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俄关系的发展史上，1992年是关键的一年。在从中苏关系顺利过渡到中俄关系后，由于俄罗斯在1992年上半年推行全面倒向西方的“一边倒”政策，造成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失衡，中俄关系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始终坚持同俄罗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也做出了调整，提出了既面向西方、又顾及东方的“双头鹰”政策，朝着有利于中俄关系的方向发展。因而，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但并未对中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使1992年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承上启下”的一年。

「关键词」1992年/中俄关系/意识形态

1992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关键的一年。其意义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承上启下”。“承上”是指两国在这一年完成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启下”则是指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在平稳过渡的基础上，中俄关系在1992年后走上了全面发展的健康轨道。但纵观全年，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度受到了消极因素的干扰。因此，有必要对两国关系发展初期的历史进行审视，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同时也对其中的某些消极因素或称隐患进行分析。

一

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钱其琛外长致电科济列夫外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驻原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为驻俄罗斯大使。[1]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向何处发展？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中俄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还在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均发生了变化，中俄两国也由此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担心，刚刚实现了正常化并不断发展的两国关系，会不会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中俄之间出现的差异而改变方向，甚至背离正常化的轨道。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破裂就与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直接的关系。

两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中国方面看，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前夕的讲话实际上已经为中国制订对俄政策确定了基调，他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2]就是说，一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根据这两条基本方针，中国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俄罗斯以及苏联解体后的前苏联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1991年12月27日，就在钱其琛致电科济列夫的同一天，李岚清和田曾佩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俄罗斯访问。李岚清对俄副总理绍欣表示，中国政府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俄罗斯人民的选择。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就俄罗斯出现的新形势表态。[3]此次访问取得了三项重要成果：一是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依然是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二是继续履行中国和前苏联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三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三项成果都写进了两国关系会谈纪要。这样就为两国关系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从俄罗斯方面看，叶利钦总统1992年1月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中国总理李鹏时的讲话，应该是俄罗斯首任最高领导就如何发展两国关系的第一次表态。会见时，李鹏再次强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中苏两个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俄罗斯联邦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间的4000公里边界应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边界。[4]叶利钦表示，俄罗斯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并尽快批准已经签署的中苏边界东段协定。俄罗斯联邦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也不相同。分歧不应妨碍两国的合作。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对俄十分重要，俄方愿意与中方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合作。[5]叶利钦的讲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在继承中苏关系已有的成果和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上的立场与中方非常接近，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二是他的讲话并非放空炮。不久以后，即1992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便批准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

从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中国很快正式承认俄罗斯，至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并签署两国关系会谈纪要；从1992年1月底李鹏总理与叶利钦总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见，至2月份中国首任驻俄大使递交国书正式就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分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就基本上完成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也就是说，“继往”的问题至此已基本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开来”，开辟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

但是，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些问题。1992年3月16日，俄外长科济列夫首次访华。临行前，他在机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两国之间除了睦邻关系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关系”。[6]在北京与钱其琛会谈时，科济列夫又表示：“俄罗斯重视同西方的关系，也重视同亚洲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7]回到俄罗斯后，科济列夫再次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对中国的访问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莫斯科有充分的准备和愿望同中国发展正常、全面的睦邻关系，等等[8].就是说，从启程前到会谈中再到归国后，科济列夫对中俄关系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但不久以后，4月11日，同样是科济列夫，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却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在谈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明确地说：“俄罗斯应当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应有的位置。我们的邻国有美国（越过白令海峡）、日本、西欧各国。我们同这类国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却存在着同它们建立友好关系、将来建立联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9]令人吃惊的是，科济济夫在他开列的邻国名单中，居然把他刚刚访问归来不久的最大的邻国中国给“漏掉”了。这一“疏忽”不能不引起外界的诸多猜疑。除中国外，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原加盟共和国，也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邻国之外。有趣的是，在谈到他自己开列的邻国名单中列第一位的美国时，科济列夫还别出心裁地加了一个注脚，即所谓“越过白令海峡”，似乎生怕有人因缺乏地理常识而闹不明白俄美是如何搭界并成为邻国的。无独有偶，就在科济列夫发表这一番高论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情。这就是科济列夫访华期间，曾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讨论人权问题。回国后，他还就此向记者作了披露，说俄罗斯主张在人权监督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关于不干涉内部事务、人权应服从于主权的主张等等。紧接着，还是在3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俄罗斯代表支持将所谓的“中国在西藏破坏人权”的问题列为大会议程。[10]

一方面要唱中俄关系的赞歌，另一方面，在其他场合却要奏出与中俄关系主旋律相悖的音符。这种在1992年上半年出现的令人不解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如果对俄罗斯独立之初的外交政策稍加回顾，就可以发现，它与科济列夫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亲西方派人士主张俄罗斯投向西方怀抱并奉行所谓“一边倒”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二

1992年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年，其内政外交均面临严峻的考验。从年初开始，在叶利钦和代总理盖达尔的领导下，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经济改革，试图依靠西方的经济援助稳定国内经济，走出自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实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其核心是依靠西方的援助，而非俄罗斯自身的条件和实力。这样一来，叶利钦就把俄罗斯与西方捆在了一起。正如盖达尔所说：“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所面临的问题。”[11]于是，叶利钦便旋风般地访问了欧美数国，通过签署协议，获得了一大笔英镑和法郎贷款，还得到了加拿大的粮食，可谓满载而归。在参加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叶利钦还向布什提出，两国关系的优先发展方向是经济合作，美国应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俄罗斯建立卢布稳定基金。不久以后，老布什总统便代表西方国家宣布要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与此相适应，叶利钦在政治上走得更远。独立伊始，他就希望与西方结成联盟，彻底融入西方：“俄罗斯自古以来和欧洲就是一体，我们应该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欧洲机构联成一体，应该加入其政治和经济联盟。”[12]对西方的“一往情深”并非出自叶利钦个人的好恶，也不仅仅在于其与西方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并在国内实行反共政策。更为重要的，一是他把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方的援助上，不得不倒向西方。盖达尔说：“俄罗斯政府将奉行亲西方的政策，并深信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来说这是唯一理智的政策”，为吸引贷款和投资，“必须彻底消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一切对抗成分，并使这种关系真正成为完全盟友式的伙伴关系。”[11]（p.669）二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叶利钦始终得到西方的支持，不仅有政治上的支持，还有财政上的支持。每当他在国内政坛地位不稳的关键时刻，西方总要站出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从某种程度上讲，叶利钦的政治命运是与西方联在一起的。他需要得到西方的支持以巩固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西方同样需要他在俄罗斯推行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反共意识形态。由此而言，叶利钦上台并独掌大权以后推行亲西方的政策，希望一步跨入西方“大家庭”，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盖达尔是一个不喜欢说话兜圈子的人，常常把叶利钦的许多政策解读得非常露骨，他曾直截了当地说：俄罗斯“对西方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和欧洲，基本上不会给我们带来军事危险。没有任何理由将北约力量的加强视作对俄罗斯利益的威胁。相反，俄罗斯完全有必要同北约建立紧密的联盟关系。无论从意识角度来看，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都没有任何根据证明俄罗斯不能同民主大国建立牢固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一联盟在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对俄罗斯都有利。”[13]

在叶利钦和盖达尔的影响下，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中有相当一批人认为，既然俄罗斯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俄罗斯就应该融入西方。同样，西方世界也应该伸出双臂欢迎俄罗斯的转向。于是，他们一厢情愿地打出了“重返欧洲”和“回归文明世界”的旗帜。在俄罗斯，这批人被称为“大西洋主义派”，其代表人物就是俄罗斯联邦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事实上，早在1990年10月，也就是在苏联尚未解体之前，科济列夫就已担任原苏联俄联邦外长。而他的政治观点更是在此之前就已确立。1991年8月，在庆祝“8.19胜利”的白宫广场集会上，科济列夫明确地说：“这次事件，使我们认清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才是俄国的真朋友。”[10]（p.481）

俄罗斯独立以后，俄罗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冷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将以七国集团为核心。根据这一份显然是由科济列夫主持制定的研究报告，俄罗斯外交政策应该围绕这个核心来制订。这就是所谓的“一边倒”外交，它与叶钊钦的亲西方思想是完全合拍的。1992年2月，科济列夫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韦尔纳就欧洲问题、裁军以及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会谈后，韦尔纳欣喜地说，他“与科济列夫的会谈证明，原为潜在的敌人现在正在变为伙伴”。[14]3月底，面对国内出现的针对“一边倒”政策的批评，科济列夫用嘲笑的口吻回答：“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同韩国的友好上，同时同前苏联在朝鲜半岛北部旧的意识形态盟国保持高水平的军事合作是天真可笑的。”[15]此外，“一边倒”政策还有一个任务，这就是通过外交努力从西方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与上述政治、经济任务相比，其他的事情都应该退居次席或进行调整甚至180度的大转弯。于是，在朝鲜核设施问题上，俄罗斯便一改过去的做法，积极支持西方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国际监督的立场；在南斯拉夫冲突问题上，俄罗斯放弃传统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西方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实施制裁；俄罗斯还支持西方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收缩政策，不断地从传统盟国撤退，停止对这些国家例如古巴的各种援助。不能否认，这个时期俄罗斯外交的变化与其国内经济恶化、整体实力急剧下降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更为重要的，这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然。1992年3月，科济列夫访问日本。在与日本外相渡边的会谈中，他恳切地希望日本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帮助俄罗斯渡过难关。不料日方非要坚持所谓“政经不可分”的原则，明确表示如果领土问题得不到解决，日本对俄的经援将是有限度的。[16]11月，俄罗斯投票支持联合国对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南斯拉夫三国的制裁后，面对国内的批评意见，俄外交部发言人作出了一个令听众汗颜的解释：“如果不参加制裁，我们就得不到西方任何贷款，这大约是150亿美元；就不能延期支付俄罗斯的债务，仅延期支付这一项我们今年就为国库节省了180亿美元。”[11]（p.672）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时期推行的“一边倒”政策造成了俄罗斯外交的失衡。

三

1992年上半年，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干扰，但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这里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面对俄罗斯独立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内政外交的变化，中国一直采取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不管俄罗斯内部发生什么变化，中国都坚持同俄罗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与此同时，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坚持“非意识形态化”，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0月，钱其琛在会见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时强调：“中俄双方应当共同努力继承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积极成果，也就是说继承中苏关系的积极因素。中俄关系从一开始就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并继续前进，避免过去一些因素起不好的作用。可以相信，中俄关系比过去的中苏关系会更健康、更正常。”[17]显然，钱其琛在这里所说的起过不好作用的“因素”，应当包括造成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之一的意识形态争论。既然不搞争论，那么，如果两国之间出现了问题或者分歧，应当怎么解决呢？12月16日，叶利钦访华前夕，杨尚昆主席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曾就这个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国与国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观点完全相同、没有分歧的国家。有分歧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换意见，进行磋商，一时解决不了的，各自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这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这是事实，也是双方的共识。”杨尚昆指出：“中俄两国关系迈向新台阶的特点是，两国关系既不是对抗的，也不是结盟的，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这是一种新型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时代的潮流。”[18]今天，当我们回顾中俄关系发展的历程时，重温我国领导人当年的讲话，可以更加深刻地领悟这些讲话体现出来的思想是何等的英明。

其次，从1992年五六月份开始，俄罗斯外交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并朝着有利于中俄关系的方向发展。5月，俄罗斯提出“双头鹰”政策，即俄的外交政策既要面向西方，又要顾及东方。[19]7月，叶利钦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东西方都应该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俄罗斯外交需要从“倒向西方”转而“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俄罗斯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11]（p.806）不久，科济列夫在俄远东地区讲话时，也表示俄罗斯将在远东地区发展同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方位对外联系。在这里，他一改4月份的那一次讲话，把中国排在了俄罗斯一系列邻国的第一位。他强调俄罗斯将同时面向东方和西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既不是亲西方的，也不是亲东方的，而是平衡的。在谈到北方四岛问题时，他也一改上半年访日借债时的谦恭，强硬地说俄罗斯不会拿领土做交易，领土问题不能靠一国向另一国转让领土来解决，而应通过双方承认边界来解决。[20]如此明确地表示俄罗斯外交的重点要从倒向西方转而走向东方，这在俄罗斯领导人对其外交政策的阐述中还是第一次。

俄罗斯外交之所以在1992年下半年会出现变化，有两点原因。一是国内舆论的压力。早在3月份，也就是“一边倒”政策出台不久，叶利钦的政治顾问谢尔盖。斯坦科维奇就提醒领导人重新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同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需要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10]（p.469）科济列夫的顾问西多罗娃在与俄通社记者谈话时也发表了与她的上司并不一致的观点，指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应当审慎、平衡和实用，同邻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考虑彼此利益的非意识形态化基础上”。俄罗斯科学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西塔良认为，俄罗斯在发展同西方合作的同时，也应该对亚洲方面（包括印度和中国）以及近东各国给予大力关注。[10]（p.486）8月，俄罗斯总统外交顾问安。米格拉尼扬更是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认为“科济列夫和俄罗斯其他领导人实际上把一种意识形态方针，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针，用另一种意识形态方针（根据这条方针，在取缔苏共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后在美国、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目标和价值的完全一致）予以替换了”。“科济列夫于1992～1993年期间把整个外交政策都变成了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21]这些精通外交的有识之士们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出发制订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这无疑击中了“一边倒”政策的要害。正如米格拉尼扬所说：“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会总是和西方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相一致。”[22]

二是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的援助以及对俄罗斯的歧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苏联解体之后曾经对俄罗斯作过诸多许诺，但大都没有兑现。例如，1992年，西方许诺对俄罗斯提供的财政援助为240亿美元，而实际到位的只有150亿。初看起来数目尚可，但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其中的奥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亿美元，世界银行0，由西方政府提供担保的出口信贷125亿美元，西方政府的援助款15亿美元。[23]也就是说，在这150亿援助款中，几乎没有俄罗斯所需要的不附加条件的贷款，占主要部分的是西方公司提供的125亿美元的出口信贷，以帮助俄罗斯购买西方公司想要卖掉的货物（西方政府只提供支付担保）。信誓旦旦要给俄罗斯援助的西方政府，实际上只掏了15亿美元。[23]（p.99）显然，对于俄罗斯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言，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不仅如此，西方还继续采取对俄歧视和限制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政策。政治上，西方也在不断地对俄罗斯耍手腕。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俄美首脑华盛顿会晤后曾公开表示：“美国与俄罗斯能走向建立持久友谊、伙伴关系甚至联盟。”[24]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于从庞大的苏联脱离出来的俄罗斯抱着一种鄙视的态度，把它降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布热津斯基在谈到俄罗斯时，就以讥笑的口吻说它“现在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在地理上没有便捷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在东、西、南三面都面临着会与邻国爆发削弱自己的冲突的潜在的危险。似乎只有北部无人居住和难以通行的、几乎永久冰冻的地区，才是它地缘政治的安全地区。”[25]他还坦率地说：莫斯科仍同华盛顿分享超级大国地位的说法只是一种幻想，美国不会同俄罗斯分享全球的权力。

面临国内外的压力，叶利钦不得不重新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尽管他的头脑中有强烈的“亲西方”思想，尽管他想尽快融入西方社会，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员，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世界上幅员最广大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他必须从国家的现实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如果在国家利益上出现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他本人也将身败名裂。1992年上半年的“一边倒”政策给俄罗斯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降低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同时，也损害了叶利钦个人在俄罗斯国内的声誉。以向西方借债为例，叶利钦始终坚持西方援助对俄罗斯改革至关重要的观点。然而面对实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叶利钦也慌了神，他说：我们的心情充满忧虑，“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26]这使他遭到两种批评。“首先，人们指责他通过把俄罗斯变为一个乞讨者并允许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西方组织对俄指手画脚，使俄罗斯蒙受耻辱。其次，当西方的公报中提到的巨额资金没有到位时，他也受到批评。”[23]（p.98）

对于1992年俄罗斯外交上的失误，叶利钦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经过一番思考后，10月，他在俄罗斯外交部的部务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对俄罗斯的外交现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说俄罗斯是一个大国，现在只是碰到了暂时困难。但目前俄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畏首畏尾，常常处于守势，跟在别人后面走。他批评西方在向俄提供经济援助方面言行不一。在谈到俄与原苏联各共和国的关系时，他说必须制定与独联体国家相处的行动纲领，以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俄外交只应遵循一个原则，即保护俄罗斯的利益和安全的原则。[27]

从7月讲话强调俄罗斯要从“倒向西方”转向东方，到10月讲话强调要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叶利钦实际上已经在扭转“一边倒”的走向，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尽管这一调整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中间也有过某种反复，直至1995年底科济列夫下台才算告一段落，但毕竟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俄罗斯前外长伊。伊万诺夫所说：“俄罗斯对外政策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且根基表浅。俄罗斯外交很快就从中汲取了应有的教训。这也是现实生活所驱使，因为对外政策不是在理论辩论中确立，而是在解决直接涉及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具体的、相当复杂的国际问题过程中产生的。”[28]

199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时指出，一年来中俄关系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中俄双方本着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景是很好的，并指出：中俄两国的首次高级会晤对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必将进一步促进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会晤的成果，双方发表了两国《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29]科济列夫1993年1月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时，也高度评价叶利钦总统不久前对中国的访问成果，认为这次访问“实现了俄中关系的突破”，“俄罗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的关系将不再意识形态化，占上风的将是务实态度”。[30]叶利钦访华后，中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仅1993年一年俄罗斯就有25个副部长级以上的代表团访问中国，1994年访华的代表团达36个。随着两国进一步开放边境口岸，边境和地方贸易蓬勃发展起来。中俄贸易1992年比1991年增长50.2％，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31％，达到76.79亿美元。[11]（p.810）

归纳起来，1992年上半年出现的某些不和谐因素之所以没有对中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其一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原则，排除干扰，促使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其二也与俄罗斯外交政策在这一年开始的调整有关。对俄罗斯而言，当它把外交的重点从完全倒向西方转而走向东西方平衡时，中俄关系就显得突出了。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家利益。伊万诺夫在总结俄外交领域的教训时也认识到：“在充满矛盾的国际形势条件下，我们越来越确信，对外政策唯一可靠的方针，是始终捍卫国家利益。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当代的威胁和挑战作出相应的反应，就一系列问题自觉地形成自己的立场，目标明确地确定同其他国家的关系。”[28]（p.7）199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俄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两国学者一致认为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这个结论就是在分析两国的国家利益基础上得出来的。学者们指出，中俄在国际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相反却存在共同的利益；两国最高领导都高度重视睦邻友好关系，视对方为最主要的邻国；两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互为补充的经济结构，等等。[31]正是由于国家层面上的一系列利益上的共同点，决定了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不断接近，也决定了两国关系的不断攀升。当然，在中俄关系的发展中，也时常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如近几年被某些人经常鼓噪的“中国威胁”论，也就是说，中俄关系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人们忽视的变数。但是，我们相信，在两国的共同利益面前，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消极因素终会让位于积极因素，变数也终有一天会成为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定数。这是不以某些怀有敌意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92年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1991年12月28日，第1版。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3]《人民日报》1991年12月29日，第6版。

[4]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229页。

[5]转引自《人民日报》1992年2月1日，第1版。

[6]转引自《人民日报》1992年3月17日，第6版。

[7]转引自《人民日报》1992年3月17日，第4版。

[8]转引自《人民日报》1992年3月24日，第6版。

[9][俄]《独立报》，1992年4月11日。

[10]林军著《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

[11]转引自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第669页。

[12]叶利钦：《答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问》，1992年5月27日。

[13][俄]《消息报》1995年5月18日。

[14]转引自《人民日报》1992年2月26日，第6版。

[15][俄]《消息报》1992年3月31日。

[16]《人民日报》1992年3月23日，第6版。

[17]《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5日，第4版。

[18]《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7日，第1版。

[19]《人民日报》1996年4月9日，第6版。

[20]《人民日报》1992年7月20日，第1版。

[21][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22][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对外政策中的真正的和臆想的方针》，《俄罗斯报》1992年8月14日。

[23][美]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克著《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24]张建华著《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25][美]兹。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26][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27]转引自《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9日，第6版。

[28][俄]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9]《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9日，第1版。

[30]转引自《人民日报》1993年1月28日，第6版。

[31]《新形势下的中俄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国际关系研究》1993年第1期。

丁明，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北京100009.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