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近44年，我的“三农”研究如果从我大学本科期间发表在《经济研究》（1978年第12期）的第一篇处女作算起，也已经历了近44年。在这44年中，中国的改革可谓波澜壮阔，举世瞩目。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看着方向过河”，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但始终坚持循序渐进，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并且不懈探索、不断前行。中国改革的进程及其特点，对我观察和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启示是：“三农”是国家的基础与基石，“三农”发展的状态反映的是国家发展的状态，“三农”问题的根源看起来是源自“三农”本身，但实质上是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意志及其制度安排相关联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的“三农”研究主要偏向于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尤其是用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去审视和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并且坚持聚焦“三农”、着眼全局和聚焦问题、着眼改革的理念，尽量避免说空话、讲套话，力求有思想、有见解。我的“三农”研究涉猎比较广，其原因一是“三农”本身涉及面比较广，二是我这么多年来指导的研究生比较多，进而必须适应学生多视角的“三农”研究选题。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形成了自己在“三农”研究领域的两个重点方向，一是城乡关系与变革，二是产业组织与制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三农”问题研究在中国基本上是问题导向的研究，呈现明显的与时代、与时局相关联的特征，这种研究的优点是能着眼现实重大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不足之处是往往难以兼顾相关理论的系统性把握和创新。就我本人而言，是尽可能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能解决问题，又具有理论的深度，但总体评价的话，还是偏重问题导向，而不是理论导向。因此，梳理并呈现我40多年来的“三农”问题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发展，尤其是“三农”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线索和不同时期的重点、热点，而理论与政策贡献主要呈现在相关问题研究的论述和分析应用中。
在20世纪的80年代，我国的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占主导的改革议题和领域集中在“三农”领域，当时的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问题、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问题、区域粮食生产与发展战略问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问题、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等。在这期间，“三农”研究者在国内改革发展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主导性，并且在研讨活动中都非常富有激情和少有顾虑。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我觉得自己有两项研究成果较有影响力，至今仍有理论和实践价值。一项是关于区域粮食发展战略的研究。该研究主要围绕20世纪80年代浙江粮食发展的战略取向争议，提出了浙江粮食战略应从“完全自给”向“基本自给、大进大出”战略转变的观点，由我为主撰写的《关于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的探讨》一文在《浙江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上发表，由于该文的观点触击了当时每个省粮食都需“自给自足”的战略思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时的我还是在读的研究生，也被看成是“不重视粮食生产”的人物之一，承受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看来，这一思路与观点并没有错，浙江事实上后来还成了全国第一个粮食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的省份（2001年）。如果说有不足，无非在于提出新观点的时机和条件在当时还不很成熟，但我觉得，这恰恰应该是一个研究者所应该坚持做的事情。
另一项有影响的成果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该项研究成果被发表在1989年第3期的《经济研究》上，同时还被评为“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十周年”的优秀论文。当时该文还被选为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十周年”会议论文，遗憾的是会议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而没能举行。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是：针对当时我国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就地”思路占主导的背景，揭示了与“城市病”相对应的“农村病”问题，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应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观点，并且首次提出进城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概念与观点、以及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观点和政策主张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与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对二元经济下的“推拉”理论有所补充。实践表明，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随着中央高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明确提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被写入了党代会的报告，愈来愈为政府所重视，并且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改革的重点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微观转向宏观，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改革发展浪潮。90年代“三农”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发展问题、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问题、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问题、农业综合生产率问题等。在这一时期初，我继续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上。该文的主要贡献是运用费拉尼斯关于资本积累和创新对劳动力就业吸纳程度的模式，揭示了中国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机理，即主要是依靠资本外延扩张的吸纳，而不是基于创新的内涵发展的吸纳。这一结论也证明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粗放型特点，即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扩大，而不是创新所产生的内涵式发展。
1993年底，我从瑞典高访1年回国，开始将自己的“三农”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重点对中国农业农村的经营制度、土地制度、产业组织制度等进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期间，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部“交易费用、组织控制与我国农业组织的创新”（1995年）和“转型时期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与制度安排”（1999年）两个项目的资助，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性文章，如：《中国横店集团产权制度构造的启示——兼论乡镇企业产权关系的明晰化》（1995年）、《家庭农业：有效的农业组织管理结构——关于组织和交易费用的中国实例分析》（1996年）、《“公司加农户”：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创新——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层面的分析》（1997年）、《当前我国农户家庭经营中的交易途径与合约方式——浙江省173户水稻生产农户的调查与分析》（1998年）、《农地产权结构和我国的家庭农业》（1998年）、《论农户家庭承包制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999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1999年）、《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2000年），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主要意义与贡献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和揭示中国农村改革后农业经营方式、产业组织形态、市场交易方式、农地产权结构、适度规模经营、企业治理结构等变化的制度特征和意涵，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发展和组织经营制度的创新，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SSCP（situation 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分析范式和作为“主体、制度、网络”三维属性的产业组织观察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统筹发展、科学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基调。与此相适应，“三农”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重点与热点，如：加入WTO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农民增收与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产品数量与质量安全，现代农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与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城乡社保制度以及农民工市民化，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发展等。在这一时期中，有两件事令我记忆深刻，一是参与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当时我是浙江省的政协委员，在2002年的省两会上，我和徐立幼教授、陶勤楠教授等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议案。由于税制改革的权限限制，这一提案尽管得到了省里的赞同，但没有获得国家税务总局的同意。为此，浙江省只能实行农业税的暂停征收，然后，浙江省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继续提交这一提案，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赞同，农业税这一千年皇粮国税就此得到终止。二是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立法。农民合作组织本是农业家庭经营不可或缺的产业组织，但由于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曲折和异化，改革后社会上一度存在“谈合色变”的舆情，农民合作组织的再发展始终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在浙江台州市农业局的支持下，由我出面邀请了8位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瑞典的专家学者，于2004年5月12日在台州举办了“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建设和立法”国际研讨会，为合作社的立法与法人地位提供依据，并且促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省级农民合作社发展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的发布。为此，我还获得了2008年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的称号。
2000年以来，我还承担了若干“三农”问题的重大科研项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批重大项目）、“我国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2006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期间，我的研究开始愈来愈关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宏观制度与政策问题。围绕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40周年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这几个重要时间节点，我整理与撰写出版了《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2008年）、《我国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2010年）、《中国“三农”问题解析：理论评述与研究展望》（2012年）、《现代农业的产业组织体系及创新研究》（2020年），并先后撰写或合作发表了一批具有回顾性、宏观性和重要主题针对性的文章，如《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2008年）、《中国特色体制转型道路析论——兼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展模式》（2008年）、《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2008年）、《中国“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现实研判和解决思路》（2009年）、《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2013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构与制度创新——兼论以农民合作组织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制度建构》（2013年）、《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历史回顾、问题实质与改革重点》（2016年）、《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变革与前瞻》（2018年）、《中国农民工的演变轨迹与发展前瞻》（2019年）、《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再论以城市化带动乡村振兴》（2020年）、《新阶段中国“易地搬迁”扶贫战略：新定位与五大关键》（2020年）、《论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2021年）、《推进共同富裕：重点、难题与破解》（2021年）、《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品格、时代特质和系统建构》（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2022年）等。
2000年以来，我的比较重要的学术研究进展，一是针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年）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与机制”（2014年），并且认为“‘有为政府’是既能克服市场失灵，又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行业组织功能的政府”，以及“激活市场，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市场机制同步。激活主体，关键是赋权赋能和经营制度适配。激活要素，关键是建立要素市场化的制度体系”（2020年）。二是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认识深化，提出破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所有权虚置与农民作为市场主体权利仍不充分问题，应对现行集体产权制度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2017年），同时指出“从长期看，如果我们不下决心破解城乡二元社保体制，则集体所有权虚置与农民权利仍不充分，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粘连性问题就难以破解，现行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局限性就会不断显现，并且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负向方面的影响”（2021年）。三是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分别从准确把握内涵、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城市化引领带动和市场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性的论述（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
1978年以来，我在AJAE、JOS、IFAMR、JAPE、SSJ、SER、CER、CAER等SSCI、SCI及其他国外重要检索刊物上发表论文16篇，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或全文转载的论文300多篇，其中：《经济研究》8篇，《管理世界》10篇，《中国社会科学》1篇，《金融研究》2篇，《中国农村经济》33篇，《农业经济问题》32篇，《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含英文版）》23篇，《学术月刊》3篇，《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5篇，《经济学家》3篇，《中国人口科学》8篇，《农业技术经济》12篇，《中国农村观察》4篇，《浙江社会科学》21篇，《浙江学刊》12篇；被《新华文摘》转载4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4篇，《中国人民大学期刊复印资料》转载46篇。此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浙江日报》上发表文章16篇。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期刊复印资料《农业经济导刊》转载文献引用个人排行榜上，位列以第一作者全文转载文献引用频次的个人排行榜第一。2008年，在《农业经济学科》高被引作者名单中，本人被引用文章数为16篇，总被引频次为72次，排名第一（根据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2009年版）》一书中的统计）。2018年，在《经济学家》学者影响力总被引频次前五十人中，位居第七名。2019年，在《农业经济问题》创刊40年（1980—2019年）高被引频次作者中，排名第一（被引频次1450），H指数为69。另据CNKI检索，1985—2020年，本人发表的361篇论文中，按被引频次排序，有72篇论文被引用了50次以上，H指数达54，在国内同行学者中排名第二。2021年，与学生孙永祥合作的论文《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1999年），被评为《经济研究》自1955年创刊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0篇文章（排位第八）。该文在知网引用量达到4116，下载量达到20313；Google Scholar引用量达1148。2022年2月，在《中国农村经济》1985年创刊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0篇文章和近10年发表的20篇高引用论文榜单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2002年第3期，知网引用量为1082，下载量为5373）和《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第4期，知网引用量为480，下载量为21616），分别位列这两个排行榜的第一。
此外，我还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重大1项，重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项（其中：重点1项，地区国际合作4项）；教育部基金项目12项（其中：重大攻关1项，重大2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成果奖26项。其中，我与顾益康、徐加共同署名撰写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经济研究》，1989年），在2007年浙江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的评选中，被评为突出学术贡献奖。与汪晖合作撰写的《城市化发展中的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获得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专著类）”（2004年）。
1992年以来，我先后以访问学者和合作教授的身份在瑞典农业科学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美国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内华达州立大学，德国基尔大学，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日本筑波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西圣保罗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台湾大学等大学，以及联合国总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等国际研究机构，开展中短期的项目合作、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先后担任了中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部评审组专家，《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编委，浙江省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农业经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以及浙江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等。1989年以来，总共指导和培养了博士后28人，博士111人，硕士17人，专业学位硕士130人（MBA32人，MPA12人，EMBA38人，MAE13人，ME5人，QM30人），接收国内外访问学者30人，总计316人次。其中，学生郭红东和刘西川的博士论文分别获得2008年、2010年国家优秀博士论文的提名奖。截至2022年，已有10位毕业学生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43人晋升为教授。我本人则荣幸地获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09年），同时被聘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2006年）和一级教授（2018年），并获得浙江大学“竺可桢奖”（2022年）。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份，浙江还是习近平曾经主政过5年的省份，浙江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缩影。浙江的区域面积并不大，陆地仅10.5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已达6000多万人。浙江的自然资源也称不上丰裕，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但浙江的改革发展却一直比较活跃。2021年，浙江还成了国家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中国改革、转型发展和“三农”问题的富矿。我有幸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浙江，因而有机会比较多地参与和见证浙江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历程，自然地，研究浙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成了本文集的一大特色。文集中有不少文章是以浙江作为研究背景和对象的，因此，很希望这套文集既能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三农”改革发展有关的历史进程，也能为有兴趣的读者了解浙江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能够为热心于浙江发展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线索。
如果说我这么多年来在研究中国“三农”问题方面有所体悟和微薄贡献的话，要感谢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因为这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经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时代；是这个国家在持续不断地探索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时代。有幸处在这样的时代，不仅你的思想和心灵将受到时代变革的激荡，而且还会激发你关注这一时代的变革，并且投身其中。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代，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观察与研究，经历了不同的视角转换，从就“三农”看“三农”，到跳出“三农”看“三农”，再到从“三农”看“三农”外的视角转换。我深刻体会到，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需要多视角的观察，这有助于打开研究思路和把握问题要害，进而取得实质性的研究进展。
（本文选自黄祖辉文集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