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观点整理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2期）上的发言。

一、劳动力市场有较好恢复但尚不充分，今年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这个问题涉及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把劳动力市场因应宏观波动发生的丰富变动归结为失业率单个指标，认为宏观经济波动跟失业率存在耦合关系。这个简单模型对发达经济体有一定解释能力，不失为讨论宏观短期波动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起点模型。但是过去十几年这个模型即便在美国这样发达国家表现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比如说分段估计奥肯定律方程其估计系数发生显著变化，提示其潜在产出以及失业率与宏观波动联系量化程度在变化。另外劳动参与率这个过去认为是劳动市场的长期变化指标，也由于“疤痕效应”等因素在短期冲击后出现某种结构性下滑等等。所以，从美联储加息会议纪要看美联储讨论货币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经常会关注失业率之外的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变化，以求研判形势时比较全面准确。

对于我国来说教科书奥肯模型的局限性更大。十几年前我们做了一项有关广义奥肯定律和中国奥肯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由于中国经历体制安排和发展阶段两重意义转型，宏观波动与劳动市场关系具有与教科书模型显著不同的内涵。具体说就是改革时代最初30多年宏观经济波动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但是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更为密切和显著的关系。这个结果显示，在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最初几十年，宏观经济波动对劳动力市场引入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在农民和工人之间职业转换来承受和消化的，城镇失业率的两次巨大波动主要与体制改革突破消化计划经济遗留隐性失业有关。

过去两年疫情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再次发生剧烈波动，为理解中国奥肯关系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经济实验环境。基于上述分析思路，对疫情劳动力市场变动可以从失业率、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城镇新增就业等几个指标观察理解，今年就业形势也可在此基础上讨论。主要结论是：随着疫情常态化后宏观经济较好复苏，我国劳动力市场也有较大程度恢复，然而与充分就业还有一段距离，如何实现疫情前政府提出的更加充分就业目标仍面临现实困难。

第一从失业率指标看，这次疫情波动下失业率走势表现出与一般规律相一致的反向走势。我国失业率指标较特殊，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个失业率指标。近年失业率数据表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失业率波动显著，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做出了与理论预测关系相一致的反应，说明失业率与宏观波动更加具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联系方式。二是失业率反应程度和灵敏度仍然偏低，如2020年宏观经济相对收缩程度在改革时期极为罕见甚至仅见，然而登记失业率升幅仍略低于近20年的两次阶段性峰值。另外，在失业率统计、失业救济政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

第二个指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2020年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速大幅，伴随农民工转移增量减少520万，代表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指标的最大收缩值，与宏观经济相对潜在增速的收缩程度具有数量级意义上的对称性。伴随2021年宏观经济反弹恢复，农民工增量也反弹增长到690万，显示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是吸收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甚至主要管道，也是中国奥肯关系方程中显著度更高变量。不过去年农民工增量虽大幅反弹，疫情期两年平均值仍与疫情前多年均值存在相当缺口，从一个角度提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不充分。另外去年外出农民工占比显著下降，也对农民收入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个指标是城镇新增就业，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指标有明显恢复，然而两年均值与疫情前七八年该指标平均水平相比仍有显著缺口。

总体来讲，我国劳动就业和宏观经济复苏都取得了很好进展，然而就业仍然存在复苏不充分的问题，这与宏观经济增长面临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讲到的“三重压力”自然有联系。另外与疫情持续影响经济也有关系，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同时也付出了一些经济代价，其中包括对增长制约特别是消费某种拖累作用。

进一步看目前“需求收缩”主要是内需不足，外需反倒相当给力。2020年和2021年我国净出口对增长贡献率分别高达27.4%和21%，两年平均贡献率为22.4%，作为比较疫情前十年净出口对总需求平均贡献是负值。过去两年疫情期的特殊环境下，受内外环境多方面原因推动，我国外需再次出现与世纪初年可比的超预期高速增长。给定这个背景条件，我国经济最近面临新的下行压力，投资和消费内需不足显然是主要原因所在。换言之，如果没有外需超常增长的额外支持，我们的需求收缩压力会更大一些。

就今年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而言，2022年预计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将比上年大幅增加167万人，第一次超过千万门槛达到1076万人的创纪录水平。另外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还有400-500万中专毕业生、几十万退伍军人和一定数量中学毕业生等等，新增求职人数会达历史新高。然而给定目前经济下行压力，2022年宏观经济稳增长任务繁重，会对就业创造构成宏观制约。因而2022年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困难较大，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也存在有利条件，如1962年由于历史原因新生人口规模特别大，按照60岁退休年龄规定，今年有较多男性就业者到了退休年龄会退休，腾退出来部分工作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就业压力。总体还是应看到今年就业压力问题不小，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需要采取积极宏观政策和结构性促进就业政策加以应对。

二、灵活就业是新时代就业的重要趋势之一，监管措施法治化更符合长期发展要求

简单讲两点问题。第一，我觉得易教授主报告对新就业形态做得比较系统考察很有意义，这里也谈一下新就业形态重要性和成因背景。粗略观察过去十余年我国就业总量和结构变化有几个大数：一是总量从7.2亿到7.6亿，增加了4000万。二是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总共转移出7000-8000万。三是制造业从2014年峰值到目前减少就业3000万，但是制造业以外第二产业就业可能扩大上千万就业。四是服务业从2.7亿增长到3.6亿，增长约9000多万。与部门就业量变化同时发生的就业形态转型，突出表现为与所谓“零工经济（gigging economy）”相联系的灵活就业快速增长，从2003年不到5000万增加到现在的2亿多，过去十年估计增长1亿上下，成为就业形态演变的支配性因素。

就业零工化和灵活化的强大趋势，背后有经济发展阶段与技术变迁等时代环境因素推动，也有年轻一代求职人员主题禀赋条件演变的影响。首先是城市化高速推进、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快速扩容的产物。大城市特别是特超大城市人口增长，对于社会化便利服务提供大量需求，其超强集聚效应使得从事这类灵活就业能够获得各种细分市场机遇，并能够快速派生和发掘规模经济。其次是易教授报告强调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和支付手段迅速发展，提供了满足需求的供给条件。网络和数字经济以前时代经济运行也提供传统灵活就业机会和需要，比如街边大碗茶、修鞋匠、卖冰棍等自谋职业者以及钟点工、家庭帮工等，但是现代网络数字经济发展普及，通过各类平台经济和网络化提供了大规模的各类新型灵活就业机会。新冠疫情冲击加速经济数字化和“线上化”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最后，年轻一代劳动者家庭经济负担代际变化以及平均受教育程度上升，使得他们对灵活就业可能发生的摩擦性失业承受能力上升，对灵活就业较多具有的自由度和可选择性偏好提升，从主体方面推动了灵活就业兴起。

第二谈一下刚才伍戈首席分析的平台经济监管问题。针对平台巨头在数据经济转型过程中垄断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创新反垄断体制政策成为一段时期以来全球范围的趋势性潮流。国内也是如此：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法增设互联网条款， 2018年新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反垄断执法，2019年38号文件对平台经济提出系统规范要求，直至2020年初启动《反垄断法》修订进程……可见加强对平台经济的规范监管早已开始，前期主要要通过渐进性修法修规引入对平台经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和规范。2020年底以后这个进程加快，推进方式也明显变化，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强化反垄断措施，包括对“二选一”竞争方法的高额罚款、叫停并购案、暂停或永久性中断重大平台公司上市过程等等。同时提出涉及面更普遍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求，形成现在人们熟悉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表述。

密集型高强度反垄断举措很快取得明显成效。例如遏制平台企业宰熟、过度索取消费者个人信息、隐含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有明显进展，对互联网巨头利用算法技术对外卖骑手过度索求的必要监管问题提上讨论议程，平台巨头的公益意识也得到提升。同时强化反垄断也提出一些有待厘清和完善的问题。例如一般而言资本和企业投资经营无疑应当有序，从监管角度看如何理解有序的边界？它与相关法律界定关系如何？还是需要有更为明确的可预期的界定。又如平台企业对其合法经营所得利润是否可以到某个法律没有禁止领域去投资，这方面涉及的有序的解释权应属于有关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还是其它方面。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厘清阐明，如果持续存在难以事先明确预期的模糊因素，可能会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带来额外交易成本和不利影响。

总之，随着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对平台垄断企业适当加强管制和规范无疑是必要的，近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确实取得了多方面积极成效。在密集出台疾风骤雨般的政策举措解决一段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之后，或有必要通过调整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使得平台经济深化反垄断能够更充分体现法治经济法制社会要求，由此更有效地解决现实经济增长与“预期转弱”的矛盾，并更好地推动经济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