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贸易纠纷话语的立场涉及国家、民族利益，是隐形的话语博弈战场，也是表征国家利益的符号形态，应该受到学界更多关注。本研究建构国家话语立场分析框架，并以中美经贸纠纷背景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两份经贸立场白皮书为语料，考察其对中美两国的身份定位、道义立场评判，以及由积极或消极身份与评判而成的结盟趋同或趋异。研究问题包括：（1）国家道义立场的元语用指示语的语用特征？（2）国家身份立场与国家道义评判如何结合并建构结盟？（3）国家道义立场指示语蕴含哪些元语用意识？

“立场”这一术语由Biber和Finegan（1988）在学界首次明确提出。通过对不同体裁文本的聚类分析，他们描述了态度、情感、判断、义务四层面的副词聚类（立场标记词）特征，强调立场建构的主观性和评估性特征，将立场界定为对信息命题内容的“态度、感想、判断、承诺”的词汇及语法表达（Biber & Finegan，1989）。在此基础上，Biber等人（1999）将确信、怀疑、精确、限制等言据意义聚类归为知识立场，把包含个人感受、态度等情感意义聚类归为态度立场，把表达和呈现信息的方式聚类归为言说风格。该立场概念及主要理论观点成为二十多年来语料库立场研究的基础，其研究路径和立场分类也成为开展相关研究普遍遵循的经典范式。虽然Conrad和Biber（2000）将其中的言说风格变为风格立场，但没有改变其内涵。

立场研究也受到功能学派关注。Ochs等（1996）提出，语言可以建构社会文化，立场是社会行为和社会身份的核心意义成分，也是建构社会行为和身份的基本语言资源，在言语交际中占有特别的功能和地位；话语立场功能包含时空位置、社会身份、社会行为、言谈活动四个维度。Hyland（1998，2005，2016）指出元话语是学术语篇立场建构的主要资源，同时将立场元话语分为模糊限制语、程度强调词、情感标记语以及作者自指标记词。评价理论（Hunston & Thompson，2000；Martin，2000；Martin & White，2005）认为，作者立场由态度、介入和级差三个子系统构成，态度系统与情感意义协同，介入系统与知识立场意义协同，级差系统在评价的聚焦和语势上外现为程度强调词。Berman（2002）提出，道义情态受社会制约，是交际主体对话题采取判断性、规定性或评价性的观点。Gruber（2015，2018）指出，政治话语通常使用批评、表扬、责备、计划、要求、威胁、警告、承诺言语行为来建构政客和对手的身份及立场，维护政治利益、实现政治目的。其政治话语言语行为功能单元分类实际上成为了政治文本道义立场言语行为分析可资利用的工具。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强调了立场功能，弥补了语料库立场研究重描述、轻理论解释的不足；其对立场标记语较为详尽的讨论为国家立场评判的元语用指示语分类提供了重要参考。

互动语言学从互动视角出发，提出了包含定位、评判、结盟三元素的“立场三角”模型（Du Bois，2007），强调立场建构是社会行为人在会话中通过外部交际手段实现的公开社会行为，在任何社会文化维度下，主体通过公开的言语行为评估客体，行为主体进行自我定位的同时与另一主体达成立场结盟。该模型清楚表明主体如何通过定位和评判建构与另一主体的结盟，为考察贸易纠纷话语的国家立场建构提供了主体框架。

国家立场研究可以从语用视角出发，融合三大学派主要观点和方法建构综合分析框架，将立场研究宏观讨论与国家话语微观文本分析相结合，揭示贸易纠纷话语（道义）立场建构的语用特征及语用功能。

二、元语用立场分析框架

本研究建构的国家立场之元语用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主体分析框架和具体分析策略两个部分。框架建构借鉴了现有立场分析，同时考虑了国家话语立场自身的独特性。首先，国家立场建构意在宣示主权、消除冲突，与目前国内外学术语篇为主的立场研究采用立场语义标注方法进行静态文本考察应有所区别。其次，国家立场符号侧重于通过引导他者语用认同以实现语用意图，其立场评判应在借鉴语义立场标记的基础上从语义向语用靠拢。主体框架包括国家立场定位、国家立场评判、国家立场结盟三部分。

其中，立场定位影响立场评判，立场评判也反映立场定位，国家积极或消极的个体身份、关系身份、情境身份决定国家在知识立场、道义立场、态度立场对事件的积极或消极评判；积极或消极评判也可以映射国家身份定位。国家立场评判包含知识立场、道义立场、态度立场和文本立场，知识立场反映交际主体对命题内容的主观性解读，是其他立场建构的基础；道义立场是对命题内容的价值评判，反映立场建构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态度立场反映个体基于知识立场、道义立场表达作者对命题内容的评价、感受、情感等主观态度。就中美贸易纠纷情景而言，中、美两国基于交互主观性，外现于个体、关系、情境身份以及与知识、道义、态度立场的认同或反对态度就构成了立场结盟趋同或趋异。

国家立场尤其是贸易纠纷情境下的国家立场侧重于实现言外行为，与以往学术文本的立场建构有所差异。众所周知，人类社会行为系统的本质是言语行为（丁金国，2009），言语行为是元语用意识的指示语（Verschueren，1999），也是最小的话语意义单元，从言语行为切入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意义。鉴于立场研究和元语用研究的索引性及指示性特征相一致（Mey，2001），本研究尝试使用“元语用意识指示语”（Verschueren，1999）代替“立场标记语”（Biber，1988，1989，1999）建构国家立场的元语用分析框架。其中，国家知识立场由程度强调词和模糊限制语组成，道义立场由指令类言语行为、承诺类言语行为和断言类研究行为构成，态度立场包含情感标记语的表达类言语行为和反映主观性的评价言语行为构成，文本立场则由语篇指示语构成。据此，在主体框架指引下，国家立场之元语用微观分析可以进一步加以细化，限于篇幅，本文仅聚焦于国家道义立场定位、评判、结盟的建构。

三、 道义立场之元语用分析

本研究的语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包括国务院于2018年10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和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语料处理包含文本清洁、标注、统计、检索等流程。其中，中方社交指示语是两份立场白皮书文本出现频率额最高的语用资源，可见白皮书文本侧重于建构中国话语权。

道义立场包含身份立场和道义立场评判、道义立场结盟三部分。其中，身份立场包含身份叙述和社交、时间、空间指示语。通过对文本的识别、标注、统计、分析发现身份立场以中美两国的社交指示语频数最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中美两国的社交指示语为例，通过道义评判分析其所建构的中美两国在贸易纠纷中的元语用意识，考察中美两国的趋同或趋异结盟。

3.1道义立场的分析模式

立场评判是立场建构的主体过程，也像是说服对方的“引擎”，让受众信服什么是正确、合适，试图让对方以自己的身份视点的价值评判来思考和行动。道义立场是对某事的必要性、义务性、可能性、因果性的判断（许家金，2019）。交际主体表达观点的言语行为通常蕴含其所属社区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国际交往中，不同国家劝说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评判就是在建构道义立场；通过强调共享的价值观，不同国家在对命题内容观点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建立国际关系。因此，道义立场是评判行为好坏非常重要的标尺。中国涉外贸易话语通过援引国际社区的道义规约和评判警醒美方的无理制裁行为、消除经贸分歧，其所建构的道义立场就是国家道义立场。贸易话语道义立场的建构是基于中方视点下的社会道德秩序评价，涉及多层道义规约。

通过借鉴道义情态的定义，许家金（2019）提出道义（义务性）立场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立场评判的子范畴之一。道义情态可以分为道义指令型和道义承诺型两种（Palmer，2001），体现道义的语言符号包括“应该、必须、不得不、会、也许、能、导致、以至于”等表达义务行为的立场标记语（许家金，2019）。与此相对应，道义立场的元语用指示语包含指令类言语行为、承诺类言语行为、断言类言语行为。在中国涉外话语中，指令类言语行为表达中国政府从中国道义视角出发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建议；承诺类言语行为是中国政府基于国际社区的价值取向表达中国自身的行为计划；断言类言语行为是中国基于国际规约对他国不仁行为的警告。

身份是意识的原型（Adorno，1966），身份建构和立场表达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国家道义立场建构以国家身份为出发点，通过对纠纷事件进行道义评判并组合建构道义结盟。分析贸易白皮书道义立场的元语用指示语可以揭示中国的身份视点和道义评判规约，同时也可以揭示中国在贸易纠纷情境下的国家道义趋同（异）结盟意识。

3.2道义立场之元语用分析

道义立场的指示语由断言、指令、承诺三类言语行为构成。其中，断言类言语行为是对美国违背国际社会道义规约的消极预言、判断；指令类的请求、建议言语行为主要是表达中国政府从自己的身份视点，希望美国消停中美贸易纠纷的意识；承诺类的允诺和威胁言语行为是中国政府基于全球经贸发展的利益考虑和国际社区的价值规范等表达中国政府对自我行为的计划和对美国持续加征关税行为的警告，目的是实现改善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现实的语用意识。

3.2.1断言类言语行为

道义立场的断言类言语行为主要通过断言句来表达，断言句可以通过使用条件引导小句或是引经据典来阐述道理以提供断言句的基础，给断言句缓和的余地。两份白皮书对美国行为的断言类言语行为都偏向消极，包含对美国在贸易纠纷中行为的批评和警告。同时，断言句都以直接断言句居多。中国政府以隐形的贸易行业、国家、国际规约为评判美国贸易行为的标准，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和霸权主义行为发出消极断言，这与荀子的“道义重则轻王公”的思想相一致，反映出中国政府的言语行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例（1）通过断言言语行为对美国增加关税的行为进行消极评判，以美国的消极情境身份和消极道义评判组合建构美国的立场结盟趋异。例（2）通过断言言语行为指出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危害，以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消极身份定位结合美国对世界经济产生冲击的消极评判建构美国的结盟趋异行为。例（3）通过消极断言语言行为指出美国在贸易纠纷中行为会造成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减少的严重后果，以美国的消极情境身份和消极道义立场评判建构美国的结盟趋异行为。

在涉及不同团体利益的话语方面，交际主体通常会把对目前困境的抱怨责难转移到对方身上，呈现消极负面的他者形象和积极正面的自我身份（van Dijk，1988）。在中美贸易纠纷持续的背景下，通过大量使用“中国”之类的社交指示语，白皮书建构了中国为保护民族利益而被动卷入贸易纠纷、遵守道义规约的国家贸易身份和情境身份，也建构了美国不停加征关税、主动激发矛盾、违背国际道义规约的消极贸易关系身份和纠纷情境身份。道义立场的断言类言语行为全部都是消极断言，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贸易白皮书文本从中国的身份站位出发，认为美国在贸易纠纷中的行为是违背国内、国际多层道义规约的元语用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断言言语行为指出美国挑起贸易战并导致贸易纠纷不断加剧的行为的消极评判建构美国与中国政府的结盟趋异行为，与中美互利共赢友好关系的结盟趋异。

3.2.2 指令类言语行为

指令类言语行为本质是要求交际对象去完成某件事，言语行为的动词可以直接反映交际者的意图和元语用意识。中美两国同为世界大国，虽然美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都强于中国，但中国在中方白皮书的书写过程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在特定语境中特定角色所赋予的话语权属于临时建构的话语权（樊小玲，2013）。指令类言语行为中命令和禁止言语行为的发出方一般相对听话人拥有绝对权威性，其次是要求言语行为，显示出说话人对听话方的较大权威性，然后是建议言语行为体现出交际双方的相对平等的权势关系，最后是请求言语行为，具有刻意拉低自身话语权以提高交际对方的语用意识（方霁，1999、2000）。在贸易纠纷情境下，中方政府通过指令类言语行为实现消停贸易战的语用意图。

例（4）2018年6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

例（5）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

例（6）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希望通过对话而不是关税措施解决问题。

例（4）是中国国务院对下级部门发出放开市场的命令言语行为，以中国的积极个体身份和积极道义评判建构中国的结盟趋同。例（5）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发出的禁止言语行为，包含美国在纠纷情境中加征关税、牺牲中国利益的语用预设，以美国的消极情境身份和消极道义评判组合建构美国的结盟趋异行为。例（6）通过希望言语行为，从中国的立场定位指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问题，以中国的积极情境身份定位和积极道义评判建构中国的立场结盟趋同。

指令类言语行为的类型的选择因素包括：交际双方的话语权关系、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事件的紧急程度、指令发出方的情绪和情感状态（樊小玲，2013）。虽然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美国在国防、科技、金融等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并长期在国际舞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尽管中国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依旧落后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发出的指令类言语行为应该使用建议、请求言语行为才符合中国的身份地位。但是，在两份贸易立场文本，中国对美国的指令类言语行为都出现了命令、禁止、要求言语行为，如例（4）、（5）。这既是中国话语的语用惯习，也是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在民众心中一贯的权威地位以鼓舞气势，以及为稳定贸易纠纷所导致两国乃至全球金融不稳定、经济增速下降等消极事态而权衡利弊的抉择结果。此外，中美之间的消极谈判结果导致中国政府、民众、企业家都处于消极情感状态，而“敌对情感状态通常会采用语力级别高的指令类言语行为”（樊小玲，2013）。

中方的道义立场认为维持友好互利共赢关系是遵循道义规约的行为，而设置贸易壁垒、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是违背道义规约的行为，以此为出发点，中方政府将自身高情态的指令言语行为合理化、道义化，但从语言形式看，容易造成压迫感，不礼貌程度较高。

3.2.3承诺类言语行为

承诺类言语行为顾名思义属于给予行为，就是给交际对方一个行为，承诺类言语行为是说话人为了一定的交际意图而表达对自己将来行为的不同程度承诺，表达承诺类言语行为的动词主要有：承诺、许诺、允诺、拒绝、担保、威胁、发誓等（何自然、冉永平，2010）。承诺类言语行为中包含对听话者有益和有害的两种，其中允诺、许诺、发誓、担保的行为是对听话者有利行为的承诺，威胁、警告、拒绝行为是对听话者不利行为的承诺类言语行为（Searle，1969）。承诺类言语行为主要是交际者出于对自己和对方将来行为计划做出承诺的行为（Searle，1979）。两份贸易立场文本中承诺类言语行为主要是中美两国基于各自对国际社会道义规约，在贸易关系谈判中对自我行为走向进行承诺的行为，以期达到威胁或规劝目的。

从承诺行为的主体看，两份立场白皮书承诺类言语行为的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政府发出的；从言语行为的内容看，中国政府的承诺类言语行为都是积极正面的，反映了中国政府建构积极中国道义立场的语用意识和意图。但言语行为的语用意图祇有完全被说话者理解并接受，言语行为才是成功的（樊小玲，2013）。

例（7）中国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针对故意侵权积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着提高违法成本。

中国依法严格保护外商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对于各种形式的侵权事件和案件将认真查处、严肃处理。

例（8）中国在磋商中讲信用重承诺，并多次强调，如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对所作的承诺一定会认真、切实履行。

例（9）美国还威胁要对剩余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导致两国间的经贸摩擦快速升级。

例（7）是中国对国内外允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言语行为，以中国的积极个体身份和积极立场评判共建中国的结盟趋同行为。例（8）是中国对自己能信守诺言的承诺类言语行为，以中国的积极个体身份和积极道义立场评判建构中国的立场结盟趋同。例（9）是美国发出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承诺类言语行为，以美国的消极情境身份和消极道义立场评判组合建构美国的结盟趋异。

身份具有语境敏感性和易变性特征，随着中美贸易纠纷愈趋紧张，两份经贸纠纷白皮书的承诺类言语行为建构中国“道义国家”和美国“非道义国家”的二元对立身份关系。以中国的积极承诺建构结盟趋同和美国的消极承诺建构结盟趋异，反映出中国政府塑造中方遵循道义价值、遵循双方约定的积极身份的语用意识，以及塑造美国违背道义规约、违背中美约定的消极身份的语用意识。

四、讨论

语言不是中立的，语言背后总是充斥着交际者的语用意图（Bakhtin，1981），立场建构恰好能反映语言基于交互主观性的意义协商（Wang，2019）。由于文本所共建的立场结盟祇会部分达成结盟趋同，并由此引申出不同的立场结盟类型（Agha，2007），而交际者的立场结盟的类型可以反映交际者建构立场的心理认知架构（Agha，2011）。立场结盟的意义与Goffman（1959）提出的互动交际中自我呈现概念密切相关，立场结盟的建构，通常需要考虑交际对象及他者的观感。祇有准确识别交际主体的语用意图才能进而判定交际主体的结盟趋同或结盟趋异行为。同时，话语的最初刺激是说话人的意图（沈家煊，1988），语言使用是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行为（Searle，1969）。中方贸易话语的初衷是消除贸易分歧，恢复正常的经贸关系，因此要识别贸易话语中显性趋异结盟而实为隐性趋同结盟的部分。

通常情况下，从西方学界的语用机制看，一般认为交际主体一方基于交互主观性对另一方的对立立场行为进行消极评价就形成了结盟趋异（Wang，2019），对另一方立场的积极评判就形成了结盟趋同。从语义上看，道义立场的言语行为包含一些经典文字，在体现民族自信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文化的异质因素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读者感到不解。从句式看，道义立场的言语行为，有一部分主句之外还附带条件小句和原因阐释等，降低言语行为的施为性，体现中国政府希望和平化解矛盾的语用意识。道义失范会导致体系变迁，如周朝灭亡（王日华，2009），白皮书文本道义立场的主位视角能否得到美国的认可和接受是道义立场建构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应考虑到两国的立场定位不同、文化历史不同、话语权地位不同等诸多因素，降低主、客位解读的差异。

此外，立场建构本身就反映了立场所预设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Du Bois，2007）以及其所蕴含的社会价值、信念、类别（Haddington，2004）。中国在道义立场，以主位视角和文化价值对美国违背多层道义规约的行为发出批评、指责以及禁止、威胁等不礼貌言语行为，分别违背了美国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Brown & Levinson，1987），但在中方政府看来其本质是为了建构、维持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中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亲密关系的主体通常能默认并允许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在友好伙伴关系或亲密关系中交际主体相对容易并接受来自对方的否定、批评等消极言语行为，但祇有当交际主体双方都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确实足够亲密的时候才能接纳来自对方的批判（Svennevig，1999）。显然，在中美贸易纠纷持续的现阶段，美国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亲密伙伴，中方隐性立场结盟话语难以被认同和接受。实现语用目的的关键在于让美国理解并认同中国的道义取向，引导美方正确解读中方政府强势话语的“惯习”（Bourdieu，1977）。

五、结论

语言是一个与世界相对照的符号系统，用于“刻画”世界，传递真实世界的相关信息，提供有关真伪的命题内容（Austin，1962）。本文通过梳理学界对立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立场及国家道义立场之元语用分析框架，从定位、评判和结盟三个维度探讨贸易纠纷话语的道义立场建构，发现中国道义立场建构的身份视点和评判的道义规约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质。因此，如何让美国或其他受众能正确解读贸易纠纷话语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元语用意识是建构国家立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丁金国. 2009. 语体风格分析纲要[M].暨南大学出版社.

（2）何自然. 冉永平.2010. 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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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霁. 2000. 现代汉语祈使句的语用研究（下）[J].语文研究(01):49-56.

（5）方霁. 1999. 现代汉语祈使句的语用研究（上）[J].语文研究 (04):14-18.

（6）王日华. 2009. 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J].国际观察(01):54-60.

（7）许家金. 2019.《语料库与话语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Z],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4/content_5324957.htm#1.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9.《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Z],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02/content_5396858.htm.

张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