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国民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总规模居世界第二，增长率为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取得巨大进步的背后，我国数字经济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根本性矛盾，既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发展基础不牢、动力不强、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等问题。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必须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敢于创新发展范式，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数字经济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锐意创新发展范式
创新是数字经济的灵魂，没有技术发展范式的创新，数字经济强国的目标就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我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强调发挥后发优势，走跟踪模仿的“发展捷径”，在既有赛道和游戏规则下进行缩小差距或填补空白式地跟跑与追赶。然而，当对标数字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时，倘若再一味地走跟踪模仿的老路，固守不合时宜的科技发展思路，后续发展中就不可避免地容易陷入“卡脖子”的窘境。“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发展之初有意或无意地驶入别人圈定或设定好的技术路径，陷入“市场红海”被迫进行“剩余价值”竞争的困局。我们绝不能幻想技术与市场的先行者们会毫不吝啬地赐予竞争者“免费大餐”，不会在身后设置“专利和规则陷阱或地雷阵”。在起步阶段和积累实力时期，将跟踪模仿作为“权宜之计”无可厚非，但是长此以往则极易落入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故步自封的境地，必将被后浪推前浪、不进则退的时代大潮所淘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再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改变跟踪模仿的陈旧理念，树立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目标导向，锐意探索新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范式；必须挣脱既有思维定式、方法论、技术路径和实践规范的限制，勇于否定自我和挑战现有规则或套路。
为此，在全球数字经济大潮来临之际，我国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技术发展范式的变革：一是提出并打造演进与变革模式兼容并蓄，能灵活适配人机物、海陆空天多元多维融合世界互联需求的多模态智慧网络发展新范式；二是提出并打造能够突破现有“冯诺依曼”体系架构束缚，实现从单纯追求“通用算力”向获得多元高效“智能算力”转变的领域专用软硬件协同计算技术发展新范式；三是提出并开辟一条不依赖先验知识、可防范已知或未知安全威胁、能广泛赋能网络与功能一体化安全的内生安全发展新范式；四是提出并创建能从根本上改变IT/ICT/ICS/IOT等领域现有工程技术与物理构成形态，建立基于软件可定义体系架构与晶圆级多维异质集成的微电子/光电子技术发展等新范式。
统筹协调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数字经济的规模越大，就越要注重统筹协调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决不能把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体系建立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技术基础之上。未来十年，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将更加紧密，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广义功能安全壁垒”。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使得所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智能化设备都将具有典型的信息物理系统（CPS）特征或属性，其功能安全和网络安全问题必将相互交织与渗透，使得原有“各自独立”的技术与工程边界快速“崩塌”，凡是基于信息网络的电力网络、燃气网络、输油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都会因为广义功能安全问题形成新的社会性风险，进而成为数字经济乃至数字社会的重大问题，一处隐患可能全域尽毁。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之所以能“直接威胁或击穿”传统功能安全底线，其根源是现代信息系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软硬构件“漏洞后门”问题而造成的“基因缺陷”。产品复杂度越高、技术链开放性越强、供应链越长、网络依赖性越大，通过系统“漏洞后门”实施的“致瘫治乱”攻击的风险就越高。“漏洞后门”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数字社会智能网联设施的最大公害”。更令人不安的是，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认知能力，尚无法从理论与工程上彻查“漏洞后门”问题。因此，实现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一体化处理网络安全和功能安全交织问题，赋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以形成高可靠、高可信的双重安全能力。
推动绿色高效能发展
数字经济不等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的背后是极高代价的能源支撑。随着摩尔定律和登纳德缩放比例定律逐渐失效，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中心等传统信息基础设施在功耗、能效、体积和成本上遇到重大挑战。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半导体十年计划》指出，如果没有技术变革，未来的能源到2035年也许仅能满足信息基础设施所需。与此同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通用计算能力和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应用。以经典超算为例，其计算资源和能力的有效释放率通常低于20%。若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绿色发展战略，必须从摩尔定律资源密度和价值密度增长的本质出发，把握“体系结构进步正在接续工艺提升，成为智能物联数据时代微电子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趋势，大力发展基于软件定义的晶元级异质异构硬件系统集成技术，最大程度获取体系结构与工艺进步的综合增益，推动领域专用软硬件协同计算体系发展，实现比经典通用计算更为高效能的智能计算，提供具有新型工程物理形态的高性能、高效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开辟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相适应的新路径。
坚持可管可控的开放发展
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推动全球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数字世界”是一个实现人机物多元融合智能互联的载体，开放性是其自身的内在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开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数字空间，开放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没有安全保障的开放无异于“引狼入室”。但如果为了追求绝对安全就不开放，因为技不如人就不敢开放，也就陷入了“因噎废食”的怪圈，失去了数字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和最根本的动力。当下，我们必须要破解数字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安全性与先进性、成熟性与可信性、自主性与开放性等诸多矛盾问题，在“供应链不安全”的限制条件下，保证开放条件下的网络空间安全可控；在“有毒带菌”的客观环境下，维护好国家网络安全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广义功能安全。我国科学家十年前提出的网络空间内生安全理论和技术，经多维度、多方位、多领域的实践应用证明，能够为信息化与网络安全“一体两翼、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可落地的、抓手级的支撑，既能在利用国际上成熟的、商品级的“有毒带菌”软硬构件条件下，也能在采用“成熟+欠成熟”“引进与自产”构件的混合应用模式下，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或信息物理系统提供具有高可靠、高可信、高可用的广义功能安全保障，为数字经济突破供应链安全困局、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和更高层次互联互通提供新的技术路径与解决方案。
实现更高质量的共享发展
共享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特点。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数字化已成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所需要的重要技术途径，大大提高了有限资源的普惠化水平，大大方便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大大弥合了数字鸿沟，满足了多元化、分众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普惠均等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如同在现实世界一样，老百姓不但注重吃得好、用得好，还注重吃得、用得更安全；在未来的数字空间中，老百姓不仅关注如何获得更加丰富的数字服务，还关注如何获得更加安全的高质量服务；不仅需要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更需要有信任感与安全感。提供更高质量、普惠均等的数字化服务，必须高度重视数据安全问题、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问题、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问题，把国家“大安全”和人民群众身边的“微安全”有机统一起来，筑牢保护人民群众网络空间利益的安全防线，不断提升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和自我防护力。同时，我们还需要为普通百姓提供数字世界中多元的“风险分散”手段，让公众的数字资产、数字资源、数字权益获得和现实世界同样的托底保障。为此，必须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金融保险领域协同创新，依靠金融保险业的力量吸收数字时代的“残余风险”。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险生态，按照工信部发布的《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征求意见稿）》要求，在智能联网泛在化、数字应用普适化的背景条件下，在安全功能可定制与评估、安全指标可测试与度量的基础上，构建“保险+风险管理+服务”的网络安全保险新业态，更好地保护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邬江兴；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邹宏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