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动”一词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关键一环，在中国早期革命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反动”一词古已有之，其由字面含义的“反作用”转化为政治含义的“逆潮流而动”，是时代变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复杂，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问题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思考和明确的问题。中共在明确这一问题时，引入“反动”一词对革命对象进行形象塑造。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中共不断塑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反动”话语，并将“反动”运用于政治斗争之中，借助“反动”话语划分敌我阵营。中共对“反动”话语的建构历程也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革命话语;“反动”话语;话语建构;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革命历程中，存在很多关键性术语，考察这些术语可以进一步明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学者指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建构的重要时期”〔1〕。这一时期，“反动”进入中共视野并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且与中共的革命历程相始终。近年来，学界将概念史研究方法引入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郭若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李里峰《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刊于《史林》2021第1期。，“反动”一词已经得到关注，但仅为简要介绍学术界关于“反动”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金观涛编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对于“反动”一词如何进入中共视野，“反动”话语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仍有深究的必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反动”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历程，探究“反动”话语建构与革命实践的内在关系，从而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启示。
一、“反动”作为革命话语的出场“反动”一词在中国传统话语里就有出现并使用，多指“反作用”，是一个中性词汇。如《孟子集疏》里的《孟子集注卷第三》中有“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宋）蔡模撰《孟子集疏》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页、第33页。“然以下文观之气，亦能反动其心”①，这里的“反动”指“反过来”，也就是“起相反作用的力”。
近代的“反动”一词与古代形同意异，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它逐渐由一个中性词汇变成蕴含贬义色彩的词语。1902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反动”一词，意指物理学意义上的“反动力”，“法国大革命，开一十九世纪民权之幕，而忽有拿破仑崛起，继以俄普奥三帝神圣同盟。反动力大作，几近复革命前之旧观，又加甚焉”〔2〕。1905年后，“反动”一词的否定意义逐渐显现。如《外交报》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反动”与“保守”相连的用法，“至于近时，保守反动之象，愈益显著”〔3〕。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陈瑞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反动”话语的建构“反动”一词古已有之，之所以在近代被赋予新的含义并得到运用，与日语翻译的影响有关。据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日本早期翻译的社会主义文献中，用“hando”一词模仿英语词“reaction”的借译。“hando”原本是物理学专门术语，表示物理意义上的“反作用”。在20世纪早期，日语“hando”对应的中文“反动”还只是表示物理学意义上的“反作用”。而在其后的发展中，“hando”逐渐包含政治含义，指“逆进步而行的力量”，辛亥革命后才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4〕。
尽管“反动”在日语翻译中已成熟到可以独立表达政治意蕴，但这是一个旧词新意的概念，被当时的中国社会接受和运用需要一个过程。从《申报》文章对“反动”的使用可以看出，“反动”的政治意蕴被接受和运用是循序渐进的。检索《申报》数据库可发现，1905年后“反动”一词开始出现在一些文章中，多指“反作用”，1911年起，“反动”被频繁使用，其意蕴不仅包含“反作用”，政治色彩也逐渐浮现，出现了诸如“反动政治机关”〔5〕“反动分子”〔6〕“反动的官僚”〔7〕“反动党”〔7〕“政治上反动之理”〔8〕的表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报刊将“反动”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反动革命”表示负面含义，“反动”作为革命话语的萌芽开始显露。1917年6月，《申报》刊登的《东报对于我国内哄之论调》一文虽从正面来表述“反动”〔9〕的含义，但时论在关注与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强调德国革命是“反动革命”见《东报论德国反动革命失败之原因》，刊于《世界大势》1919年第11期第75-76页;《东报论德国之形势》，刊于《大公报》1920年3月25日第3版;《德国民主主义之确立》，刊于《时事新报（上海）》1920年4月4日第2版;《最近德国反动革命之真相（中篇）》，刊于《民心周报》第1卷第25期，1920年5月15日，第589-591页。，这里的“反动革命”带有明显的负面意义，意指其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
五四运动时期是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可以说是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对“反动”一词政治性含义的接受和運用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反动”与“革命”相对立，阻碍革命前进步伐、与革命潮流相反便是“反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时，提出“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的阶级是“反动”的〔10〕。“反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用法：一是将“反动”作为修饰词，如“反动的社会主义”〔10〕、“反动的思想”〔11〕以及“最反动的市侩”〔12〕等;二是将“反动”具象化，赋予“反动”具体的指代群体，如“反动政府”〔13〕、“反动势力”〔12〕和“反动分子”〔11〕等。列宁延伸了“反动”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反动”是与社会进步相对立的，他在深度剖析“革命”的具体意义时指出，“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14〕。这句话的意思是“革命”是否正确，要看这个“革命”是否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不能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革命”就是“反动”的。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反动”逐渐成为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理论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概念。1502D970-6598-425B-A2F9-5424A4FE485F
1920年后，“反動”1920年后梁启超等少数人还在使用“反动”的字面含义，即“反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一书中提及“反动”一词，称“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这里的“反动”指“反作用”。见（新会）梁启超编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主要被当作带有政治意蕴的词汇使用，其含义为反对进步、反对革命。如《日本经济界反动之时代来矣》〔15〕《德国反动失败之真象》〔16〕《日本过激思潮之反动》〔17〕《陈树藩反动后之陕局》〔18〕中的“反动”一词都含有政治意味。此时，不同群体在使用“反动”一词时的视角和运用方式并不相同，新生的中共将“反动”一词纳入革命话语表达之中并加以运用，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特点。
二、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反动”话语中共刚建立就面临着艰巨的革命任务，政局混乱，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华势力，各派军阀为扩大势力范围相互争斗，还有众多政治派别不断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谁是革命力量、谁是革命对象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为此，中共引入“反动”一词对革命对象进行形象塑造，且与时俱进，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共“反动”话语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中共对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息息相关，是中共根据时势发展及时分析国情，结合革命斗争实践研究革命实际问题的产物。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了中共的目标、任务、方法，确定党的基本政治纲领是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从中不难发现当时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不够充分，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不够深入，因而简单地认为中国社会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动”一词并未纳入革命话语表达。
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不到一年，《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就出现了“反动势力”〔19〕的表述，此时“反动”开始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亮相，并在中共二大前后被频繁使用。在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影响下，中共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5月，胡适诸人创办《努力周刊》，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好政府主义”，建议组建“好人政府”，在客观上恰好适应了直系军阀在战胜奉系军阀后想趁势实现“北洋统一”的需要〔20〕。久经军阀混战的国人渴望和平统一，对“开明军阀”的统治抱有幻想，这样一种客观社会心理被“好政府主义”扩大化后产生了消极社会影响，与中共的民主革命任务背道而驰。中共敏锐察觉到这一点，为了打破时人对军阀的幻想，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对外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同时将“北洋军阀”定性为“封建的军阀势力”〔21〕，并首次使用“反动派”概念，称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是“反动派”〔22〕代表，由此出现了“反动派官僚军阀”〔22〕的表述。相比时人对军阀的幻想，中共对军阀的认识显示出中共并未被舆论所裹挟，因而对于军阀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1922年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时局发展后，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这是中共第一次明确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问题。在此，“反动”一词被当作修饰词使用，文件出现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22〕的表述，在《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则有“国内政治是为极反动的封建军阀们所统治”〔22〕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也有“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22〕的表述。
随着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共“反动”话语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即将“反动”具象化，赋予“反动”具体的指代群体，如“反动军阀”“反动政局”“反动势力”等。中共使用“反动军阀”这一词汇并不是随意的、偶然的，与中共对“军阀”的认知相关。1922年12月，蔡和森在《近日政潮的内幕》一文中就有“反动军阀”〔23〕的表述。中共二大前后，“军阀”在中共文件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军阀”的最大特征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其后中共引入阶级分析法剖析“军阀”的性质，对“军阀”的认识不断加深。1922年9月，蔡和森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指出“军阀”代表的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24〕的利益，“军阀”既勾结帝国主义，又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这样“卖国殃民”的军阀是“反动”的。1923年1月，邓中夏在《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一文中有“反动军阀”〔25〕的表述。同年4月毛泽东为《新时代》创刊号作《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中两次提及“反动军阀”〔26〕。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一文提出“反动的北洋军阀”〔22〕。
1923年1月，中共为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明确指出北洋军阀政府是“反动政局”“反动势力”。1923年1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9次提及“反动政局”〔27〕，这里的“反动政局”指的是北洋军阀政府，并呼吁各党派加入打破“反动政局”的联合战线。同月他发表《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是黑暗的“反动势力”〔28〕。与此同时，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陈炯明的失败》一文，其中有“目前的反动政局”〔29〕的表述。邓中夏也在《北大学生新闻》上发表《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一文，指出“现在北方的政治，是反动势力的政治，即是军阀政治”〔25〕。
中共对“反动”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述形式，但究其本质来说，是对革命对象进行形象塑造的有力武器，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据19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总结，“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30〕。1502D970-6598-425B-A2F9-5424A4FE485F
三、“聯合战线”策略下“反动”话语的政治运用大革命的洪流奔涌向前，为联合更多的革命力量参加民主革命，中共将“反动”运用于政治斗争之中，借助“反动”话语划分敌我阵营。
在“联合战线”策略的指导下，中共对军阀有了新的认知，认为“反动军阀”有左右派之分，左派“军阀”是较进步的，可以划为“我者”行列，右派“军阀”则要严厉打击。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前，在中共的宣传中，冯玉祥是“反动军阀”的代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企图通过苏联的援助改变弱势的局面，苏联也想借冯玉祥来抑制奉系军阀的势力，于是双方短暂达成了合作协议。在协议的影响下，冯玉祥对民众的态度变为“比较容许民众自由”，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也因此有所改观。1924年底，中共北京区委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后，确立了争取冯玉祥、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在中共随后的宣传中，冯玉祥也从“反动军阀”变成了“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31〕。中共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冯玉祥在数个月中表现出的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倾向的事实，所以将反对奉系和帝国主义、稍容许民众自由的“军阀”划为“左派”军阀。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中共与青年党青年党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法国巴黎，主要发起人有曾琦、李璜、李鲁之、李不韪、张子柱、胡国伟、何鲁之等人。1929年8月才公开党名。因其主张“国家主义”，又名“国家主义派”。为争夺“反动派”的话语权，展开了一场互斥对方为“反动派”的论战。这场论战源于4月青年党公开发表的批评中共和苏俄、指责中共“赤化”的言论。青年党在《醒狮》上发表了多篇指责中共和苏俄的文章：《通讯：与某博士论共产党书》罗列了共产党“不勇”“不义”“不信”的三方面罪状，指责中共违背了“政党道德”〔32〕;《通讯：共产党在粤之真象》批评广州共产党不知“共产”〔33〕的真意，大多是盲从于苏俄;《笔枪墨剑：请问读者》向读者提出疑问：“不附和共产党，是否即为‘反革命”〔34〕。中共一开始虽反对青年党将士商阶级看得太重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但对青年党态度还算友好，肯定青年党是革命党派〔35〕。但在青年党发表上述批评言论后，中共开始反击，指责青年党“把革命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像那些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一样”〔36〕。此后，青年党以《醒狮》为喉舌，中共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展开一场互斥对方是“反动派”的论战。中共在《中国青年》上称醒狮派是“反动队伍”〔37〕中的一员，“醒狮派是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和所谓戴季陶派这些最反动势力的结晶”〔38〕。同时，青年党在《醒狮》上指责共产党人是专制思想的种子，中共是辛亥革命以来唯一的“反动派”〔39〕。
国共合作后，受到苏俄在政党内部划分不同政治派别政策的影响〔40〕，中共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认为“右派”是“反动”的，并将其归入“敌者”阵营。这一认识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中共起初并未将“右派”纳入“敌者”阵营，认为中共和“右派”的分歧只是观念的不同。1924年4月，陈独秀在《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一文中首次将国民党划分为左右派，并指出国民党左右派之分的根据是观念的不同〔41〕。5月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鉴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中共引入阶级斗争的策略，对国民党实施“打击、孤立右派，争取拉拢中派，团结和扩大左派”〔42〕的政策。
1924年9月，蔡和森在《商团事件的教训》一文中指出，自广东政府设立以来，“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以把持广州兵政、市政、财政诸权利”〔43〕，国民党“右派”趋向反革命是必然的，而这次事变的教训恰恰证明了国民党“右派”是反革命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国民党工作的合作办法》中首次出现“右派之反动行为”〔30〕的表述。10月陈独秀在《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右派”是“反动势力”〔44〕。蔡和森和邓中夏虽未明确提出“右派”是“反动”的，但都认为“右派”是阻碍革命的。蔡和森在《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勾结，是反革命的〔45〕。邓中夏在《黄仁同志之死》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某些党员结成“反革命的右派”〔46〕，这样的“右派”一面勾结军阀、一面依附帝国主义。
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中共对国民党“右派”有了新的认知，即认为国民党“右派”是“反动军阀”。罗亦农在《向导》上发表《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一文，将廖仲恺之死归为“死于国民党中的右派——国民党中之反动军阀，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里”〔47〕。这可能是中共首次将“国民党右派”划到“军阀”一派〔42〕，并称之为“反动军阀”。此后，中共关于国民党“右派”是“反动”的认知不断深化。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提出此前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划分理论上是不正确的，策略上是不适当的，在整理了国民党左右派及反动派的政治主张后，指出国民党左派主张“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国民党右派是“保存反动势力抵抗左派”，反动派“自身即是反动势力”〔30〕。
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成立，中共党人对国民党“右派”的定性逐步统一。陈独秀在以往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民党中现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在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48〕。同月他又在《向导》上发表《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指出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已经脱离国民党，成为新的右派，而这样的新右派已经公然“反动”起来〔49〕。1926年1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指出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是“反动”〔50〕的。与此同时，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内仍然会有派别之分，分别为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革命者是左派，反革命者是右派，“至于马素、冯自由等他们不能称为右派，而是反动派，因为他们站在帝国主义军阀一边”〔51〕。至此，中共内部逐渐达成共识，即认为国民党右派已是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新右派，是“反动派”。1502D970-6598-425B-A2F9-5424A4FE485F
随着中共对“反动”话语的阐释与传播，“反动”话语逐渐社会化。1924年9月，《申报》已出现“反动军阀”〔52〕的表述。同年11月《大公报》也出现“反动军阀”〔53〕的表述。1926年12月，《大公报》就有文章指出“各县纠纷，接踵而起，症结所在，良由军阀余孽及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土豪劣绅等反动份子”〔54〕。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反动”话语与大众的认知在逐渐接近。
四、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对“反动”话语权的博弈与较量随着时局变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反动”话语又有新的发展。“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的发生宣布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国民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国共合作破裂后，基于不同的革命立场，国共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反动”话语权的博弈与较量。中共斥责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反革命派”，与其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已然成为“反动派”。国民党则以中共是“反动份子”的名义，大肆捕杀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对“反动”话语权的博弈与较量，实质是两党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争夺话语受众的认同。
（一）国共两党从意识形态出发，互斥对方是“反动”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国共两党对对方主义的认知呈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共产党指斥“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国民党指斥“共产主义”为“反革命”主义。
自国民党“清党运动”发生后，国民党为确立革命的合法性，重新解读三民主义，大肆批评“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反革命”的理论。1927年6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刊物《中央半月刊》上发表《三民主义之认识》一文，文中先阐释“三民主义”的连环关系，即民族民权民生的相互关系，后站在“三民主义”的连环关系上批评“共产主义”，称“共产主义”是“不新”“不够”的理论，有趋向“反革命”的危险〔55〕。缪斌在《马克思主义底破片性列宁主义底狠毒性证明中国共产党底反革命》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不仅是“不新”“不够”的理论，还是“不对”的理论，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反革命的主义”〔56〕。郭任远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但在革命学理上站不住，在自然科学中更没有立足之地”〔57〕。1928年1月，时任《中央半月刊》主笔的刘芦隐发表《革命与反革命（续）》一文，认为“革命”是“确实地真切地认识三民主义，依照其所规定的革命程序而求其实现”，“反革命”是“不确实地真切地认识三民主义或割取三民主义的一部半部一点半点而掩护个人或团体的势力之进行，甚或完全离开三民主义而因袭什么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58〕。据刘芦隐所言，“共产主义”是“反革命”的理论。
针对国民党对“共产主义”的指责，中共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要求各级党部务必做到“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的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59〕。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刊登多篇文章对“三民主义”进行批判：《国民党果为违反三民主义而死灭吗？》指出“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60〕，是违反革命的，是背叛大多数工农贫民的利益的;《反革命的国民党的新政纲》指出“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是“反革命”〔61〕的。瞿秋白在《“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国民党的所谓革命方法与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方法》一文中指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自己来实行三民主义”〔62〕，国民党所谓的革命方法是脱离民众之外的革命方法。《布尔塞维克主义万岁！》指出国民党的理论——“三民主义”已经没有了革命性，是军阀割据掩饰的“反动”〔63〕的理论和主义。《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指出“三民主义”已经成为“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反动”〔64〕的旗帜，是“反动”的思想。
（二）国共两党立足舆论宣传，互斥对方是“反动”政党国民党自清党运动以来，注重舆论宣传的作用。国民党机关刊物《民国日报》称共产党是“反动份子”，国家主义宣传品《醒狮周报》、共产书籍《江西农民》等类书带有“赤色之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称共产党的宣传是“反动宣传”，共产党的宣传刊物亦是“反动”的，严禁粘贴标语、传单等“反动宣传品”，对散发“反动宣传品”、粘贴“反动传单”的将予以定罪并嚴惩。国民党以《进攻周刊》和《民国日报》为舆论阵地，斥责共产党是“反动”政党。《进攻周刊》刊登了《反革命的共产党》《共产党压迫国民党阴谋的披露》《请看今日中国共产党之罪状（续）》《共产党最近之阴谋》等文章，指责共产党是“反革命党”〔65〕、“新兴的反动势力”〔66〕、“反动派”〔67〕和“反动的势力”〔68〕。1927年11月，周风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说反动》一文，文中对“反动”重新定义，提出只要是代表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置民众及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就是“反动”，反对救国救民的就是“反动”，国民革命是救国救民的革命，反国民革命就是“反动”，共产党是“反动份子”中的假革命份子〔69〕。
中共将国民党定为“反动派”的政党，经历了一个过程。“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将蒋介石和国民党区分开，指出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是“反革命”的，是“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代表，帝国主义的工具”〔59〕。“七一五”政变发生后，中共虽对蒋介石、汪精卫彻底失望，但仍未放弃国民党内的亲共人士。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国民党各个派系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中共。据此，中共果断提出国民党已然走向反革命的营垒，是“反动派”阵营中的一员。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指出国民党所谓的清党反共，是将革命联盟中最革命的力量——工农阶级排除掉，剩下的都是反革命势力，“国民党变成完全反革命的政党”〔70〕。他在《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军阀，是“反动”的，全篇提及“资产阶级军阀反动”〔71〕10次，揭露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军阀的本质。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宣言》一文，指出国民党政府是“反动”的，是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政府，呼吁民众“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72〕1928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细数国民党的罪状，“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是国民的公敌！国民党是中国一般工农贫民兵士群众的公敌！国民党和北方军阀已经是同样的反动势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73〕至此，中共向全社会宣告国民党是“反动派”，是革命的对象，号召联合一切革命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国民党反动派。1502D970-6598-425B-A2F9-5424A4FE485F
五、结语话语是思想的载体。“一般认为，话语是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语言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言语或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它对人和社会的建构起到重要的作用，是文化和思想的具体方式和形态。”〔1〕“反动”话语明晰了革命的对象，在中共革命话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反动”一词古已有之，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其新的内涵，并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着“反动”话语的具体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中共早期对国情的把握不够深刻。总结中共早期革命话语建构的基本经验与教训，可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建构提供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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