城市环境的建成和再造。包含自然基础在内的物质基础以及社会基础,在资本流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世界不仅诞生于原始自然环境,还诞生于一系列非均衡的政治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环境。
北方国家资本主义在知识积累、研发能力、组织形式和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积累的强大垄断性力量,主要由大学等研究机构创造,并非自然的馈赠。美国和英国可能无法生产可可和棕榈油,但热带大陆上的国家机器很难生产出与温带地区同样水平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以服务于资本积累。热带地区也许可以生产出北方国家不可或缺的产品,但在汽车制造、电子信息以及生物工程等领域,它们必然面临北方国家资本的强大垄断力量。厄瓜多尔可能在可可和香蕉生产领域存在一定垄断性,但德国有西门子和宝马,美国有辉瑞、波音和苹果,这一切都赋予北方国家经济垄断权力。南方国家民众需要的汽车、计算机和手机,大部分都由北方国家发明、设计和生产,前者被迫屈服于帝国主义,以换得自身发展所需产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但两国都必须允许它们国内碳氢化合物和农业基地被开发利用来换取外汇,以便能够实施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战略。
(三)立足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帕特奈克的回应
帕特奈克回应哈维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进口依赖性并未下降,反而在增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的数据,可以部分反映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进口依赖程度。德国和英国至少有三类食品(咖啡、茶和香料)国内产量为零,进口依赖性接近无穷大。德国有六类产品,英国有四类产品,进口量均超过国内产量,包括糖类、水果蔬菜类、油料作物类和海鲜类等。尽管美国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耕地和一些亚热带土地,但对咖啡和茶叶等兴奋剂类饮料的进口量,几乎是国内产量的1000倍,香料进口量是国内产量的300倍以上。美国对水果类、海鲜类和树木类产品的进口量超过国内产量的30%,对豆类、糖类、蔬菜类和酒精饮料类的进口量超过国内产量的20%—30%。通过比较1992年和2011年一些主要食品的进口依赖性数据发现,过去20年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依赖性大为增强,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对香料类、兴奋剂类和海鲜类产品的依赖程度比以前高很多,英国和德国对水果类产品的依赖程度亦如此。
北方国家为了确保源源不断的产品供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压,以消除后者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并迫使其从事自由贸易。同时,通过大型食品跨国公司与南方当地农民签订合同,改变其产品出口结构,满足北方国家产品需求。经历贸易自由化和财政紧缩的南方国家,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转用于种植出口作物,人均粮食产量不断下降,国民营养摄入量不断减少,这种方式复制了殖民地时期“单向自由贸易”的结构。至2011年,印度和非洲的人均粮食产量每年低于225千克,而美国则超过1000千克。从根本上说,这是南北方不对称自然生产能力,以及北方国家对于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农产品单方向需求的结果。
在发达国家对于热带和亚热带农产品高度依赖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不断膨胀和全球收入的普遍提高,对南方国家农产品形成巨大需求,一旦供给不变,会引发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帕特奈克提出了消除价格上涨的四种方式,包括土地扩张、外围地区利润增长、中心地区收入紧缩和外围地区收入紧缩,论证了前三种方式的不可行性。其中,土地扩张政策可以提高外围地区农民收入,增加外围地区自身的产品需求,挤压对中心国家的产品出口。外围地区农民收入提高,意味着农民阶级力量壮大,与全球垄断资本利益逆向而行。南方的土地扩张需要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研发投入,需要有强大的国家干预主义,这将意味着帝国主义控制的弱化。
二战后,南方的国家干预主义试图控制本国资源,将发展公共部门作为与资本家抗衡、不合作的后备选择,通过公共部门主导下的土地扩张政策和技术进步,抗击帝国主义强制的收入紧缩战略。同时,国家干预主义坚持由政府提供关键性服务,通过对国内外资本征税来支撑国家干预所需的财政支出,以赤字财政最大化来追求南方国家利益,这一切都意味着减缓帝国主义的扼制。因此,国家干预主义始终被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排斥,只存在于后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被削弱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北方国家资本霸权遭遇严重挑战,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得以在某些发达国家采用,保证高水平就业。同时,殖民地国家得以实现自治并实施有力的国家干预政策,其中包括土地扩张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进,资本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日渐强悍,民族国家对抗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行动被强烈遏制,弱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从国家干预主义时代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变迁。新自由主义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一样,金融资本会以各种名义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任何南方的国家行为。南方资本主义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通过国家干预主义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或牺牲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利益。在帝国主义强大压力下,南方国家总是选择后者。帕特奈克强调,以上刻画的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在特定环境下的表现,这种特定环境就是不同地区客观存在的生产能力差异。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地理决定论。
二、全球财富流向东方还是西方
史密斯率先批判了哈维全球财富正由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的观点。哈维以资本时空修复理论为核心,对史密斯进行反驳,主张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已经改变。随后,史密斯再度回应哈维,强调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依旧从非帝国主义国家攫取财富,帝国主义本质从未改变。
(一)全球财富的东西方流向
全球财富由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这是哈维对当前全球财富流向的判断。他认为,当前全球价值流动十分复杂,流动方向不断变化,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流动的历史事实已持续两个世纪,然而在过去30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哈维的论著反复提及这一观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使得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幅减少。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从东方国家不断攫取财富的事实,随着东亚经济逐渐崛起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已成为历史。”他引用《美国国家情报会议评估报告》的预计,“2025年时美国将失去主导地位,西方的财富和经济权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移至东方”,并总结道,“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转移逆转了18世纪以来欧洲和北美长期榨取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财富的大趋势”。“150年来财富由东亚和南亚转移到美国与欧洲的大趋势发生了历史性逆转。这意味着,在1945年以来美国形成的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哈维在对史密斯的回应中,对此作了补充说明。他判断全球财富流向时所说的“东方国家”,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再加上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地区)构成了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一个特殊权力区域,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北美仅占四分之一。1960年以来,作为全球资本积累权力中心,东亚的崛起速度十分惊人,目前中国和日本拥有大量美国国债,且规模正不断攀升。分析哈维的判断,需要回到其新帝国主义论。哈维将“资本帝国主义”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这两种要素的矛盾融合。前者指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行为体拥有一定领土的管辖权,能够动员人力和自然资源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后者指帝国主义作为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资本的支配和使用占据首要地位。
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资本积累方式,内在地催生出大量过剩资本,引发不断加剧的过剩资本吸纳难题。资本可以通过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进行时间修复,或通过开发新市场及建成新生产能力的地理扩张进行空间修复。地理扩张必然与权力的领土逻辑相结合,造成地缘政治冲突,引发权力领土逻辑和权力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运动。不断膨胀的过剩资本和永久性的地理扩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必然为打开市场而征服世界。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资本全球化,进行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东方国家国内过剩资本在空间修复过程中流向西方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实现对西方国家的价值汲取,导致东西方财富流向发生逆转。哈维说:“目前东亚各个国家(地区)内部积累的大量过剩资本在陆续地寻求空间修复,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输出资本,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投资都流向了北美和欧洲,使得东西方财富流向发生了逆转。”
(二)史密斯的反驳
史密斯认为,哈维的论断十分惊人,如果财富和权力的流动方向正在改变且近年来甚至已经逆转,这表明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流向西欧和北美等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已持续数百年的价值转移已经结束,现在历史上受压迫的南方国家(或“东方国家”)正在剥削帝国主义列强。哈维认为,史密斯误读了他的判断,把他所说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关系。史密斯则强调,尽管哈维关于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两分法,与帝国主义国家与非帝国主义国家,或北方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划分,不能严格等同,但其时空修复理论的大逻辑就是要表明,在全球资本进行时空修复的条件下,资本复杂流动性改变了之前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的单向流动,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已经改变。史密斯指出哈维的判断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2012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向富裕国家的净资源转移估计为2万亿美元,约占前二者GDP的8%;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净资源转移超过3万亿美元,约占前者GDP的12%。从长期来看,1950—2011年发展中国家有记录和无记录的、合法及非法的资金转移在不断增加,资源转移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史密斯认为,这些数据已足以驳斥哈维的论断,并且哈维的财富流向论并未列举相应的统计数据进行佐证,削弱了其理论的有效性。史密斯分析道,在测算上述净资源转移时,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的利润汇回,已被北方国家流向南方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抵消。事实上,利润汇回可以增加北方国家跨国公司财富,对外直接投资则提高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控制力。尽管二者流动方向可能相反,但在本质上共同强化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控制与剥削,其他类似的资金流动,如债务偿还和新借贷款与此大同小异。
史密斯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是不断加剧的。北方资本以世界范围内工资差异为基础,通过生产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劳工套利”的方式,对南方劳动力进行全球剥削,以此从南方国家汲取价值,形成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这种价值汲取过程主要由跨国公司来完成,通过劳工套利驱动下的外包形式实现,形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时代特有的劳资结构关系。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生产向南方国家大规模转移。2010年,占世界总量79%约5.41亿的产业工人生活在南方国家,1950年仅为34%、1980年为53%;目前,80%以上全球贸易被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掌控,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就业人口都依附于这一全球剥削体系。
新自由主义时代北方国家将南方国家亿万工人和农民,从他们依存的土地和民族产业中拖拽出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全球产业后备军,在降低南方国家工人收入的同时,也拉低了中心地区劳动者的收入。2015年,相对全球16.6亿的活跃劳动大军,全球产业后备军的人数超过了23亿,并且活跃劳动大军中还有不少人没有稳定工作。全球化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资本和商品可以随着贸易自由化而自由流动,但劳动者会受到地理、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限制,无法自由流动。全球化生产体系下,劳动力流动性压制与劳动力日益增长的巨大供给相互作用,催生了国际工资巨大的梯度差异。1991—2011年,以2005年美元汇率为基准计量,人均GDP,发达国家从54800美元上升到73600美元,发展中国家由7460美元上升到14220美元。全球劳动力工资梯度差异催生了全球层面不同的剥削率,形成劳动者创造价值与工资的差异。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外包、离岸业务和成本控制等,将当地高薪工人与海外低薪工人置换,充分利用全球不完全市场工资差异,不断地从南方国家攫取价值。
史密斯进一步分析价值转移如何被GDP核算所掩盖。价值链中每个节点都代表了一个盈利点,每个节点之间的链接都构成了价值转移。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外围国家生产的价值被发达国家攫取却未记录,统计数据不反映真实的利润转移,跨国公司对此起了关键作用。在其外部承包的全球产业链生产中,对南方供应商并无所有权,账面上不记录后者的汇入利润。这与其分公司定期将境外利润汇回企业总部截然不同。事实上,那些总部设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公司的利润,由这些利润支撑的金融资产,以及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来自它们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工人更高的剥削程度。
(三)北方国家依旧从南方国家攫取财富
哈维关于全球财富从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的观点,遭到大多数国际左翼学者的批评。首先,哈维的“东方国家”概念十分模糊,包括富裕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以及越南和孟加拉国等许多贫穷和受压迫的国家。其中,身处东方的日本凭借其经济实力剥削东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因而不能成为东方向西方价值转移的一部分。尽管中国海外资产保持净盈余,但由于收益率较低,中国仍然是全球净利息支付者。中国持有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国债利息率几乎接近于零,而目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者的盈利是美国国债利息的20或30倍。相比之下,尽管海外投资头寸持续存在巨额赤字,但美国对外借款的利息成本远低于美国对外投资回报,使其能够一直维持正的净投资收益。可以看出,哈维的“东方国家”概念纯粹是个地理术语,在理论分析上毫无用处。
其次,正如安迪·希金博特姆(Andy Higginbottom)所言,哈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存在缺陷,他将《资本论》一至三卷割裂开来,单纯通过第二卷来认识世界。哈维将资本主义理论化为一种过程而不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是将这两方面融合于资本运动规律的。哈维的错误方法使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描述为一种资本循环,经历生产、实现和分配等过程,没有将资本力量归结为对劳动的剥削,而否认对劳动力的剥削便是否认劳动本身。因坦·苏万迪(Intan Suwandi)等也强调,当今帝国主义国家对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剥夺变得更加隐蔽,把握当代帝国主义经济本质,必须离开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交换领域,进入存在极高剥削率的生产领域,通过单位劳动力成本分析,揭示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的本质。哈维对中国和印度等国粗浅分析得出的当今世界财富流向发生逆转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帕特奈克也认为,东西方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身份根本没有转换。尽管后殖民主义时代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已经走向终结,但不平等交换、强制性知识产权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高端产品依赖的存在,使得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单向剥削的程度不断加剧。亚当·迈耶(Adam Mayer)也强调,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角色并没有发生转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旧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具有绝对统治力。哈维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聚焦于不稳定的资本流动,消解了中心化的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分析,很容易让工人阶级陷入自我麻痹的漩涡,放弃与帝国主义的不懈斗争。综上所述,大多数国际左翼学者都认为,尽管哈维的资本时空修复理论从某些侧面揭示了当前全球复杂的价值流动,但仅以此得出东方国家正在剥削西方国家,或者南方国家正在剥削北方国家的判断是十分武断的。
三、帝国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
哈维认为,资本时空修复过程中引发的价值流动散乱化和霸权竞争,使陈旧的帝国主义理论失去解释力。史密斯认为,哈维否认北方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南方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否认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认为,不能将列宁关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直接嫁接到今天,引入“次帝国主义”概念可以部分解决哈维和史密斯的争论,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以及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
(一)哈维: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已过时
哈维认为,全球化时代价值流动散乱化和霸权竞争及转移,是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史密斯所固守的列宁帝国主义论是一种滞固的僵化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现实。当前全球范围内生产过程十分复杂,既有跨空间、跨领土的生产,也有特定场所的特殊化生产,对于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分配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修正已经过时的理论。经济现实包括不同地理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劳动分工不断广化和细化、全球商品价值链、空间修复以及区域性生产;同时还包括特定时间段内形成的特定价值体系下,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消解。除非剥夺造成的贬值和过度积累形成的强大破坏性力量发挥重大作用,否则上述特定时间段内的经济现实一般不会发生质变。哈维强调,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而不是将概念强加于现实。虽然帝国主义概念曾经十分有价值,但10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变,价值的再分配形式正在不断演进变化,并且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这个过程十分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帝国主义概念所能概括的。
哈维进一步提出,需要通过考察资本、劳动和货币在不同地理空间内的流动,形成涵盖上述经济现实的理论框架,进而分析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等不同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力量均衡态势的演变,同时探究食利者阶层的崛起和霸权的竞争与转移。资本以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料三种形态存在,其中货币形态最具流动性,可以毫无限制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限制劳动力和消除贸易壁垒,金融资本从多重束缚中被解放出来,改变了整体资本积累的空间动态。金融资本作为一种全新推动力,会加深国家地缘政治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使后者对国家政策拥有更强大的制约力。在全球舞台上,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通常利用政治权力,通过高流动性金融资本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美元霸权,得以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但这种权力同时也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关系根植于地缘政治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的矛盾。概括来说,资本时空修复过程中的价值流动散乱化及其引发的霸权竞争与转移,使得陈旧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已失去解释力。哈维认为,此认识与乔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观点相似,在放弃严格的帝国主义概念和僵化的中心—外围模型后,倾向于从一种更具流动性的视角,理解全球体系内价值流动和霸权竞争,以一种去中心的视角和基调来考察当代帝国主义。
(二)史密斯等学者: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
史密斯认为,当哈维表示“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流动的历史事实在过去30年里发生逆转”,并且认为“帝国主义是陈旧的范畴”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他指的是帝国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已经不复存在,即欧洲和北美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活劳动的剥削与自然资源的掠夺已不复存在,这是对帝国主义本质赤裸裸的否定。史密斯进一步写道,“如果没有英国产业革命胜利使资本主义发展臻于成熟,马克思不可能写出《资本论》。同理,在帝国主义刚产生之时,期待列宁的研究得以揭示帝国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也不合情理”。哈维对帝国主义概念已经僵化过时的批判虽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不是否定当代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理由。史密斯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全球性统治和金融资本全球性掠夺的判断依旧有效,只不过剥削形式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全球化生产转移到剥削率较高的南方地区,南方兴起的产业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北方资本的剥削对象。哈维的理论未将北方国家资本获利归结为对南方活劳动的剥削,否认了帝国主义本质特征,他对《资本论》和帝国主义的诠释,仍未逃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格局。
史密斯强调,帝国主义理论必要的起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未及展开的工作,全球劳工或工资套利是连接北方资本与南方劳动力的关键环节。工资套利驱动的全球化生产,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因为延长劳动时间不是外包的主要魅力;也不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因为外包正是投资于新科技的替代选择。史密斯认为,这种外包型生产方式与“压低工资至劳动力价值以下”的第三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符,可将其概括为“超级剥削”。尽管超级剥削概念早在马克思时代就已提出,但直到全球化时代,超级剥削才迅速膨胀并将制造业囊括在内,推动了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的全球化进程。资本通过降低工资,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形式由鲁伊·玛乌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首次提出,为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拓展。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价值和剩余价值由全球南方流向帝国主义中心的规模不断膨胀,其背后是北方资本对南方活劳动剥削的不断加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是北方资本对南方活劳动的剥削,任何脱离劳资关系和劳动价值论来解剖当代帝国主义的分析都是不彻底的。
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列宁揭示的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并未改变。帕特奈克提出,殖民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征收殖民地税,剥夺南方国家财富,新帝国主义时期则主要通过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其控制和剥削的目的,剥夺外衣的改变丝毫没有改变剥夺本质。苏南达·森(Sunanda Sen)等认为,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被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二分法取代,但帝国主义国家对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关系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剥削的具体表现形式。旧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顺从,已经转变为新帝国主义时代霸权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市场化进程,但两个时代的帝国主义剥削本质并无差别。阿蒂略·博龙(Atilio Boron)提出,尽管帝国主义表象可能已经改变,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决定因素,依旧是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要素。萨姆·金(Sam King)强调,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剥削,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如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仍然是理解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最佳框架,也是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最佳起点。
(三)解决哈维与史密斯争论的可能路径:“次帝国主义”论
邦德认为,不能将列宁关于压迫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直接嫁接到今天,需要引入“次帝国主义”概念,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和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尽管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价值汲取并未改变,全球价值流动的起点和终点也未改变,但具体实现形式和中间价值流动过程已变得更为隐蔽和复杂。哈维时空修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这种复杂性,但忽视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本质。史密斯对全球化生产的分析揭露了帝国主义剥削本质,但对全球价值流动的中间过程分析不足。沃尔·特多姆(Walter Daum)认为,“次帝国主义”论基于帝国主义剥削本质,对外围国家财富流向中心国家的过程进行了细化,为当代帝国主义分析提供了一种新视域。
最早提出“次帝国主义”概念的马里尼认为,应该用“次帝国主义”概念,刻画位于中间层次的帝国主义国家,即身兼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双重身份的民族国家。他在对巴西经济进行分析时提出,“很多‘次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充当其在某些区域的代理人,像巴西这样处于依附状态的经济体,试图通过建立它与更为落后和更为边缘化国家的剥削关系,从帝国主义中心汲取剩余过程中得到部分补偿。”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同马里尼观点相似。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是帝国主义固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结果,这种等级制度并没有走向终结,而是随着资本主义新积累中心的出现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新的积累中心被他称为“次帝国主义”,主要包括越南、希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南非等。
希金博特姆认为,“次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独立于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资本的关系属于同盟性质,它们在全球国家等级体系中处于特殊的中间位置,受到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压制,同时它们也有能力对邻国输出强制力。这意味着,国际剥削形成的剩余会首先转化为“次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同时这些资本又快速地流出“次帝国主义”国家,流向作为当代帝国主义中心的北方国家。克劳迪奥·卡茨(Claudio Katz)进一步分析说,简单的中心—外围结构已不足以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复杂现实,全球生产价值链增强了半外围国家的相对权重。具体来说,跨国公司会将其投资等级化,一部分用来攫取某些地区基于地质、气候等条件的自然资源,一部分用来霸占某些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跨国公司这种等级化的投资,也明确了不同经济体在全球秩序中的不同位置。即使那些自己想建立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如印度、巴西和韩国等,也无法改变自己在全球化生产中的位置,因为它们进入的领域早已被中心帝国主义国家所垄断。“次帝国主义”理论者认同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判断,认为价值流向依旧聚集到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只不过在分析价值流动过程中,融入了不同国家之间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
四、评论与结论
自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变化和发展的探讨,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列宁在殖民主义时代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并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他还强调,“帝国主义就是少数最富强的民族对附属民族的千百万人的剥削”,“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论断。
对于列宁来说,垄断是理解帝国主义的关键,也是实现其压迫本质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但是,“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但它消除不了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国际化的本质。“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处处可见的基本趋势。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致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典型的已经不是‘自由地’进行竞争(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企业,而是企业家垄断同盟,托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万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
列宁分析了从生产集中到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形成之间的本质联系,克服了希法亭只从流通领域分析金融资本的局限。帝国主义阶段与产业资本相融合的金融资本,在国内实行垄断资本统治的同时,也把垄断统治拓展到国外,在国际范围内争夺基于原料来源、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势力范围,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实行剥削和控制。列宁强调,资本输出为帝国主义带来了巨额利润,“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列宁还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须同“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的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在政治形式上实现了独立。但是,这些民族主义国家并没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控制,依旧深陷不发达经济发展的漩涡中。国际左翼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尽管不同学者的分析视角存在差异,但他们一致认为,二战后南北矛盾的实质依然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巴兰指出,二战以后发达国家资本之所以流向落后国家,“主要是为了从落后国家攫取利润”,并且这种资本输出严重制约了落后国家发展。其代表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剩余”为核心,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层面对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弗兰克认为,美国和欧洲与拉美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宗主—卫星”国结构,宗主国剥削卫星国,后者的发展乃不发达的发展。多斯桑托斯用“依附”概念描述二战后的帝国主义关系,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总格局。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刻画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外围国家的具体机制。他区分广义不平等交换和狭义不平等交换。前者指工资相等而有机构成不等条件下,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引起的不平等交换。后者指工资和有机构成都不等条件下的不平等交换。他认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阿明在阐释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形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价值转移的实际计算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结论。可以看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认为,二战以后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依旧压迫非帝国主义国家,但其表现形式已经由直接的殖民掠夺转变为间接的不平等交换。而且,南北矛盾不能仅从国际贸易的单维度视角考察,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内的资本输出的作用更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从生产和金融两个层面开启了新一轮有着明显阶段性特征的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应地,当代帝国主义是否因此发生了质变,这些变化是压迫本质的变化还是具体表现形式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直是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理论的研究热点。帕特奈克和哈维关于南北依赖关系的争论,聚焦于二者之间初级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反映了发达国家在科技和工业品方面的垄断地位。帕特奈克在对南北之间初级农产品贸易的分析中,坚持中心国家压迫非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加入了金融稳定和帝国主义控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当代帝国主义经济控制的具体机制。但他忽视了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及其主导的产业链分解,没有抓住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帝国主义不仅包括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工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关系,单纯聚焦于南北贸易关系有失于偏颇。
与之相对,史密斯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研究发现,北方资本通过跨国公司以劳动套利方式,对南方活劳动进行超级剥削。这是从全球化生产解剖当代帝国主义的有效视角,是对伊曼纽尔和阿明不平等交换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但史密斯的分析更多是对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描述性分析,对全球生产网络具体价值链条的分解不足,也没有将金融化纳入帝国主义分析框架,其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哈维时空修复理论为生产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更为动态化的分析视角,但更多停留在资本流通领域,未深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网络的剩余价值生产层面,以至于得出了东方国家正在剥削西方国家的错误结论。尽管哈维的分析存在局限,但他对全球价值流动具体实现形式和中间过程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围国家价值汲取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次帝国主义”理论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和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是对美国霸权衰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地位迅速上升之多极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反映,但对处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半外围”地区冠以“次帝国主义”的骂名,与毛泽东基于“两个中间地带”进一步提出的著名“三个世界”论大相径庭,极不利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发展。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为把握当代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贡献了思路。我们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本质依旧是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立问题,垄断资本依旧是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关键要素。当代跨国公司是比列宁时代的卡特尔和托拉斯更为高级的资本主义垄断形式,资本主义垄断因而得以强化而非弱化,使得更大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控制成为可能。跨国公司代表的全球垄断资本各类财团或复合体,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之间存在着灵活和复杂的合作关系。帝国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的资助发展高新技术,为全球垄断资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提供技术垄断支持,同时还通过其他政治(如“长臂管辖”)和军事手段,侵犯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主权,为全球垄断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全球垄断公司,可以通过生产和金融等手段对非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压迫和剥削,掠夺财富,巩固一百多年来从未改变的垄断地位。阿明强调,北方国家霸权依赖于一直存在的五种垄断:(1)技术垄断;(2)对全球市场的金融控制;(3)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获取;(4)媒体和传播垄断;(5)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垄断。这些垄断因素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并在不断深化和加剧。福斯特也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是“以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目前,少数公司(不到10家)主宰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现代资本主义关键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从汽车、啤酒、手机等到金属、煤、粮食及至金融领域,都被列强的大公司所控制。
在全球化生产层面,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对高科技和高素质人才的垄断地位,将全球化商品的价值链进行拆解,分割成模块化生产,借助全球生产网络外包低附加值的生产过程,通过劳动套利方式,不断攫取南方国家创造的剩余劳动。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垄断模式有两类:一类是在使用价值生产上具有垄断优势,另一类是在价值实现上具有垄断优势。前者指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专利的垄断和关键生产环节的控制,控制关键核心技术,占据生产网络中的制高点,并将非关键生产环节和流通过程外包,从而占有大量附加值。后者指跨国公司凭借对品牌营销和流通渠道的垄断,控制最终产品的价值实现。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世界最稳定的物质再生产基础。苏万迪等从劳动价值商品链的角度,对南北方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进行经验分析,测算全球南北方国家之间工资差异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揭示了南方国家较高的剥削率以及南北方国家之间的价值转移。托克里·劳森(Torkil Lauesen)和查克·科普(Zak Cope)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测算出一条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形状正好相反的附加值劳动曲线,占居附加值生产主体地位的是居于生产链中端的南方劳动力,而不是居于开端和末端的北方资本附加值。北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世界市场的边界不断延拓,催生出南方国家大量产业后备军,卷入了全球化生产浪潮。全球产业后备军规模的不断膨胀,是全球垄断资本大规模积累的丰沃土壤,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南方国家剩余的坚实基础。
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那些有资格获得金融资源的精英将获得经济权力,帝国主义国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来控制世界资源,转移和掠夺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价值。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主要流通手段,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对全球施加影响力,带来丰厚的铸币税收入,降低美国公司因汇率不稳定带来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对他国实施经济制裁。美国资本凭借强大实力和霸凌手段,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并购等一系列方式,控制掠夺其他公司。美国是世界最大的金融服务出口国,美国公司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收取交易收入、费用和佣金等),从世界经济中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综合全球化生产、资本流通和金融化三个方面的分析发现,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外围国家非对等的金融化是一种依附式金融化,会不断加剧自身的依附地位。北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扩张世界市场的同时,造成北方国家脱实向虚,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北方国家高度金融化和非生产性的金融资产自我循环积累的产物。在全球贫富分化、市场相对饱和加剧的前提下,跨国公司源源不断攫取的超额利润,进一步支撑、推动和强化了北方国家金融化。垄断金融资本力量不断增长,成为全球产业后备军规模扩大和剥削程度提高的杠杆,又是世界无宁日、动乱不断的祸源。
总之,当代帝国主义本质上仍然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核心是保证垄断资本世界积累的顺利进行。自20世纪初期以来,帝国主义凭借其垄断资本地位,通过各种手段压迫和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巩固发展其垄断地位,使得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贫富两级分化愈演愈烈。正如皮凯蒂所言,从金融财富和资产集中度的角度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许多方面变得比以往更加集中和等级化。萨姆·金也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似乎能够维持他们的垄断,技术革命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带来霸权的更替,当代帝国主义国家垄断地位的固化程度,与一百年前大致相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其基本矛盾推动的演进,使处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仍然是指导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正如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思想的正确性,帝国主义发展也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一书是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他在这本通俗小册子的序言中郑重说明:“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列宁为此作了长期准备,力求发现国际关系总情况混沌表象背后的帝国主义发展规律。列宁在1895—1913年期间就写论著揭示和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个别特征,他尤其注意论述资本主义的最新书籍的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自1915年起在伯尔尼集中力量研究有关帝国主义的问题。“他从148本书籍(德文书106本,法文书23本,英文书17本和俄文译本两本)和刊登在49种不同的期刊(德文34种,法文7种,英文8种)上的232篇文章(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中作了共约50个印张的摘录、提要、笔记等等(这些资料于1939年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在苏联首次出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列宁没有也不可能主要通过演绎推理揭示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而是首先研究、检验和科学地分析了浩瀚的实际资料。尽管随着上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最新争论的展开,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但远未达到对列宁之后新情况及其统计材料进行系统研究的程度,尤其缺少对各国资产阶级学者自白的批判性研究。对帝国主义问题研究愈深入,现有争论的局限性暴露得愈充分。一个好的研究者一定要从方法论上把握矛盾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福斯特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全面捕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之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充分地具体把握当前全球化体系历史特殊性的新特点。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争论远未结束,距离精确把握当代帝国主义新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还有相当距离。面对十分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应当深怀时代紧迫感,加强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深入研究。这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P51—P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