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纷繁的现象和复杂的定义中很难把握民粹主义，想要理解民粹的制度逻辑，必须从源头出发考察其发展演变。当代民粹主义的源头是19世纪末美国的人民党，在其诞生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民权运动之前的左翼民粹主义阶段，民权运动之后的右翼民粹主义阶段，以及后特朗普时期的无领袖民粹主义阶段。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中间歇性的爆发，缘于民粹主义已深深扎根在其民主制度中，它通过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身份政治和代议制的联结，形成了一种“民主—民粹”的共生态。美国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自我革新，才有可能摆脱民粹主义的纠缠，否则只能在民粹主义的斜坡上不断滑向深渊，从现代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变成国际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关 键 词：民粹主义 美国 代议民主制
一、引言
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现象，除非它表现为具体的行动，否则很难被识别出来。身处在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人们往往难以分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边界，这是因为二者确实共享了部分理念——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支点，而民族国家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比作一头“大象”，每个研究者只能把握它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若沿用盖尔纳的比喻，我们可以将民粹主义比作一只狡猾善变的“狐狸”，学者们根本无法捕获这个研究对象。历史上共出现过四次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浪潮的中心分别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和俄国、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拉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东亚和东南亚[1]，以及2010年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民主国家联盟，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与英国脱欧被学术界视为最近的一次民粹主义高峰。民粹主义的危害不仅在于它煽动并利用人们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它使多数人形成共识的“众意”变得不再可靠，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民主制的基础。本文旨在重返当代民粹主义的源头——美国，厘清其发展脉络及民粹主义与美国民主制之间的微妙联系，从而揭示美国现行民主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容易令民主异化为民粹，美国对外输出自身民主制度的同时也将民粹主义的种子散播了出去。
二、民粹主义的迷雾
(一)民粹主义模糊的定义
民粹主义很难被定义，它时而出现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民粹主义政党或政客上台执政，时而又出现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一种排外的社会运动或极具攻击性的身份歧视。虽然民粹主义有多副面孔，但没有一副是温和或懈怠的，在所有民粹主义出场的时空里，它总以某种激进的、暴力的形式显现。民粹主义者对人民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所谓的“人民”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同质化的整体，现实世界不存在这种道德上纯洁无瑕、永远正确的“人民整体”。民粹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人民”并不等同于公民，而仅是公民的一部分，只有支持民粹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其余的人则是当下社会矛盾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奇特的人民构成观，使民粹主义执着于非友即敌、赢者通吃的激进政策，主张不惜代价地排除那些异质性要素，从而重构一种由“真正的人民”联合而成的共同体。
横向对比来看，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表现形式差异很大；纵向来看，一个国家历史上多次出现民粹主义浪潮，它们的主题、组织方式和政治主张也往往是不同的。更复杂的是，民粹主义者在野时与掌权时的政策主张时常前后矛盾。在野时，民粹主义者主张不受限制的民意表达，以此突破传统政治体制和行政流程的桎梏，他们还对政治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似乎民粹主义天生会对那些与宪政有关的体制及其蕴含的终极价值观——如分权制衡、对多数人意志的限制、对基本权利和少数群体的保护、领袖与民众之间必要的制度中介——充满敌意[2](p.79)。但当民粹主义者掌权后，他们则不再对之前那些民意的限制机制充满警惕和怀疑，同时他们塑造道德政治的热情也迅速降温，反而热衷于塑造一个魅力型领袖形象，并开始接受那些他们一度反对的宪政。民粹主义者们提出的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主张，使得学者们在给民粹主义下一个统一定义时总是遭遇各种“例外状态”，很难找到一个不变的“内核”。多数学者在尝试着拨开民粹主义迷雾失败后，承认它具备亨廷顿所谓的“情境式”(situational)定义的特征或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开放式”概念的特征，即民粹主义是一种只对特定的情境反应而缺乏历史连贯性和内在系统性的观念体系[3]。在不同情境中的民粹主义表现出“家族相似性”，我们虽然能够察觉到它已现身，但无法确指它究竟是何时出场、又是何时离场的。
现代政治学研究范式非常依赖清晰的概念，所以尽管难以定义，但学者们在研究民粹主义时依然需要为其下一个定义，这就导致了民粹主义概念的“泡沫”迅速膨胀。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意识形态”，有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一种反抗精英的“社会运动”或政治“纠偏方案”，还有一部分学者视民粹主义为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后果。为了厘清民粹主义的概念边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1967年曾召开过一次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但结果并不理想——与会学者所能形成的唯一共识就是“民粹主义含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单一的确切定义”[4]。拉克劳(Ernesto Laclau)认为，虽然我们直觉上知道民粹主义运动和民粹主义思想在指什么，但却很难直接将其转化为学术概念[5](p.143)。卡斯·穆德(Cas Mudde)将民粹主义解读为一种相对稀薄的意识形态，认为它总是将社会区分为“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群体[6](p.6)。俞可平并不认同穆德的观点，他认为民粹主义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周期性复发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社会问题相结合，它更像是一种喷涂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上的“政治涂料”[7]。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身份政治，它塑造了“纯洁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的道德化想象[2](p.13)。丛日云则直指米勒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漏洞，认为米勒的判断标准是为欧美右翼保守派量身定做的民粹主义标签，这种对民粹主义标签的大幅改造说明米勒同情和支持欧美左翼民粹主义[8]，基于这种偏颇的视角自然也就难以洞察民主制度中含有的民粹主义基因[9]。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则提出了一种更富争议的观点，他认为世上并不存在一套民粹主义的专门定义，尽管被冠以“民粹”二字的人群和党派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家族相似性，但民粹主义其实是一种用以思考和理解政治行动的方式[10](p.iv)。林红的观点不同于朱迪斯的虚无，她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学说或运动，具有反建制、反精英和保守主义情结，它在理念上与平均主义、社群主义、阴谋论、反智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等概念都有交叉关系，在实践上与直接民主、大众动员、草根政治、社会运动、“卡里斯玛”型政治等现象有密切联系[1]。应当说，中外大量学者都曾尝试给民粹主义确定一个清晰通用的定义，但总体上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的知识依旧是碎片化的，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尚处于一种相互无法说服对方的僵局中。
(二)民粹主义的近代原点
既然穿过民粹主义现象的层层“枝蔓”十分困难，不如转而研究其“根脉”，从民粹主义诞生的源头考察其逻辑和演历过程。这是一种异于西方的、更符合中国认知哲学的研究路径：西方研究开展的前提是概念的清晰完整，而中国的研究则强调从历史发展中理解它“道”的演化。对民粹主义的溯源有三类解释：第一类认为民粹主义最初的现身可以追溯到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社会运动；第二类认为美国南部和西部多个联盟团体组成的“人民党”是民粹主义的源头；第三类则从19世纪法国左翼革命的雅各宾派之中找寻民粹主义的踪迹。换言之，美国的民粹组织、俄国的民粹运动和法国的布朗热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三个近代原点，它们共同形塑了当今世界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反对传统精英和新自由主义，支持基于身份的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中文文献中的“民粹主义”一词最早可见于20世纪初的列宁著作中译本，当时的民粹主义特指俄国19世纪农民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中“民粹派”所持的激进主张(即俄语narodnichestvo)。不过，今天我们在使用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时，所指对象已经明显有别于19世纪列宁批判的俄国传统村社中那些激进的左翼运动。今天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无论是在形式还是政策主张上，都更接近美国的“人民党”而非俄国的“民粹派”。美国的民粹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传至欧洲，今天法语中的民粹主义“populiste”和德语中的“populist”都以最直白的方式揭示了其美国起源。除了欧洲以外，民粹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几种主要变形也都是由美国直接或间接传播所致，应当说，民粹主义的思想早已深深嵌入美国社会之中，成为其政治系统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民粹主义致力在社会中塑造一个明确的“他者”，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将这些异己排除出去，从而实现其构造“真正的人民”的意愿[11]。南希·罗森布拉姆认为民粹主义者强调人民的纯洁性和“整体主义”，这些纯洁的人民有可能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并拥有一位真正的代表[12]。民粹主义者将失败归咎于腐败精英们的蓄意破坏，现实中我们可见欧尔班总是试图给异议组织贴上外国间谍的标签，唐纳德·特朗普在选情不利时屡屡指控对手舞弊并宣称整个体制是“受人操控的”。在对外方面，民粹主义主张文化上抵制多元主义，对所谓“异质文化”的排斥导致民粹主义运动基本围绕着反全球化、驱逐移民、封闭边境、取消移民福利这类主题展开。法国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就将移民的涌入视为对法国“民族认同”的一种威胁[13]，其通过“民族—文化”角度定义人民，并将人民同地方主义意识形态相互嵌合在一起。20世纪70-80年代，国民阵线张贴海报声称：“两百万人失业，是因为外来的两百万移民!”民粹主义的反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与反移民是同一套逻辑，从英国的“脱欧”到特朗普在边境修筑隔离墙，民粹主义在面对世界流动性增强、地域和领域不断被打破的问题上持一种保守的国家主义立场，他们笃信将所有不属于“人民”的外来者驱逐出境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14]。
民粹主义的黏性极强，能够黏附在其他思潮、意识形态或政治组织之上，展现出莫测的多面性和危险的腐蚀性。民粹主义经常与左翼或右翼政治势力结伴出场，不过这种结合只是暂时的，民粹主义会激发出左翼或右翼思想中激进的主张，并以追求“真正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将这些可怕的主张付诸实践。从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诸多表现来看，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逻辑上，这种民粹主义都逐渐与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趋同，二者都主张激进的政策并强调其民主程序上的合法性，都认为自己作为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应当永久掌权，都会将某个或某些外部族群当作历史的替罪羊，同时也都狂热崇拜民粹领导人甚至愿意为其使用极端暴力。但必须澄清的是，美国今天的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尚存在着两点核心差异。第一，法西斯主义的内核是扩张，而民粹主义的内核是锁闭。第二，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谴责民主，认为民主是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崛起的原因；而民粹主义者则支持民主制度，虽然有时他们反对那些不赞成改革的议员，但并不反对现行的民主制度，因为恰恰是民主为其上台执政提供了程序上的合法性。
(三)非左亦非右的民粹主义
虽然民粹主义可以与右翼或左翼结合，但民粹主义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左右政治的范畴，它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平等主义的次级概念，而是另一套政治逻辑。对此，学术界普遍认同民粹主义非左亦非右，所以才将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和英国“脱欧”视为第四轮民粹主义浪潮的顶峰，而非英美政治右翼的胜利。事实上，特朗普在竞选时期的重要投资人罗伯特·莫瑟(Robert Mercer)是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联合创始人，正是这家公司为英国脱欧派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数据支持。因此，2016年英美两国出现的民粹主义高潮背后是同一伙反建制精英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分析的精心策划，他们利用政治极化煽动激进主义运动，在混乱中攫取政治利益。从2010年以来第四波民粹主义浪潮的现状来看，一个国家中民粹主义高涨往往意味着传统左右政治的衰退，左翼与右翼的集体衰落很有可能是政治失序和国家失败的先兆。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在1976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中产阶级中的激进派》中指出，在美国社会中，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们其实非左亦非右，既不属于民主派也不属于保守派，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翁，他们是对待有色人种态度疏离、反对社会福利部门、不信任政府和大公司的“被忽略的中产阶级”[10](p.25)。当民粹主义浪潮在21世纪的美国再次翻涌时，被民粹主义鼓动起来的所谓“人民”其实依旧是沃伦在四十年前发现的“中产阶级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
值得强调的是，左翼与右翼的划分方式其实非常复杂，一个国家的左翼政党在另一国则可能被归为右翼，我们必须结合具体的政治生态、历史和该国政治在整个政治思想光谱上的相对位置才能作出判断。同时，一个国家的左翼与右翼往往在斗争中相互形塑、彼此改造。以美国这种典型的“右派国家”为例，其建国至今二百余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左派政党执政，所以与多数国家的左翼要求建设社会主义不同，美国左翼的主张主要集中在保护个人主义、种族平等、公平分享“美国梦”这一类问题上[15](pp.291-297)。美国国内极端右派—— 一群与民粹主义者们基本重合的群体——坚决反对外来移民、不加掩饰地强调种族主义和地方主义、针锋相对地反对左派政党的一切主张，甚至对保守的中间派和不够激进的右派也怀有敌意[16](p.529)。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美国的右翼无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右翼截然不同，后者出现在美国就是政治左翼。我们在试图厘清民粹主义时应当尽量避免被更多复杂概念缠绕，而非寻求这些概念的支援，从民粹主义诞生的源头按图索骥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阶段和主张。
三、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传统
在几乎所有经典的政体谱系划分中，奉行民粹主义的政体都被视为一种非常糟糕的政治形态。尽管如此，美国自殖民时代至今的400年间始终无法彻底摆脱民粹主义[17]，在它的政治系统中似乎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政客登场，所以美国政治并不仅有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或哈茨(Louis Hartz)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同时还有一种隐蔽但顽固的民粹主义传统。从某种角度来说，民粹主义传统就是一种反自由主义传统。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民粹主义思想就已在美国社会中现出端倪，安德鲁·杰克逊与美国银行之间的斗争更是令这一思潮加速涌动。到19世纪末美国历史上唯一公开自称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民党”的出现，标志着民粹主义正式登上美国的政治舞台，随后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在美国间歇性爆发，这种激进的思潮由美国快速扩散至全球。为何是美国而非其他国家孕育了民粹主义？盖因美国社会极强的异质性之故。为了维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美国不得不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这直接导致美国需要长期面对“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的双重困局。从某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就是社会对这种政治困局的过激逆反，它如一个始终徘徊在美国上空的幽灵。与定义的混沌相比，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脉络是相对清晰的，大致可以将19世纪末人民党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勃兴和2020年特朗普下台视为三个关键节点，它们分别对应三类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无领袖民粹主义(leaderless populism)。应当说，最初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而右翼民粹主义是一种多元社会中“被忽视者的武器”，无领袖民粹主义则是政府能力下降、政治衰败腐朽的“并发症”。
(一)民粹主义与政治左翼的结合
19世纪末，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在美国出现合流的态势，农场主们希望农民联合起来发起农民运动以对抗垄断巨头，人民党在此背景下出现。1892年，数个南部和西部州的农民联盟与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联手组成了人民党，该党也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它批评美国不受管制的金融业，批评其推行复杂的国库分库计划并强调自由银币的作用。人民党凭借其对抗富豪统治、解决经济不公的左翼政治倾向塑造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形象，从而在1892年大选中赢得五个州的支持和全国共计8％的选票，在1894年大选中其众议院候选人赢得了10％的投票，获选州长21人、参议员4人、国会议员4人、州立法议员465人[10](p.14)。考虑到美国的选举人制“赢者通吃”的特点会极大地排挤第三个政党，刚刚成立的人民党能获得这样的支持率已是重大的胜利。1896年民主党人布莱恩在总统大选中惨败，导致为布莱恩背书的人民党受到重创，随后工人骑士团宣布解散，这使人民党因失去大多数蓝领工人的支持而很快退出了美国政治舞台。1908年大选失利彻底宣告了人民党的垮台，但民粹主义却在美国政治系统中牢牢扎下了根，并发展出了一套美国特色的民粹主义逻辑——“纯洁的人民”联合起来对抗拒绝提供必要改革的“腐朽精英”。从人民党的政治理念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民粹主义并不是被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许多主张恰恰呼应了美国政治中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传统。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主流政治被共和党的商业振兴主义和坚定的个人主义所主导，美国经济迎来了一波繁荣。1929年经济大萧条击碎了自由市场的神话，公众对共和党的失望直接帮助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但罗斯福在当选之后因未能直面美国日益严峻的不平等问题而备受指责，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家休伊·朗(Huey Long)趁机发起了一场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痛斥财富及权力的不平等，主张一方面应免除低收入人群的缴税义务，另一方面则应加强对石油公司等巨头额外征税。休伊·朗的话语极富煽动性，他以“每个人都是皇帝，但无人头戴皇冠”为口号竞选州长，不断声明自己崇尚个人权利、强调人人平等(但对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族主义问题保持中立态度)的政治立场，从而赢得了中下层白人选民以及担心会因经济萧条而落入社会底层的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虽然休伊·朗的税收政策并不合理，但他确实敢于“向富人开刀”并因此引起了罗斯福政府对财富分配不公的关注。
(二)民粹主义与政治右翼的结合
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的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是整个美国社会发生政治和文化转向的关键节点，亨廷顿称其为现代美国与后现代美国的分水岭：此前美国是WASP(White Anglo Saxon：Protestant)文化占据核心地位的清教伦理国家，民众总体上还信任政府和政治家；此后则是文化多元主义占据主流的国家，人们对从总统到国会的各种政治与行政机构的信心水平呈现断崖式下滑[18](p.289)。而民粹主义的主张恰与主流文化反向变化：20世纪60年代之前，民粹主义与政治左翼结合，强调财富再分配、性别与种族平等；60年代后，民粹主义与左翼脱钩，转而与政治右翼结合，强调白人至上、反对种族融合、排斥移民。随着美国政治和文化的整体右转，包括非洲裔、墨西哥裔和印第安原住民在内的左翼族群提出了相对温和的文化多元主义，左翼激进派则提出重构族群关系的“政治文化分离”方案[19]，该方案与其后美国出现的“身份政治”存在紧密的联系。如果要从20世纪60年代选出几位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么无疑民主党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一定会入选。华莱士最初是一个和休伊·朗相似的民粹主义者，1958年作为新政民主党人参加州长选举输给了3K党后，他宣布“我再也不会在黑人问题上输掉选举”。1962年，华莱士因支持诸如“今天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种族隔离”这样的言论而成功当选亚拉巴马州州长，并在担任州长的20年时间中主张一种激进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坚持反对种族融合，反复通过强调“保护普通美国白人”“对抗华盛顿官僚暴政”等煽动性话语来巩固其票仓。虽然华莱士在1972年参与总统竞选的过程中遇刺瘫痪，但他还是成功地终结了当时新政派的多数党地位，也为1980年里根(Ronald Reagan)——另一位被贴上民粹主义标签的美国总统——改组政府铺平了道路。华莱士于1998年去世，但他的思想早已融入共和党的理念中，成为2016年特朗普挑战共和党正统观念的思想基础[10](p.7)。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多个核心制造业领域都面临着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新自由主义初露头角。到了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更加兴盛，金融及服务业迅猛发展，与之相对的则是制造业的加速衰落，大量失业工人被收入较低的服务行业所吸纳，只有极少数拥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能够谋到科技领域的高收入工作，这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的“二元经济”和贫富分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收缩。美国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执政时期逐渐成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20]，而美国的政治哲学和行政哲学始终没有在理论上找到一个关于分配正义的明确答案，经济政策也随着政党政治周期性地摇摆。尽管当时美国政府许诺自由贸易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放松金融监管也不会带来任何副作用，移民政策将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但到1991年，美国仍陷入了一场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时被遮蔽的大量社会问题随之暴露了出来。同时，美国制造业工作大部分转移到了西欧和日本，西南部地区非法移民逐年增加，挤占了美国本土劳工的工作岗位，这些都为其国内民粹主义的苏醒提供了条件。对选民的承诺落空激起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进而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势力迅速崛起，美国的民粹思潮通过国际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快速扩散到亚太地区，引发了大量民粹主义运动。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左翼民粹主义者的代表是得州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右翼民粹主义者则以尼克松及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为代表。亿万富翁佩罗以销售IBM大型计算机并提供相关服务起家，拥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公司。佩罗将自己塑造为来自共和党的人民公仆，帮助人民对抗政府的腐败和企业的等级制度，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誓要清理华盛顿的“谷仓”并重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21](p.301)。佩罗利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己的技术资源，设置了基于网络的“电子市政厅”，旨在打开选战议题的“黑箱”，在自己与美国民主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并保证人民会成为“老板”，而自己是人民的“公仆”。1992年，佩罗自成一派，参加总统大选，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担忧使其最后获得了19％的选票，随后又在1996年的大选中获得8.4％的选民票。在反对由精英主导的腐败政治问题上，同样参加1992年总统大选的里根前副手帕特·布坎南与佩罗立场一致，但布坎南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布坎南也参加了1996年的总统大选，他也很快建立起了民粹主义者标准的二元对立结构，即一位“手握甘草叉的农民”向传统“建制派”发起的挑战。实际上，布坎南真正的目标是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初选中表现亮眼，一连赢得了两个州的党内预选，并战胜了外界普遍看好的参议员鲍勃·道尔(Bob Dole)，但布坎南从未就任过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且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再次迎来一轮好转，直接导致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布坎南竞选失败[10](p.50)。右翼的布坎南和左翼的佩罗都未能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战胜克林顿，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暂时潜伏起来。
(三)新世纪民粹主义的异变
进入21世纪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左翼民粹主义更加衰落，反对建制派精英、反对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也很难动员美国的多数人。同时，反对移民、反对多元文化、反对外来宗教的右翼民粹主义则表现得更为强势。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次年9月雷曼兄弟银行宣告破产，一场源自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2008年奥巴马上任后就感受到了来自右翼民粹主义的压力，他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应对衰退，包括以救助大银行、援助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主、推行全国医保计划、要求人人购买医疗保险等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政策直接引发了右翼对奥巴马的愤怒，为2009年茶党运动出现提供了基础。茶党认为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和抵押贷款救助计划是在用人民所缴纳的高额税款让根本买不起房的人去支付按揭贷款，奥巴马医疗法案不过是一种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由此产生的巨大政府开支最终还是以税收的形式被摊派给美国人民；而茶党的目标则是给全体美国人“更低的税收，更少的政府以及更多的经济自由”[22](p.143)。茶党运动于2011年达到顶峰，其组织成员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6万人[23](p.22)。与此同时，左翼民粹主义者们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次运动影响到了全美120多个城市并在警方清场中演变为流血冲突。总的来看，“占领华尔街”是美国衰落的左翼民粹主义所作的困兽之斗，虽然在“99％的美国人民”与“1％的华尔街富豪”之间建构了标准的民粹主义二元对立结构，但左翼民粹力量难以组织持续的大规模运动，在11月份天气转寒和警方清场的促逼下，该运动最终沉寂下去。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的大旗随后被移交到了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手中，他的对手则是来自共和党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
特朗普和桑德斯在政策主张上看似激烈对立，其实质都是在利用民众对美国现状的不满和怨恨，实现抑制新自由主义的目标[24]。2016年美国大选虽然最终没有成为民粹主义的右翼与左翼之间的“内战”，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粹主义思想在美国政治中拥有几乎可匹敌自由主义的强大影响力。曾在哈佛大学和汉密尔顿学院任教过的桑德斯是一位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知识精英，他将社会主义与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民主相提并论的原因并非是混淆了二者的概念，而是这有利于他向美国中下阶层解释自己呼吁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以缩小贫富差距和保护日益缩小的中产阶级的政治理念——简单来说即要求政府服务普通民众而非服务亿万富翁。然而，左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和文化集体“右转”的大背景下是很难与右翼民粹主义相抗衡的，地产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确毫无从政经验，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共和党的民调中遥遥领先。特朗普和桑德斯均反对自由贸易，均表现出强烈的反精英、反建制倾向，但与桑德斯专注于同亿万富翁们斗争的左翼倾向不同，特朗普的理念表现为对全球化的拒斥、反对非法移民、反对多元主义。早在20世纪末，特朗普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移民的不满，他认为大批无技能移民不但拉低了工资，还会消耗公共资源，而这些消耗都需要由美国人民来负担。
特朗普和桑德斯都在使用极具煽动性的话语吸引支持者，他们在演讲或辩论时极力向公众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传统精英一直在欺骗你们，而我戳穿了这些谎言”。特朗普有一套惯用的话语体系，用这套话语来展示自己是一个坦诚的华盛顿政治局外人形象，将自己包装成反抗“特殊利益集团”及两大政党中的传统“建制派精英”的另类精英。2016年上台执政之后，特朗普政府更是毫不掩饰其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特朗普在演讲中反复建构“人民对抗精英”的二元对立叙事，强硬地退出众多国际组织和协定，蛮横地与中国打贸易战、在美墨边境筑墙并要求墨西哥政府为此付费、支持驱逐国内的非法移民，这一系列看似混乱的政策背后实际上都是遵循“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逻辑。随着特朗普败选，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并未随之衰弱，反而呈现出一种无领袖民粹主义特征，2021年1月6日，一群特朗普支持者冲入国会大厦打断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就是最直接的写照。拜登很难成为美国的曼德拉，在他的任内，国内的种族矛盾、政治极化、官僚主义盛行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容易加剧民粹主义的问题都无望得到解决。不难预见，未来数年民粹主义依旧会笼罩在美国社会上空，这也决定了拜登政府的主要工作将是修补和缝合国内政治而非重塑国际秩序。
四、硬币的两面：美国的民主与民粹
(一)民主与民粹的共生关系
尽管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往往出现在经济萧条、贫富极化或战争之后，但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并不是社会危机的“伴生物”，而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副产品”。回望人类历史可以看到，变得更平等是国家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一个明显趋势，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确实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它为社会中处境最不利者抵抗统治权力提供了一个支点。平等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不仅是所有人都拥有参选的资格(即被投票的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实现每个人在基本政治表达权利上的对等(即投票权重相等)，所以民主的社会也是均质的社会。民主的确能够保障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政治表达权利，但无法保障作为决策机制的民主本身总能选出优良的方案。美国采取的解决办法与大多数采用代议制的国家相似，即将社会“切分”成几部分并由其各自选出一个具备相应资格的“代表”参与政治，但美国采用的不是比例代表制而是多数代表制(选举人制)，这使以州为单位的选举变成“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在划分社群时，美国担心用“阶级”理论横切社会容易促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所以坚持使用“身份政治”来竖切社会以确保社会的单向度化，同时强调“自由主义”以确保社会中个体的原子化，通过一种看似自由的、平稳的民主形式来阉割国内无产阶级促进历史变革的功能[25](pp.4-10)。权利平等、自由主义、选举人制、身份政治、种族主义历史以及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潜化(introjected)等多重因素辐辏在一起，就使美国的民主政治天然处在一个容易滑向民粹的斜坡上。
如果将民粹主义比作一场蔓延的山火，那么当今的美国就是一座燃料充足且燃点很低的森林。即便是坚决捍卫美国民主优越性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承认当今的美国正在因民粹主义的侵蚀而出现民主衰退和政治腐败的状况[26]。福山也曾使用林务局对抗森林大火的例子作为反映美国政治衰退的一个缩影[27](p.413)——这种衰退的本质正是民主进程被民粹所取代——这也许是因为民粹主义与山火有许多相似之处，既可能是侵略性极强的“地表火”，也可能是悄悄蔓延的“地下火”，且肆虐之后留下的唯有一片灰烬。事实上，站在他者的视角观察美国就不难发现，不是民粹主义侵蚀美国政治，而是美国独特的民主政治孕育了民粹主义，并渐渐形成了一种“民主—民粹”的共生关系。民粹主义是很多国家政治系统的“成瘾品”，但却是美国政治的“必需品”[28](pp.1-7)，已深深根植在美国政治系统内部，与整个民主制度缠绕在一起。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未来的发现会影响到过往的历史，诚然如此，因为新的发现会带来新的视角，而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将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在民粹主义诞生后的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人们都没有将其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联系起来，然而一旦我们察觉到了二者之间难分彼此的共生关系，将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史得出全然不同于福山的结论。
美国政治中的这种民主与民粹的共生关系与人们的直觉相反，因为在主流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中，民主是为了对抗专制而出现的，而民粹则倾向于形塑一种“占据人数优势”的专制统治。但深入考察美国的民主和民粹主义会发现，其实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它们的话语核心都是“民意的合法性”[29]。作为专制之敌的民主，是如何与民粹这个专制的同伙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就在于占人口多数的群体是利用这种投票优势谋取私利还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美国采用的代议制民主就是少数代表绑架了多数人的意志，一旦民粹主义政治家完成了对“人民代表性”的道德垄断，美国现行的民主制度也就无可避免地被异化为“有缺陷的”民主，或者更直白地说，被异化为民粹主义。所有代议制的运行逻辑都是将社会切分成不同的社群、团体并各自选出一个“代表”来参与政治，但美国的意识形态惯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采用阶级理论来横切社会，而是用身份政治来竖切社会。阶级之间可以流动，但种族身份却是固定的，所以对社会的竖切会引发社群之间的隔离、对抗和怨恨，进而表现为今天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民粹主义者从不认为共同体内的所有人都属于“人民”，而是仅仅将占据人数优势的群体视为“真正的人民”，他们以及与自己身份相同的人能在投票时稳定胜出。相对的，“少数群体”则是投票游戏中永恒的弱者，也是承担所有代价的那群人。但是，这种系统性的不公正并不会因为受害的只是少数就显得没有那么不可容忍。在民粹主义主导的政治逻辑中，一个政治人物或一场政治运动要符合“多数人的意愿”，这就必须将一部分人定义为“真正的人民”，唯有民粹主义者自己才能合理地识别和代表人民[2](p.29)。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在2016年5月的竞选集会上所作的发言，可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种虚构一部分人为“真正人民”的做法。特朗普当众宣称，“唯一重要的事是人民的团结，因为其他的人毫无意义”[30]。这表明在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看来，美国人民分为两类：人民和他者。就如当年罗马帝国对其治下的公民颁发“罗马公民权”和“拉丁公民权”一般，民粹主义者眼中的他者就如同那些仅拥有拉丁公民权的二等公民。
(二)代议制：民主滑向民粹的催化剂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民主和民粹拥有迥异的价值旨归和运行逻辑，但深究二者的制度逻辑会发现他们之间具有更深层的联系，即它们都是以“民意的合法性”为基础来反对缺乏民意的专制统治。在人类进入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思想家认为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甚至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这种制度不是“好的”制度。18世纪末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宪时非常明确地反对建立民主制度，他们强调美国应是一个代议共和制而非民主制的国家，麦迪逊主张的共和实质上就是代议制(而非代议民主制)，因为彼时的民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近乎民粹的政治形式。然而，冷战之后的美国在解释为什么苏联失败时，找到的原因是自己的制度比苏联好，这完全是一场自由民主对集权专制的胜利。其后美国凭借英语的传播优势控制了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极力在全球推动所谓的民主转型运动，其结果就是现代人对民主顶礼膜拜、知识分子将美国学界的话语奉为圭臬，质疑民主将被视同为“替专制辩护”。事实上，人们至今在论证民主制度的优势时，仍须将民主与专制作对比，这恰恰说明了民主制度的优势不是效率或稳定性，而是“平等”这一伦理维度。也正因如此，一旦民主制度被异化为一种刻意制造“真正的人民对抗腐朽的精英”的民粹主义，民主制度的伦理优势也就与其合法性一并消失了。
必须看到，那些曾经促使民主成功的因素，今天正在逐渐变为威胁民主的因素——代议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1]。米勒将民粹主义的崛起视为代议民主制出现的结果[2](p.26)，事实上，直接民主或者其他类型的间接民主也很难逃出民粹主义的阴影，这一点可以从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发展史中得到印证。只不过，代议民主制在促使民主异变为民粹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托克维尔早就察觉到美国的民主存在着“多数人的暴政”难题，即名义上每个人可以凭自由意志投票，然而投票的多数决原则意味着选举总是体现多数人的利益，而代表多数人参与政治的议员们实际上才是掌控权力的人。人民拥有主权但并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将权力委托给代表来行使，然而美国的代议民主制并没有试图促进代表们忠实表达民意，反而默许甚至鼓励代表自主选择他认为合理的方案。事实上，在密尔构想代议制政府时，代表就没有被设计为民意的“传声筒”，密尔的主张是赋予代表充分的自由决定权，这当然就很难抑制代表们只关注自己利益、忽视选民诉求的冲动。虽然密尔自己指出了代议制存在的这一弊端，但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思路，他只是强调在决定代议制政府的最佳构成时，应反复考量如何防止掌权的代表们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而永远损害社会全体利益。我们无法因此苛责密尔，对于从小接受高强度精英教育的他而言，最令密尔担忧的不是代议制易使民主向民粹异化，而是他精心设计的代议制政府会变成平庸低效的腐朽之物。密尔相信，随着选举权的不断下降和扩散，分属于不同阶级的代表们会渐渐聚拢为一个阶级，而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的多数将实行阶级立法，这会导致代议制政府陷入一种集体的平庸[32](p.110)。今天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在民粹主义拖曳下逐渐平庸低效的典型。
总的来看，美国作为一个偏保守主义的右翼国家，民粹主义者在煽动民众时常常宣称他们认清了那些“东西海岸的精英阶层”与非裔美国人为代表的“边缘人群”这两类不属于“真正的人民”的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正是他们篡夺了本属于中西部地区美国白人应有的权力。这套将所有过错指向“他者”的典型民粹主义说辞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但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改良方案，它所强调的社会平等其实是依靠对建制派精英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双重掠夺来改善自身的福祉。这种做法只会加剧美国政治的极化和社会的撕裂，并让民粹主义在观感上越来越近似法西斯主义——为种族主义振臂高呼、将某一部分人当作替罪羊、声称自身的道德独占性并主张一套“最终解决方案”。民粹主义盛行的美国将“用一把尺子量世界”，仅以“是否确立了选举制度”来区分一个国家，这无疑是将复杂问题过度简化了。民主不是政治秀场，更不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它只是一种决策机制，民主的最终目的不是以不将任何人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来显示当政者尊重公民权利，而是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选择最有助于共同体实现平等的方案。民主之所以能促进社会平等，就是因为它为个人抵抗统治权力提供了一个社会支持的“支点”——这种“支点”是过去所有保持先进性的社会都曾提供过的一种保护性公共服务[32](p.113)。然而今天的美国却将这个“支点”放置在“代议制”的基石上，所有人都需要选出具备相应资格的代表去为自己争取利益。但是，采用竖切方式区隔社会的美国，被选举出来的参议员其实是基于不同身份的社群代表，也就是说，美国的代议制会不断强化社会对身份政治的依赖，进而使民粹主义反复出现。
民粹主义除了会对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造成显而易见的危害和贬损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危害：民粹主义运动过于激进和高调，许多本不应由它承担的错误往往被政客们推给民粹主义。这样做会遮盖那些已现端倪的更大的危机，如毫无节制地开发用于战争的人工智能(杀人机器)，或者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引导人们仇视特定族裔。民粹主义的盛行不但会影响美国国内的政策，也会极大地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具体来说，美国将人类世界理解成一个民主国家对抗其他国家的冰冷残酷的霍布斯/米尔斯海默世界，它会继续保持“本土优先”的孤立主义政策和对军事强权的追求，甚至有可能在民粹主义催化下走上“真理只在射程之内”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道路。当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真理更可能在“射程之外”，因为暴力和恐惧从来不是真理之母。需要警惕的是，随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势不断消逝，为了将国内风险转嫁出去，未来美国极有可能向其他国家输出民粹主义，挑动竞争对手们的地缘政治冲突或国际贸易摩擦，或在疫情防控、国境问题、民族问题和文化认同上持续煽动仇恨、制造矛盾，并借助英文媒体虚构或夸大这些矛盾。如果美国不能完成民主制度的自我更新，那么它就无法摆脱民粹主义的漩涡，作为传统国际秩序最大“卫道士”的美国也将变成这一秩序的最强“挑战者”，这是一个或可暂缓却无法逆转的历史必然。可以说，今天的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十字路口，如果不能促进民主由一种“意见加总”的决策机制转变为“知识加权”的机制[33]，由选出代表操弄民意的“代议制”转变为受到政治伦理规范的“合作制”[34]，那么美国很可能会在民粹主义的拖拽下滑向危机边缘。
收稿日期：2021-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