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6-7届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创始会长。长期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主编《中国改革报告》2011至2015，发表论述改革的文章数百篇。
何谓第三方，通常指两个相互联系的主体之外的某个客体，叫作第三方。第三方可以是和两个主体有联系， 也可以是独立于两个主体之外的客体。第三方也可看作相对客观，能够得到公众信任的机构。就是利益无涉，不受外界因素所干扰，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机构。
一、社会需要第三方
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包括经济和政治生活，特别是重大舆情发生，迫切需要第三方出面。
——政府重大工程项目上马，可能确实对当地长远发展有积极意义。但群众对政府的说法有质疑，政府对重大工程项目上马给当地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涉及，群众不认可。如何让群众相信，重大工程项目上马，无论是长远或者近期都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社会认可的第三方参与。
——城市举办大型运动会（包括省运会、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市民们认为运动会劳民伤财，但政府给出的评估报告，却是运动会效益很高，不仅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还推进了经济增长，且政府投资有限。在市民存疑政府结论情况下，需要有令人信服的第三方，智库机构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估报告。
——央视每年公布的春晚评价，央视自己的给出的评价都很高。例如，2022年央视春节晚会，央视给出的收视率21.93%，3.6亿人观看，并说创造了历史新的纪录，且好评如潮。但一些观众对此质疑，认为央视春晚没有那么精彩。如果有一个客观第三方出面，可信度更高，效果会更好。
——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反馈给股民都是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收支稳定，营利持续增长。但股民存疑。因为很多报表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没有多久，其糟糕的表现让股民失望，甚至退市。正因为此，一些财务状况良好且业绩稳定的上市公司，经常为如何找到能够让股民相信的财务公司发愁。 有的不惜重金邀请国外财务公司，以使股民相信。
——重大舆情事件，迫切需要客观公正的第三方给予应对。一些重大舆情事件发生后，政府完全可以作为有影响力的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在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并解决面对问题。但如果政府不能够回应社会质疑，反而躲躲闪闪，王顾左右而言他，不仅影响政府公信力，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例如农历春节引起全国网民关注的J省F县事件，政府不断发布公告，但由于没有回应民众质疑，虽然政府层级不断提升，先县后地市，再到省，但关键问题没有回应，社会质疑不断，政府公信力受损。注意的是，这里损害的公信力已经不仅是当地政府，而是中国各级政府公信力。重大舆情事件发生，如何寻找合适的第三方，对平息事件意义重大。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崛起，也有寻找第三方的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大地，得到了全国人民衷心支持，这没有疑义。央视说中国政府支持度远远高于美国民众对政府支持度。这需要有第三方数据给予支撑。但引用国际第三方，既在国际社会中有权威，也有公信力，哪家媒体更合适，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经常出现的一些摩擦事件，也期盼有合适的第三方出现，能够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几天俄罗斯与乌克兰因53名乌克兰战俘在顿涅茨克的奥列尼夫卡被囚禁期间，遭遇轰炸身亡而产生争执。俄罗斯指控是乌克兰所为。乌克兰军方完全否认，指控是俄罗斯轰炸该所监狱。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要有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还需要有证据支撑。最新的报道是，7月31日，国际红十字会在推特上宣布“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昨天提出的到奥列尼夫卡拘留设施接触战俘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根据《日内瓦公约》，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触战俘是冲突各方的义务。”而在7月30日，俄罗斯DOD宣布应乌克兰的要求，“正式邀请”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专家前往位于奥列尼夫卡的乌克兰战俘死亡地点的拘留所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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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寻找第三方
第三方在哪里呢？这是一个既简单也复杂的问题。从国家视野考察，中国或许根本没有第三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中国，只有党和人民，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甚至可以说，由于党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党的利益也就是人民利益。若此，似乎没有第三方存在的土壤。但从事务本身的是非曲折分析，可以说， 中国处处有第三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对于更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一致，并不意味着具体到一个行业， 一家机构，公民个人，党的利益都能够完全代表，党的利益都能够等同机构和公民个人利益。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和政策把握，显然有第三方存在的厚实土壤。只要能够秉持客观公正，例如财务公司，媒体，智库机构等，就能够给人们以信任，并受到人们欢迎。
（一）现实生活中的第三方
现实生活中，引入合适的第三方，已经是日常生活中普遍现象。例如，高官腐败异地审理已经成司法惯例。例如，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济南受审等。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到，省部级高官腐败大多进行跨省异地审理，厅局级干部腐败案件大多进行省内异地审理。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异地审理已经成为一种司法惯例。异地审理可以防止官员利用在其任职地区的权力影响案件的侦查和审判、妨碍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同样，一些影响重大案件，公安异地办案。例如，今年六月份发生在唐山市路北区某烧烤店的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举国关注，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现交由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办。而这个广阳分局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看作第三方。
上述一些做法，通过异地办案提升客观公正程度，办案的机构是否属于是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或许还有疑问。但无疑，总体客观性显然高于在当地办案。
（二）提升治理水平
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如果没有对人类社会存在的规律性现象有一个基本认识，提升治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句空话。例如媒体，最有可能成为各方信任的第三方。但这对媒体有严格要求：即站在客观中立角度，用符合新闻专业规范的报道，以事实和真相去澄清不实传言并明辨是非。如果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丢失，只有歌颂赞美职责，媒体不能够作为可信的“第三方”，就会造成塔西佗陷阱现象的出现。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无论其如何发言或做任何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会不相信它的说法。舆论监督是媒体存在的重要理由。没有舆论监督，媒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如果媒体不能够秉持客观公正，没有舆论监督所积累的公信力，不能够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遇上重大事件，人们也难以相信媒体的报道。也就失去了第三方资格。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智库机构等，这些有可能成为第三方的机构，都有自身的职责要求，都需要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和行为，但如果对事实真相视而不见，不能够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都难以扮演第三方的重任。
三、改革
改革是有标准的。改革是将原先不好的东西改成好的东西，而不是相反。改革应有利于提升人的自由、推进社会民主，提升制度文明水平，有利于释放市场、社会和思想活力。具体地说，改革应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减少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如何改革，才有利于创造适合第三方存在的土壤，至少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适度分权，合理分工。民主政治强调多主和制衡。特别是政治制衡甚为关键。马克思经典语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可以看作政治制衡理论的根据。而分工和分权，都是政治制衡重要形式。在政体意义上，分工是各种国家职能（不限于立法、行政和司法）在组织、人员和责任上的相对划分，并不排斥国家机关之间在部分职能上相互交叉、相互参与和相互配合。分权则是立法、行政和司法在组织和责任上的权力划分。党是领导一切的，并不意味着党包办一切。例如，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直接介入具体案件的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我国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确认。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基含义是，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依法独立，不受制于其他权力；人民法院内部层级间的依法独立，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同一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也不应干涉具体的司法审判组织。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法官越是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就越是体现了党的宗旨，从根本上坚持了党的领导。因此，尊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提升了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与规范化程度。
二是提升制度文明水平。这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甚至与民争利，必然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提升制度文明建设，就应当完善制度设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打造“尊重市场、尊重社会、尊重地方”制度文明体制。只有如此，尊重才不会是句空话，而是通过强大的制度文明这样一种“社会存在”体现这种尊重。
三是加大对公权力的监督。第三方缺失，根源在于权力的任性，不受制约或制约有限。因此，如何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是第三方存在的关键。再以媒体监督为例，媒体监督是监督公权力的一种形式。这不仅是媒体的基本权利，也是推动政府工作水平、提高政府效能的重要手段。我们至今仍然对媒体监督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位这样一种观念缺乏深刻理解。正因为此，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还很不到位、不规范，本应发挥的监督作用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至今，媒体的舆论监督还没有形成风气，媒体只有歌颂职责，批判性报道比重很小，甚至杜绝。此外，行政权力干预问题严重。媒体面临着采访难、取证难、获得有关部门支持难的困境，影响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正常进行。媒体监督面临的困境还在于，由于缺乏强大的法律保障，截至目前还没有出台一部保护新闻媒体权利的专门性法律，这使得媒体虽然具有举报、控告、揭发的权利，但问题的受理和处理是否合理都无法获得保障；新闻记者的监督权得不到应有的维护，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这使得相当多的媒体记者对舆论监督望而却步，从而导致舆论监督凋零，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让公众依赖的第三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国际社会寻找第三方，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真正以负责任的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真正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并制定政策，这样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尊重和理解，才能够展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