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政治实力，即软实力，比经济实力弱，但比军事实力强。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社会问题不是生产力低下，而是社会不和谐，解决之道在于社会制度的改革。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越来越多的崛起性问题，不能一味埋头经济建设，而要更为关注提高国际形象和扩大友好关系。

一、软实力的基础是制度和道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都是综合性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乘积。因此，当软实力全部丧失时，国家的综合国力就等于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员能力，即一个国家对物质实力资源的使用能力，而不是物质实力资源本身。春秋时期的管子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软实力”这样的概括词。管子说：“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可见2000 年前的中国古人就已经意识到软实力的基础是制度和道义。

二、中国物质实力增强≠软实力提高

我国物质实力的增强，并不能自然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一国即使它的经济非常富有，军事技术非常先进，但如果在它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国家、是逆历史而动的国家，那么它的国际动员能力仍会很低。日本，目前号称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尽管日本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规模地增加对外援助，但由于日本否认自己在二战中的罪行，因此得不到邻国支持，无法入常。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执政后，国防开支大规模增长，军事实力不断上升，但因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的软实力严重下降。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是上升趋势，但软实力却呈现为“之字形”变化状态，1980－1988 年为上升，1989 年剧烈下降接近于零，此后逐渐回升。

比较我国现有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治实力，即软实力，比我国经济实力弱，但比军事实力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具有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我国与世界近百个国家有贸易关系，贸易争端也遍及六大洲。我国的政治实力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对距离较远的地区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我国的军事实力，是国土防御型力量，其影响力基本上是在边境附近地区。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到了上一个新台阶的时期，但中国现有的软实力显然不适应中国崛起的需要。中国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软实力。

三、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是社会制度的改革

在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国有了钱，我们就能提高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但历史事实证明，并非如此。20 世纪50 年代我国经济水平远低于现在，但国内动员能力却高于现在；70 年代和80 年代后期之前，我国经济水平也不如现在，但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动员能力比现在大。目前，我国已是过剩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社会问题不是生产力低下，而是社会体制改革速度落后于生产力增长速度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问题。提高生产力并不能解决社会不和谐问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大大高于使用铜器的西周时期，但西周维持了相对的和平局面，而战国时期却是战争频仍。美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比北欧国家高，但美国的社会不如北欧国家和谐。我国1950－1956 的经济水平远低于现在，但那个时期却是新中国历史上国内社会最和谐的时期。建立和和谐社会、提高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需要改革社会制度，使之适合生产力增长速度。

解决国内社会的不和谐问题，事关提高政府国内政治动员能力，同时也是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基础。当别的国家认为某国是代表人类正义的、代表世界进步潮流的、代表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时候，该国对别的国家就形成了政治号召力，这就是国际动员能力。国际社会如何认识我国，也是能否有效提高我们国际地位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基础。当我国的行为模式被国际社会肯定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动员能力就会上升，我国提出的建议能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反之，在开放的条件下，当国内社会不公正问题变得严重时，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就下降。

中共中央16 届5 中全会已将建立和谐社会提上工作日程，在联合国成立60 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四项政策。本届政府已为提高我国软实力提出了明确的策略方向。但是，以往20 多年形成的向钱看思想观念还是社会主流思潮，在建立和谐社会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将有巨大的困难。多数人仍坚信提高生产力是社会和谐基础，而没有意识到社会和谐与否并不取决于社会财富量的大小，而取决于社会体制的公正程度，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社会制度改革跟上生产力的增长。因此，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是社会制度的改革。

四、提高国际形象和扩大友好关系

从全球化的现实国际形势讲，埋头搞经济建设已阻碍我国提高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已经具有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正负两个方面。过去，我国的经济规模小，盖的是平房，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对别国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现在不同了，我国经济建设规模已经达到摩天大楼水平（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上海市现在一年竣工的18 层以上的楼房是纽约的3 倍，各种建设的竣工面积为10倍。）。摩天大楼盖得越高，就不可避免地会挡住后面越多人家的光线，就会产生社会冲突。2004 年，中国贸易地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日本的贸易地位就得从第三位降下来。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崛起性问题。由于崛起性问题冲突性强，因此我们不能埋头进行经济建设，而要抬头观察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制定预防性策略，尽量减缓经济建设可能导致的国际冲突。

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动员能力，需要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认识。以经济利益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是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恐惧，当年欧洲列强就是在经济利益趋动下发动了许多殖民主义战争。我国外交政策目标不能只是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更要关注如何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扩大友好关系。能否有效贯彻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地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