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进城务工人员在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他们之中不少人却面临着与子女甚至配偶分隔两地、基本亲密关系得不到满足的现状。长此以往，他们的生存状态及身心健康状况会受到很大影响。本文基于“差序格局”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对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现状进行分析，将他们的亲密关系分为四种形态，即“牛郎织女”型、“夫妻流动”型、“全家流动”型和“个体流动”型，并对每种类型的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和中介组织三个层面对农民工的亲密关系现状进行思考并给出建议。

关键词: 进城务工人员; 亲密关系; 婚姻; 家庭

一、本研究的现实背景及理论基础

近十余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数亿规模的进城务工人员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在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如流动迁移人口调控和管理、城市规模控制和社会融入、进城务工人员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等，也包括微观层面，诸如个体身心健康、婚姻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等。关于前者，各界学者们从经济生活、社会待遇和社会支持等角度展开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例如，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形成、现状和特点进行归纳，①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阶层与社会地位等问题的探讨;②结合社会学与人口学，对进城务工人员流动问题的研究③等。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工作待遇、子女教育④等方面，有关进城务工人员生活情况尤其是婚姻家庭状态的研究更不多见。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自身而言，婚姻和家庭及在此之上建立的亲密关系，对于他们生存状态及身心健康状况影响极大，这不仅是个体对归属和爱的基本需求，而且是构建和完善宏观社会关系的微观基础。当进城务工人员从相对封闭的农村来到比较开放的城市，从传统的农耕活动转变为现代化的工厂作业，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对他们以往的见识、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观产生严重冲击，导致他们的家庭观念、择偶观念和婚姻观念以及恋爱、择偶和婚姻行为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日常生活不仅承受着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而且面临着与子女甚至是配偶分隔两地、长期难以团聚的感情困境。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最基本的亲密关系被撕裂，并由此给婚姻家庭及个人情感生活带来了一系列危机，例如“临时夫妻”就是一个非常突出和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对此，学者们在相关研究中也有所触及。

在研究农村问题时，阎云翔⑤将研究视角由传统公共生活领域和社会关系网络转移到个体私人生活及个人利益和亲密关系层面，他利用社会学中民族志的方法分析探讨了1949～1999年之间农村家庭模式和个体行为的转变趋势，特别是当大量农村居民来到城市工作后个体行为、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些学者研究了青年进城务工人员婚恋观的变化、⑥婚姻家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⑦和婚姻模式的变化⑧等。本专题研究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亲密关系的视角，分析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外出打工而导致的婚姻家庭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最终从进城务工人员自身、企业和中介组织三个层面给出对策建议。

在探讨进城务工人员的婚姻与家庭时，首先引入亲密关系的概念。亲密关系是指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两个个体之间合作的社会原则，或是具有不同目标的个体通过相互妥协，为共同实现他们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关系。⑨这样的关系通常对完成任务(尤其是劳动、工作任务)感到有安全感。通常夫妻之间存在亲密关系，特别是其中一方或双方意识到两人可以维持持久关系的时候。进城务工人员在婚姻家庭中建立的关系当然也属于亲密关系。根据“差序格局”理论，⑩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因素主要包括血缘、亲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和知识文化水平，其中尤以血缘和亲缘关系建立的亲密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其人际关系有较高的情感系数。

由此可见，亲密关系是差序格局中距离个体最近的关系，也是个体建立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就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伴随着企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而逐渐消解的“准单位体制”，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界限逐渐模糊下的乡村社会衰落和社会流动，社会原子化的动向越来越明显。[11]这其中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逐渐与过去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割裂，以及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远离乡村生活、在城市流动的状态，都使得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状态，社会关系尤其是熟人关系退缩到传统家庭的狭窄场域中。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亲密关系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旦亲密关系出现问题，很容易导致个体社会关系的“地震”，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个体身心健康问题乃至是社会冲突问题。

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是，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由于体制、经济、地理等条件限制，不得不夫妻异地工作、将孩子留在老家，这样，他们基本的亲密关系不仅受到来自劳动工作等方面的强烈挤压，呈现出松散而不健全的状态。这样，被挤压的亲密关系，作为个体社会关系建立的最内圈，必然影响到其他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没有稳固的亲密关系基础，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关系结构势十分松散，一旦亲密关系出现问题，很容易导致进城务工人员个体的身心健康受影响，并且波及其整个社会关系网络(见图1)。因此，在关注有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问题时，应该聚焦其亲密关系受到挤压的现状，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二、目前进城务工人员婚姻家庭亲密关系形态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依托“2013年中国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态调查”项目，包括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两部分。其中，问卷调查选取来自广东、北京、山东等27个省市自治区的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流动情况、工作状态、生活状态、社会融入等五个模块，其中本研究主要涉及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及生活状态模块。

问卷发放和回收工作共历时4个月。共计发放问卷10000份，回收7258份，问卷回收率72.58%，其中有效问卷6649份，问卷有效率为91.61%。个案访谈选取北京地区来自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等不同行业的进城务工人员26名(见表1)。据问卷数据和个案访谈，可以把进城务工人员的亲密关系大致分为四种形态(见表2):(1)夫妻或对象分居不同城市，或者一方外出打工而另一方在家照顾孩子的“牛郎织女”型，45.0%;(2)与配偶/对象在同一所城市打工的“夫妻流动”型，占47.4%;(3)夫妻在同一所城市打工，孩子带在身边上学的“全家流动”型，占有子女进城务工人员58.2%;(4)未到结婚年龄，或者年纪偏大一直单身，或者离异、丧偶的“个体流动”型，占总数的59.1%。每种形态的群体特征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也存在差异性。

(一)“牛郎织女”型:家庭与工作难以兼得。个案1:杨某，男，32岁，已婚，浙江人，目前在某事业单位从事环保工作。自述:“我2004年到北京后，一直在现在的单位工作。我没有兄弟姐妹，现在就一个孩子，今年6岁，爱人和孩子都在老家。”问:您爱人在家有工作吗?答:“有工作，她回家当老师，我们在师大认识的，后来有了孩子，在北京压力太大，在北京待了一两年，孩子太小了，环境不太好，回老家环境能好一点，在我能力范围内能给孩子更好的条件。”问:他们怎么不过来生活呢?答:“环境压力太大，孩子上个幼儿园很难，好的幼儿园进不去，还要租房子，哪怕真要上幼儿园，这边有一个幼儿园也不是很好，这里的最便宜的幼儿园一个月也得2000元，老家的一个学期也就2000元，差别很大的，环境甚至没有老家的好，主要是性价比的考虑。”问:如果把老婆孩子带到北京，感觉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答:“我也想让老婆孩子过来，但是第一住的地方就解决不了。北京就这环境，这是最重要的，房价高，不能去买去。我的工资都不够租房的，要3000多元，我刚提的主管，也就3000多元，加上现在还不能解决户口，我正在努力争取。”问:多长时间回家一趟?答:“一年两趟吧。也有好几年没有回去的，因为没办法，回去一趟1000元钱，就是坐火车，现在坐高铁，卧铺买不上了，只有高铁，有的舍不得花这个钱，过年也就不回去了。”在个案分析中，像个案1中杨某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当妻子怀孕之后，往往选择回家生孩子，之后就留在家乡照顾孩子，等孩子长大一些后，再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回来和配偶一起工作。

如同个案1所描述的，城市昂贵的房租和物价成本也是制约进城务工人员夫妻或者全家团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表3所示，36.4%的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居住在单位宿舍中，另有25.4%居住在合租或者临时租住的房子中，自己独租和自购房的比率合计只有36%。对于与配偶/对象分居两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效样本N=2992)来说，在解决生理方面的需求时，25.0%的进城务工人员通过与配偶团聚时的正常夫妻生活来解决，27.8%自行解决，16.1%与现任的男(女)朋友同居，6.3%的结成临时夫妻，另有5.8%的通过付费服务解决(见表4)。

(二)“夫妻流动”型:留守儿童缺乏关怀。个案2:黄某，男，34岁，已婚，安徽人，目前从事木工装潢工作。自述:“我的孩子在老家上学。在北京上学困难，也想让孩子过来读书，但是我们的实力有差距。来北京不太现实。我们挣得少，要是挣得多的话也想把孩子接过来。我结婚的比较晚，孩子现在五岁上幼儿园，但是即使把孩子接过来我们一天都上班，我们这种工作也不是很正常，有时候在北京有时候在外地。有时候我去外地，妻子一个人在北京。要是遇上拆迁啊这些的都不好办。孩子在爷爷奶奶身边，也是惯着孩子，教育不行，觉得没有放在我们身边教育的好。我们农村那边，基本上大概从十八九岁到50多岁之间的人员都不在家里，农村里面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留守的孩子很多。我们家那儿的地也很少。我爸也在家里种地，保证家里的口粮够吃，毕竟年龄大了，多了也种不了。”“夫妻流动”型进城务工人员，常常选择独自租房。

问卷数据显示:在夫妻共同流动的进城务工人员之中，有1个以上孩子的占到总数的88.3%。而与子女在一起的占到66.8%，另有33.2%的都没有与子女住在一起，其中，有57.7%的进城务工人员回家的时间间隔都超过半年，其子女在农村往往由其祖父母、外公外婆照顾，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留守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

(三)“全家流动”型:子女教育花费大。个案3:陈某，男，36岁，已婚，甘肃人，目前从事美容美发工作。自述:“孩子8岁了，在北京上学。我们找的学校可能相对差一点。学校没要钱。我们上的是××小学，公办的。倒是不太远。原计划是打算去丰台区某小学，离我们这特别近，但是我们上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曾经托了好几个人，他要的钱太多，六年时间，他不叫借读费，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叫助学金还是叫什么了，要交15000元。北京人用不用缴，因为不是这片儿的，咱就不太搞得懂。但是我知道，对外地人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学这块儿呢，他收好多费用。我们那年上的时候他要15000元，而且这是托人，你没关系的情况下你根本上不了。我当时知道进那个学校是特别严的，所以当时我就报了好多个学校。甭管哪个学校，我必须得上上啊。因为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但是运气还不错，上了××小学，但是不收任何费用，只有每天吃饭一天九块钱。”这类亲密关系占到有子女进城务工人员(有效样本N=3533)的58.2%。对于他们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要，也是目前生活支出花费最大的项目。

问卷数据显示:52.8%的人认为子女教育是在进城务工过程中最操心、最焦虑的事情之一，对他们来说，进城务工更多意味着养家糊口，占40.9%(见表5)。(四)“个体流动”型:进城务工改变命运。“个体流动”型主要是指未到结婚年龄，或者年纪偏大一直单身，或者离异、丧偶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其中尤以未婚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对于未婚进城务工人员(有效样本N=2636)来说，进城务工的意义如表6所示，既是养家糊口的手段(22.7%)，也是新生活的开始(21.1%)，更是改变命运的契机(22.5%)。而对于未来的打算，他们更倾向于边工作边学习(28.3%)，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19.3%)，也有部分希望回家创业的相对较少(19.3%)。

综上所述，每种形态的进城务工人员亲密关系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无论是“牛郎织女”型进城务工人员所面临的的住宿问题、基本生理需求问题，还是“夫妻流动”型进城务工人员面临的与子女分离、疏于照顾子女的问题，还是“全家流动”型进城务工人员所面临的子女教育问题，亦或是“个体流动”型进城务工人员所面临的未来发展选择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的亲密关系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挤压而难以得到满足的现状。

三、进城务工人员亲密关系疏离的后果及对策建议

通过数据分析和个案描述可知，目前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亲密关系受到挤压而疏离的现状十分明显，这必将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身心健康、子女教育等问题造成影响。

1.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进城务工人员亲密关系受到挤压的现状会对其身心健康尤其是性健康产生影响。良好的夫妻生活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激情，二是能力，三是环境。而不少进城务工人员面对夫妻不得不长期分离的现实问题，基本夫妻相处的环境难以得到保障，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数人形成了内倾的性格，有什么事情尤其是性需求方面的事情，往往自己憋在心里、忍着扛着。因此，与其他社会人群相比，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性压抑情况往往更加严重。自我封闭、长期压抑的结果，势必会危及到个体身心健康，也潜移到工作场所及其他社会交往形成一系列情绪焦虑和压力，甚至还会出现一些诸如“临时夫妻”等社会新问题。

2.大龄未婚青年婚姻问题。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未婚进城务工人员亲密关系受到挤压导致其在恋爱、择偶等方面出现困难，甚至也产生一些“剩男”、“剩女”。以往的“剩男”、“剩女”主要指的是城市中的白领和高知识分子，而随着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人员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年纪轻轻就远离家乡和亲人，社会根基不稳，“漂”在城市里面;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较为有限，缺少认识适龄异性的机会和条件;他们收入有限、社会地位不高，在“择偶梯度”法则的效应下难以找到条件合适的伴侣，年纪轻轻就承担着不少生理、心理压力，却因为没有伴侣而缺乏有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和生理压抑的消解机制。有些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到了30岁还找不到另一半，父母发愁，他们自己也无奈。随着他们的适婚期临近，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心理问题。

3.留守儿童问题。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夫妻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家乡，由祖辈抚养，造成目前农村中出现的大量“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在农村的少年儿童往往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然而他们的父母却因为外出打工而常年不在身边，只能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戚朋友作为临时监护人，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然而他人的关怀并不能够代替父母对孩子的照料，这些孩子一方面在学习上缺少监督和引导，导致成绩下降;另一方面在情感上缺乏关心和呵护，在思想意识上缺少引导和帮助，导致他们很容易产生思想意识上的偏差和价值观念的偏离。

4.离异问题。进城务工人员从相对封闭的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生活环境产生极大反差，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有了巨大改变。他们产生出轨行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解渴”，长期性压抑之后的释放;二是“尝鲜”，好奇心和占有欲的驱使;三是“原本夫妻不和”，出来打工正好有了“新的机会”;四是“社会风气和传媒的影响”。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名人们的负面效应”经媒体一放大，会产生很坏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也有少数男性打工者有了情人后为达到离异的目的，虽不主动要求与妻子离婚，但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对妻子、孩子和家庭不闻不问，迫使女方提出离婚，使女方成为“被动中的主动者”。

无论是夫妻天各一方的“牛郎织女”型的住宿现状和解决生理问题的选择，抑或是夫妻共同打工的“夫妻流动”型对留守儿童照顾的缺失，还是子女在身边的“全家流动”型承担的巨大生活压力，还是“个体流动”型对未来的期待和不确定，都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基本亲密关系得到满足的渴望和现实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的状态，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进城务工人员亲密关系的需求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很大冲突的现状。这种冲突是现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工作以外的生活方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也是用人单位、政府和其他组织需要投注目光的问题。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自身而言，在远离家乡、来到城市打工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和考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首先从观念上在接受城市生活冲击的同时，还需要树立自己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正确观念;其次在未来规划、经费安排上，也需要把家庭建设、夫妻关系增进作为人生最重要的内容。唯有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才能防止“后院起火”，让婚姻和家庭成为自己在外工作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对用人单位而言，长期以来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管理的重点聚焦在工作方面，包括薪资、晋升机会等，极少关注其婚姻家庭情况。而事实上，进城务工人员亲密关系的状态也会影响到其工作状态。用人单位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夫妻房、探亲假等来缓解进城务工人员亲密关系受到挤压的现状，无疑在帮助进城务工人员解决亲密关系需求的同时，为员工努力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对于媒体等中介组织而言，可以提供的帮助不仅仅局限在对这一现状的关注和呼吁。无论是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良好婚姻观、家庭观的舆论引导，还是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包容和接纳，还是对他们基本心理教育、家庭教育和性教育的加强，都有助于帮助进城务工人员在工作和婚姻家庭之中重新找回平衡。

①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陆学艺: 《进城

务工人员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载于《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7 期。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朱力: 《进城务工人员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李培林、李强、

孙立平:《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白南生、宋洪远等: 《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④ 刘林平、张春泥: 《进城务工人员工资: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 ——珠江三角洲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决定模型》，载于《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6 期。韩俊: 《中国进城务工人员战略问题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

⑤阎云翔著，龚小夏译: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 － 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

⑥蔡恩泽: 《城乡对撞下的婚姻裂变———城市进城务工人员婚恋观透视》，载于《江淮法治》2001 年第 11 期。

⑦风笑天: 《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载于《人口研究》2006 年第 1 期。肖和平、胡珍: 《三角结构视域下的青年进城务工人员婚姻维持研究———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进城务工人员的实证调查》，载于《青年研究》2007 年第 8 期。尹子文: 《第二代进城务工人员婚姻家庭问题探析》，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10 年第 3 期。

⑧王杰: 《同村婚姻: 青年进城务工人员婚姻新模式的诠释———以辛村为例》，载于《青年研究》2007 年第 11 期。

⑨［加］克里斯多福·孟著，余蕙玲、张德芬译: 《亲密关系: 通往灵魂的桥梁》，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 年版。

⑩费孝通: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11]田毅鹏: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之痛———以社会原子化为分析视角》，载于《探索与争鸣》2012 年第 12 期。

参考文献

［1］李培林著: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2］陆学艺: 《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载于《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 7 期。

［3］孙立平著: 《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4］朱力: 《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5］李培林、李强、孙立平著: 《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6］白南生、宋洪远等: 《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7］陆学艺著: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8］刘林平、张春泥: 《农民工工资: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 ———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载于《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6 期。

［9］韩俊著: 《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

［10］阎云翔著，龚小夏译: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 － 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

［11］蔡恩泽: 《城乡对撞下的婚姻裂变———城市农民工婚恋观透视》，载于《江淮法治》2001 年第 11 期。

［12］风笑天: 《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载于《人口研究》2006 年第1 期。

［13］肖和平、胡珍: 《三角结构视域下的青年农民工婚姻维持研究———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载于《青年研究》2007 年第 8 期。

［14］尹子文: 《第二代农民工婚姻家庭问题探析》，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10 年第 3 期。

［15］王杰: 《同村婚姻: 青年农民工婚姻新模式的诠释———以辛村为例》，载于《青年研究》2007 年第 11 期。

［16］［加］克里斯多福·孟著，余蕙玲、张德芬译:《亲密关系: 通往灵魂的桥梁》，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年版。

［17］费孝通著: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18］田毅鹏: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之痛———以社会原子化为分析视角》，载于《探索与争鸣》2012 年第 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