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问题事关人类社会盛衰安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好似魔鬼和梦魇，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痛苦，必须高度警惕；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必须精心维护。”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我们也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不消极回避战争，因为战争从来不以任何单方面的善良愿望而消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战争是“最高的斗争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大量战争案例的分析，揭示了战争同政治、经济的关系，归纳了战争的本质和特点。对战争最经典的定义，当属193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表述：“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全面准确地阐明了战争的起源、目的、本质和形式。

首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发动战争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各个阶级、民族、国家在采取非暴力手段无法实现政治目的时，就有可能会诉诸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列宁也多次强调，“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结合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详细阐述了“战争就是政治”，“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的道理。古今中外的战争，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十字军东征、海湾战争、鸣条之战、长平之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无一不是政治的继续。核武器出现后，有人质疑核战争是否还是政治的继续。其实，无论核战争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新型战争，仍然是某种政治的继续，这是由引起战争的原因和战争要实现的目的所决定的。核武器与其他新型武器，改变不了核战争与其他新型战争作为战争的一般属性，它同样是用以扫除政治障碍、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还表现在政治决定军队性质上。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超阶级、超政治的军队，古罗马禁卫军、英国远征军、“联合国军”、美国太平洋舰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是政治工具，始终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军队使命和任务完全由政治决定，军事战略与军事行动也完全受政治制约。

其次，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人们最根本的利益，战争双方利用战争掠夺或保卫经济利益，以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马克思曾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以大量事实来说明经济利益怎样驱使法国资产阶级走上了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战争道路。与此相反，被压迫者从事战争则是为了改变自己被剥削的经济地位。马克思还曾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的《所谓原始积累》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西西里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金田起义……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民战争，最终目的都是自身经济上的解放。

最后，战争最鲜明的特点是暴力对抗。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从战争的要素看，每一个基本要素都具有暴力的性质，战争双方都有一套暴力组织，都竭力使用各种暴力工具，都采取一套使用暴力的方法，暴力对抗贯穿战争始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中国的伤亡人数就超过3500万。

战争有正邪之辨

战争有不同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列宁就这一问题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基本问题在于这场战争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并操纵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的人。” 他明确要求：“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列宁甚至提出：“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这就把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升到了能否算是社会主义者的高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鲜明地把“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就为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战争提供了根本标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这理直气壮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敢于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坚定立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正确分析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对当代战争与和平的格局和趋势作出新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同时强调，“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这为遏制战争、赢得和平指明了方向。江泽民进一步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过去一直被美苏对抗掩盖下的一些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和领土争端也日益突出起来，不断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并有蔓延之势。”从马岛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到最近的俄乌冲突，几十年来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从未远离人类。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胡锦涛指出：“广大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和严厉的谴责，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和不信邪、不怕压、不可侮、不可欺的豪迈气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作出了准确判断：“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同时，“各种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十分激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世界依然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他还强调：“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这就是我们在新时代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

能战方能止战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和平决不是乞求来的，也不是屈辱忍让的结果。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沉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由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和平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能打胜仗才能有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能战方能止战。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军将士发出号令：“全军要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一，要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不动摇，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其二，要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其三，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要把改进作风工作引向深入，贯彻到军队建设和管理每个环节，真正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保持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

为此，我们要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确保2027 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就是建成同我国强国地位相称、能够全面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备强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军队。

与此同时，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加强经济建设。“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这就要求我们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