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0年最后一天，郭永玉教授应《心理新青年》网络平台的邀请，接受了两个小时的访谈。他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强调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回顾了他先后在华中师大、南京师大、武汉大学和在国外的求学过程，认为心理学史、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虽然是其所涉及的看上去跨度很大的三个学科，但有一种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人性问题。郭教授还谈到人格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问题，结合社会阶层研究讨论了心理学促进社会治理的途径，强调了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和使命，认为既要重视学术服务社会特别是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又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最后，他对青年一代学者提出了治学的建议，希望青年学人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格局，做出无愧于时代要求和自我理想的新贡献。访谈全文经《心理新青年》授权《心理学探新》发表，特向《心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有同事们表示感谢。
上篇：心史人格与社会，人性问题贯始终
1. 华师南师与武大，不觉少年已中年
问：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回顾一下您的个人经历，您在华中师大获得学士和硕士，南京师大获得博士，目前也在南京师大任教，是否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当年是如何走上了心理学的探索道路？又是为何选择在人格心理学领域深耕？
郭永玉：谢谢《心理新青年》的邀请！我先谈一下我对刚刚过去的2020年的感受，我用三个读音相同的词来概括，那就是劫点、结点、节点！2020年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遭受劫难的年头，这一年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又格外令人纠结不解并引发强烈的族群冲突，甚至社会撕裂；但愿人类在这一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尤其是生命的代价）不会无所收获，我们应该同时将这一年视为人类（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走向新方向、迈开新步伐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新起点，或者说一个新节点。
我出生于山区农村，15岁上高中之前干过多种农活。我父亲是初中数学教师并长期担任校长，母亲是农民。农民和书生，这是我对自己贴的两个最重要的标签。这两个因素深深影响了我对这个国家的理解。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中考上的县一中，也是1980年本校的文科高考第一名。为了确保在第一批被录取，班主任将我的第二志愿填了华师（当时为华中师范学院，后改为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教师地位低，报师范的人少，而我的志愿中有师范，于是“优先”被华师录取了，被录取到教育系。当时教育系只有一个专业，叫做学校教育，后来改称教育学专业。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讲到大学专业的鄙视链，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外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我们虽然没有瞧不起本系的老师，但确实感到教育学可供念的书太少了，有些课连一本教材也没有，且内容不吸引人。
比较而言，文史哲等领域的好书要多得多，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活跃人物也主要出自这些领域。人生观、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理论问题的讨论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跟着阅读和思考，常常为读到一篇好文章而激动不已。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还有美学热、现代西方思潮热等等，我将省下的一点生活费都去买了书，有些书反复读，其中特别被朱光潜先生的文风所吸引，也广泛浏览了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刊。到大三的时候，我好不容易被一门专业课所吸引，就是王启康先生讲的心理学史，因为这门课与我的那些课外阅读在内容上有相通性。这种感觉伴随着喜悦，因为我开始喜欢自己的专业了。当时的说法是，我们可以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中侧重一个。于是我将阅读集中在心理学史上，我几乎熟读了当时所有中文版的心理学史著作，如高觉敷、杨清、唐钺、波林、墨菲、舒尔茨、雅洛舍夫斯基等人的书。
八十年代中后期，思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以李泽厚、金观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我除了保持广泛的人文兴趣，开始将阅读集中于弗洛姆（Erich Fromm），并将其作为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专攻方向。在熟读了弗洛姆的几乎所有著作后，自己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体系，似乎可以用一个清晰的框架将弗洛姆的思想整合起来。王启康先生肯定了我的想法，我就这样完成了硕士论文。我将弗洛姆的思想来源归结为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具体内容为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这四个要素的提炼不仅是对弗洛姆的解读，也是我对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对我的影响的总结。它们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精神生活。
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5年后报考南京师范大学，成为杨鑫辉先生从江西师大到南京师大主持博士点的第一届博士生。杨先生和同事们设了三个方向：中国心理学史、西方心理学史和苏俄心理学史，我自然在西方心理学史方向。期间我得到一个机会到美国加州的超个人心理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访学。超个人心理学主张整合东西方精神哲学的传统，对人性持一种身心魂灵（body-mind-soul-spirit）的整体观，并自称心理学的第四势力，与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并列。当时国内对超个人心理学介绍甚少，加上我已有的学术背景和访学的便利条件，从理论上对超个人心理学进行一番述评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我的博士论文和以此为基础写成的专著是大陆第一本系统述评超个人心理学的著作。当然今天国内有一批人研究和实践超个人心理学，原著的翻译也很多了。如今静修、正念等研究热点，理论上都来源于超个人心理学。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回到华中师大，继续教授普通心理学，并接任人格心理学的主讲。由于偶然得知武汉大学哲学系设置了博士后流动站，我便联系邓晓芒教授，经过面试，我顺利进站，但仍在华中师大任教。那两年多，我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往返于华师和武大之间。
我不仅教本科生的人格心理学，也教授研究生的人格心理研究课程，并招收硕士研究生。我将几乎所有中英文人格心理学教材都找到了，还有不同版本的人格研究手册，以及几种主要的人格心理学英文杂志，如JPSP（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我惊讶地发现，不同的人格心理学教材体系很不一致。有的主要讲人格理论，有的主要讲人格专题研究，有的以理论为主结合专题研究。虽然专题研究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且成果丰富，但这些研究很分散。受邓老师讲康德哲学的启发，我萌发了将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专题研究的基本范畴进行一番梳理的想法，并成功得到了国家博士后基金的支持。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2003年我博士后出站已经40岁了。
与此同时，我招收研究生的方向也明确为人格心理学。但更具体的方向或问题仍不明确，不过我要求研究生的阅读和论文选题要在人格范围内，我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肯定或否定一个选题。在这种肯定或否定中慢慢形成了我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逐渐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边界。
现在看来，我从本科以来一直关心的学术问题是人性问题，而人格心理学是所有心理学分支中最集中研究人性问题的一个分支，或者说人格心理学是所有分支中最明确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分支。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都可以被视为人格理论研究，而不仅仅是心理学史的研究。或者说，心理学史是以心理学为研究对象，而人格心理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我的兴趣侧重于后者。当然人格又与社会历史文化联系密切，这样就可以将我之前的所有知识积累贯穿起来。
可是人格心理学仍然是十分宽泛的，结合研究项目的申报以及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我越来越聚焦到现实的社会问题上，如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这个领域对于中国而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而对于美国而言则主要是全球化造成的，背景和根源不同，但阶层分化所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是相同或相似的，如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不安全感（威胁敏感性）等等。
简单而言，我的研究领域似乎经历了心理学史、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阶段，听上去跨度很大，但在我个人身上并不是分裂的，我并不认为自己走了什么弯路，相反我认为过去的所有积累对于我今天思考问题都是有益的。
2. 三所老校学风浓厚，多位良师影响终生
问：您先后求学并工作于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是否可以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学校的学术氛围和文化传承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郭永玉：我有幸先后求学于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完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学业之旅（博士后阶段仍然以求学为主）。这三所母校都有百年历史。华师和南师都有教会大学的传统，华师老校长章开沅先生以其历史学家的深邃和敏锐揭示了这一传统对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意义。武汉大学在民国时期就是著名高校，与师范院校相比有着更开放自由的传统。综合而言，这三所百年学府都积淀了浓厚的人文传统，这是一种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一种自由多元的学术视野，一种服务民众的社会使命。
问：在曾经指导过您的导师当中，肯定很多老师在做学问或者为人处世方面都对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觉得哪位导师对您的影响最大？为什么？
郭永玉：我的硕士导师王启康先生是我的学业引路人。他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亲身接受过苏联专家的训练，认真研读过马列原著。他的学术背景有红的一面，但他不左，红而不左，不僵化，不整人，他把唯物辩证法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和立德立功立言、道家的清虚无为顺应自然、佛家的清净超脱慈悲虔诚以及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的现代价值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他的丰富的生命历程中。（见郭永玉《我的导师王启康先生》）
杨鑫辉先生在文革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不放弃学术，所以在八十年代能够脱颖而出。他为人谦和，热爱学生。他常说弟子弟子，如弟如子。这种爱还包含着严格的要求。我的博士课程中有一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需要交一篇作业，一开始我想敷衍了事，但杨先生把我的作业打回来让我重写。我只好老老实实埋头一个月，写成了《先秦情欲论》，后来发表在《心理学报》上。杨老师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主要讲古代思想，但读起来十分流畅，丝毫不觉艰深晦涩。我经常在学生面前讲文章的标准，杨老师的文风就是一种典范。
邓晓芒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康德和黑格尔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文化批判学者。我听了他的硕士生课程“《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和为本科生开始的通识课“中西文化心理比较”。邓老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钻研极其精深，我连皮毛也未及一二。而他对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则是他的文化批判也就是启蒙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读邓老师的文章一直是我训练思维和加深对中国文化批判性理解的功课。
美籍华人学者李绍昆先生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回国访问的华人学者之一，他后半生竭尽全力致力于中美学术文化交流。他带过很多美国人来中国，也邀请很多中国学者到美国，包括我本人。在今天的背景下，中美都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民间友好交流的桥梁不能断。小而言之，中美关系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李先生学术上试图将基督教与墨子学说结合起来，这种思路很有启发性。墨子的兼爱是平等的爱，孔子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
邀请我到Leicester大学访问的Andrew Colman教授是做决策研究的，但他也写What is Psychology这样的普及读物，还一个人独立编写了一部Oxford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他每天上午到工作室，晚上离开。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对工作和对知识本身的热爱，以及一位英国绅士的教养。
3. 人格与社会不可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问：您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学术造诣很深、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2019年您曾经获得了中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学科建设成就奖。请问您觉得自己最大的科学贡献是什么？
郭永玉：不一定叫科学贡献吧。因为严格地讲科学贡献，主要是指科学发现。我更多地是一位人文学者，也是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这里主要讲一下我做了哪些工作。
一是人格理论研究。在人格理论研究方面，我先后涉及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和超个人心理学，分别以其硕士和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专著《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和《超个人心理学及其治疗理论研究》。
二是人格专题研究。2000年代以来，我带领研究生对人格心理学的当代研究主题进行系统评述，并开展实证研究。先后出版《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和《人格研究》两本专著，涉及的人格研究领域包括人格特质、人格动力、人格发展以及人格的生物学基础、人格与社会文化的广泛领域。
三是人格与社会问题研究。我带领研究生先后围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道家人格结构测量及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不同社会阶层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模式及应对策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危机管理中的心理社会支持研究”，将人格研究与社会生活现实问题相结合，展开了一系列的量化和质化研究，并倡导心理学与社会治理这一研究领域，在中国心理学会设立相应的专业委员会。我现在正在做的国家自科面上项目是“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影响系统合理信念的心理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是“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心理建设研究”。
四是《人格心理学》教材建设。我先后主编《人格心理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人格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人格心理学纲要》（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主译《人格心理学：人性的科学探索》（Larsen, R. J. & Buss, D. M. 原著），《人格心理学：人的科学导论》（McAdams，D. P. 原著），为倡导以主题为线索的教材体系提供了不同的版本参照。其中在人格理论方面，提出特质理论、生物学理论、学习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和现象学理论的排列顺序及其内在理据；在人格研究方面，提出以人格特质（Disposition）、人格动力（Dynamics）和人格发展（Development）为框架组织基于研究主题的教材体系；在人格影响因素方面，提出生理—遗传—进化和社会—历史—文化两大“还原”系统的观点。
下篇：好研究立心理学，大格局促现代化
1.人格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
问：目前人格心理学的前沿问题是什么？未来10年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
郭永玉：这个问题太宏大了，不同的研究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所关心的问题，通过追踪文献才能了解前沿在研究什么。人格心理学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作为研究者必须聚焦于具体问题。但从学科基本结构而言，不外乎还是人格特质、人格动力和人格发展。由于人格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社会性，所以在人格领域也可以大体分为两大取向：生命科学取向和社会科学取向。生命科学取向的研究关注人格的生理学基础，如从神经科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人格；或者关注人格与遗传的关系，如从行为遗传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人格；或者关注人格与进化的关系，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考察人格的起源和适应机制。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关注当下的社会条件与人格的关系，或者社会变迁、重大历史事件与人格的关系，以及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所有这些领域都处在非常活跃的状态，你在任何一个感兴趣的主题下都可以大有可为。但每个人在学科史的发展上所能做的贡献是很有限的。我个人认为生命科学取向的人格研究，神经或生理的层面是近端的，进化的层面是远端的；社会科学层面的研究，社会的层面（如阶层分化）是近端的，文化的层面是远端的。我个人会选取更近端社会科学的主题，在我看来是“当务之急”的主题，而舍弃别的主题。但这仅仅局限于个人兴趣上，不排斥别人的兴趣。
因此人格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又是非常复杂的现象。Personality这个词从翻译习惯上也可以译为“人性”。它作为一个学科还不到100年的历史。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用科学哲学的标准衡量，它还远不是一门成熟的或规范的科学。理论上学派林立，主题上分散零碎，方法上各取所需，“大二”“大三”“大五”“大六”“大七”各执一辞，整合的努力会持续不断，但分化与整合的两面性会长期存在。分化可以被视为繁荣的表现，整合可以被视为统一的努力。但统一必须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共识，它只能是逐步积累的、相对的、以充分的知识积累为基础的，且不可能是终结性的。即使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不也没有能成为“定论”吗？
2. 充分认识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
问：大家知道，您和其他心理学同仁牵头组建了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委会，您觉得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能为中国的社会治理做出什么样的新的贡献？
郭永玉：从本源上来说，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就决定了它必须也能够成为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支撑学科，领导人将心理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是因为心理学要揭示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心理学应该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的脱节，也就是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社会科学家们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在心理学早期William McDougall特别指出过，他认为行为的动力与目的问题是最应该重视的。为了改变心理学与社会科学联系不够紧密的现状，我们提出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增设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议。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治理是由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公民）或组织（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因此它无法脱离具体的人，更不能忽视特定的个体、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心态、诉求、社会行为及其互动过程，而心理学特别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恰恰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很多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在社会治理和经济管理等不同领域展现出了广泛的适用性，甚至构成了这些学科很多重要议题的核心理论，例如经济学中的决策理论（有限理性）、管理学中的人性理论（自我实现）。
从方法上来说，心理学的科学方法论也对于研究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并重微观和宏观问题，从包容广大的世界性跨文化样本调查，到最精细的实验室实验揭示因果关系，可以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方法学支持。
从实践上来说，中国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也离不开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的参与。举例而言，我们在扶贫工作中强调扶智与扶志相结合，其实扶智要解决的是贫困人群的知识技能欠缺以及决策短视等问题，扶志关系的则是贫困阶层的动机问题，如向上流动的志向和抱负问题。这都是需要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探讨和解决的，当然更是整个社会科学要关心的问题，如阶层固化的问题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变革来加以解决。
问：您和学生们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社会阶层，通过您的研究成果，您认为社会阶层会对我们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外是否存在文化差异？可否举例说明一下？
郭永玉：关于阶层的影响：社会阶层给一个人带来的烙印是非常深刻、广泛和长远的，归结起来可以有三个最核心的影响：
第一是对自我的影响，高阶层和低阶层者在自我概念上就存在根本的差异，高阶层更多展现出个体独立性的一面，而低阶层更倾向于展示其和他人互相依存的方面。例如让被试随意挑选一件实验礼物时，研究发现高阶层者更喜欢挑选那种能标榜其个性的东西，而低阶层更倾向于选择那种“随大流”的东西。
第二是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高阶层者更多在与客观世界和他人相处中展现出其资源的优势，其观念和行为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独特性；低阶层则更多考虑环境、考虑他人的作用，其观念和行为有更多的可变性与随和性。
第三是对社会行为适应性的影响，因为高阶层更多居于规则制定者的位置，所以低阶层很多时候难以形成更具适应性和发展性的社会行为模式。例如现在大学强调学生应该崇尚创新、勇于挑战、表达自我，这恰恰是高阶层学生所具备的特征；而来自低阶层的学生，可能也有很多不错的素质，但多表现在善于合作、严谨踏实、遵守规则等方面。这就让高阶层家庭的孩子常常占有天然的竞争优势，也更利于他们在未来的职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关于文化的影响：总体而言，在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很多问题上，中西方文化差异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欧美所具有的阶层差异，一般而言在中国也成立。例如高阶层者通常将成败、贫富归因为内在因素，如能力和努力，低阶层者通常将成败、贫富归因为外因，如资源和运气。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高低阶层者在控制感上的差异。但有些问题上还是能看到中西方的不同。比如在美国研究结果一般认为高阶层者自我更独立，低阶层者自我则更互依。但在中国由于社会主流文化也强调互依，所以高阶层者可能会形成双重优势，在具有独立性的基础上也发展出了相当程度的互依性。中国的高阶层者，他们身上一方面具有追求独立自我、个性化和创新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具有很高的亲和性，很善于融入集体受到大家欢迎，展现出互依自我的特征。这可能会造成低阶层者在竞争中更加处于弱势。不过一些研究发现中国低阶层者可能也有一些优势：相比于高阶层，低阶层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展现出更多的可变性。例如低阶层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时，由于资源所限其总体的坚持性不及高阶层；但如果处于公平的环境当中，他们的目标坚持性则会明显上升，而高阶层者对目标的坚持性则相对不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就是说，对于低阶层者而言，他们似乎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应对，这可能是中国低阶层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生存模式。当然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论证。
3. 学术服务社会与学者的独立性
问：心理学家一直在呼吁心理学应当走出象牙塔，您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窗内（实验室）与窗外的统一。您觉得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如何将基础研究的前沿成果更好的转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应当如何促进学术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对接和转化？您的研究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哪些有益的尝试？
郭永玉：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直接从政策层面影响执政者，让我们的声音可以直接被顶层设计者听到，达成一种自上而下的作用。有专门的向上提交咨询报告的途径。例如在以“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为主题的第578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我们提出建议，将“心理建设”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并列，由目前的“五位一体”拓展为“六位一体”。将国家的发展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为幸福感与安全感、获得感关系密切，也与公平感、尊严感和自由感关系密切，将幸福感突出出来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步。
第二层面是走中层路线，通过政、企、学等不同层面的联合，直接帮助社会治理的几方面主体力量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发挥心理学的作用。
第三层是基层路线，直接作用于街道、社区和基层民众，开展各种有针对性地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当然也包括心理学的毕业生直接到各层组织中去开展工作。目前我们在三个层面都有所尝试，但仍以政策建议为主，未来随着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委会平台的发展，会结合更多的各界力量开展好实践应用和转化对接工作。
不过，学术研究要保持思想者和科学家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超越性。我们首先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谏言不是主要职责，智库的职责是附带的，当然也很重要。但要避免停留在为现行政策提供论证或诠释的水平上，而是要提供新的知识、思想和方法，推动和引领社会的进步。
4. 寄语青年一代学者
问：现在很多年轻一代的学生学者对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感兴趣，但是面临的现实是评价体系过于功利，催生了很多发表导向的质量不高的研究成果，您觉得作为过来人，做了几十年心理学，您有哪些感悟和体会？
郭永玉：年轻人首先要生活，应该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古希腊时代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有三个条件：闲暇、好奇和自由的社会。闲暇首先意味着衣食无忧，但青年学者经济上还太窘迫，还有待改善。当然你要过富裕的生活，做学术就不是最佳选择。有了物质生活条件的保障，保持好奇心以及内在兴趣对从事学术研究非常关键。而自由社会作为学术发展的外在条件则是需要我们一起来争取和改进的。
如果从事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除了某些层面涉及生命科学和信息科技，总体上应该将自己的学科归属为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的体会是：
一要保持对中外历史知识的学习，历史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了解历史是为了了解今天，也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心理学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可能是最欠缺历史感的，这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社会问题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例如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历史造就了威权主义传统，中国人的关系意识中核心的东西是血缘亲疏和等级高低。今天中国社会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而要理解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就不能孤立地看中国，必须从世界看中国，特别是用中西对比的视角。时间的维度是从古代到现代，空间的维度是从西方到中国。例如牛顿和洛克时代的英国与同时期的中国各自是什么样子？类似这种历史意识应该是任何一个受过现代基础教育的中国人应该具有的。由于大多数心理学本科招收理科生，这种分科是我们教育制度的严重弊端之一，为此我强烈建议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要补中学历史课，可以利用网上的课程资源。
二要保持对中西思想史的学习，从而为研究提供思想深度。这里说的思想史核心是哲学史，但不限于哲学史，如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伦理学史等在哲学史中也会涉及，但不是重点。我的建议是对于心理学而言，应该将思想史作为我们的基础知识背景。对于西方而言，从古希腊到罗马和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近代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大思潮，思想、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状态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中国而言，以儒道墨法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有哪些基本观点，它们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这些思想史的知识也许与心理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们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思想的渊源，特别有助于我们把握自己研究的方向和意义。其实无关是表面的，深层是很有关的，如成就动机与新教的关系，幸福感与伦理学上功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
三要保持对社会科学界的关注，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界有哪些活跃人物，他们在关注些什么问题。如果说以上两点主要集中于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里强调的则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尽管它们之间关系密切，但不能混淆。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的脱节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已经有所改进，但还需要我们自己多努力，不能沉溺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我陶醉。面对社会科学，心理学要么失语，要么自说一套，很多时候没有参与到共同的问题研究中，更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圈子”中。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多学习民国时期的前辈们。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网站，并推荐一些当代的学者，好文章要及时分享。
做到以上三点，才能有提出问题的敏感性，知道问题的重要性，把握问题的方向性。
四要养成读专业文献的习惯，熟悉本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而这种研究又可以顺利地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并很好地与国际同行交流。当然，中文发表也很重要，如中文专业期刊、中文媒体、中文教材和专著等。这是本行，是本职工作，不必展开说。
问：年轻的学生学者应当如何提升学术训练、积累学术成果，在当下的评价体系之下生存，又能潜心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成为一名有所建树的心理学家？您对青年学子有什么建议、祝福和寄语吗？
郭永玉：还是老一辈心理学家当年给我们讲过的，做研究也有两维度四类型，两维度就是格局和方法论，格局有大小，方法论有宏观微观，组合起来就是四类型：
大题大做：如弗洛姆、马斯洛、威尔伯（Ken Wilber），研究大问题，创建大理论。这种类型不适合向年轻人推荐，因为它需要超常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兴趣。
大题小做：如皮亚杰、勒温、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他们的共同点是关心大问题，如知识范畴的起源、民主/专制社会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成就动机与个人/社会发展，但都非常善于将大问题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研究。
小题大做：如弗洛伊德从一个小问题（神经症的病理与治疗）从发，越做越大，成为一种人性理论，一种世纪哲学思潮。海德（Fritz Heider）和维纳（Bernard Weiner）等人则从简单的日常经验（归因）出发创建了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社会认知动机理论。
小题小做：如广大的靠心理学吃饭的从业者。当然也是有贡献的，很多人的贡献合起来就是大贡献。但科学上的原创性贡献往往是个人完成的。
对于有志于研究的年轻人，要从前辈身上学习如何大题小做或小题大做。我曾听张春兴先生讲，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之未言；其次是见他人之所见，言他人之未言；再其次是见他人之所见，言他人之所言。
问：我们编辑部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著名心理学家专访，同时希望在公益平台上科普科学严谨、有趣有料的心理学知识。您对我们这个热情而年轻的组织有哪些愿景和希望？
郭永玉：你们是一群可爱的年轻人，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我引用一些名家的话送给你们。
第一句话，钱穆先生说：“认识你的时代，带领你的时代。”追随时代的人只会跟着潮流走，跟着感觉走，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是有能力带领时代的人。柏拉图哲学王的理想未免有些虚妄，但可以学习他的“洞穴隐喻”中那个最先挣脱绳索发现真相的人。
第二句话，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也许可以把“立心”解释为“立心理学”？
第三句话，当年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姊妹校燕京大学的校训：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稍加修改：求真理去服务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