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学对传统中国史叙事的挑战：以东北区域史为例
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论的视域中，东北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区域。中国历史的重要脉络之一是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的抗衡与协作关系。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族群，无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族群中，有相当部分发源于东北，其中契丹、女真、满族更是直接以广义的东北地区为龙兴之地，分别建立了强大的辽、金、清王朝。因而东北古代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东北民族史相重叠的。另一方面，与西北、西南等地相比，东北现今已不再是民族问题突出的地区，地方社会的边疆性也在减弱，这是东北区域历史与中国整体历史渐趋同步、共振发展的结果。若从政治史的视角观察，随着辽、金以来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东北地区的政治地位接近于“王畿”，并且由于邻近朝鲜、日本的地缘位置，其历史又与东亚国际史相关联。
正因东北历史牵涉中国的民族边疆史、政治地理与东亚国际关系，所处论域较一般地域史更广。国外学者敏锐地抓住东北历史的特殊性，他们或从内亚史、或从东北亚海域史、或从中朝交叉与重叠历史的视域出发，将东北历史纳入自己的叙事逻辑，由此在宏观上形成了对东北史乃至中国史叙述模式的挑战。
从内亚史观出发叙述东北史，主要是将里海以东看作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并将中国东北看作这一地域的东方起点。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归纳这一叙事模式时说：
因为现在的著作多数都是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称的“中国亚洲腹地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相关的，所以对于欧亚大陆板块上东方这部分，我通常就采取“内亚”或“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这样的名称。实际上，它包括三个地理区域：在东方，是满洲（中国东北）；中部，蒙古，包括甘肃省的几部分、陕西北部和山西北部；在西方，不仅包括今天的新疆，还包括米努辛斯科（Minusinsk）盆地和阿尔泰山脉的北部。
毫无疑问，这一地域观关注的是“内亚”或“亚洲内陆边疆”，东北是作为一个部分被纳入其论域中的。拉铁摩尔的东北论述主要基于他所撰写的三份“边疆节略”，其中将东北与新疆、外蒙古同列。拉铁摩尔的理论不仅成为西方学者论述东北的起点，而且影响到现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在拉铁摩尔的基础上，巴菲尔德系统地考察了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对应关系，他将契丹辽朝、女真金朝均视作满洲势力，并将其纳入内陆亚洲游牧世界的整体视野中予以阐述。狄宇宙的研究则进一步阐述了满洲与内蒙古在生计方面的同一性，由此为东北的内亚性论述提供了经济基础方面的说明。
如果说秉持内亚史观的研究者们是从西向东追溯东北的内亚性，那么日本学者则是自东向西追溯东北之于日本史乃至东亚史的意义。这是值得关注的第二种历史论述。197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对以北海道为中心的日本北方地区与东北亚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予以更多关注，在诸如鄂霍次克文化与靺鞨文化之间的近亲性关系等议题上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作为这一研究视野的扩展，日本海东西两岸地区的航路状况与交涉关系也被视作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这一历史论述中，从中国东北到库页岛，到北海道，再到日本本州、九州，环日本海地区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海域世界，中国东北是作为东北亚海域之一部分而存在的。与内亚史观凸显大陆性不同，海域史观凸显的是中国东北海洋性的一面。
第三种历史论述则以朝鲜半岛为叙述主体。朝鲜半岛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南面，其历史发展与东北密不可分，因而有韩国学者主张将中国东北视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并将其命名为“第三历史共同体”。近来有学者将这一叙事与拉铁摩尔等西方学者的“满洲”叙事相联缀。在这一视域中，中国东北成为中国与朝鲜历史交叉重叠的空间。
可以看到，在以上这些历史叙述中，东北区域历史的中国史性质被不断弱化，东北历史似乎越来越不像是中国东北的历史。如果追溯这些叙事背后的理论基础，便会发现内亚史观、东亚海域史观与当下盛行的全球史观有着诸多呼应之处，它们皆以超越民族与国别的边界为叙述旨趣。韩国学者提出的“第三历史共同体”论虽在形式上试图解决国别史之间的叙事冲突，但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论述单元。这些论述尽管提示我们需要超出地域史观，观察区域之间的联系，但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与主体性却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在这些叙事中，民族、地域之间的差异性被放大，不同的民族与地域被视作不同的构件，被组织到各种话语之中，无论将东北纳入内亚范畴还是东亚海域范畴皆是如此。在这一学术背景下，重述东北史的关键就在于重建中国史的叙事模式。
战国秦汉的郡县体制与东北地区民族政权的建构
重建中国史的叙事模式，既需话语层面的创新，也需要在史实层面对中国历史的生成机制进行描述与概括。
东北区域的历史发展，其实是中国普遍政治秩序与地方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所谓普遍政治秩序，指贯穿于中原王朝治内与治外的政治秩序，这一秩序以天子为中心，不同的民族与区域在政治秩序中居于不同位置，形成京师—王畿—郡县—属国—藩部—敌国的差序格局。普遍政治秩序并非静态的，当它作用于地方社会时，便会引发地方政治形态的变化，因而它本身蕴含着促进并规范区域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
就东北区域而言，早在商周时期，孤竹国、山戎便以政治体的形式参与到当时的政治秩序中。现代学者认为孤竹立国及迁徙的范围在滦河流域，其文化影响及于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山戎则活动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
东北地区的郡县化过程始于战国时期。燕国将领秦开在东胡为人质，归燕后击败东胡，迫使东胡迁徙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辽东郡的设置意味着辽河流域的若干地区已经被置于中原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之下。按《魏略》所述，“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燕国与朝鲜交界处在满番汗。《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之定位在清川江下游，临近西朝鲜湾。但也有观点认为其在朝鲜的大同江流域。
秦灭燕后，在燕国边郡故地设置官吏、戍卒进行统治。秦朝的长城即从朝鲜半岛开始修建。汉朝初年，燕王卢绾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亡命匈奴，燕人卫满一同前往。卫满连同千余名党徒进入朝鲜半岛，“居秦故空地上下障”，领有“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即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后，辽东太守向朝廷请命，封卫满为外臣。卫满借汉朝外臣的权威相继降服真番、临屯，统治范围达到数千里。卫满朝鲜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战国燕以来辽东郡县化的结果。相较于东北地区更早的部族形式，郡县体制能将各种资源有效组织化，形成优势。
同时，卫满朝鲜的出现也是制度化的东北对中原王朝的第一次反噬，以后高句丽、辽、金、清的政治发展即徇此例。汉武帝时期，征伐朝鲜的战争爆发，按照《史记》记载，是因朝鲜阻止真番旁众国贡使，出使朝鲜的汉使又刺杀了护送他的朝鲜将领，从而引发战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分海陆两路进攻朝鲜，于次年夏天平定，汉武帝分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武帝在今东北及朝鲜地区建构四郡体系，是对燕、秦、汉治理东北的制度性总结。后经边郡省并，东汉时朝鲜半岛仅留乐浪郡一郡。汉末公孙氏主政辽东时，又在乐浪郡南设置带方郡。
秦汉在东北建构郡县体制的同时，东北诸族亦进入构建政权的阶段。二者并非平行，而是具有因果关系。郡县体制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培育出吸收中华文明因素的边疆政治体。
首先，对于觊觎地域霸权的高句丽而言，郡县体制为其提供了建构政权的制度样板。高句丽为东北古族，曾隶属于中原王朝的郡县。西晋崩溃后，高句丽西进中原之路先后被鲜卑慕容部、拓跋部所阻隔，因而全力向南发展，攻占晋朝的乐浪郡、带方郡，控制朝鲜半岛北部。《三国志·东夷传》记述了高句丽对东沃沮等属国的统治方式：
（东沃沮）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
《三国志·东夷传》又云：
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居处杂在民间，四时诣郡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
如上所述，乐浪、带方二郡对濊实行间接治理，要求首领“四时诣郡朝谒”，并为二郡提供“军征赋调”及“供给役使”。高句丽对东沃沮等属国亦采取类似的间接统治方法，要求“大人”（“使者”）向其提供“租税”及其他物产。贡献“婢妾”“奴仆”的内容是郡县体制中没有的，这应当是高句丽掠夺人口的方式之一。
其次，对于即将建立政权的族群而言，郡县体制带来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如关于辰韩的始祖认同，有如下记载：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
众所周知，由辰韩发展而来的新罗最后统一朝鲜半岛，成为今日之朝鲜/韩国的雏形。辰韩将郡县体制下避秦役的逃亡者认同为始祖，塑造出不同于马韩等其他韩人的族群身份，由此形成内部凝聚力，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成国家。
可以说，在东北地区的郡县化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运动方向：一是将边郡内地化，二是郡县演变为边疆政权或促成周边部族建构民族政权。普遍政治秩序与东北区域发展的相互作用，使当地政治体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东北政治体也由此改变了自身在中国政治秩序中的结构性位置。
体制化之东北的不同演化道路：敌国化、属国化与王朝化
隋唐与高句丽的矛盾在于中原王朝的普遍政治秩序与地方政治体的发展出现了冲突。面对志在大一统的隋唐王朝，高句丽的演化有三种可能方向：郡县化、属国化、敌国化。隋文帝登基后，高句丽遣使入贡，但真实目的在于探知隋朝动向。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面对立国环境的根本变化，高句丽治兵积谷，以守拒之策为长计。高句丽的敌国化倾向对隋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大一统的语境中，高句丽问题不仅是双边问题，而且影响到普遍政治秩序。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四代君主对待高句丽的态度几乎别无二致，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在突厥、吐谷浑问题皆已解决，高昌王、突厥可汗均已入朝的情况下，唯有高句丽王不愿应召，这是隋朝多次陷入高句丽战争的缘故所在。隋朝征伐高句丽的屡次失败固然有地理及后勤方面的因素，但深层原因在于将军事视作辅助手段，目的是使高句丽归心。这便为高句丽留下了巨大的政治操作空间，使其能够通过政治手段瓦解隋朝的军事行动。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下诏斥责高句丽扰边，次年派遣大军讨伐，高句丽王遣使称臣谢罪，隋朝罢兵。大业十年（614年）高句丽再次以请降的方式化解了军事危机。对于隋朝而言，即便是形式上的朝贡也意味着将东北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故其军事行动多因高句丽朝贡而终结。但实际上朝贡只是高句丽应对隋朝军事压力的策略，一旦压力消解便会故态复萌。重复而无效的军事行动耗尽了隋朝的政治资源，终致王朝崩溃。
唐朝继承隋朝的东北政策，以恢复汉四郡为己任。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率大军进攻高句丽，受阻于安市，不得不班师回朝。唐朝随后调整方略，将东北地区的其他版块先纳入治下，以获得地缘优势。贞观二十二年在奚人所在地设饶乐都督府；在契丹人所在地设松漠都督府。饶乐、松漠二都督府均隶属于营州都督府。显庆五年（660年），在新罗的请求下，唐高宗定下先占领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再南北夹攻高句丽的战略。灭亡百济后，唐朝将百济地纳入国土，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龙朔三年（663年），唐军会同新罗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击败干预半岛局势的日本军队，平定百济叛乱。高句丽自此陷入唐军的南北夹击之中，于总章元年（668年）覆灭。唐朝在当地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由设在平壤的安东都护府统辖。
高句丽灭亡后，东北族群的历史进程并未中断，而是出现了不同的路径。渤海国选择了属国化道路。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粟末靺鞨部东奔，首领大祚荣在牡丹江上游建国，初期遣使通于突厥，唐中宗派遣使者招慰后，大祚荣遣子入侍。先天二年（713），唐朝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由此确立了与高句丽不同的发展战略，积极认同唐朝的政治秩序，先后向唐朝遣使一百多次。渤海国仿照长安建设上京龙泉府，仿制唐制设政堂、中台、宣诏三省，政堂下设忠、仁、义、智、礼、信六部；以中正台为监察机构，在地方上设府、州、县。渤海采取了协同唐朝的政策，国祚与唐朝相联，唐亡不久，渤海也于后唐天成元年（926年）为契丹所灭。
体制化后的东北，高句丽、渤海只是开其端绪，吕思勉先生概述近一千年东北地区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影响：
黠戛斯虽灭回纥，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东略之力，至斯而顿，而东方之辽、金、元、清继起焉。辽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渐染中国之文明，金、元、清则中国之文明，先东北行而启发句丽，更折西北行以启发渤海，然后下启金源，伏流再发为满洲，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
吕思勉先生认为辽、金、元、清皆是崛起于东北的王朝，是中国文明作用于东北地方社会后的结果。他认为东北的这一历史进程开启于高句丽、渤海国，延续至金、清，影响波及蒙元。辽朝的兴起虽不在高句丽、渤海国的脉络之中，却是东北区域王朝化的初始表现。
如果说唐朝以前的政治秩序是以中原为中心，东北的政治形态是在藩部、属国、郡县间变化，那么自辽金迄于元清，东北政权不仅走上了王朝化道路，而且开始与中原王朝争夺正统地位。辽朝虽然在建立之初以“蕃”自居，但自兴宗重熙年间开始有了明确的中国意识。在与北宋的国交中，辽之国书以南北朝称呼彼此。不仅如此，辽朝还试图与北宋争夺正统，自称在德运上继承后晋为水德，着力宣传得自后晋之传国玺的政治意义。辽兴宗曾于重熙七年（1038）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金朝前期承接辽朝法统，沿袭辽代制度，并两度编撰《辽史》。泰和二年（1202）金章宗裁定以土德为金之德运，意在接续北宋法统。此举意味着金朝的正朔意识由东北王朝立场转向了中原王朝立场。元朝修史时，脱脱主张辽、金、宋各为正统，表明元朝意在超越东北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对立，实现大一统。清朝亦将正统性建立在对秦代以来中原王朝之大一统与元朝囊括塞外之大一统的双重接续上。
辽、金、元、清的王朝化历程表明，东北地区的政治形态由中原王朝的属国发展成与之匹敌乃至取而代之的正统王朝，但其所遵循的却是同一种政治模式。东北王朝与中原王朝对于政治秩序的竞争，反映的正是它们对中原传统政治模式的认同。
在普遍秩序与区域历史互动中关注中国历史的统一性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长期存续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基础，但在近代民族国家史观、帝国史观、全球史观等叙事中，传统中国的统一性、整体性却遭到了质疑。在这些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差异性远比统一性更受关注，多民族、各地域间的天然分野，在话语层面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原生语境的意义。民族与地域被视作建构历史叙事的有效资源，如构件一般被各种叙事加以选择和重组。传统中国不仅不再具有话语主体资格，甚至难以作为一个整体的言说对象而存在。因此，多民族统一国家论的再建构，首先需要澄清中国历史的统一性问题。
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学者重建中国史叙事模式有如下几种途径。第一种是采取全集与子集关系的思维，将差异性视作全集之内子集间的关系。如汪晖先生提出跨社会的体系与跨体系的社会，葛兆光先生提出中国历史脉络的复合性，均是在处理“一与多”的问题。第二种是普遍性思维，如孙歌先生认为亚洲存在着共通的原理。第三种是阐述中国历史的先验性，如赵汀阳先生以“天下”“山水”为空间、时间尺度，以“渔樵”为论古方式，呈现了中国历史存在的整体性。第四种是结构性思维，如张志强先生由政教关系阐述中国历史的构造性。第五种是模式化思维，即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化约为确定的函数关系，区域发展或民族崛起只是在同一政治秩序中的位置移动，并不改变秩序本身。
这些重要的理论创造均旨在阐释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在话语创新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作为上述思路的接续，本文尝试以普遍政治秩序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建构以中国整体历史为语境的东北史叙事。所谓普遍政治秩序是指在理论上囊括一切区域与民族的政治秩序。传统中国的普遍政治秩序是将不同区域划分为京师、王畿、郡县、属国、藩部、敌国等模块，各区域、各民族皆被纳入其中并获得相应的位置。它发端于商周“内外服”制度，后经公羊学家阐发形成京师—诸夏—夷狄的模块化结构。这种模块化区分表达的是差异化的政治关系。模块之内则有具体的权责规范，普遍政治秩序作用于具体地域势必会促成其变化。区域发展至一定程度便会出现政治形态的转变，表现在政治秩序中，则是所属模块的变更。
东北区域的历史发展正是中国普遍政治秩序作用于当地的结果。自汉武帝在辽河以东设四郡以来，东北区域就处于郡县化与建政化这两条历史轨道的交缠之下。东北诸族的立国与战国秦汉魏晋在东北的郡县体制密切相关。郡县体制塑造了东北的政治地理格局，为新兴政权提供了制度样板，为处于前国家阶段的诸族群提供了建立政权的文化资源与政治思想。可以说，东北政治体是在郡县体制的孕育下成长的。体制化的东北具有郡县化、属国化、敌国化、王朝化等多种可能路径。高句丽选择敌国化，渤海选择属国化，辽、金、清更进一步，走向称帝的王朝化。
从夷狄到郡县、属国再到王朝，东北历史的政治形态变化皆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型之内，变化的只是所处的位置模块。不仅如此，在普遍政治秩序之下，东北与西北、内地等各个地域之间具有联动关系。汉武帝在东北地区设置四郡，目的之一便是阻断匈奴与东北族群的联系。隋唐以后的王朝或受到东北政权的政治军事压力，或被源自东北的王朝所取代，正说明体制化的东北是中国大一统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由此，我们可作如下归纳：传统中国的区域历史发展是普遍政治秩序与地方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而区域发展同样影响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因而，区域史叙事须以中国史为语境，中国史叙事亦须以区域史为主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史叙事与中国史叙事互为体用。对普遍政治秩序与区域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阐释，或许可以成为重构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叙事的一条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