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政协《委员天地》编者按：曾获邀来山东为省政协委员作报告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修泽所著《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对东北经济转型作了深入研究。现就作者写作本书的心路历程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邢尉：从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算起，至今已近20年，我们应当如何总结和评价这些年取得的进展？
常修泽：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在中央领导、东北地方积极努力以及部分发达省市大力支持之下，已取得了应有的成效，对此，应当予以肯定。十二五规划（2011-2015）是2011年开始的，那一年我恰好选择吉林省东部长白山二道白河小镇作为写书地之一，从而对东北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总的看，东北发展还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基调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是2016年开始的，这一年在国家发改委直接指导下，成立了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我有幸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出于东北振兴研究院学术带头人的责任，使得我更加关注东北的经济战略问题。
仅就经济转型而言，“十二五”与“十三五”两个规划在文字表述和实质内容两方面有所不同。透过规划的官方表达，我们可以看到，就“十二五”规划实际进展来说，基本实现了“局面初开”，这是我经过深入调查后得出的郑重结论。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北问题由来已久，企望有效化解、转圜乃至发力振兴，需要一个长期积累且持续运作的过程，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十四五”规划已经启动两年，其结果如何？我有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增加了发达省份对东北的对口帮扶和支持（如江苏对口辽宁，浙江对口吉林，广东对口黑龙江等），这三个省份，不仅是经济发达省份，我更看重的，这三个省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学术圈有句有意思的话，叫做：“四省三市撑多半中国”。上述广东、浙江、江苏三省就是“四省之三”。我们山东省也是“经济大省”（全省2021年GDP超过8万亿元）从国家安排上看，虽然未能列入对东北的对口帮扶省份，但是，从“企业层面”乃至从“乡亲层面”，也对东北的对口帮扶和支持不小。例如，从企业层面，我在吉林考察中得知，山东的浪潮集团、鲁能集团就在吉林有投资项目。至于乡亲层面就更多，您知道的，东北人好多是山东移民，一听口音就知道。“乡亲，乡亲，骨头连着筋”啊。二是中央对东北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将近二十年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着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意见》；一个是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东北振兴这么一个战略决策，时机选择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当时（2003年前后）世界经济正处于上升期，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都比较高；同时，中国在2003年之后也进入工业化的高速成长阶段，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新世纪以后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东北振兴，我认为时机是对的。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对东北的投资大幅增加。增加多少？我告诉您数据，2003年整个东三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211亿，到了2014年，整个东三省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45900亿，您看：从2003年的4千多亿，到2014年当年的4万多亿，十倍多啊。“砸”这么多钱下去，大家可以想一想，会不会“实锤见效”呢？会的。上述两相叠加，相互促进，促进了东北经济的所谓“黄金十年”（2004—2014）。投资多了，经济上去了，显示了东北一度“增长的热闹”，但是，恰恰这个增长的热闹，把东北的问题掩盖下来了。
邢尉：您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现阶段东北转型新思维，能介绍一下吗？
常修泽：我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北转型新思维，简单地说，即“三重锈带突破”说：一是突破体制的“锈带”，将掣肘经济起飞的“沉重的翅膀”换为“轻盈的翅膀”；二是突破经济结构的“锈带”，改变半封闭的对外结构与“板结的内力结构”；三是突破文明方式的“锈带”，破除“官本位”严重、契约精神淡薄与非现代的 “工业文明”的阻碍。所针对的分别是：体制、结构、文明方式三大属于基础性、根本性问题。
邢尉：您关于东北“三重锈带突破说”的缘由和具体架构是怎样的？
常修泽：这源于我1979年参加国务院财经委“东北结构调查组”之后持续40年80余次的东北调查，获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来自实践的真切感悟。其实，东北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出现，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那次参加实际调查，使我深受触动和启发。1979年第一次70天调研后，在1980年我发表了三篇论文——一篇是针对所有制问题的，主张国有与非国有经济《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人民日报》理论版）；一篇是针对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剖《黑龙江的轻工业为什么如此薄弱？》（《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一篇是针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题为《“竭泽而渔” 后患无穷》（《南开学报》，《光明日报》转载）。虽然产生一定影响，但也只能说是针对东北经济解病的三副“初探的药方”。随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这三个10年间，我持续关注并参与了东北经济的谋划与发展，直至2011年退休后居住在长白山小镇，沉下来深度调研和潜心研究。
邢尉：您提出的“东北‘文明方式’转型”有点独特，主要针对思想和文化领域吧？
常修泽：确实涉及“思想和文化领域，更具有宏观视野和更深涵义”。因为，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国内已经多有讨论（尽管人们没有使用“三重锈带突破”的说法）， 但“东北文明方式转型” 诚如您所评价的，似是“独特提出”。主要有三大块内容：我概括为“官本位”突破、契约精神“补课”与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即确立新的生态文明思维）。这些都需要在新时代解放思想。
先说“官本位”突破。在东北，长期的计划经济酿成了浓厚“官本位”意识，深深扎根于官员和民众灵魂深处，成为阻碍经济转型的精神痼疾和思想障碍。突破“官本位”瞄准什么？我主张按照中共十九大精神，紧紧抓住落实“三权”：一是人身权，这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之一；二是财产权，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三是人格权，保障“每一个”国人人格独立、平等和开放。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逐步破除 “官本位”思想，这应是东北也是全国创新性改革的落脚点之所在。
再说契约精神“补课”。源自法英等国的“契约精神”，是当今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由于历史和地域原因，我国工商文明和契约精神严重缺乏，一方面导致了“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另一方面导致“政府的权力太大”，全能体制下政府包办一切， 以至于契约社会、法制社会、自治社会难以确立，制约市场经济发展。我的具体对策是，借助《民法典》施行的契机，实行全民“契约补课”，填补国人思想上的空白，欲建设现代意义上的诚信社会、法治社会，这一课“非补不可”。
文明方式转型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确立新的生态文明思维，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
邢尉：您是否担心主要过度依赖政府进行的经济转型会更加艰难甚至更加曲折？
常修泽：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关注萧功秦教授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及其讨论。您看过我的《学术自传》吧，想必记得，其中写的“1989年京丰宾馆会议”（全称为“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论会”）吧？那次会议上，各种思潮涌现，包括稳健改革、偏于保守和偏于激进几种不同意见激烈争辩。其中关于新权威主义就是各方争论和激辩的观点之一。应该说，这个讨论对经济体制转型基于秩序、稳定、渐进的强调，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功效的，这种思想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一面。其“理性的、进步的、以现代化、民主化为指向的开明专制”主张，在当下业不能说没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说,“人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芳”。
但是，我要强调指出，鉴于威权体制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官本位”思想有着深厚的传统，新权威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找准契合点”，就成为必要考量。我建议，要与以市场多元化为基础的“协商民主”及“广泛参与”的时代潮流相适应，切忌导致集权体制的“复活”与“复归“。中国有的方面需要“化零为整”，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更需要“化整为零”。要特别讲究“化零为整”与“化整为零”的辩证法。这是中国大智慧所在之一。
基于这种思想，我认为，“化零为整”（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应当以方向和目标为要旨和考量，考虑集中力量究竟要办什么事？而非绝对化或一刀切，运行中的市场经济活动可能更多是“化整为零”，即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只是为辅而已。
图片 因此，我在书中讲的“新时代的思想解放”，正是基于上述情势而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建议，也即解决国人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现在看来这项任务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家和社会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方能为之。说到这里，我也担心东北或其他地方的政府针对经济转型会走向“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原因在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与市场发育程度一直偏低，市场与社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尚没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不要只看中国的“帽子”，还要看中国的“身子”。这就是中国。这个问题在东北及北方地区表现得颇为明显。单纯依靠政府进行转型改革一条腿走路是难以成功的，那样的话政府会愈来愈强势，社会和市场会愈来愈趋弱，“强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弱市场”的结构状况难以改变，长期陷入路径依赖，则很可能导致“积重难返”甚至积弊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