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共和国是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瓦砾埋葬了许多：自由，人权，人道主义等等。没有人试图拯救，包括知识分子，他们都把这一切看作是西方的迷药，旧制度的当然的陪葬品。从历史剧变中过来的广大群众早已习惯于暴力、互相打斗、各种残酷的社会行为，何况此时被委派为英雄主角，自然更为狂热，在伟大的号令之下，乐于充当“历史发展的动力”，推动政治运动的战车，打击一批又一批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敌人。后来，战争转向内部，先是底层，然后沿着相关的等级递进，以致于“党内资产阶级”；所见之处，死伤累累，一片狼籍。
1950－1952年三年间，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和镇反，仅土改就有上百万人被处以死刑；在城市“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仅自杀人数就有几十万。1955年5月，经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胡风，并在全国搜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此案共牵连2100人，并由此引发“肃反”运动。运动牵涉面甚广，下半年大约有15万名党员和政府干部被审查。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55万的数字是来自官方的；结合下放运动，至次年即有100多万党员被开除，或留党察看，或正式遭到批判。1959－1961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多达3000万以上，而实际上，这次饥荒是“人祸”而非天灾，主要是由“三面红旗”引起的。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死亡人数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80年审判“四人帮”时，官方起诉书列举为3.4万；但据法新社1979年报道，则多达40万。政治运动延绵三十年，可谓一场特殊的战争。然而，运动中的受害者所经历的心灵的痛苦，比任何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内心创伤还要严重得多。
当“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时，每一个人毫无例外都成了“单位人”，人被“国家化”了，这样，犯罪“国家化”也就成了势所必至的事。国家主权通过“全面专政”而僭越原来的限界，以“公民权”取代基本人权，其实公民权根本得不到宪法的保障，连宪法本身也得不到保障，只消权力者——或称“当权派”——的一句话，就把所有曾经许可的权利给褫夺了。从犯罪学或受害人学的角度看，权力者及其手下的加害人，可以说是“运动犯”，无论主犯或从犯，这些联合起来的犯罪主体都深信被害人有罪，所以“黑七类”、知识分子、异见者、嫌疑者、不服从的人，在运动中注定要成为被侵害的目标，从接受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关小号或集中营（“牛棚”之类）、流放，直到被杀害。除了公审“四人帮”这样一次象征性的以国家代理的方式行使了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权利之外，历次运动中的被害人无权揭发、控诉和惩罚运动犯，凶手逍遥法外，其他加害人一样既不受法律的追究，也不受道德责任的质询，乃至于重踞要津。如果不是因为文革期间站错队——“站队”是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的一个专有名词——而成为“三种人”者，几乎所有在运动中的犯罪行为都被看作“错误”，甚至连错误也算不上。这样，犯罪行为无形中被保护了起来，并移置于历史幕后。显而易见，这是“有组织的犯罪”的一种匿名效应。
运动是一个网络。事实上，在运动中，除了众多人格化的被害人受到直接的具体的侵害以外，还有一个非实体的、非人格化的、不具名的被害人，这就是社会。运动结束以后，随着商品社会在传统社会的延续中逐渐成形，我们看到，由于对历史现场缺乏清理，人们的失忆症渐成痼疾，长期为运动犯罪所造成的已遭严重毁损和毒害的精神道德，已然“雾化”而进入改革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一个社会，当它变得无须理会沧浪之水的清浊时，对于任何问题所做的判断都不可能是准确的，公正的，值得信任的。
例如郭小川。
在历次运动中，他以官员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加入对各种虚拟的阶级敌人——正如众所周知的，这些已死或幸存的“敌人”最后都得以“平反”——的斗争；但因此，身后被称为“战士诗人”。1953年，他即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后升处长，1955年参与罗织整理胡风“反革命”材料，后被任命为中国作协秘书长兼总支书记、党组副书记。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作为作协决策集团成员之一，表现十分积极，对冯雪峰的揭发批判尤为突出。至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他又主动出击，对沙鸥等人进行“清算”。所谓的“战士诗人”，到底为谁而战呢？人们反复例举《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诗作为他反对“四人帮”——极权主义或称“极左”的象征——的实证。的确，在一个全民混战的年代里，郭小川既是加害人，在某一阶段里或在某一程度上又是受害人。文革前，在对待“丁陈反党集团”和个人工作调动的问题上，他曾受到作协党组的内部批判；文革时进入牛棚或干校，这已是到了玉石俱焚的时候了，至1974年被江青等以同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的嫌疑罪被专案审查。关键的问题是，郭小川从来未曾对过去加害于他人的行为有过悔罪的表现，而且，作为受害人，他与过去作为加害人的思想逻辑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系列问题上，没有出现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磨擦或断裂的迹象。
建国伊始，郭小川便带着延安的经验大步踏入诗坛。这经验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一是改造世界观，其实后者是隶属于前者的，用郭小川的话说，就是“努力做党的驯服工具”。因此，他的诗作绝大部分是主动配合政治运动的，可以说是运动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写作《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烈的斗争》，是形象的党报社论。这些诗都取“楼梯”式，所以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在肃反运动中，写下《某机关有这样一位青年》，虚构敌情，将胡风描画成“狡猾的老狐狸”，极尽丑化之能事；又写了《闷热的夜》，批判对敌斗争的麻痹思想，煽动盲目的仇恨情绪。在人民日报于1957年6月发出反右的信号之后，他立即写出《星期天纪事》、《射出我的第一枪》、《发言集》等，宣称：“我要以孩子的名义／发出第一批／战斗的喊声！”为了歌颂“三面红旗”，接连发表《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捷音破晓》、《雪兆丰年》等诗，赞叹说：“在1959年／留下的功绩知多少！”大跃进的“功绩”包括：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全民奋战，凡这些都在诗中留下了一个极端的年代的遗痕。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突出政治”，“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成了流行的主题。这时，郭小川写了著名的《甘蔗林——青纱帐》等，宣传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说是：“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只有江河的流水长滔滔，／只见战斗的红旗永不倒！”毛泽东评价他，说是“忠于宣传职守”是有根据的。文革期间，写的《辉县好地方》、《拍石头》、《登九山》等，都属于同样类型的诗。这时，他带着被害人的身份，热烈歌颂“大好形势”，歌颂文革及其“新生事物”，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太阳颂》、《雨大松青》、《祖国颂》、《欢乐颂》、《纪录片〈光辉的五七道路〉歌词三首》、《长江边上‘五七’路》、《祝诗》、《长江上》、《万里长江横渡》等，其中还有“刘少奇、林彪一类永受历史的审判”一类句子。这类配合运动的诗，作为抒情主人公，多表现为一种高出于众生之上的优越感，唯其如此，才可以作为“代言人”代神圣者立言。诗歌的最大特点是辞赋格，直抒胸臆，喜欢使用长句、排比和对偶，明显的号召性、鼓动性、行使语言暴力。《发言集》通篇充斥着粗野、恶毒、魔咒般的语词。“穿着我的战士的行装，／背上我的诗的子弹带，／守卫在／思想战线的边防”，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战士诗人”的自画像。“思想制造的语言／同金属制造的子弹／一样贵重，／每一颗／都应当命中／反党分子的心肝”；“只要有一个顽固分子／不肯投降，／我们的／擦得油光崭亮的子弹／就决不离开枪膛”，则是他以诗歌投入战斗时的誓言。
把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改造世界观作为一个恒定的主题反复表现，可以说，郭小川是建国之后唯一的一位具有如此明确意识的诗人。对于这一主题的处理，在他的诗中，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客体诗”，确定的批判对象是知识分子，然后把个人主义的鬼魂粘附上去。小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是最突出的例子。两首诗的题材都是革命加恋爱，他在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的感召下，把爱一个人视作“可耻的思想”，感激地说道：“你们这些党员同志的光辉／将照亮我这个平凡的人的一生！”女主人公则说；“人民群众以海洋的大波，／一下子就把我自己吞没，／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水滴，／跟海洋在一起才能把光芒发射。”在诗中，诗人高度称颂集体的力量，而极力贬抑个人的价值。《山谷》写的是一个曾经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成了叛徒，跳入深谷自杀。他自白说：“在那黑暗的社会里我也毫无出路，／所以才向革命索取对于我的酬劳。／我当然也可以支付我的一切，／但那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只有先给我的欲望以满足，／我才肯去把英雄的业绩创造”；“我怕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因为，那对于我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显然这是漫画化了的，对于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诗人表达了自己的憎恶，所以让他去死，简直毫不顾惜他的毁灭。诗中借指导员之口评论说：“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傻瓜。／……叛变，逃跑，消极又能怎样呢？／革命还一样要生根开花。”在郭小川看来，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于坚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拒绝世界观的改造。正如他在《发言集》中的发言：“个人主义的英雄／必然要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政治上的娼妓”，所以有必要加以清除，“像清除一堆历史的垃圾”。
关于思想改造，郭小川还有另类的抒情诗，完全的诉说自己。当个人主义被宣布为万恶之源的时候，严格说来是没有个人抒情诗的。这里说的抒情诗，实际上相当于当年流行的“检讨书”、“坦白书”或“保证书”。这类诗一反诗人那种惯用的教训和煽动的语气，变得自卑自贱，即使他一再表示说“我永远永远也不能忘记／我曾经而且今天还是一个战士”，也不能不说：“我，也许只能发挥微薄又微薄的作用，／微薄得／简直无足轻重，／甚至不如／一颗螺丝钉”。《致大海》是诗人颇为欣赏的一首诗，它表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投身于大海一般的革命集体之中，“被折服”于“党的思想和军队的纪律”，才能改变自身的“脆弱的生命”，而“与周围的世界趋于协调”。改造的结果，便是：“好像世界上已经没有我，／我就是海，／我的和海的每一呼吸／都是这样息息相通。”文革时期，有所谓“斗私，批修”，“五七道路”，其实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战略性思想的一个发展。对此，郭小川是由衷拥护，并身体力行的。他写了不少歌颂干校生活的诗，其中《欢乐歌》写道：“我们怎能不欢乐！／——因为我们拼命劳动；／我们怎能不欢乐呵！／——因为我们拼命革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体会改造的欢乐和幸福，颇有点受虐狂的况味。知识分子凭什么改造自己呢？唯一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那是武器、罗盘、也是刀子。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子。郭小川把思想改造同精神皈依结合起来，一面用刀子割戮自己，一面赞颂刀子的锋利。他对毛泽东个人的膜拜程度，甚至超过文革时的庸众，这在日记、家书，以致诗歌作品中都有大量的例证。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75岁生日）日记：“我要永远向毛主席请罪。”次年1月8日日记：“往日的罪过，将成为我永生永世的教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将是我的强大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呵，下半生我将永远忠于您！”同年10月致女儿信：“在锻炼改造中，我将继续学习使用笔杆子保卫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写过多篇毛泽东颂歌，1964年作《春歌》：“毛主席的真理呵，颠扑不破！／亿万人的胸中都有毛主席的著作。”此后，随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运动急剧升温，诗人的颂歌也便变得更加狂热了。
郭小川一面配合政治运动写作，“为王前驱”，一面努力贬抑自己，改造自己；得势时冲锋陷阵，慷慨激昂，失意时战战兢兢，气不敢出。他有信致友人：“这之后，如不是中央领导同志分配我写作任务，我无论如何不敢再写了。”作为一个自觉的“运动诗人”，从主动到被动，前后的情状可以想见。俄罗斯思想家洛扎诺夫说威廉和俾斯麦有“军事将领”和一般“首领”的特点，又有“臣民”的特点；就是说，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既有征服性，也有驯服性。然而在中国，首领式人物说到底只有一个人。郭小川把加害人与受害人、对敌斗争和斗争自赎这样不同的两面叠合到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格之上时，整体的表现就是：奴性。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培养了大批帮凶和奴才，奴性之于诗人，既是身份，也是资本，大可以安顺享用，殊不料接连受挫，终至于不能见用于世。郭小川一生的浮沉，以及贯穿在沉浮之间的始终如一的战叫，不失为时代荒诞剧中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情节。
在郭小川的诗中，从五十年代开始，不断受到批判的有两首，一首是《一个和八个》，另一首是《望星空》。
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革命者王金被锄奸科长当成内奸，受到错误整肃，同其余八个土匪、凶犯、叛徒之类关押在一起。在恶劣的环境中，他积极为党工作，教育和改造犯人，结果在一次押解途中与日寇发生了遭遇战，一个个成了“最勇敢的英雄”。不幸的是，主人公的错案来不及纠正，却被判处了死刑。据诗人的本意，是“打算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教育1955年肃反被搞错了的一些人”。自然，这与诗人在运动中先后受到组织的“误会”不无关系，但也无非借此向党表白心迹而已。此诗尚未发表，就被周扬抛了出来，批评家一拥而上，纷纷加以“攻击‘肃反’”，“为反革命翻案”、“反党”、“美化阶级敌人”的罪名。郭小川本人也只好检讨承认说，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阴暗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望星空》原名为《望火箭》，意在颂祝苏联发射火箭成功，后来的改动，也都不出颂歌的范围，实际上是诗人值国庆十周年之际，把它当作“献诗”经营的。诗的开头咏叹星空的壮丽，其实在写法上先扬后抑，借以烘托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伟大。从天上到人间，从天堂到人民大会堂，从虚幻到现实，诗人歌唱道：“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再向星空瞭望，／我的身子，／充溢着非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在一切最好的传统之上，／我们的队伍已经组成，／犹如浩荡的万里长江。／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就是这样一首诗，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文艺报》即发表署名文章，说是“诗里的主导的东西，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指作者犯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政治性错误”。至于诗人，在检讨中也一再承认这种“错误”，并说《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与之“一脉相通”，都是“对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游离”。千夫所指也好，唾面自干也好，这些诗所以遭受批判，归根结蒂，用一句古语来说，“忠而获咎”而已。
但因此，文革结束后，《一个和八个》和《望星空》也就荣耀地被当作冲破“禁区”之作，体现主体性、个人性的诗歌范本，讴歌人道主义的作品，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极点肯定当年批判的结论。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三个层级，我们不妨戏仿这一理论，用大我、小我和隐我分析郭小川的人格。大我是阶级的我，集体的我，代表着革命的意志；小我是个体的我，只有依附和融合于大我之中，才被赋予了力量和行动的可能性。大我统率小我，包涵小我，这是现实中的秩序，也是“一万年不变”的常用常新的原则。大我和小我是显我，这里的隐我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本我。郭小川在构思他的战斗诗篇的途中，隐我很有可能不甘寂寞跑将出来，构成为被称作“人性”的内容。像《一个和八个》、《望星空》、《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等，都可以辨认出隐我的踪迹。但是，其中人的独立性、孤独性、脆弱性，生命的温柔部分，爱与同情等等，恰恰是反“思想改造”的东西，对“战士诗人”来说，那是不容存在的，因此，只要稍稍露出水面，很可遗憾的是，便随即为自身的敏锐的“阶级意识”所捕杀。
1974年，郭小川从湖北咸宁转到天津郊区的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次年8月，当他辗转看到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对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提出温和的批评之后，一时大受鼓舞，致信友人说：“我的大脑整天在思索，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的事业……我刚刚又读了《讲话》和另外的几篇，用这些望远镜和显微镜一看，近几年来发生的事情就更清楚了。”于是，在他的同时代人大体已然沉默下来的时候，他继续大写他的颂歌和战歌，其中包括《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不同的只是，这两首诗没有被本人公开而作为“地下诗篇”在亲友间传阅；后来，被批评家们一致公认为他的晚期的代表作。
其实两首诗毫无新意，且看《秋歌》：
到时候了，再也不能一天到晚沉沉睡梦；
到时候了，再也不能一天到晚无动于衷。
滚它的吧，市侩哲学、庸人习气、老鼠眼睛；
一个战士，怎能把这些毒剂当成人参鹿茸！
见鬼去吧，三分杂念、半斤风险、一己声名；
一个战士，怎能把这些坏货看作银宝金钟！
面对大好形势，一片光明，而不大声歌颂；
这样的人，哪怕有一万个，也少于零。
眼见“修正”谬种、鬼蜮横行，而不抽动鞭声；
这样的人，即使有五千个，也不过垃圾一桶。
磨磨刀刃吧，要向修正主义的营垒勇敢冲锋；
跟上工农兵的队伍吧，用金笔剥开暗藏敌人的花色皮层！
清清喉咙吧，重新唱出新鲜而有气势的战斗歌声；
喝杯生活的浓酒吧，再度激起久久隐伏的革命豪情！
人民的乳汁把我喂大，党的双手把我育成；
不是让我虚度年华，而是要我永远参加伟大的革命。
…………
个人是渺小的，但我感到力大无穷；
因为帮我带我的，是雄强勇健的亿万群众。
我是蠢笨的，但现在似乎已百倍聪明；
因为领我教我的，是英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诗里宣扬的是一贯的斗争哲学，甚至连当时拙劣的政治把戏“评《水浒》运动”也写进去了。语言概念化，粗糙、空洞、重复、拖沓，少许意象如向日葵之类也是流行的象征物。这时，郭小川已经深陷泥潭，却依然做出一副高歌猛进的姿态。如果说其中尚存诗人的一点隐秘，也无非因为“最高指示”适时地唤起他的幻觉，以为可以很快地从深潭里被提拔出来，一如从前般地“怀着感激／回到我们的队伍中／继续向前”。于是，一边焦躁难耐，一边保持镇定，“静静的”等待命运的赐予。黑暗中有各种各样的等待。郭小川的等待，是臣民式的等待，所谓“南望王师又一年”；甚至是臣妾式的等待，所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他舍不得抛弃曾经作为加害人的正统观念，无法跳出体制－组织－意识形态对自己的制约，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冲不破思想的牢笼。
郭小川同贺敬之一样，在诗中动辄以“公民”相号召，其实，这些都只能是曼德尔施塔姆说的“伪公民诗歌”。从涅克拉索夫一代开始，俄罗斯诗人标榜“公民意识”，那是一种傲视国家权力的意识，完全独立、自由、自主的意识。郭小川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批判意识，相反，他只是“奉旨革命”，遵命写作的诗歌，亦惟有将自以为正统的意识——本质上是奴隶意识——灌输给公众。当时，在中国，既没有“公民诗歌”，也没有“地下诗歌”。像郭小川这样听命唯谨的诗人，他所期冀的也只是地上有他的用武之地，根本无意去写什么“地下诗歌”。地下文学的产生是有赖于地下作家的。关于地下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这样写道：“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就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能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以外绝无他物，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在一个曾经一度只有一种出版物出版，追查“政治谣言”属于头等大事，对人的批判、斗争或处死已成家常便饭的国度里，诗人普遍失去了自由感，他们拼命追求的，只是个人安全而非自由。说到自由，阿伦特可能偏颇了一些，说：“如果人没有首先经历过一种实实在在的在世界之中的自由状态，那么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什么内在自由。”当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文化传统都不曾给出自由思想的条件时，大约只有远离权力集团，而且具有西方现代观念和知识结构的个别人物，才有可能产生容载自由思想的文本。然而，就像顾准这样不可多得的人物，留下的也还是些断简残章。至于文学，则简直不成片断。我们至今还不曾有过地下作家，这是因为一、作家不具备明确的“地下”身份和“地下”意识。“地下”意味着黑暗，为了反抗黑暗，是必须拥有黑暗的；二、写作意识也不充分，“地下写作”不应当是偶尔进行的，呈零散状态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完整性。施特劳斯说的“隐微写作”不能算地下写作，可以认为，鲁迅是部分地从事隐微写作的。但不论是公开写作，隐微写作或地下写作，在本来的意义上都是自由写作，这是为一代作家的素质和状态决定的，因为任何恶劣的政治气候，仍然不能剥夺内心的自由。而今，我们大可以从文本的事实翻转过来看看我们的作家，到底是怎样一批人物。
迄今为止，我们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仍然把郭小川当成大诗人来讨论，说明我们的文学史，仍然是以“专政时期”打倒了众多具有异端因子的诗人之后，由郭小川通过配合运动的写作，并以此获得官方和当时的所谓的“文艺界”所认同的既定的“成就”为基础，而不是从独立的文学观念出发进行评判的。郭小川的声望，前前后后唯靠一种共谋推定和集体记忆来维持。无疑地，这是不负责任的，不公正的，是对文学发展历史本身的一种亵渎。 美国诗人庞德的成就和影响当然远非郭小川可比。就是这个庞德，他因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应当承认，他与铁杆的法西斯分子仍然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差异——的行径一度入狱。文人们惺惺相惜，把他营救出来，且不因人废言，一样承认他对于现代诗的开创性的贡献。这期间，试图抹杀他在政治上靠拢法西斯主义的事实者大不乏人，但是，仍然有人阻止这样做。诗人查尔斯·坦恩斯坦著文《痛击法西斯主义》，严肃指出袒护庞德的危险性，其中说：“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他将被文学史授予不应有的宽恕，而在于他的罪过将从我们自己的罪过中被悬挂忘却。因为庞德的法西斯主义太容易遭到谴责，几乎易而反掌，而沾染他的诗歌与诗论的法西斯观念却不知不觉地渗透入现今社会的正统文化理论与批评之中。”在西方，学者往往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原因是两者都是反自由，反民主，反人类的。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斯大林主义不能说没有区别，但是在理论上，至少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唯阶级斗争”的东西。在以文革为累积性灾难的标志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贯实践“为政治服务”的诗歌，其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可以例举哪些？作为加害人出现的郭小川算不算其中的佼佼者？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可曾批判过渗透在他的几乎所有诗作中的反个性、反人性的因素？他的手不仅仅弹奏竖琴，或者可以说从来不曾弹奏过竖琴，因为竖琴在他的手中也只能发出子弹的嘶鸣；然而许多藏匿过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的灵魂的卷宗里都留有他的指纹，这里，不妨仿照坦恩斯坦的话说：如果一如既往地把郭小川当成大诗人，极权主义就胜利了；当他的基本的诗学观点被原宥时，极权主义就胜利了；当他的诗歌艺术受到称颂，从而认为可以把他的政治态度同艺术创作分开时，极权主义就胜利了；当他的诗作明显地因为图解并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变得拙劣不堪，又居然被看作艺术的范本时，极权主义就胜利了。
整个中国诗坛是一个“玩偶之家”，然而，娜拉从未打算出走。
没有娜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