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 “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1 次 更新时间:2022-05-20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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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  


【摘要】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的执着与坚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个论断的一把钥匙。“马克思主义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这一真理思想伟力在中华大地的实现,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去创造,这是“行”的关键所在。只有把这两方面的规定性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由这两个规定性,决定了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只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中得出的最高结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基础、是关键,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根本方向和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发展与深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影响社会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同时又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着深厚的、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没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没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文明制高点,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成功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能”的奥秘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普遍性;特殊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是一个句句千钧的郑重历史结论。

1、“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如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宣传优势、纪律优势、制度优势等;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如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作风、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作风、勇于自我革命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等。但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的执着与坚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全部成就的结晶,值得倍加珍惜、爱护,不断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沃土之中,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具有许多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但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因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如果把这个结论放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行”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自然而然地“行”;更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后,就不需要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

历史并非这样简单。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另一方面这一真理思想伟力在中华大地的实现,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去创造。只有把这两方面的规定性融合在一起,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行”,才可以彰显“马克思主义行”。

事实证明,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始终有一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第一,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照搬只会导致教条主义;第二,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固守,固守只会导致思想僵化;第三,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力推动本土化,使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四,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力推进思想武装,使思想伟力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伟力。解决以上四个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创造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做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两个结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站在历史与未来的契合点上,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宏大视角,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规律。

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中得出的最高结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求,一切主义都试过了,一切方案都用过了,却始终未能改变国家、人民、民族的悲惨命运。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在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到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前景。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原点和逻辑起点。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是党的理论百年探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道路,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最大困难就是要在一个农民占主体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并领导这场革命稳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一历史性难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遇到过。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面对亚洲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了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理论,并指导共产国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给予积极指导。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探索,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逐渐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给大革命后期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带来了严重损害。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接续发展,成为党的理论百年探索的第二个标志性成果。当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于,既要从根本上纠正长期以来“左”倾指导思想错误,又要从根本上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迷信,破除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开辟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同样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伟大社会改革推动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成为时代靓丽的主题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续沿着邓小平理论开辟的道路创新发展。在世纪之交,正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解答和重大理论创新,推动着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深化。这也是党的理论探索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适时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明确要努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并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认识上,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向一个新境界。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程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沿海与内地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生态资源对发展的硬约束问题日益凸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又一次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水平。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迎来强起来的新飞跃,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性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新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时代发展与思想引领相互促进、交相辉映。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展现思想伟力而且迫切需要以理论创造、理论引领打开新局面的时代。正是在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进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同时,正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证、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主动的精神力量。

通过简要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线索、主导方面和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近代以来,造成中华民族沉沦的原因,不仅是社会制度的落伍,还包括精神文化的落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也包括实现民族文化自觉、自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既把中华民族复兴使命担在肩上,也在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表现出自身日益强烈的文化自觉,在百年历程中将文化自觉深深地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既以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革命者的姿态屹立于世,又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优秀文化的最好继承者的姿态屹立于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明发展交相辉映,推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毛泽东在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同时,也向全党发出号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从此,进入中国共产党以高度文化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标志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改革同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一样,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开创新境界。其标志就是文化自信的提出,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起成为“四个自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开始强起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时代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走过增强文化自觉、创造先进文化的百年历程,终于迎来文化自信的新时代。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创新发展上,党的十九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于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根”和“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些带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理论论断,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对当代中华文化发展方向的认识上,已经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入到文化自信的新境界,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指明了方向。

如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中国经济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同时,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的实现,靠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靠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对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来说,这“两个相结合”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相互补充,共同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基础、是关键,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根本方向和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发展与深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影响社会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同时又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着深厚的、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探索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一个没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没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文明制高点、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道路,不断推动理论传承、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彰显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道路,不断推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创造,彰显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因为有了这“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百年历程中不断创造人类发展奇迹,成为充满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才能从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踏步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成功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能”的奥秘所在。

3、“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中,始终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通过阐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的思想通道。他深刻地指出:“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他还深刻地指出: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由此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应当首先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入手,从对特殊性的把握上升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不断实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认识和发展真理过程的良性互动。可以说,《实践论》所确立的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矛盾论》所确立的首先从矛盾特殊性入手的原则,又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探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具有特殊性。因为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可克服的产物。中国革命道路,相对于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来说,也有很大的特殊性。因为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尽管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沙皇俄国,但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观察问题,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暴露得充分无疑,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帝国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其结果促成了广大亚非拉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促成了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革命作为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普遍性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广大亚非拉美国家,也为这些国家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树立了榜样。

邓小平理论所开创的改革开放成功道路,也是如此。一方面,它具有特殊性。这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普遍意义。就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来说,苏联和东欧各国实行改革比中国早,基础也比中国好,积累的经验一度比中国丰富,但始终没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找到一条成功之路,最终由于党内高层在政治方向上出了问题而走上不归之路。中国则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根绝了超越阶段的错误;继而实行农村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流通领域改革等全方位改革,实行设立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性决策,最终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光明大道。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中巍然屹立,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在世界风云变幻中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在回答新时代提出的“中国之问”中创立的,是源于新时代、属于新时代、开创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唯一科学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与此同时也进入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期、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各种矛盾的凸显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在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科学回答了“世界之问”,使中国由大踏步跟上时代迅速变为引领时代潮流,彰显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普遍意义。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亟待解答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选择,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吸引力显著增强,中国日益发挥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的成功,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邃思考、深刻总结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进一步彰显。正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上鲜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特点,在中华沃土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彰显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的进程中,把握好、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前无古人的,也是无法从任何书本上寻找到现成答案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辩证地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行”的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前开始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之时所遇到的问题,大体上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导回答的同时代问题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所遇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需要用更大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独立自主地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因此,“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李捷,求是杂志社原社长,中国史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来源:《现代哲学》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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