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或已超过2020年2月至4月时的情况。因此，今年一揽子措施与2020年所出台的一揽子方案就有了一定的可比性。
从传播人数、地区特性、传播速度以及各种成本耗费来看，以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主的新一轮疫情对今年经济社会的冲击远甚于2021年，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此外，引起此轮经济下滑的因素还有俄乌事件等外部环境变化。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了30%，石油涨价接近60%，国际资本流动变异，世界经济预期下滑，这些对我国的进出口、国际收支和资本市场都带来了冲击。
不过，2022年4月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中，只有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消费者信心指数、经济学家信心指数、制造业PMI和财政收入等5个指标不及2020年3月的水平。对此，虽然今年外部冲击很大，但是我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发挥了很好的缓冲作用，所以与2020年情况相比，本轮冲击的整体下滑要略低，因此政策不能够按照2020年一季度的状况那样进行大剂量的刺激。
随着全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很多预测认为6月份经济将加速反弹。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必须抢抓时间窗口，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要力求全年经济目标达成，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二季度的正增长和失业率的下降。如果经济滑出合理区间，甚至可能会导致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各种风险隐患集中暴露。
在4-5月负增长的前提下，6月份复工复产的水平成为了重要关键点。6月增长能否超过3%和5%对于下半年增长和全年经济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对于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测算了两种路径：如果二季度经济能实现0.5%的正增长，则今年三季度、四季度需要分别实现7%和7.4%的增长；如果二季度经济能实现2%的增长，则今年三季度、四季度需要分别实现6.7%和7.1%的增长。
这两种预测路径都要求今年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速要维持在7%左右，相较于去年三季度与四季度的增长水平要高出3个百分点。这就要求目前的存量政策工具、增量政策工具必须要比去年的政策口径要在经济增长上面有3个百分点的提升。对应需要增加2万亿到3万亿的新增投入，而这是一揽子政策需要考虑的重点之一。
由于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今年我国财政收入相较此前有了一定下降。今年还有多少财政空间？
在不额外借债的情况下，财政的“家底”约有18000亿，分别是9000亿一般公共预算、4000亿政府性基金预算、5000亿上缴利润与2000亿盘活闲置资金资产。同时，如果次年专项债额度提前下达，还可以最多提供2万亿的财政空间。
尽管理论上财政空间刚好能达到下半年所需投资，但实际上现实情况可能更复杂，财政空间可能会不及所需，因此必须在拓展财政空间上面要有新的举措，要有一些超长的工具。
为什么不发行特别国债？国债受制于整个国家的预算管理，发行特别国债必须要有特殊性，而今年的疫情尚不构成这样的特殊性，目前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没有表象那么强烈，对于特别国债可以暂缓考虑。此外，包括疫情、俄乌冲突、全球通胀等一系列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或将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应对这些超级不确定性问题需要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
为什么不进一步扩大规模给予疫情补贴？主要受制于资金有限，另外目前政策并不愿意从需求端来进行着力，地方政府最擅长的是从供给端进行发力。通过大项目投资，保证企业有订单。如果大企业都没有订单，那么小企业的问题可能更严峻，因此保市场的逻辑依然是从大到小。
为什么没有出台全国性消费券？发放消费券不等于能够保消费，因为很多消费意愿来自于永久性收入和未来预期，并不是消费券刺激产生的，这就导致了消费券可能会产生消费替代的效应。如果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幅度攀升，消费一定是保不住的。因此保消费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很重要的就是保就业，不要出现大范围的失业，而要保就业就要保市场主体。因此，保市场主体是在保供给，但同时也是在保消费。
当前政策关键是资金总量问题还是政策能否落地问题？一揽子政策的关键问题在于两点，一是钱从何处来，二是动力如何能跟进、如何有积极性进行花钱。从短期看，地方政府能够调动各种资金密集出台各种保经济、稳增长的举措，对于钱从何处来，当下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花钱的动力却存在一定问题，一般公共预算的进度去年没有达标，今年前4个月依然没有达标，也就是说没有按照既定的速度来花钱。所以在一揽子方案出台后，国务院成立了12个督导组来进行监督，要项目落地，形成实物量，才能真正形成经济循环。
政策空间是否应保留，是否会在现有方案上进一步拓展，取决于未来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未来几大风险挑战很大：包括疫情变化；俄乌冲突的走向与变异；中美博弈充满变数，可能进入到新阶段；房地产本轮趋势变化短期难以逆转；出口大幅逆转存在一定的概率；资本市场压力短期难以改变；疫情特性和资产负债表受损决定了本轮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的难度大、持续时间长；世界经济在疫情、战争、欧美政策调整以及各类传统问题的叠加下可能步入“新滞胀阶段”等。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本文转载自6月13日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