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9年庐山上发生的彭德怀事件对接班人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忧虑；突出了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为刘少奇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接班人
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出了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酿成了一起震惊世人的历史冤案，史称彭德怀事件。对于彭德怀事件的前因后果，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对于彭德怀事件对接班人问题的影响，却鲜见有人论及。笔者不揣浅陋，对此作一点探讨，借以抛砖引玉。
一、彭德怀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忧虑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曾表示过，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是指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所以，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 [1](P147)
对于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中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2](P41)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代表中央再次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此后毛泽东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起因缘自反冒进事件。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设想要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 1956 年周恩来、陈云等人却搞了针对他的反冒进，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但当时他的意见不占多数，他不得不作了妥协。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认为，只有强化个人崇拜，才能遏制党内外的大批反对派，防止国内出现“赫鲁晓夫”。最明显的标志是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一文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3](P402)可以说，从1956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4](P793)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真实意图是要鼓励对他本人的崇拜。因为毛泽东认为，真理在他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所以，当会议上有的中央委员公开提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5]时，毛泽东是欣然领受的，两个月后，这位中央委员还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说：党内有一些人屈服于苏共二十大的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又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3](P214)这些话，明显是针对彭德怀等人的。因为正是彭德怀等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苏共二十大后，彭德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曾经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
1958 年，毛泽东不仅严厉批评了对他不搞个人崇拜，反而针对他搞“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迫使其作出检讨，并且在许多会议上一再谈到要准备党的分裂问题。
1958 年5 月17 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准备最后灾难”。所谓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说：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在5 月20 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5 月23 日，他又重复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说：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分（份）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
12 月23 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3](P212)
毛泽东一再讲党内可能会分裂。他主要是在怀疑谁呢？在当时，他没有明言。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在批判彭德怀时说出了答案：“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6](P197)可见，毛泽东对于彭德怀反个人崇拜的举动是早有戒心的。
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对于毛泽东是一个深深的刺激。毛泽东一直担心有人会在他去世后否定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等不到他去世就已经发生了。彭德怀除了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之外，他在小组会上的一些发言也是很有刺激性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讲:“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 [7] “‘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8]张闻天也在发言中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6](P128)这等于是批评毛泽东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此外，张闻天还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6](P128-129)，弦外之音，也是对毛泽东言行不一的批评。这样公开批评毛泽东，可以说是共产党执政10年来党内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更加刺痛毛泽东的是庐山会议上批“彭、黄、张、周”时揭发和交待出的私下发表的种种言论。这里试举几例：
张闻天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那套办法，很厉害。[6](P280-281)
黄克诚交代：（1）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给他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2）彭德怀给他谈过“集体领导问题”。（3） 彭德怀过去曾给他谈过：“主席说要下毛毛雨，但给送去文件又不看。”（4）彭德怀同他 说过：“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5）彭德怀给他说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6](P281)
黄克诚交代：彭德怀“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 [6](P322)
彭德怀交代：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6](P285)
周小舟在交代中承认自己曾经讲过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并解释这个话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庐山会议从反“左”到反右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6](P282)周小舟还交待，7月23日晚上，他讲过：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主席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威信？[6](P283)
周小舟在交代中还提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6](P332)（这三条意见是：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6](P34-35)）
不难想象，毛泽东听到这些议论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8月11日，罗瑞卿在批判会上说：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 [6](P282)
8月1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中愤而提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9](P391)不久，毛泽东又指示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等编一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告诉他们：“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 [9](P463)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们”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8月15日，毛泽东在一份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上，写了长达800字的批语，其愤怒之情一览无余:“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坚持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说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 [9](P447)）
如果说在彭德怀事件之前他还只是怀疑党内有出“赫鲁晓夫”的可能，那么在这之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把党内出“赫鲁晓夫”看作一种现实的危险。从此以后，对于任何怀疑他本人和他所首创的“三面红旗”、对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的倾向，毛泽东都极为敏感。而他最担心的当然是他的接班人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日夜思虑的中心问题。
最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态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就公开宣称：“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6](P189)；“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6](P207) 。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3](P410--411)这些话可以说是说到毛泽东心坎里去了。林彪能在三个月后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的这番表白应当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彭德怀事件突出了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
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始终考虑的是多几道“防风林”比较好。所以，他没有把接班人选局限于刘少奇一个人身上，而是设计了一个接班人序列。这个序列中就包括他在战争年代的爱将林彪。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在1945年到1956年的11年间唯一一次增补政治局委员。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一道，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设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把他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和考察的意图已清晰可见。林彪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显示出了他的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是迟早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少了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投给谁了呢？他没有投给自己，但也没有投给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10](P40) 毛泽东的这一票实际上意味着，在接班人的人选上，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论，仅就私人感情而言，毛泽东更倾向于选择林彪。
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听说林彪也在上海疗养，亲自登门看望，发现林彪红光满面，了无病态，认为林彪可用。[11](P676)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排在邓小平和彭德怀的前面。从此，林彪也就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对于林彪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彭德怀的信7月14日下午交给毛泽东，7月17日林彪即被召上庐山。他显然是毛泽东紧急调来的“援兵”（林彪自己在庐山会议上也说：“我是先到的援兵”。 [6](P214)）。林彪深知他这次的“表现”至关重要。如果自己的“表现”被毛泽东打了“合格”乃至“优秀”，自己便会朝着通向第一接班人的道路大大迈进。
因此，在8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发言批彭，一开始便直击“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他讲这几句话时是声色俱厉的。[6](P189)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彭，虽然讲话次数不多，但出语惊人，上纲上线，必欲置彭死地而后快。他说彭德怀“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 ；“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写信的目的是 “发表以争取群众”，“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6](P204--206) “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 [6](P215) “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6](P217)
彭德怀事件中林彪的“出色表现”，为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可以这样说，在毛泽东的接班人序列上，刘少奇排第一，邓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但在彭德怀事件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林彪的地位开始步步上升，构成了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强大挑战。
林彪也从彭德怀事件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大跃进”受挫后，党内一线领导人都在致力于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林彪却独树一帜，在军队内部首先不遗余力地搞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
1959 年9 月至10 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他还提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3](P408)
在1960 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林彪主持搞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句口号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后来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学毛著“21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背警句”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他提出，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
林彪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很善于琢磨毛泽东的心思，投毛泽东之所好。他搞个人崇拜搞得也很高明。他知道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政治挂帅，于是就迎合毛泽东，在军队大搞“突出政治”，把军营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1960年9月12日，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 （人和武器相比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较，活的思想第一）。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 [12]
1963 年，工业部门的同志主动提出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设政治机关，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对此建议十分赞成， 11 月16 日，他在致林彪等人的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够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又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13](P454--455) 1965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人员、《解放军报》编辑记者、战士演出队时又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0](P40)
由此可见，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是深得毛心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14](P541) 不要小看这个评语。毛泽东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第一项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在毛泽东心目中，这是方向问题，是接班人的首要条件。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领导人实在是少而又少。有两位学者指出：“颇堪玩味的是，毛泽东几乎从未认为有谁符合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几乎从未说过哪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连‘懂马克思主义’这个平常的肯定之辞都很少使用。” [15]因此他总是劝党内的同志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明乎此，便可知晓，从毛泽东口中说出“林有马列主义”，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这恐怕也就是林彪才能够享受的殊荣。
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他说：毛主席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恩格斯承认有天才，列宁也承认有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 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服气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他又说：“毛主席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3](P410)
同年9 月18 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他提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3](P411)
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的广播、报刊也都吹起来。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成了最高指示，衡量人们言论、行动的唯一准则，任何与毛泽东言论相左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谬论、修正主义，甚至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林彪则以“红旗举得最高”，“思想学得最好”而青云直上。
在1966年8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代替了刘少奇，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副主席”、“副统帅”。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入党章，开创了国际共运史上的先例。
三、彭德怀事件为刘少奇的悲剧埋下伏笔
彭德怀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的重要转折点。麦克法夸尔曾经指出：“庐山会议使延安的‘圆桌’出现了裂缝，而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它。” [16](P317)自延安整风以来，中共高层基本是团结的，尽管1949年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倾向有所滋长，尤其是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进使得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严重不正常，但像彭德怀事件这样残酷的党内斗争却是第一次发生。以彭德怀事件为标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倾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6](P369)从此党内形成一种不正常的“让步”习惯：毛泽东总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工作中失误的时候，也要首先肯定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宁可让党、让中央集体来承担责任，也不敢说他负主要领导责任。
与此相适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得到强化。在毛泽东于1958年3月公开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大开绿灯之后，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看作是对党内开始盛行的个人崇拜之风的一种抑制，结果被毛泽东视为“挑战书”。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出人意料的发难其实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彭德怀等人成为“个人崇拜”阴影下“有理不敢讲”的第一个牺牲品。彭德怀事件表明，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在权威上的距离有天壤之别。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其他人功劳再大，地位再高，也和一般平民百姓一样，是毛泽东又敬又怕的崇拜者。
彭德怀事件后，反对个人崇拜成为政治禁区，提倡个人崇拜被视为政治忠诚的标志。作为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刘少奇更要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1959年8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突出讲到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或者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后期”，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从（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那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还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的时候，我们的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6](P352)
刘少奇还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6](P353)
然而，个人崇拜政治生态的不断强化，对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纠正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越来越构成巨大的制约因素。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中，虽然从地位上讲，仅是党的主席与副主席之差，但这种差距是巨大的：刘少奇不仅是共和国主席、党的副主席，还是一个普通人。而毛泽东除了他的地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个人魅力。可以说，毛泽东完全是因为具有“大救星”、“红太阳”、“缔造者”的品格，才理所当然地居于党与国家的最高地位的。因此，毛泽东地位(职务)上的权威只是他个人权威的延伸而已。刘少奇的权威则主要是他的地位赋予的，他的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毛泽东的授权。“因此，在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的强光照射下，不可能有一种据理力争的党内批评气氛。”[17](P395--396)刘少奇等人批评“大跃进”时，始终只能以批评“我们”的形式出现，而且即使如此，也显得心有余悸。虽然实践已经证明“大跃进”是错误的，调整政策是正确的，但只要毛泽东发难，包括原则性最强的刘少奇在内，党的高层领导都得立即作出自我批评。“毛泽东是革命的象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纠正他而至多只能说服他。所以他们只能处于被动、守势。”[17](P394)
本来，“一线、二线”体制和幕后操纵的潜规则，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都是模糊的，根本没有具体界限，全凭信任。更何况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教义和实际工作的要求严重背离，这就使刘少奇处在一个自主空间极为狭小的政治夹缝中。为了使国家摆脱困境，刘少奇必须纠“左”，必须改变毛泽东不切实际的一套做法；为了使调整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刘少奇又必须对毛惟命是从，紧跟毛泽东。邓力群有一个回忆，真切地反映了刘少奇的处境。邓力群说：西楼会议开到最后，“少奇同志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明天，我、总理、小平，到武汉，把文件带上送主席审阅，会议情况口头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 [18]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支持就越来越少，刘少奇的处境就越来越艰难。个人崇拜成了时刻戴在刘少奇头上的紧箍咒。刘少奇作为第一接班人的悲剧命运从这时起可以说就已经注定了。
而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也越来越不听话，阳奉阴违，私下里另搞一套。他们虽然不敢公开批评他本人，但自己的一套已被他们悄悄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转换。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被冷落，被架空，他的“思想”正在被束之高阁，“革命”成了博物馆的摆设，他本人则变成了“牌坊”。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的不满逐渐加深。 1964年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公开否定毛泽东所倡导的一些做法（比如“开调查会”），并且对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明确提出异议，这就让毛泽东进一步认定，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实际上已把矛头对准刘少奇。《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主持下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然而对于《五·一六通知》中讲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并没有理解其真正所指。《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19](P1841)可见，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刘少奇当时全然没有觉察。斯诺说，“刘少奇似乎并没有认真地采取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以应对毛的全面挑战，或者说，他在8月以前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就是头号的目标。”[20] (P85)“他只能做一件事，就像他过去一直做的那样，或如毛可能预料的那样，保护干部，并因此而落入精心设置的陷阱。” [20] (P88)刘少奇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才明确自己就是毛泽东要“炮打”的头号目标。他作了两次口头检讨和一次书面检讨。毛泽东看过书面检讨后说态度认真，检查很好。1967年3月毛泽东甚至仍表示要选刘少奇作中央委员。随后刘少奇专案组成立。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为 “叛徒、内奸、工贼”，“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受尽折磨，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病逝。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那种日益浓烈的个人崇拜氛围中，毛泽东俨然已成为人民的化身，他的话句句是真理，句句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既然毛泽东已经代表人民宣布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政治生命也就画上了句号。刘少奇受批判后曾经对夫人王光美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21]显然，刘少奇讲的“人民”是不能由毛泽东来代表的。然而，如果不改变个人崇拜的政治生态，又怎能把人民和毛泽东区分开呢？
如果说彭德怀是“个人崇拜”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制造的第一个牺牲品的话，刘少奇则是 “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接班人中制造的第一个牺牲品。个人崇拜成为毛泽东晚年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可以借助这个法宝打倒开国元勋彭德怀，当然也可以借助这个法宝打倒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鬼”指的就是刘少奇等人，“钟馗”是指什么呢？准确地说不是指毛泽东本人，而是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事实上不是林彪借助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而是毛泽东本人借助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这个道理，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时也许不明白，但不知临终前是不是悟到了？
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曾经是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刘少奇因此被毛泽东钦定为第一接班人选；在彭德怀事件中刘少奇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借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1966年他本人却成为个人崇拜的牺牲品。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毛泽东其他的接班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领袖个人专断的条件下，不搞个人崇拜无法成为接班人；但靠鼓吹个人崇拜换来的接班人地位终究是靠不住的，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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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87-93页）
何云峰（1972-），男，汉族，河南孟津县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毕业，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曾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史学月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