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举办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邀请七位教授共同研讨“提振中国经济：复杂性、紧要性与策略性”这一主题。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的主题演讲整理。

在去年12月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活动上讨论了当时宏观经济和就业复苏的关系，最近半年宏观经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形势又出现一些新情况，借此机会从三个角度对这个题目做进一步观察探讨：一是我国城镇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的最新动向，二是我国“奥肯关系”已发展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近年我国净增城镇就业持续下降情况。

近来就业压力加大尤其是青年就业矛盾突出

今年2-3月以来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地疫情形势变化对宏观形势带来新的下行压力，部分宏观经济月度数据明显走低。如4月份工业增加值、房地产累计投资和消费品零售等指标都已出现显著负增长，特别是消费同比增速下降11.1%。

由于超大城市对城镇就业影响更敏感，劳动力市场数据反应较大。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20年初疫情较快得到控制后，从2月6.2%一路回落到2021年3季度末4.9%；然而随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形成而触底回升，受最近疫情形势拖累今年4月增长到6.1%，5月才小幅回落到5.9%。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4月飙升到6.7%，超过2013年该指标公布以来5.9%峰值。新增城镇就业数变弱，4月较大幅低于2021和2019年同期，与2020年同期差不多。

新一波就业形势紧张突出表现为青年就业压力加剧。统计局数据显示，16-24岁的青年求职者失业率快速飙升，从去年底约14%上升到今年3月16%，4月大幅跳升到18.2%，创造了2018年1月该指标公布以来最高记录。5月份青年失业率小幅升高到18.4%。我国失业率指标通常低于美国与欧盟水平，目前青年失业率不同程度高于美国与欧盟水平，城镇失业率也暂时显著高于美国。

用同期青年失业率除以整体失业率可得这一比率指标，由于青年劳动力市场结构特点该指标一般是大于1的倍数。从2018年以来数据看，该倍数值在波动中趋势上升，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大约在3上下，显著高于2018年所处的2.0-2.5区间。可见青年群体不仅由于其结构性特点相对整个劳动力面临较高就业压力，而且近年这个压力较高幅度在波动中趋于上升。CIER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整体值与高校毕业生分项值的差距也提示这一点：2018年初所有求职者和高校毕业生景气指数分别为1.91和1.74，二者差值只有0.17。今年1季度上述指标值分别为1.56和0.71，差值扩大到1左右，也说明青年就业压力相对较大提升。

青年失业率上升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原因之一是高校毕业生人数较快扩大带来较高学历劳动供给和较高质量岗位需求大幅增长。我国16-24岁青年求职群体绝大部分是各类学校毕业生，今年高校毕业生1076万相当于20年前十倍左右，比去年增长167万增幅达18%。这代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和素质改进，体现大学多年扩招积极成效，同时也意味着劳动供给或岗位需求在毕业季前后密集增加，对青年就业造成“泄洪效应”压力。高校毕业生群体对就职岗位种类和质量需求变化，也会对就业岗位供给匹配带来新的压力。

最近就业形势受到宏观经济景气度变化以及部分行业和地区经济运行状态影响。去年上半年经济强势复苏推动就业好转，高校毕业生秋招时总体形势良好，不过少数行业因政策环境变化招聘需求下降已对相关部门就业带来影响。今年2-3月后部分城市和地区疫情形势出现反复，拖累3-5月部分经济指标再次走低甚至负增长，上海、深圳、北京等超大城市在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占据特殊地位，其疫情形势变化加剧了本已存在的青年就业压力。

从去年底前程无忧发布《2022届毕业生秋招行情》看，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秋季招聘形势总体好于前两年，应届毕业生招聘需求最多的15个行业中，11个在2021年秋招时需求量都超过前两年。不过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教育/培训、电子商务、电信/网络设备等招聘人数下降，前两个行业降幅较大与政策环境变化带来调整压力有关。京、沪、广、深是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规模和强度最大城市，今年2-3月后这几个城市先后经历疫情冲击，其它省区也不同程度受疫情影响，成为4月青年失业率跳升的关键原因。今年4月27日智联招聘发布《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调研时间为3月中旬至4月中旬，显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出现不利变化：应届高校毕业生中选择自由职业和慢就业比例均较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其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去年6711元下降约6%。

另外一个可能长期影响我国劳动力供求特别是青年就业形势的因素，是新生代农村户籍青年求职者，不再具有早先农民工在农业与非农两类工种间切换的行为特征，或者说以Z时代年轻人为主体的青年就业群体总体已“去农民工化”。这一变化本身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积极表现，不过在面临阶段性工作岗位供给不足环境下，也会增加供求关系调整刚性与增加就业压力。由于上述多重因素叠加交织，目前青年就业形势或许处于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当复杂棘手的局面。

我国奥肯关系变型显示宏观波动影响就业机制改变

改革后我国失业率两次峰值，主要与知青回城和国企改制伴随较大规模员工下岗有关，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关联性较弱，使得经济学“奥肯模型”经验规律在我国“水土不服”。当然这不等于说转型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形势对宏观经济波动没有反应，观察显示，改革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相对变动与宏观波动存在密切联系，因而要引入劳动力转移增量形成广义奥肯模型来研究中国转型期奥肯关系。

对1980-2012年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当时奥肯关系估计方程中，官方失业率统计指标以及包括下岗职工在内等多种估计指标，都与宏观经济波动没有显著统计联系，农民工转移年增量等指标则有稳定和显著的联系。这个经济现象的制度条件显然是计划时代二元城乡壁垒对劳动市场区隔效应改革初期仍在发挥作用，其行为基础则是第一代农民工两种职业身份实际发生的不定期切换。我国经济最初30年宏观涨落所派生就业冲击主要由农民工群体吸收消化，是农民群体为经济运行稳定所做的特殊贡献。

去年12月的NSD国家发展论坛上，我们考察疫情期间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劳动力市场情况时，提出失业率和农民工转移这两个变量都对宏观经济波动做出了明显的合乎规律的反应，提到我国奥肯关系可能已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不过当时侧重讨论就业与宏观经济复苏不充分之间相互制约关系，没有对我国奥肯关系转型问题本身做更多考察。

观察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特点，一些长期演变趋势会改变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响应方式和机制。最重要的是持续改革提升城镇劳动力市场整合性和灵活性，重塑早先奥肯关系的体制条件。如逐步破除早先城乡二元体制壁垒；除少数超、特、大城市外，中小城市普遍放开早先进城落严格管制条件，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规模变转变为市民；非户籍以及农村户籍从业人员在城镇劳动力市场所受歧视性待遇减少等。

农业劳动力转移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也发生显著变化。从数量上看，随着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比例持续下降，农民工转移总量逐步趋近峰值，年度增量从新世纪初年1000多万下降到疫情前两年的200万上下。同时非城市户籍青年求职者不再具有早先“农民工”行为特点，他们在城市就业形势困难时大规模回流原籍乡村务农的主观意愿与现实可能都已实质性改变，塑造原先奥肯关系的主体行为基础发生变化。

另外，官方有关劳动就业重要统计指标改进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新设调查失业率指标较好体现了失业实际情况及其对宏观波动反应，农民工数据定期调查发布为观察劳动力市场变动提供便利，相关指标月度和季度较高频数据发布为超越早先只能用年度数据估计奥肯关系的限制提供可能。在目前数据条件下，我们利用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农民工转移数据，分别估计了起自2017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和2013年（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数据）到2021年底方程，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转移与调查失业率变量都对宏观经济具有显著反应，说明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波动响应方式已发生阶段性变化。

城镇净增就业持续减少折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

观察劳动力市场需关注我国城镇净增就业变动的一些特点。下图显示2004年以来每年新增城镇就业、净增城镇就业以及政府对新增城镇就业指导性调控目标值，其中几点情况引人注目。2010年以后十余年，净增城镇就业除三个年份小幅回升外其余都在下降，持续下降的趋势特征明显。尤其是2021城镇净增就业从2000年的1022万大幅下跌到502万，从数据看跌幅一半以上，异常性不言而喻。另外2004-2012年曾持续出现净增城镇就业人数高于新增城镇就业，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们做了一些探讨，有的疑惑尚未得到解释，这里分享两点初步看法。

我国目前有三个城镇就业统计指标。一是“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指各类市场主体和其它机构在特定统计时期内创造的所有城镇就业加总，该指标存在较多重复计数问题，数据没有公开发布。二是“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定义为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减去退休、死亡等自然减员人数，这是官方就业政策重视的目标调控指标之一，其调查数据常规发布。三是“城镇净增就业人员”，就逻辑关系而言它应是新增就业的一部分，不过其数据获取并非来自直接统计调查，而是在统计部门公布的历年全国就业人数基础上，把相邻两年数据相减而得到。获得数据方式不同，使得城镇净增就业小于新增就业的一般逻辑关系不一定总能实现。

下面左图显示城镇净增就业大于新增就业现象，可能与统计部门用普查年份获得的较高总就业人数对非普查年份数据调整有关。通常年份就业总人数通过抽样调查得到，从过去几次普查年份数据倒推可知，非普查年份就业人数或有不同程度低估，结果在普查年份或统计方法改变的1996年，净增就业人数屡试不爽地出现陡直上升的尖峰现象（下面左图），提示这些年份总就业人数统计值出现较大幅度跳升。把普查和统计方法调整年份较高就业人数统计值分配到两次普查期间其它年份，导致调整后城镇就业整体水平和净增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由人社部门统计的历年城镇新增就业不存在上述普查数据跳升问题，导致城镇净增就业上升并大于城镇新增就业的看似矛盾现象。下面右图显示，把未调整的城镇净增就业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比较，净增大于新增的矛盾关系便不复存在。

再看城镇净增就业绝对人数及其相对新增就业人数的持续下降，应该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一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新进入城镇劳动力统计对象（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人数减少。二是现有就业人员由于退休和意外去世发生退出，会同时导致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人数减少，但是如果没有到退休年龄人员退出劳动力队伍或者回到农村，从统计角度可能导致净增相对新增的减少。三是非青年年龄段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减少。

2019年国盛证券杨业伟博士与其同事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我国2011-2021年期间历年的城镇劳动力市场“新进入量”、“退出量”、“新转移进入量”进行估计，这三个指标大体对应上述三类导致城镇净增就业人数绝对和相对下降趋势的因素，或可理解为对城镇净增就业需求的分解因素估测。该报告汇总三种变动形成的净结果，过去十余年也是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2021年出现较大降幅下降，与上述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动态比较接近。

从上面讨论看，城镇净增就业减少并不必然等于现实就业压力同比例加大，因为净增就业需求也在减少，而需求减少原因则是上述三方面情况。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也意味着城镇化推进速度放缓。目前农业劳动力占中国劳动力比例已大幅度减少，2020年七普时已降到23.6，放缓可能符合客观规律。不过我国目前城乡劳动生产率仍有相当大差距，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虽多年下降近年仍在2.5倍之数，劳动力转移减速过大对潜在产出增长会有边际牵制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一直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未来政策仍需兼顾农业发展、农村振兴与国民经济较快成长之间关系。

整理：王志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