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并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在影响着国家间权力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并赋予 21 世纪国际关系新的特征与内涵。围绕数字技术的竞争已经成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中国数字技术的飞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使美国加快了与中国的数字竞争。本文将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为切入点，结合拜登执政后美国的数字政策变化，深入探寻美国对华开展数字竞争的驱动因素，分析其战略实施的主要路径，结合双方全球数字战略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数字霸权”：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的驱动因素
21 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对一国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起关键作用，数字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动力之一。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增长，占 GDP 的比重将不断升高。202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 年，全球 47 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 32.6 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 3.0%，占 GDP 比重为 43.7%。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带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抓手。全球的数字化进程在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形态，引导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我国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将其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方针，数字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2017 年 5 月14 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 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深化数字互联互通并为全球化提供新动能。2021年 3 月 11 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通过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来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同时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在对内加快“数字中国”、对外推行“数字丝绸之路”双引擎战略的推动下，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5.4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情况下，我国数字经济仍然保持 9.6% 的增速，高于 GDP6.7%的增速。2005 年至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由 14.2% 提升至 38.6%。我国网民规模由 2015 年底的 6.88 亿增长到 2020 年底的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由50.3% 提升到 70.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球领先，5G 网络建设速度和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已建成 5G 基站达到 71.8 万个，5G 终端连接数超过 2 亿。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019 年以来，我国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来源国，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的背景下，美国正在对中国展开以发展数字技术为先驱、抢占数字治理与规则的主导权为支撑、挤压中国数字市场并开拓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市场为后盾的数字竞争战略，力图在数字领域全面保持对中国的绝对优势。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自二战以来，美国确立了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在美国看来，这一优势随着中国的科技进步正在受到挑战。拜登强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确保未来在技术和工业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对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021 年 1 月，谷歌前任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发布《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报告并指出，“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是其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础。但随着中国在关键领域迅速超越美国，这一重要优势现在面临风险，亟需制定紧急的解决方案来恢复美国的竞争力，维持美国关键的技术优势。” 同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掌舵：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技术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处于前沿和核心地位，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根本性挑战，美国政府必须制定一项国家技术战略，以保持其在世界创新和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数字技术是当今世界科技领域中的核心要素，也是美国维护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确保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2 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在历史上，大多数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国家都把重点放在了在新兴的、基础性的和有推进力的技术方面，这些关键技术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并适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数字技术就是当今世界的关键技术。”“美国需要制定一个以‘数字现实政治’（digital realpolitik）为基础的宏大战略，扩大美国的数字创新政策体系，打压数字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确保美国的科技优势和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进一步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重要利益受到沉重打击。
第一，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抢占制定全球技术标准和数字规则的主导权。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努力主导未来的全球技术标准，并扩大中国在制定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技术标准能够在经济、法律和政治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力，同时还能够体现出一国价值观，因此，塑造国际技术标准的能力成为国家彰显其权力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大国围绕技术展开竞争的关键竞技场之一。“中国通过‘双循环’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将技术推向国际化，使得其他国家依赖中国的企业和技术，中国企业也在国际组织中制定了技术标准。”“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中国提倡实施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方式的本地化政策，与美国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在东南亚等地区推广数据本地化将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损害其经济效益。”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对外宣扬其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并接手网络空间规则。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日本与美国、欧盟等一同提出了主张数据自由流通、取消数据本地化的“大阪轨道”（Osaka Track）。“虽然中国赞同并签署了该倡议，但 2020 年 9 月出台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才是中国数据治理和主权原则的体现，与美日等国倡导的理念不符。”
第二，美国认为中国的数字战略对其提倡的价值观构成挑战。诸多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学者污蔑并将中国数字战略命名为“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认为这是“专制政权”使用数字信息技术来监视、镇压和操纵国内外民众的方式。“中国在监控技术的扩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政府通过技术控制其公民，中国企业正在向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提供面部识别技术和先进的分析工具”。还有的美国学者甚至给中国数字战略扣上所谓“非自由主义”的帽子，“中国企业对外扩张的同时，访问大量国外政府、民众、商业和金融机构的数据，对外输出权力和操纵性的政治理念。”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因素融入对华数字竞争战略，在数字领域筑起排挤、防范中国的数字多边联盟。
第三，美国认为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来实现其国防战略目标，从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兴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支撑。美国战略界与学者别有用心，将“一带一路”尤其是“数字丝绸之路”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它包含华为网络、智能城市监控技术、“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和北斗卫星系统等，支撑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空间和数字战略为受援国提供了一些商业利益，与此同时，“数字丝绸之路”和空间信息走廊产生了巨大的大数据流。中国对大量信息的获取和潜在控制可以增强其军队在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等方面的能力。“‘数字丝绸之路’这一重要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组成部分具有军事用途，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战略优势网络，显著增加美国军事介入的成本，并降低‘一带一路’东道国政府向美国提供准入或援助的意愿。”也就是说，美国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极大地挫败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从而削弱了对华战略竞争的筹码。
二、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的实现路径
数字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
（一）在技术、规则、基础设施三方面增强数字竞争力
第一，提升美国数字技术的竞争力。有学者指出，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研发支出相对于 GDP 的规模一直在稳步下降，2018 年达到最低水平，占 GDP的 0.61%。1960 年，美国政府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资金的近 70%。到 2018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28%。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力增加对研发的投资，仅仅从 1991 年到2016 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增加了 30 倍。2020 年 10 月，白宫发布了《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将促进国家安全创新基础和保护技术优势作为两大支柱，在政府预算中提高研发资金的优先权，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通信和网络技术、半导体、太空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并不相信“脱钩”政策能够起到抑制中国追赶步伐的效果，而是将进一步发挥美国创新体系的传统优势视为赢得对华竞争的关键因素，因此拜登政府提升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研发上的投资。2021 年，参议院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美国科技发展以及关键产业研发和保护。该法案将国家科学基金会重新命名为国家科学技术基金会，新增技术理事会，计划在五年内投资 1000 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先进技术的科学研究，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高级通信、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等，并斥资 100 亿美元在全国建设区域技术中心以及制定一个供应链危机应对计划以解决诸如半导体芯片短缺影响生产的问题。《2021 创新与竞争法案》则向美国技术科学研究投资逾 2000亿美元，涵盖与中国进行科技竞争、国际联盟、芯片和 5G、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诸多议题。可以看出，数字技术是拜登政府重点投资用于研发的关键领域，这将使得中美数字竞争激烈化程度大大提升。
第二，抢占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早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时，美国就提出了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张，包括禁止数据本地化、禁止数字关税、启用跨境数据流、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美国通过签订数字贸易协定来将其倡导的贸易规则进行推广。美国已经签署了《美国—日本数字贸易协定》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并称“这是有史以来解决数字贸易壁垒的最全面、最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同时还指出，“美日两国作为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可以在为其他国家制定标准方面提供示范效应。”这表明美国希望与日本联手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加强对数字贸易新规则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并以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标杆，将其推广到其他的双边和多边数字贸易协定中。2021 年8 月，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访问越南和新加坡，数字贸易协定与伙伴关系是其出访的首要议程。此外，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与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印太盟友达成一项数字贸易协议，为数字经济制定数据使用、贸易便利化和电子海关规则等标准，该协议将为印太国家与我国开展数字合作带来种种障碍。
第三，抢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成为美国对华开展数字竞争的前哨。美国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关系着美国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关系到中美之间关于数字标准的争夺。 目前，美国与我国争夺的主要数字基础设施包括 5G 通信网络和海底光缆。塑造 5G 生态系统将是美国在未来10 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与中国开展技术竞争的基础，美国正在推动更多供应商提供替代中国 5G 的方案；海底电缆在促进数据和信息流动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全球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依赖海底电缆。2018 年 7 月，特朗普政府推出“数字连接和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关系”（DCCP）倡议，旨在新兴市场目标国家进行数字基础建设、技术援助和网络安全能力建设，渗透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和监管，增加美国公司在目标市场的份额。同年，美国提出建立“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USASCP），在东南亚城市推动数据驱动技术创新，刺激美国对该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2019 年，美国推出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将推动美国认可的数字标准在印太地区的实施与推广。12 月，美国官方正式推出“美洲增长”（Growth in the Americas）倡议，目标是推动私营部门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时，美国将“数字连接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扩展至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提供 1000 万美元加强该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二）构建数字多边联盟以维护美国的数字领导地位
一是美国—欧盟数字联盟。拜登政府加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议程中，数字贸易是较为关键的领域。早在 2020 年 12 月，欧盟出台了提升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倡议书，指出“美欧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在应对数字治理竞争体系挑战方面是天然的伙伴”。2021 年 6 月 15 日的美欧峰会上，双方决定成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维持全球领导力。双方将加强在技术、数字和供应链等关键领域的合作 , 推动数字化转型以刺激贸易和投资，巩固美欧技术和工业的领导地位，推动创新、保护关键技术的发展并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美国与欧盟将专注于调整我们的贸易和技术方法，从而使民主国家而不是中国或其他专制国家为 21 世纪的贸易和技术制定规则。”美国学者指出，“美欧之间的数字合作能够为制定一套旨在平衡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全球规则奠定基础。如果美国和欧盟继续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将至少分裂为三个领域：中国、美国和欧洲。因此，美欧在技术和数字政策上的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选择，也是一个地缘政治选择。”
二是印太地区的数字联盟。印太地区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重心，也是全球数字博弈的重点区域。该地区是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地区，也是全球数字鸿沟最大的地区之一， 数字化转型将释放巨大的市场价值。印太地区作为中国推进“数字丝绸之路”的重点对象，成为了美国构建数字联盟以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的主要区域。其中，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是其印太数字战略的基石。2021 年 3 月 12 日，四国举行首届首脑视频峰会，决定成立“关键与新兴科技工作组”，重点加强在物联网、5G、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兴技术上的合作。美国专家建议，工作组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涵盖更广泛的数字问题，加强各个成员与印度之间的数字合作，制定一项数字贸易治理原则等。美国还试图在印太地区构建所谓的“民主国家”数字联盟。拜登曾倡议以四国集团为基础，在“印太地区”建立起所谓“民主政体”领导的科技生态系统，形成能够代替中国的科技产业链和商业条件，在盟国间创建自由数字贸易，限制中国在“印太”的地缘经济参与度。
三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民主”的发达国家联盟。美国试图通过炒作意识形态差异，联合部分所谓“民主”国家塑造技术权力规则和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以应对所谓的“技术独裁国家”对其霸权的挑战。2021 年 6 月，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举行，美国表示将联合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共同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七国集团决定启动名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 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号称这是由世界主要所谓“民主国家领导”的、以价值为导向、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并声称为印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满足这些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这项计划实际上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担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希望能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替代方案。美国学者指出，“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的技术攻势，‘民主’的发达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先为自己提供替代方案，然后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方案。” 其中，数字技术是该计划的四大领域之一，七国表示将建立一个价值驱动的数字生态系统，加强在数字治理、制定数字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合作。而早在 2021 年 4 月，七国召开数字和技术部长会议并签署了“数据自由流动互信合作路线图”（Roadmap for Cooperation on 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决定共同应对全球网络安全挑战，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实现关键的国际贸易，改善数据的自由流动，加强合作以应对大型科技平台的市场影响力等问题。
（三）对我国高科技数字企业进行全面封锁与打压
其一，限制我国高科技企业进入消费市场。美国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等企业进入美国市场。2019 年 5 月，特朗普签署了《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交易、使用可能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特殊威胁的外国信息技术和服务。2020 年 3 月，特朗普正式签署通过《2019 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案》，防止威胁国家安全的通信设备或服务进入美国网络，移除目前正在使用的任何此类设备或服务，并设立了 10 亿美元的补偿计划，为小型电信运营商更换“可疑的网络设备”。2020 年 4 月，以保护美国公民隐私和公司数据安全为由，美国推出“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宣称所有进入美国外交设施的5G 网络流量都必须采用清洁路径，明确指出不得使用华为和中兴等“不受信任”的IT 供应商或存储设备。8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扩大“清洁网络”计划，包括清洁运行商、清洁应用商店、清洁应用程序、清洁云服务和清洁海底光缆五个新领域，实则是想从这五个方面把中国企业完全清除出去。2021年 3 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声称为了保护本国的通信网络和通信供应链的安全，在《2019 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案》中将我国 5 家科技通信公司列入对美国构成不可接受的通信和服务清单上，华为和中兴位于榜首。同时，美国还给其盟友施压，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封锁华为等通信企业，如 2019 年的“布拉格提案”（The Prague Proposals）、给欧洲盟友施压、联合“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共同封杀华为等。拜登则一改特朗普的“大棒”手段，使用“胡萝卜”式的经济激励手段促使第三国放弃使用华为 5G 技术布局网络基础设施。
其二，严格限制向我国数字技术出口，切断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2018 年8月，美国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以“实体清单”的方式收录 14 大类新兴技术，对其出口严加管控，目的在于限制对我国技术出口，基本涵盖了中国制造业具有发展潜力的“十大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2019 年5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及 68 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并且严禁供应商向华为出售美国商品和技术；2020 年 5 月，制裁进一步升级，要求境外厂商向华为及相关公司出售美国商业管制清单中的软件、技术及半导体芯片组等产品时，必须得到美国的出口许可。在美国的施压下，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台积电于 2020 年 9 月终止了对华为的供货。同时，荷兰 ASML 公司与中芯国际签订了合同，但是美国以 ASML 的 EUV 光刻机使用美国技术为由向荷兰施压，禁止其向中芯国际供货，使得中荷双方的采购合同至今无法履行。2020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规则称，要对六项“新兴技术”实施新的多边管制，声称这些新兴技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且在未来二十年内会产生重大作用。拜登上台后加大制裁力度，2021 年 5 月，宣布延续特朗普的行政禁令，继续全面封杀对华为的芯片出口。6 月，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拜登将限制中国实体清单企业增至 59 家，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华为、中芯国际等公司均在名单上。
其三，美国以投资审查的方式限制我国企业在美投资，并对其盟友起到了示范效应。2018 年 8 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作为 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法，表明美国从战略层面加大了对外国投资美国相关项目的审查。该法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批权限，列出了飞机制造、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制造、电脑存储设备、电子计算机制造、广播电视和无线通信设备以及生物技术研发、半导体和相关设备制造等 27 项“关键技术领域”，凡是涉及到“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的外国投资都需要强制申报。此举实际上切断了我国对美国的关键技术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互联网等方面的投资渠道。欧盟和日本也跟随美国的步伐，抬高对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门槛。2019 年 4 月，欧盟《外国投资审查框架》生效，扩大归类为“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业清单，提高筛选过程的时间和严格程度的最低标准，限制外资对关键领域的并购，防止关键领域的技术外流。同年 10 月，日本财务省向内阁提交并获内阁通过《外汇及对外贸易法》修正案，列出了 IT、电信技术制造、软件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进行外商投资审查的行业，防止关键技术泄露到国外并加强网络安全。
三、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的影响限度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给我国乃至世界都造成了重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严重干扰两国乃至全球正常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破坏。虽然美国对华数字竞争带来负面影响，但也存在较多重大制约因素，“数字丝绸之路”并不会因为美国的干扰而失去原有的基础和市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不会因美国的打压而停滞不前。
（一）对华数字竞争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对于全球数字治理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以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为基础构建的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正在受到冲击，受损害的是全球用户，延误的是各国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的布局，影响的是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联合国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受损的是良好的全球数字生态系统。
美国的做法招致广泛批评。一些美国本土企业正在游说停止对华为的出口限制，“如果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将削弱我们在这项基础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美国信息技术专家厄尔·拉斯穆森（Earl Rasmussen）表示，“美国声称华为有安全问题，这需要可信的证据来支持，但至今，美国都拿不出证据。”“欧洲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测试实验室来验证华为的设备，从我的理解来看，没有发现任何安全方面的问题。”美国政府内部也对此有一些争议，有些官员认为“限制美国企业与华为的商业往来将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从而导致企业研发经费下降，不利于美国保持技术竞争力。”“美国政府的相关做法将使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受到严重损害。” 西班牙学者胡里奥·里奥斯（Xulio Rios）揭示了美国向其盟友施压阻止华为的真相——华为的技术具有高度竞争力，使美国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将导致欧洲国家越来越依赖美国技术，中国对于欧洲的安全来说不是威胁，这是美国设下的“陷阱”。
（二）美国的数字竞争难以撼动中国的数字影响力
美国的数字竞争使中国在美欧等西方世界失去了一定的市场，然而在东南亚、非洲以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数字竞争的负面影响有一定限度。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数字丝绸之路”成为了中国和沿线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契机，对于缩小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东南亚地区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和与中国展开数字竞争的核心区域。面对中美激烈的数字博弈以及美国的持续施压，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明确表示依然选择中国5G技术。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倾向于使用中国设备，允许华为参与 5G 试验。尤其作为美国重要盟友的菲律宾，在面对美国不断渲染所谓“华为威胁”并敦促封杀华为时，仍然表示支持华为。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表示，“没理由担心华为安全问题，菲律宾对华为完全开放，华为的设备可以遍及菲律宾各地。”2019 年 6 月，依托华为 5G 技术，菲律宾率先推出东南亚首个 5G 宽带网络服务，成为东南亚首个开通 5G 商用网络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如文莱、老挝尚未进行 5G 部署，但表示支持华为5G网络。新加坡专家阿马利纳·阿努尔（Amalina Anuar）表示，“华为的 5G 技术既先进又实惠，采用包括华为在内的多供应商对于东盟来说是一种更平衡的选择，解决选边站的困扰。”
中国在非洲拥有广阔的数字经济市场，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非研究员科布斯·范·斯塔登（Cobus van Staden）声称，华为已经建设了非洲大陆70%的4G网络和 50%的3G网络。2005年至2020年，中国在非洲的技术投资总额为 71.9 亿美元，华为和中兴在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 40 多个3G网络，为20 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光纤通信网络和电子政务平台。对于美国在非洲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曾在 2019 年的数字经济会议上暗示南非将在美国压力下坚持选择华为，“美国是嫉妒华为公司超越了他们，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经济因这场斗争受到阻碍。”2020 年 7 月，南非移动数据网络运营商Rain与华为合作，在南非推出首个 5G 商业网络，使南非成为非洲首个推出5G的国家。Rain首席营销官卡拉·丹加（Khaya Dlanga）表示华为的5G网络将使南非的智能医疗、智能港口、智能采矿和智能制造等行业在未来实现数字化转型。Rain 将继续扩大 5G 网络，覆盖南非所有主要城市，助力非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疫情期间，中方积极通过多双边渠道，与非方分享利用数字技术支持“云抗疫”、发展“云经济”的经验，让非洲国家更加意识到与中国合作可以降低他们数字化转型成本。
美国的施压未能阻止中国与拉美国家数字合作向前推进的步伐。2016 年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将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作为双方合作重点。2018 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拉美共同体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双方数字经济合作也进一步加强。2021 年 2 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中拉论坛聚焦数字技术发展合作，其中包括 5G 技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这些合作旨在帮助一些关键部门的经济复苏，扭转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破坏。华为以其高性价比的设备和服务赢得了拉美地区电信运营商的青睐，成为拉美国家 5G 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华为在 2014 年就成为巴西的最大网络设备供应商，帮助墨西哥建立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公共无线网络，为智利建立了一项连接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跨太平洋海底光缆，帮助其成为拉美的数据和通信中心。面对美国对华为的封杀，拉美各界保持清醒的认知——禁绝中拉5G合作将导致拉方为此付出更高昂的机会和经济成本，但美方不会为其“分摊”，相关国家只能“自吞苦果”。美国对巴西施压力度较大，以“成为北约全球伙伴”为条件来换取巴西弃用华为。巴西副总统莫朗多次强调，巴西不会拒绝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虽然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巴西没有任何限制华为在巴发展的计划。
（三）美国构建的数字多边联盟存在诸多分歧
欧盟和印度是美国试图构建的数字多边联盟中两个不确定因素，美国与二者在数字标准、“数字税”等议题上存在分歧。
美国和欧盟在数据隐私和保护方面的分歧一直是双方经济和安全关系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双方在数字规则方面最大的分歧。美国主张数据自由流动，反对本地化措施；欧盟将隐私和基本权利放在首位，强调对区域安全和个人隐私有影响的数据应当采取本地化措施。2020 年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被称为是“世界上最严格的隐私法案”，保障数据在欧盟范围内自由流动，并促进欧盟的数字单一市场（DSM）的发展，加强整个欧盟在数字政策上的协调。美国对此批评称，这种数字治理模式对于私营部门发展不利，监管抑制了竞争和创新精神，阻碍了一些中小企业进入欧洲市场，形成事实上的贸易壁垒。GDPR 对数据使用和共享的限制可能会限制新技术的发展，并阻碍潜在的合并和收购。
美欧关于“数字税”的争执也给双方数字合作带来一定障碍。欧盟是“数字税”的主要倡导者，2018 年 3 月欧盟提出了两项“数字税”法案，旨在改革企业税收规则以及征收临时税，由于爱尔兰、捷克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两项法案遭到搁置。2019年 4 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数字税”法案，全球首部数字税法落地实施，英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家也积极探索并通过立法的方式开征“数字税”。美国作为全球拥有互联网企业最多的国家，坚决反对法国等国家征收“数字税”，认为此举对美国企业极为不公，随即开启了对法国政府“数字税”的“301 调查”， 并借助多边方式推动国际税制改革来应对数字服务税带来的挑战。然而在 2020 年经合组织框架下进行的“数字税”谈判过程中，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谈判，同时警告，如果欧洲国家推进征收“数字税”计划，美国可能会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对此表示，“美国退出谈判是对经合组织内所有合作伙伴的一种挑衅。”欧盟原计划于2021年7月发布“数字税”提案，通过征收“数字税”的方式为后疫情下的欧洲复苏基金计划筹集资金。美国则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其推迟计划，声称其行为将“威胁到全球税收规则的多边谈判进程”。迫于美国的压力，欧盟不得不推迟其数字征税计划。
对于推行数据本地化的印度而言，美国互联网公司正在凭借其强大影响力成为“新寡头”，对“印度的主权完整”带来重大挑战。印度联邦法律和电信部长拉维·尚卡尔·普拉萨德（Ravi Shankar Prasad）称，“一个国家的数据不应该成为另一个国家的秘密财产”，“任何形式的数据帝国主义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2021年2月，印度政府根据 IT 法案第69（A）条规定，删除了1178个推特账户，认为其“可能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之后，印度出台了针对社交媒体公司和数字流媒体网站的新规定，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来实施监管。7月，印度政府在一份法院文件中表示，由于推特未能遵守印度新的信息技术法规，因此该社交媒体在印度不再享有对用户原创内容的免责保护。普拉萨德警告推特称，“印度不需要美国公司关于言论自由的指导，在印度经营意味着遵守印度法律。”
在“数字税”方面，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明确表示支持征收“数字税”，认为免于征税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阻碍发展中国家数字产业的增长。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从 4 月 1 日起，对亚马逊、谷歌等在国内提供数字服务的国外企业征收 2% 的“数字税”。2020 年 4 月，印度扩大征税范围，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电子商务销售征收“数字税”或“平衡税”。印度地缘问题专家贾亚德瓦·拉纳德（Jayadeva Ranade）表示，印度征收“数字税”主要指向的是提供数字服务的美国企业，此举或将给印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针对印度政府对美国企业征收巨额“数字税”的情形，美国予以反击。2020 年 6 月，美国政府开始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的“数字税”发起为期一年的“301 调查”。2021 年 1 月，经过调查，美国贸易办公室确定印度等国家采取的“数字税”歧视美国公司，不符合国际税收原则并给美国企业带来负担。6 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六个国家征收 25% 惩罚性关税，随后，美国贸易办公室宣布这一关税政策将延后 180 天执行，同时与各国进行谈判协商，致力通过在经合组织多边谈判中寻求国际税收解决方案，未来必要时根据“301 条款”征收关税。
四、结语
我国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稳步提升。“数字丝绸之路”战略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并不会因一些势力的阻挠而止步不前。然而，我们也不能过于低估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给我国数字经济带来的压力，应当认清其实质、寻找突破口，尽可能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也要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推进我国“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和全球数字治理改革，实现南北国家的均衡发展与共同繁荣。
我们要站在中美关系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对华数字竞争归根结底是美国捍卫其全球霸主地位的手段，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产物，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数字争夺战”。但是，我们也要善于在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与突破口。美国试图构建的多边数字联盟内部障碍重重，也为我国的对外数字合作提供了机遇。其中，欧洲和印度是我国可以争取的两大合作对象。欧洲与美国在数字经济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欧洲反对美国针对中国的“零和思维”，并在“数字主权”“数字税”“数字标准”等问题上与美国存在分歧。印度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且具有较大潜力，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治理中具有一致的利益。我们应当积极寻求与这两大经济体的数字对话，开展真正有利于缩小全球数字鸿沟以及各国数字经济增长的双边和多边数字合作。
同时，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我们尤其要警惕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对“数字丝绸之路”战略的竞争力度以及对东南亚国家的拉拢与分化。我国需要加强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多层次数字经济对话机制，以民心相通带动东南亚各国对中国数字经济理念与发展优势的共识，在中国—东盟层面上搭建区域数据、数字技术协作机制，以产业、企业推动东盟一体化的形式带动中国—东盟数字合作。
美国针对我国的数字竞争从根本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标准和数字秩序之争，美国试图将狭隘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强加于他国，割裂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数字经济利益。在这场较量中，中国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利益，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诉求。我们应通过联合国全球数字峰会、国际电信联盟、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多边场合和机构，为世界各国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寻求最大公约数，并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美国数字霸权的逻辑与本质，动员尽可能多的国际力量共同阻止美国针对我国发动的数字竞争。在维护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利益的同时，还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向兼容、开放、公正、合作的方向发展，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和数字经济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王晓文（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马梦娟（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
原载于《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