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与研究范式，中国边疆研究者应以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为核心，秉持哲学思辨的态度与科学实证的研究精神，确立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在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自我理论体系视阈下，凿空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呈现出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领地与疆界。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 自我认知 科学实证 人文关怀 研究范式
19世纪以降，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爆发与加深，中国边疆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渐次掀起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第一次研究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研究高潮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古代边疆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与中国边疆研究史为重点的研究格局形成，以及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学术理路为标志，正在掀起第三次研究高潮。“这三次研究高潮，背景虽然不同，但在学术理路上殊途同归，即都有三个来源：古代传统、西方理论及现实实践。”对于三次研究高潮的渐次出现，李国强评论说：“它们之间至少有三个共性：一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学术起点都来自于边疆历史的反思；二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目标都源自于现实的需要；三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都加速了边疆研究理论内涵的拓展、研究结构的再造、学科体系的转型。”在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掀起过程中，除边疆史地的科学实证研究外，在关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价值取向，为构筑中国边疆学为“显学”创造了相当有利的客观条件。无论是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确立，还是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在笔者看来，应着力于两个层面：一是着力中国边疆学内容与体系的系统构建；二是着重探讨具有指导意义且有可行性的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方法论。关于古代中国边疆史的形而下之器，即研究方法与路径已做专文讨论，本文拟从形而下之道的视角就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认知略述管见，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建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自我认知体系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边疆区域出现新变化，以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介入，尤其是海外学者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以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汉族中心主义观和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与现实，力图解构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观，构建各种重新阐释古代中国边疆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在此意义上说，加强中国学者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构建，增强中国边疆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边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已成为中国边疆研究者刻不容缓的任务。邢广程指出：“从我国边疆演化的历史、我国边疆现状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上看，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全面、深入和客观地加以研究。从我国陆疆和海疆两大空间上看，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应对陆疆和海疆的历史演化进程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研究。”如何对古代中国边疆历史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形成令世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如何构建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话语体系，有关古代中国边疆涵义的阐释与实践就显得愈发重要，是以从古代王朝国家至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学术理路，还是以从西方舶来的民族国家的学术理路，来构建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边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当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者必须回答的颇为“微妙”的历史问题。故此，对于中国边疆研究者来说，持什么样的立场，择取什么样的视阈，采用什么样的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就成为必须直面思考的旧问题与新概念。在笔者看来，要解决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困境，其出路就在于如何把握古代中国边疆理论的认知、实证与人文关怀三个层次上的“形而下之道”，即如何理顺理论认知是科学实证的必要手段、科学实证是理论认知的终极结果、人文关怀是理论认知与科学实证的价值取向之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关系。
1.加强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认知的反思
认知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之内涵是中国边疆研究者开展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它既为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者提供学术理念与分析方法，促使古代边疆研究者从成千上万的纷繁多维的边疆物象中梳理出清晰的头绪，准确把握古代中国边疆发展的规律与内在本质，又可将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者从客观描述边疆沿革的实态中解放出来，超越边疆沿革的表面物象，形成问题意识、创新性的观念与独立的学术理路。因此，中国边疆研究者对于古代中国边疆研究成就的大与小、认同度的高与低，关键在于是否确立了正确的边疆观念与研究范式，使古代中国边疆的历史书写由遵从逻辑思维的自洽，升华至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边疆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与关联性，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严密的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体系。
回溯中国历史，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便具有了边疆意识、天下观念，《国语》《尚书》所记录的“五服制”就是“从一个政治中心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程度的管辖和不同地区对一个政治中心承担不同程度义务的角度着手认识边疆的”，边疆与中央（核心区）已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商时，商人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边疆意识与天下观念愈加强烈，其边疆概念内涵趋于具体、明确。周时，周人明确提出：“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从周人所描述边疆的物象观之，周人的边疆意识与天下观念已相当明晰，且具有准确的地理方位与区域。在此基础上，周人为了达到边疆治理的目的，还设置了“象胥”之官，“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可见，周代的边疆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周人社会活动中的常态。古代中国边疆的理论认知，经过春秋战国的洗礼，秦汉大统一局面的淬炼，已基本确立，如天下观、华夷观等已成为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与边疆互动关系的基本准绳。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与边疆互动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有关‘天下’的叙述不胜枚举，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学者不厌其烦地构建及完善‘天下观’思想体系，一朝又一朝的政府都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化的‘天下观’来进行制度建设，从而巩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天下观不但是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问题，更是了解古代中国何以能够维系广阔疆域的关键。”故此，如何理解“天下观”的内涵，王小红等认为：“先秦时期的古代中国，特别是周代以来，通过几部经典文献，中国思想家们建构出了中国式的、具有一元等级世界秩序特征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以客观地理空间为基础，以华夷之辨为依托，以王道天下为指归。‘天下观’不仅成为中国历代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理论的基础，也影响了历代中国王朝处理与外部世界的政策，并成为中国式世界秩序——天下体系的思想基础”。就成为中国边疆研究者客观研究古代中国边疆问题不能回避的关键所在。
考察古代中国天下观的地理空间，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强调天子统治的理想状态下的自然地理空间的无限性，如《中庸》将“天下”理解为“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之区域，其边界十分模糊。二是强调天子实际统治地理空间的有限性，如《礼记》曰：“君天下曰‘天子’。”汉郑玄注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此云天子统治的地理空间不仅包含实控区域，亦覆盖至“四海”。所谓四海，《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又《周礼·职方氏》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在笔者看来，《礼记》《周礼》所言的天下地理空间又相当明晰,乃天子统治所达之区域。在古代中国社会，理想状态下的“天下”观念与现实状态下的“天下”观念在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秉持的天下观念中常常相互转换，这使得当今学界对其认知亦出现了不同看法，现兹举四例：李大龙说：“狭义的‘天下’乃是指秦统一以后中原地区的郡县区域为核心，是皇帝政令可以直接实施的范围，在众多史书中经常出现的所谓‘大赦天下’即是此类。广义的‘天下’则是以‘夏’的居住地为中心，包含了更广阔的‘夷’的分布区。”尹建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天下观’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只是说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前提之下，是将周边的蛮夷戎狄都统摄于理想化的‘天下’，从而‘德化被于四海’，还是以现实统治地域为‘天下’空间范围，在华夷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边界的问题。”何新华说：“古代中国‘天下观’中包含的‘天下’、‘畿服’等空间概念，并非是实体概念，而更多地是一种观念构建，这些空间概念其含义虽与古代中国所接触的实际地理疆界相关，但它们不必一定要与实际的地理方位、地理范围相吻合。‘天下’、‘四海’等概念没有准确的空间范围，更无地理疆界中实际的对应物。”张文说：“天下观只是一种观念，并不能等同于现实，一旦中原王朝面临强大对手的挑战，其间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由于传统的天下观影响深远，甚至关系到一个王朝的正统地位，因此，尽管从现实角度可能会有一些让步，但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往往不能对边疆政权予以正式承认。”从上述四例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天下观认知不难看出，中国边疆研究者对“天下”观念的认知尚未趋于一致，更不用说“天下”观念具体到历朝历代的认知实态。在中国学界如此，在域外学界亦如是，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在阐述日本学界对中国“天下”观念认知的学术史时指出：“关于‘天下’这一词语的内容，在日本的研究者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天下乃是超越了民族、地域并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世界，或将其理解为世界秩序、帝国概念之类。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天下就是中国=九州，将其理解为处于强力统治权下的‘国民国家’概念。”总体说来，“天下”观念的认知还需要给出更加准确的描述，不管是理想中的天下观，还是现实中的天下观，甚至具体到历朝历代统治者什么时候使用哪种政治涵义的天下观都需要中国边疆研究者深入研究，砥砺打磨，力求臻于至善。
华夷观亦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与边疆互动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有关华夷的生成，《礼记·王制》给出的阐释是：“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由此观之，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才是华夷观产生的内在因素，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二元结构族群体系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华夷观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华夷一统”论，也就是贯穿古代中国历史始终的“大一统”观念，强调华夷一体秩序；二是“华夷之辨”论，也就是古代中国君臣时常谈论的“区隔华夷”观念，强调华夷多元特性。在“大一统”与“区隔华夷”的关系互动过程中，又衍生出“华夷之变”论，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华夷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由夷人可变为华人，也可由华人变为夷人。所谓“汉化”“儒化”就是夷可变华，即“用夏变夷”论。所谓“胡化”就是华可变夷，即“用夷变夏”论。
考察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华夏”与“戎夷”这一组相对概念，始终贯穿于古代中国社会，华夷观念可追溯至上古华夏族共同体形成之际，而华夏族“形成于夏，发展于商，壮大于周”。夏朝虽然建立了“家天下”的统治方式，但并未实现统一，他的内部与周边存在着众多保持着一定实力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有穷氏、有虞氏、商部落等族群共同体。不过，夏启利用经济文化优势，举行“钧台之享”，目的就是“皆所以示诸侯者，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迫使蛮夷诸族群听命于夏。商朝亦是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令周边方国（族群政治体）归并到商朝的统治之下，《诗经·商颂·殷武》所描述的“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就是当时华夷观的真实写照。周代殷后，华夷观念由淡薄转向明朗，极力宣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夷一统思想。随着秦汉统一局面的形成，华夷观念逐渐成为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边疆族群关系的主体思想。梳理华夷观念在古代中国社会的流变，不仅有助于解读“华夷一统”的重要政治旨归，而且亦有助于解读“华夷之辨”的政治旨归仍是实现“华夷一统”的理想愿景。从古代中国的长时段流变分析，无论是“华夷一统”还是“华夷之辨”，都是要突破狭义地理空间的限制，以华夷无别、华夷一统为旨归，实现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稳定与发展，正如许纪霖所云：“中国历代有明确的夷夏之辨、胡华之别。华夏是‘我者’，夷狄、胡人是‘他者’，但彼此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可变动和转换，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夷夏之间，虽然有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许倬云亦说：“在商周以后，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厚资源的‘中原’自认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外地边陲。于是，这一‘自—他’的相对地位，又具有‘中心—边陲’的互动。‘中心’不断因为扩张而改变其范围，于‘边陲’的所在，也不断有相应的变化。旧日的‘边陲’，可能融入‘中心’，而于周边，又有原本遥远的地区，成为新的‘边陲’。”在我看来，随着不同阶段的边疆族群与统治核心区域族群的互动，华夷观在不同时期亦赋予了不同的思想理念与政治内涵。当统治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上升或强势阶段，“华夷一统”观念则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思想主流，边疆族群与统治核心区域族群的互动关系相当频繁，当统治核心势力式微阶段，“华夷之辨”观念又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思想主流。“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的扬抑变奏，构成古代中国华夷观的流变。当然，中国边疆研究者在认知古代中国边疆理论时，亦应清楚地意识到，在古代中国的边疆族群与统治核心区域族群的互动关系过程中，华夏与戎夷均具有我者与他者的意识，自然产生了自我认同与他者意象，这就要求中国边疆研究者既要关注华夏共同体的认同问题，又要审慎地看待处于边疆区域的“戎夷”的自我认同问题。总体说来，“华夷”观念的认知还需要给出更加准确的描述，不管是长时段的华夷观，还是短时段的华夷观，甚至具体到历朝历代统治者什么时候使用哪种政治涵义的华夷观都需要中国边疆研究者深入研究，砥砺打磨，力求臻于至善。
综上，在古代中国边疆视阈下，无论是天下观还是华夷观都是指导中国边疆研究者研究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的指导思想、观念，作为中国边疆研究者既要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对古代中国的边疆观念做出理论上的提升，构建符合古代中国实际且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又要以中国边疆研究者自我认知的边疆理论体系去深入研究古代中国的边疆物象，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能达成共识的学术成果。目前，流行于中国学界的“多元一体”“自然凝聚”等边疆理论认知，对于中国边疆研究者而言，就极具启示意义。
2.有理有据有节地展开古代中国边疆的科学实证研究
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边疆理论要求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所阐发的理论概念要“论从史出”，而不能过分地强调“以论带史”。不过，研究古代中国边疆的学者在研究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的物象时，唯对古人留存下来的史料诉诸整理，秉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创新的边疆理论的指引，离开边疆理论的指引，有理有据有节的科学实证研究就会失去头绪，趋于碎片化，缺乏总体性与针对性，导致逻辑思维的非一致性与非关联性。因此，开展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的科学实证性研究必须是在充分认知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以正确的边疆观念指引古代中国边疆的科学实证研究，才能实现创新性跨越，进而避免“口号式”的“大而空”之思维想象与研究范式，才能展开在“历史语境”视阈下的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的历史书写。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就起到了中国边疆学前沿研究引领者的作用，“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主编厉声在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取得的学术成就时说：“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而且以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点，成为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科建设和发展、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已形成了从最初以中国近现代边界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近年，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已逐渐形成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而为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模式。”厉氏的总结与展望，实际上就是中国边疆研究者所追求的目标与方向。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的实证研究，可谓群星璀璨，成绩斐然：一是以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为代表，以学术史为核心，着重评述中国边疆研究；二是以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为代表，着重以探讨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为核心的研究；三是以林荣贵《中国古代疆域史》、刘宏煊《中国疆域史》为代表，探讨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及其规律；四是以马大正等《中国边疆经略史》、厉声等《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程妮娜等《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为代表，着重讨论古代中国边疆治理与治策；四是以方铁《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孙喆《中国东北边疆的治理》为代表，以区域史视角，着重探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略与治策；五是以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史》、《唐代边疆史》为代表，以断代史视角，讨论汉唐的边疆经略与治策；六是以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为代表，以中国边疆学分科及其中国边疆学科体系建设为旨归的研究。
尽管当下中国边疆研究者取得了辉煌成绩，研究成果亦蔚为壮观，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边疆史地学术研究上的难点问题层出不穷，以往研究中被忽视或者研究不够深入的大量理论问题日益成为本学科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它们虽然是基础性的，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些问题为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凸现出边疆史地学科的发展潜力。”的确如此，到目前为止，有关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还存在着古代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不平衡抑或区域板块的不平衡，一些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尚处于拓荒阶段，亟待进一步加强，即使是研究较多的领域，仍有不少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做进一步深入探讨。众所周知，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时间跨度长、地域空间大、因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社会差异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导致古代中国边疆演进的历程极为复杂多样，相当多议题需要中国边疆研究者去探索、去创新，取得新理论与新成果的认知。古代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演进历程的内容、特点与规律的科学实证研究，均需要进一步深入开拓与完善，这就是中国边疆研究者追求科学实证研究的总目标。只要中国边疆研究者本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科学实证精神，就会形成以古代中国边疆的科学实证研究而抽象出适合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具有中国气派的自我认知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并能进一步指导古代中国边疆科学实证研究，达成哲学思辨与科学实证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
3.古代中国边疆研究需要人文关怀
在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过程中，中国边疆研究者秉持什么样的立场，择取什么样的视阈，采用什么样的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相当重要。直接关涉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研究的视阈定位与价值判断，更是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的认知与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的实证研究的价值取向。何兆武说：“史料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则不断在变，因为他的思想认识不断在变。”“历史事实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而无可更改，但历史学（即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诠释）却必然不断地在更新。一旦我们的思想观念更新了，原来的史料就被转化为新史料并被给予新的诠释而获得新的意义。”王学典说：“政治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问题意识，政治意识形态在制造偏见的同时也可能提供洞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这种洞见则直接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是学术活动自身所无法产生的。毋庸置疑，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可以从外部为学术发展注入动力，可以成为学术变迁的最积极、最活跃、最主动的因素。”故此，中国边疆研究者在实证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以及构建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时需要审慎观察时代背景，考订古今边疆概念的异同，观察中外学术理念的殊途，慎辨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合适与否，将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引入正确的学术研究路径，推动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在中国语境中不断取得新进展。面对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边疆物象，中国边疆研究者应摒弃民族国家的思维，在多民族国家视阈下展开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古代中国边疆的演进历程无疑是正确的方向，是认知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与实证古代中国边疆物象的核心价值所在。以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人文关怀去从事古代中国边疆的理论体系构建与古代中国边疆的实证研究，实现中国边疆区域的稳定与发展，形成具有中国学界特色的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话语体系。
目前，中国边疆研究者在研究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时，有关中国边疆研究范式大体可以归纳为静态说与动态说两个方面。静态说又可分为三：一是以历代王朝疆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以孙祚民为代表；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以白寿彝为代表；三是以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以谭其骧为代表。动态说认为历史上的中国边疆随着朝代的变化而有盈缩，以赵永春为代表。无论是静态说，还是动态说，均涉及如何去界定中国疆域的理论，“是以现代的中国疆域或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还是以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作为历代国土的范围”，无论是“上溯法”还是“下叙法”均存在诸多难以破解的历史命题。在笔者看来，以历代王朝实际控制区域作为中国疆域的范畴来讨论古代中国边疆的演进历程，很明显是“中原中心论”的基调，进而遮蔽了边疆民族区域在古代中国疆域嬗变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也有悖于古代中国本身就是多民族国家的认知常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作为古代中国的疆域范畴，亦不符合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的物象，亦容易招致“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诟病。故此，李大龙主张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王朝的疆域”作为古代中国疆域演进的基础，因为“清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是第一个让人们理想中的‘中国’（‘大一统’）和现实的‘天下’（皇帝的有效管辖区域）逐渐实现吻合的王朝”，“这一时期中国的疆域完成了由王朝传统疆域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转换”。在我看来，李大龙的中国边疆理论在赞同谭其骧的论点基础上动态地观察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及其与现代中国边疆的有机联系，进而提出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具有“自然凝聚”的总特征。古代中国边疆演进的“自然凝聚”理论体系透视了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的内在本质。自然凝聚的要义在于历朝历代统治者在边疆族群与农耕族群的互动过程中的自然生成，遵从的是文化的认同原则，在“天下”的地理空间内权力边界（边疆）是随着政权国力的强弱而伸缩，而不是围绕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古代中国边疆的演进进程是在自然环境下客观历史事实的映像。
无论静态说还是动态说，均是在“多元一体”理论视阈下展开讨论的，“多元一体”理论体系是指导当下中国边疆研究者实证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的不二法则。1986年张博泉发表《“中华一体”观念论》，198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尔后，张氏撰著《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费氏撰著《中华民族多元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体格局》，对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体系做进一步深入阐述。“‘中华一体’侧重历史学的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则依据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察，两者可视为这个命题的前世和今生。”张氏主张：“我国历史就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的最大实际和特点，也是史学研究的最大实际和特点。多元是一体的多元，一体是多元的一体，一体是研究历史的最大的前提和基础……一体是我国古代的国家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区域的整体观念，统一是一体内的诸事物的统一，分裂也是一体内诸事物的分裂。统一与分裂是就一体内的诸事物的合与分而言的，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不改变一体的性质。”而费氏在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时则主张：“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尽管“中华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体系已为中国学界所认同，并极大地推动了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史、特点与规律的研究，然而仍存在不同的理解与看法。为了加强古代中国边疆的研究，有必要对“中华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体系进行长期深入的讨论，使之更臻完备，成为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基石。
总体说来，当下的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这么一种观念，以中国边疆理论的认知、实证与人文关怀三个层次为核心，形成中国边疆研究的自我认知体系，既有中国边疆研究者构建的边疆理论体系指引，又有中国边疆研究者对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的实证研究，同时以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人文关怀为出发点，正确树立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明确中国边疆研究者所秉持的立场，确立中国边疆研究者所构建的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建立中国边疆研究学者的话语体系，以此为基础展开古代中国边疆的实证研究，应是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过程中值得重视的关键问题。建立中国学界的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任重而道远。
二、审慎对待海外中国学者的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范式
在海外中国学界，有关中国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可谓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总体说来，可归纳为如下七种：一是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亚洲史论》为代表的“南北对立”论；二是以美国学者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日本学者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Ⅲ）为代表的“征服王朝”论；三是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危险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国学者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为代表的“边疆范式”论；四是以日本学者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古代日本的民族与国家》为代表的“骑马民族”论；五是以日本东亚研究所组织日本学者编写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为代表的“异民族统治”论；六是以日本学者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亚洲史的思考：构成亚洲史的四个世界》为代表的“北亚世界”论；七是以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蒙古帝国的兴亡》为代表的“欧亚世界”论。尽管海外中国学界不断刷新中国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但其总体特征无外乎将中国古代“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的二元结构社会人为地分割成具有明显自然地理特征的两个地理单元，将农耕区的华夏（汉族）视为单一的种族基础，主张“所有的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阐述的倾向是将中国边疆游牧行国和游牧族群凝聚的历史独立于农耕族群之外。张博泉在评论征服王朝论时说：“‘征服王朝论’的产生有它的历史渊源，是帝国主义御用史学捏造的‘南北对立论’，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征服王朝论’的理论核心是‘南北对立论’，以此为核心而构成它有系统的一系列的具体观点。这些观点围绕着一个目的，即分裂我国民族，分裂中国，并为帝国主义向中国侵略制造反动理论。”王欣在评论拉铁摩尔等国外中国学者的古代中国边疆认知时说：“古代中国边疆的范围虽经不同时代的演进而时有伸缩变化，但其基本形态为何却完整地延续地保存到近代并为当代中国所继承？在‘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理论背景下，拉铁摩尔和狄宇宙等西方学者并未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说，甚至完全回避乃至无视这一事实。濮德培在自己著作的最后倒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更多的却是对此表示特别的‘惊讶’，并轻描淡写地将之归于‘很多偶然因素的结果’而一笔带过。与他前面的长篇大论相比，这样做显然是很轻率和不负责的。”刘凤云在评论美国学者的“新清史”时说：“‘新清史’就是强调清朝与历代汉人建立的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钟焓对北美“新清史”观点评介后指出：“唯据本文此前的评介，可把多数‘新清史’学者的现代中国观概括为两个‘万恶之源’：第一是在思想层面上存在的自清末诞生并延续至今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二是1911年之后中国政府坚持在边疆地区行使主权的国家行为，其中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边疆行使主权的力度和有效性远大于民国时期，所以其推行的民族政策也就自然成为彼辈口诛笔伐的重中之重。在这批学者看来，正是这两个‘万恶之源’既导致了非汉人群无法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使得他们在中国沦落为注定永无翻身之日的‘被统治者’，同时也造成了中国通向自身民族国家的政治道路归于失败。”故此，审慎对待海外学者的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研究范式是十分必要的。在笔者看来，从民族主义出发，以民族国家理论为依据，任意解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特点与规律，是存在较大问题的。美国“新清史”学派所主张的“清朝能够成功地将如此众多的民族、文化统一在一个政权之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满族统治者的‘非汉因素’，是他们与东北、西北诸族在血缘、文化上的联系，以及这些民族对满洲而非汉族存在的那种认同”的观念，实在是有遮蔽满汉之间的融合以及满汉一体的社会现实之嫌疑，尤其是“新清史”学派着力强调的“满洲”独立性问题，显然与中国边疆研究者在认知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上出现了不应有的分歧。
海外学者构建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时，没有充分关注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性、总体性，以及区域间的多族群性、差异性，可以断定，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构建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是行不通的。所以，刁培俊在区域史视阈下反思“历史中国”时说：“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注重其中的区域性差异，以传统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透视历史中国的镜像，锻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的宏观学术命题，才能引领国际学术讨论。”对此，周伟洲则评论说：“借鉴西方中国边疆研究成果，努力探索中国边疆研究创新与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和创新，离不开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借鉴；对国外一切有益和有利中国发展的文化科技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好的，从而抛弃了中国研究自己国家边疆的传统。”这些评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中国边疆研究者，在构建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时，应认真思考从怎样的立场出发，择取怎样的视角，采用怎样的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构建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疆域的演进历程、发展特点及其内在本质。故此，抛开狭隘的古代政权、族群对立的学术理路，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方法，必须站在区域史的视阈下从总体史的视角构建中原族群与边疆族群之间，以及边疆族群为核心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族群为核心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关系，注重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差异性、总体性的综合特征，强调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才能准确清楚地构建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边疆理论体系，实事求是地阐明由王朝国家嬗变为主权国家的合理性、合法性，才能准确把握古代中国边疆向具有法律意义的现代中国边疆的转换。
在审慎对待海外学者的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上，中国边疆研究者既要重视自我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的构建，亦要深入分析海外学者构建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时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理路。张世明说：“对边疆这一问题通透明达的认知，其要在于突破吉尔兹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束缚瓶颈，超越井底之蛙式狭窄视野限制，以一种全球性的多元化的眼光臻于中西会通。”“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口号是否响亮，也不在于别人是否响应，而在于我们边疆民族领域的研究者不要做扶不起的阿斗，能够贡献出沉甸甸的科研成果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唯其如此，中国边疆学才能在开放的学术领域中逐渐明晰地呈现出自己的学科领地和疆界……我们永远不要用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应该在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基础上积极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针对于此，李金铮说：“我们不仅要做爱国的历史学者，更要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学术水平的历史学者，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要想抗衡西方、超越西方，就要尽可能地以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引领现代学术方向，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你无我有’，此为中国获得学术自信的根本之路；从全球化、国际化的视角来理解，又须将中国学术作为全球学术、国际学术的一部分，淡化中西分界，突破封闭意识，开放胸襟、博采众长、互相竞争，真正做到‘你有我强’，共同向更高的学术水平迈进。”打造这种学术认知与研究旨归，就是中国边疆研究者努力追求的目标与至臻的愿景，需要中国边疆研究者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三、结语
纵观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中国边疆学体系建设进程中，古代中国边疆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李国强说：“构建中国边疆学，是理论创新的必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我们之所以要构建中国边疆学，其目的在于通过强化边疆问题的整体性研究、综合性研究，以更加完整、规范的学术体系、理论架构，实现边疆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核心目标：一是探寻我国边疆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为科学阐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基石；二是探寻我国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在思想、制度、手段、方式等多个层面追溯历史根源、阐释时代表征、破解现实难题，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三是探寻我国边疆开发经营的历史轨迹、当代进程、未来方向，为边疆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边疆人民的福祉提供理论支撑。”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必然性、目的性以及核心目标已然明确，中国边疆研究者就应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以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人文关怀为核心，唱响中国气派，树立自我独立之精神，秉持哲学思辨之态度，构建中国边疆研究学者的边疆学学术理念与分析方法，确立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以科学实证的研究精神，开展古代中国边疆史的实证研究，在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自我理论体系视阈下，凿空古代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呈现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中国边疆学的学科领地与疆界。
高福顺，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邮编130012。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