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丹辽朝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尤其是在古代北方区域社会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辽史的研究,迄今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除受正统观念的桎梏外,主要还是史料的匮乏。这种情况下,当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应遵循穷尽史料、精耕细作的方式,这也是目前史学研究的基本动力与价值取向。另外,慎辨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慎视辽史的视阈定位。具体研究中,既重视其趋同性研究,又关注其趋异性研究,达成趋同性与趋异性的辩证统一,即关注契丹辽朝与中原王朝间的互动性,既要考察以契丹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儒化"、"华夷同风"观的形成过程,也要考察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民族的"胡化","以夷变华"现象的出现。将辽史研究引入正确的学术研究路径,推动辽史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
【关键词】：辽史研究 视阈定位 辩证统一
在中国传统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辽史研究似乎仍不时有“拓荒粗放”的感觉，研究辽史的学者略加沉思考量，就会发现辽史还有相当多的“处女地”有待学者去拓荒、去探寻。为何辽史研究还有如此之窘境，为何与唐宋、明清等断代史比较还相对较为逊色，这无外乎就是有关辽史研究资料之不足征。清朝史家周春辑辽代诗话时曾阐述到：“辽自肇基临潢，南有燕云，传位九世，历年二百。其间非无事迹可记，而《辽史》所载《文学传》，仅得萧韩家奴等六人，文辞之盛，远逊金源。余尝过白沟河，叹宋之孱弱；经北苑访萧后所谓梳妆台者，而喟然于后之被谗，乙辛之黠。又尝以事历边塞，问长春之废淀，吊龙纪之荒城，与夫扶余旧壤，东丹故宫，寒雨冷烟，碑残石断，欲求耶律遗事，无有存者，吁可叹哉！”[1]在史家周春看来，辽朝历国二百余年，其间世事粲然可记述者不可胜纪，然“欲求耶律遗事，无有存者”。对于周氏的疑问，今人陈述先生作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注解，陈氏辑录辽代遗文时说：“惜辽国书禁甚严，传入中土者，法至死。道宗清宁末，又禁私刊文字。故流传者无多。复以亡国于女真，五京兵燹，典籍佚散。元修《辽史》，已有文献失征之叹，仓卒成书，未足具见一代之制作。”[2]史料的匮乏确实给辽史研究带来困厄与窘境，以至于今人向南先生辑辽代石刻资料时发出“辽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辽代历史的研究，迄今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而其中某些领域甚至是几近空白。究其原因，除掉受正统观念的桎梏外，主要是苦于文献资料的匮乏”[3]之感叹。在我看来，向氏之言，绝不虚枉，契丹辽朝在中国古代历史谱系中确实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促成了中国古代北方区域社会演进过程的重要历史转折，使中国古代北方区域社会的演进进入“新模式”轨道。[4]前辈史家如厉鹗、杨复吉、周春、陈述、向南等先生，为了辽史研究的顺利展开，下尽功夫，将精力集中于收罗辑录辽史资料上来，甚便后来之学者，由衷地令后学钦佩与景仰。[5]
辽史研究尽管囿于史料阙如，实属不易，然亦给当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带来无限的机遇与挑战，研究辽史的学者其实并不难找到具有学术价值而又鲜有学者问津的研究课题。在当今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如何突破困厄，迎接挑战，找到开启辽史诸领域研究的“钥匙”，应是最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点。
一、穷尽史料：由“拓荒粗放”走向“精耕细作”
穷尽史料，精耕细作，是目前史学研究的基本动力与价值取向，亦是当今史学研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内因所在。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6]北大教授刘浦江先生在讨论当下如何展开当代辽金史研究时亦说：“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材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7]故此，辽史研究能否取得长足进展就在于“穷尽史料”之后能否生产出“精耕细作”化的学术成果。
考量“穷尽史料”之路径，应在文献资料、碑刻资料、宋人笔记、后世研究上下功夫：第一，有关辽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当为重中之重，《辽史》、《契丹国志》自不必说，其它者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等等文献典籍，均记载有关于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九《契丹》载有契丹八部之称，以及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间契丹（辽）与五代诸王朝的和战关系之史事，是研究辽朝早期历史难得的参考史料。《宋会要辑稿》之《蕃夷一》、《蕃夷二》所记的“辽”部分、《兵八》所记的“契丹”部分，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宋辽关系之史事。第二，有关辽代的碑刻资料是辽史史料的最为重要补充，《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及《续编》、《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几乎将现存的辽代碑刻资料搜罗殆尽，这不能不说是辽史学者的“福音”，期待“再编”的早日问世。第三，宋人笔记中，除文集外，还有不被收入文集的“使辽语录”，是学者发潜阐幽时最为宝贵的史料遗产。[8]第四，有关后世研究，清人的成果不容忽视，乾嘉时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考察《辽史》编纂实态，并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其歧互与疏漏处，对当今史料辨识与建构颇有启示意义。此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汪远孙《辽史纪年表》、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汪辉祖《辽金元三史同名录》，以及近人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吴廷燮《辽方镇年表》，罗福颐《辽汉臣世系表》等，或考证诸书记载异同，或补著文献记载之不足，或对制度加以研究探讨归纳，或对相关地理沿革加以考察，亦皆为“穷尽史料”的一部分。当然，契丹文记录的辽事亦应引起辽史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
在“穷尽史料”后，研究辽史的学者就应要立足于史料所透视出的历史信息，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北大教授邓小南先生说：“‘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家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则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9]在邓先生看来，解读材料，充分“挤压”、“榨取”材料中的信息才能产生“新议题”，进而精耕细作，形成令人值得信赖的学术论著。所谓的新议题，既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是一个领域，这要看研究辽史的学者如何去选择。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肖爱民教授新著《辽朝政治中心研究》[10]围绕“何谓辽朝的政治中心”以18万言之篇幅专门讨论一个问题，认为“行朝”是辽朝的政治中心，可以想见，讨论问题之翔实。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林鹄先生新著《辽史百官志考订》[11]以《辽史•百官志》为核心专门就《百官志》之史源、编纂及史料价值作翔实考订，以25万言详赡地复原了《辽史•百官志》的是是非非。吉林大学中国史系高福顺教授新著《科举与辽代社会》以辽朝科举为研究专题，以41万言专门阐述辽朝科举制度及其与辽朝教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诸领域之互动关系，几乎穷尽辽朝科举领域的所有问题，可谓是当前最为系统、全方位研究辽朝科举之作。可以说，肖氏、林氏及高氏之学术著作，以一个问题或一个领域为对象，均可称得上是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上由“拓荒粗放”走向“精耕细作”的尝试之作。倘若不远的将来，于辽史诸领域能出版一批类似于上述“穷尽史料”的学术著作，辽史研究就会突破史料匮乏的困厄，在“穷尽史料”的前提下，挑战“问题意识”，从“拓荒粗放”的感觉中走出，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将辽史研究向前推进。
二、视阈定位：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再审视
在当下辽史史料解读过程中，学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择取什么样的视阈，采用什么样的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相当重要，它直接关涉辽史抑或边疆民族史研究的视阈定位与价值判断。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说：“史料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则不断在变，因为他的思想认识不断在变”。“历史事实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而无可更改，但历史学（即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诠释）却必然不断地在更新。一旦我们的思想观念更新了，原来的史料就被转化为新史料并被给予新的诠释而获得新的意义。”[12]故此，辽史研究需要研究辽史的学者审时度势，考订古今异同，观察中外之殊，慎辨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合适与否，将辽史研究引入正确的学术研究路径，推动辽史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从当前辽史抑或边疆民族史研究的视阈定位角度考察，大概可归纳为三种主要研究范式：第一，北亚史视阈。此研究范式滥觞于白鸟库吉时代，1935年，白鸟先生基于游牧文化圈和农耕文化圈的认知，构建了“南北对立论”。[13]此后，日本东亚研究所又组织三上次男、内田吟风、田村实造等研究东亚史的高端学者于1937年编撰《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其“总论”指出：“南北抗争史，就是农耕民族同游牧、狩猎半农耕民族或畜牧半农耕民族之间的斗争史。这些北方民族征服南方民族之后，在中国的中原树立了政权，这种政权当然就是所谓异民族王朝。”[14]美籍学者魏特夫受“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论”等思潮之影响，于1949年出版《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正式构建“征服王朝论”。[15]1956年，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先生在征服王朝论的基础上又构建了“北亚历史世界论”，[16]进一步发展了“征服王朝论”之学说。征服王朝研究范式提出后，护雅夫、村上正二、岛田正郎等先生均以此“范式”来讨论辽史及北方民族史，在日本中国史学界似乎已形成一种研究传统。第二，欧亚内陆史视阈。将辽史及北方民族史纳入内陆欧亚史的范畴始于国外学者在20世纪20-30年代对内陆欧亚区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先生基于长期的实地考察于1940年出版《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以欧亚内陆视角建构了“边疆范式论”。[17]基于此研究范式，美国人类学教授巴菲尔德先生于1989年出版《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以欧亚内陆视角探讨了游牧帝国与中国的关系。[18]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先生认为此书“是在本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边疆范式’的形成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19]对此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中国学者亦予以积极回应，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余太山研究员主编的《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20]对20世纪中国学者内陆欧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全面评述，引起国内学者的强烈反响，致使中国大陆的诸多高端学者如姚大力、罗新等先生相当关注内陆欧亚史研究。此外，护雅夫《中央欧亚大陆的世界》、[21]荒川慎太郎等编《契丹“辽”与10至12世纪东欧亚大陆》、[22]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23]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24]等论著虽然亦基于欧亚内陆视角，[25]但杉山、冈田等先生的视阈定位大凡超出内陆欧亚视阈，走向了世界，“运用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来勾画前现代历史时期欧亚草原游牧世界与定居农耕世界的互动、斗争和融通，并把其实是以中国史为核心的所谓‘东洋史’放到了这个巨大的历史图景之中”，[26]此中国北疆民族之研究范式，既有别于“征服王朝论”，又不同于“边疆范式论”，应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与深度思考。第三，中国史视阈。吉林大学教授张博泉先生于1986年发表《“中华一体”论》一文，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前天下一体”是指秦以前，“天下一体”是指秦汉到隋唐；“前中华一体”是指辽宋金，“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27]1988年8月22日，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民族理论，主张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8]“中华一体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后，在国内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历史研究》原主编宋德金先生说：“近二三十年来，有两个重要理论命题，即‘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先后提出，并为学术界所认同，特别是后者影响更为广泛，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29]
上述三种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均将契丹辽史纳入其中，故此，研究辽史的学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择取什么样的视阈，采用什么样的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就显得相当关键，需要研究者的视阈定位，需要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再审视。
此外，自美国学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美国学者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30]介绍到中国学界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以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概念试图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华夷”关系，对辽史学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更应值得重视。在我看来，依据近世以来的社会现象涵化而来的民族关系理论与研究范式来阐明中国古代社会的繁杂的民族关系确实值得学界审慎考量。
三、圆融时空：趋同性与趋异性的辩证统一
通过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再审视，我们发现辽史研究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来审视辽史研究。此种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亦常常被国内外学界“异化”为“中原中心论”（传统称“中国中心论”）、“正统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学术理路是以由内向外来观察中国古代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之关系，更多的是强调中原王朝为本位，强调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二是以内陆欧亚史的视角，即以拉铁摩尔“边疆范式论”为核心，其学术理路是以由外向内之视角观察中国古代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之关系，更重视边疆民族的本位主义，在强调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其在内陆欧亚地理区域，即欧亚北纬度的“草原走廊”之东西方的关联。三是以“征服王朝”理论来审视辽史研究。此种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亦常常“异化”出“南北对立论”、“北亚历史世界论”、“干燥亚洲与湿润亚洲”论、[31]“异民族统治中国论”、“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论”。[32]虽然其视阈空间有类于“边疆范式论”，但此理论更强调中国古代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族群的对立性，甚至是将中国北方游牧族群视为非古代中国域内的“异民族”，其独立性特征更加彰显。
依据上述三种抉择，在我看来，从辽史研究的本位再出发，既重视其趋同性研究，又关注其趋异性研究，达成趋同性与趋异性的辩证统一，才是辽史研究的方向所在。所谓的趋同性研究，就是要关注契丹辽朝与中原王朝间的互动性，既要考察以契丹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儒化”，“华夷同风”观的形成过程，也要考察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民族的“胡化”，“以夷变华”现象的出现。在考察趋同性的过程中，时间、空间两个变量是最为主要因素。以时间言之，“儒化”与“胡化”并不是仅在契丹辽朝时发生，自秦汉以来始终发生着，承契丹辽朝之后仍继续发生着，故此，契丹辽朝仅具有承继性的特征，其嬗变过程只是起到承于前、启于后的作用。以空间言之，“儒化”与“胡化”总是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接壤地带率先发生，尔后逐渐扩散，两种文化的交融、共生、辩证统一，才是契丹辽朝“因俗而治”获得成功的基石，同时也是中原儒家文化能够在北方游牧民族区域传播的前提。正如首都师大教授王永平先生所期待的：“在中国史研究中，能够将“汉化”与“胡化”现象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共生共存的包容格局”。[33]所谓的趋异性研究，就是要关注契丹辽朝与中原王朝间的区域差异性，关照两者的不同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相异性是区隔中原儒家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内在因素。在考察趋异性的过程中，时间、空间两个变量仍是最为主要因素。以时间言之，“复线性历史发展”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民族与以契丹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之不同区域社会发展的主体特征，故此，契丹人保持“国俗”就成为其理所当然的重要使命。当然，也要从“长时段”上考察保持“国俗”不仅仅是契丹人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以空间言之，“二元结构”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民族与以契丹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具有主、次之分的区域社会发展特征，故此，契丹人要主动与中原民族互动，要实行“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积极吸收中原儒家文化，努力保持其与中原文化的同一性，努力达成“华夷同风”的局面。[34]可以说，“二元结构”状态下的“移动性历史发展”是契丹辽朝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总体说来，辽史研究决不能局限于辽朝本身，应将其置于东亚史视阈抑或全球史视阈下，从“长时段”、“全视野”的不同话语语境出发，[35]将宏观认知与微观史识相结合，脱离后现代意识对辽史研究的影响，在“大一统”的前提下，以趋同性研究与趋异性研究为主旨，正确建构区域社会的差异性与统一性，才能拓宽学术视野，提升学术水准，才能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才能使辽史研究屹立于中国断代史研究之林。
四、结束语
辽史研究，无论是突破史料匮乏之困厄，还是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之抉择，皆在考验研究辽史的学者的智慧与担当。中央民大教授高翠莲先生说：“国外学者把全球化背景下对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形态的普遍焦虑投射到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中，而中国边疆民族史领域也成了国外学者所持的各种研究理论与研究范式的试验场，因此造成了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中概念的混乱、话语的失序、理解的歧义。这些研究不仅关涉中国边疆民族历史及其研究范式，也关涉中国疆域形成理论和法理依据，关涉中国历史叙述的合理性，也关涉世界性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共同命运。”[36]故此，辽史研究的学者面对辽朝历史的建构愈发显得重要，是以从古代“王朝国家”抑或以西方泊来的“民族国家”的学术理路，还是采用“中国史视阈”抑或“北亚视阈”（“全球史视阈”）的圆融时空，是依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抑或“边疆范式论”，还是依据“征服王朝论”，来建构辽朝历史发展轨迹，展开辽朝历史的“中国历史叙述”，就是辽史研究的学者直面的必须回答的颇为“微妙”的历史问题。
[1]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之“嘉庆丁巳秋日无锡秦瀛序”，岳麓书社1992年标点本，第1页。
[2] 陈述辑注：《全辽文》之“序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页。
[3]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之“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4] 高福顺：《科举制度在辽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5] 当然，新近出版的盖之庸《内蒙古辽代辽代石刻文研究》，刘凤煮、唐彩兰、青格勒《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齐作声《辽代墓志疏证》等均有集萃史料之功。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8页。
[7] 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8] 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参见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96页。
[9]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10] 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1] 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中华书局2015年版。
[12]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13] （日）白鸟库吉：《塞外民族》，原刊于《东洋思潮》第十二卷，1935年10月，参见《白鸟库吉全集》（第四卷），日本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485-535页。
[14] （日）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韩润棠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页。
[15] （台）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征服王朝论文集》，台湾稻香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16] （日）田村实造：《北亚历史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原载《东方文化讲座》第10辑，1956年，参见《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上），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版，第1－58页。
[17]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8]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9]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第6版。
[20] 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1] （日）护雅夫、冈田英弘：《中央欧亚大陆的世界》，日本山川出版社1990年版。
[22] （日）荒川慎太郎等编：《契丹“辽”与10至12世纪东欧亚大陆》，日本勉诚出版2013年版。
[23] （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
[24] （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陈心慧译，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25] 美国学者丹尼斯•塞诺将欧亚内陆称之为“中央欧亚”或“内亚”。参见《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罗新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26] 江湄：《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全球史评论》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7] 张博泉：《“中华一体”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1995年，张氏以“中华一体论”为核心的学术著作《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出版，系统地阐释了“中华一体论”的基本思想与嬗变历程。
[2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同年，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出版，谷苞、陈连开、贾敬颜等先生对“多元一体论”作了诠释。1999年，由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书中收录了1989到1999年十年间费孝通、陈连开二位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相关论文。
[29] 宋德金：《一个理论命题的前世今生：“中华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3日第9版。
[30]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 （日）松田寿男、小林元：《干燥亚洲文化史论》，日本四海书房1938年版；（日）松田寿男：《游牧民的历史》，参见《松田寿男著作集》（第二卷），日本六兴出版1986年版。
[32] （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日本中央公论社1967年版。
[33] 王永平：《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34] 高福顺：《尊孔崇儒 华夷同风：辽朝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特点》，《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
[35] 高福顺：《碎片化与全视野：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36] 参见高翠莲主编：《国外中国边疆民族史著译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