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教育救国思想甚嚣尘上，一些回族知识阶层对长期以来在回族内部盛行的传统经堂教育表现出历史局限性与社会不适应方面进行反思，并提出发展回族新式教育的主张，得到社会各界一致支持。一些在国外留学或出国考察的回族人士带头付诸实践，改革经堂教育。回族教育社团组织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在促进回族新式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回族宗教权威人士、知识精英和军政界任职的高级官员，在发展回族新式教育方面形成共识，但同时认为传统经堂教育还有保留的必要，并保证其发展生存的空间。近代回族教育的传承与革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近代 回族教育 传承与革新
作者简介：丁明俊（1962—），宁夏泾源人，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回族历史及伊斯兰文化研究。
在回族清真寺内部盛行的经堂教育发轫于明末清初，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别对明末以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及伊斯兰教本土化发挥了作用，同时为回族社会培养了一批宗教知识的传播者和通晓中阿文的学者。但随着社会发展，经堂教育的局限性也逐渐表现出来。20世纪初一批回族知识界、政界、宗教界人士提出改良经堂教育，发展新式回族教育，并付诸实践，极大推动了近代回族教育的发展。
一、民国时期回族社会各界对经堂教育存在问题的反思
所谓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学”，由开学阿訇招收若干名学员，在清真寺内学习阿拉伯语和宗教经典的伊斯兰教教育，学员通常称“满拉”或“海里凡”。经堂教育始于明中叶，创始人是陕西咸阳人胡登洲（1522—1597）。历史上经堂教育为全国各地回族社区培养了大批宗教人才，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与传承起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总结，第一，经堂教育创建了回族良好家庭教育的基础，从清真寺回到家“则上至祖父母，下至姐嫂以及雇工，都会随时教导我们读小学功课”；第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因为每个教友对宗教信仰之坚决，所以影响社会风俗者颇大。如由教友的不吃酒、不吸烟、不嫖娼、不赌窃、不争夺、不苟且偷安、酷爱清洁，结果不但造成了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社会风气，而且养成了生性刚直，心身壮健的英武体魄”。第三，养成了青年埋头潜研学问的精神及对事达观的心胸[1]。王静斋阿訇认为，经堂教育是讲求“知”“行”并进的，即知识愈增而品行愈加进步。因经堂所学的，多偏重于正心修身一类的学科，受过相当教育以后，无不束身自爱[2]。
经堂教育无疑在回族发展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民国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其局限性与社会不相适应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经堂教育组织结构松散，重宗教知识，轻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知识学习，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培养出来的人国家观念淡漠，知识结构不合理，很难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等。一些回族知识阶层从国家、民族高度进行反思，有学者指出，“圣训”讲：“求学在穆民男女上是天命！”这里所讲求学者应学习一切学问而言，并非仅仅限于学习宗教知识，身为中国国民，而不学习中国文化，已违圣训之旨[3]。1930年留学土耳其的回族青年马宏道给《云南清真铎报》的一封信中讲到自己到国外求学原因时说：“因宏道对于科学上之研究，虽有中学毕业资格，而对经学亦将有授幛的可能。无如在国内之经学，与现代科学，两不相谋，且国内所读之经学，多半系数百年以前的著作，并非应时代之需要者，且感到太少，不但对于回教新文化一无所有，而且对于旧的已不完全，此使宏道出国之一大原因也。”[4]1940年马坚先生在《清真铎报》发表《改良中国回教教育刍议》一文分析指出： “从前中国回教学校的学生，只学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学国文，所以国家观念非常薄弱，对于国民的权利义务，毫无认识，即使对回教教义与教律略有心得，也不能用国文发挥出来，供教内和教外的同胞参考。”[5]马松亭阿訇曾说：“这种保守的教育，中国回教也凭着它延续千余年的生命。不过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民族意识，无形地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6]
陈克礼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自己青年时代经堂教育求学生涯，他总结说作为一个满拉或海里凡，一是求师难，“中国的阿訇复杂得很，有的有学问无遵守，有的有遵守，而无尔林学问，还有品学兼乏，身插幌子滥竽充数者……我们为着访求理想中的老师，常含辛茹苦的东奔西骛，把大好的时光，奢耗在无味的路途中，这是有志之士的寻师精神，不论如何后来总可如愿以偿。至于那些意志薄弱的，就跟着一般所谓油香阿訇糊涂过春秋。”二是经堂教育教学方法陈旧、课程设置不合理，认为是有课无程。经堂教育给“海里凡”留的时间太多，有些阿訇视教经为应差，时讲时辍，所谓天阴不讲、下雨刮风不讲，有疾不讲。所授的经典，自古至今，出不了十四种的范围。三是经生待遇低，经堂教育的学生多数家境贫寒，经生进入经堂以后，需由教长通知清真寺董事负责解决经生的食宿问题，一般由热心教门的乡老供给饭食，经生获得人家资助以后，除努力学习外，每逢主麻要去乡老家念“赫厅”，搭救亡者，“满拉”吃不饱或挨饿也是常有的事。寺中学员名额，视其“教坊”大小及寺产收入多寡而定。四是杂事太多，影响满拉学习。除平时学习、做礼拜以外，满拉还要为本坊教民服务，如宰鸡、游坟、娶亲、送“埋体”，或受邀请随开学阿訇一起参与其他教坊活动[7]。
民国时期，回族文化界对经堂教育产生不同看法，一部分人认为“经堂教育所生产出来的人物大都无甚作用，……又有的，则相反地反对竭力主张仍令其存在发展。其理由是：经堂教育是我国历代回教人培植实际负起宗教存续任务的宗教人才，若一旦予以根本取消，则不论对宗教本身的存续与教民的习惯，无疑义的都要发生莫大的影响。”[8]也有人认为“中国这种教育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过重保守，不能随时代而改进，教学方法固为守旧，即教材课本亦为数百年前的著述。现在一般热心宗教人士，都感觉到复兴这种教育的重要。”[9]大部分学者对经堂教育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功绩和所起的作用给予肯定，但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系列改革，使之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
经堂教育本身存在一定缺陷，无法适应近代回族社会发展需求，因此改良传统经堂教育，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创办一种适合社会发展新式回族教育成为近代回族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识。20初教育救国的思想甚嚣尘上，对回族社会也产生重要影响，回族知识阶层讨论最多的是教育问题，并认为发展回民教育是当时一项重要工作。[10]有学者认为回民教育是在一般教育原理上的一种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有一定区别，因为西北回民对宗教信仰坚定，且受伊斯兰教教育理念的影响，坚持礼拜，对伊斯兰教教义有进一步学习的渴望，如果完全实施普通教育，一般回民会有抵触情绪，因此在回民中应该实行宗教教育与普通教育兼顾的双轨制教育制度。“所谓回民教育者，即是以回民之风俗、习惯、宗教而定教育之目标，以回民之环境与需求，来改善其生活”。同时强调回民教育也是中国普通教育的一部分。也有人对发展回民新式教育提出质疑，认为“不念书固然不足以竞争于社会，不念经又如何以对祖教。”[11]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还是对传统经堂教育的反思及如何发展回族新式教育问题。
改良经堂教育、发展新式回民教育对一般回族普通大众来说，还有一个接受与适应的过程，因为开明教职人员及回族各阶层的宣传动员，好在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长。清朝历次回民反清起义失败以后，回民为了自身生存，由元、明时期自立求进的状态，逐渐发展成消极自守，沉湎于宗教功修，与官府保持一定距离，普通回民对上学、做官、参与政治相对淡漠，与外部世界几乎隔绝，放弃社会上的一切权利与义务。有人甚至认为“汉文是汉人读的，回回不应该读汉人所读的书。”[12]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回民教育，惟知攻读阿文，专重教义，佥以一受普通教育，即将趋于反教。讵意此种病态之错误观念，实为回教文化落后之根本原因。”[13]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也在各种场合讲话中，要求回民重视教育，他说“我们仅仅能识回文，决不够用，一定要读汉文”，“我们固然要念经，读书也是必要的。教胞通常有一种毛病，就是认定读汉书是一种不急之务。”[14]“我希望各处清真寺的各位教长，能兼任校长，负起教育责任，使回民青年不仅念经，而且读书。”[15]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回族宗教界、政界、商界在动员回族读汉书、改变一般回族传统观念、发展国民教育所做的努力值得赞赏。而且在在发展新式回民教育的同时，又给回族传统经堂教育给予发展空间，在今天看来的确是明智之举。
二、近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开创与实践
1904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推行，全国省、府、州、县将原有书院改为中心小学堂，废除科举，开始探索发展新式教育。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但客观上为全国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近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创办，不仅开通了社会风气，打破了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近代科学知识及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末一批出国留学或考察的回族知识界、宗教界人士带头对经堂教育实施改革，并将想法付诸实践。创办回族新式教育第一人应该是回族教育家马邻翼。马邻翼（1874—1938），字振武，湖南邵阳人，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影响，1902年中举人，是晚清推行新政的受益者，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接受西方民主思想，1905年回国，曾任清政府学部主事，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1917年以后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1921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一生致力于发展教育，据记载他一生创办的各类学校270余所、清真小学校数十所，1906年他在家乡邵阳西郊清真寺创办偕进小学，同时又创办清真女学院，自捐田产，作为办学基金。
另一位开创回族新式教育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王宽阿訇。王宽（1848—1919），字浩然，回族，北京丰台人，为经学世家，与后来在牛街清真寺开学的王瑞兰为族兄弟，其先辈世代皆是北京牛街礼拜寺“冠带主持”，近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訇，曾创办中国回教俱进会。王宽阿訇在改革经堂教育，发展回族新式教育方面成绩斐然，是近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开创者。1905年王宽携学生马善亭赴麦加朝觐，并顺道到土耳其考察，受到国王哈米德接见，并向其介绍中国穆斯林现状，在交谈中哈米德国王指出，“中国穆斯林不但要学习伊斯兰文化，也应该学习中国文化” ，更加坚定王宽改革经堂教育的想法。1907年王宽回国后，多方奔走呼吁，联合回族知名人士马邻翼及牛街乡绅孙芝山、冯余轩、马少蘅、古亮臣、王友三等人，利用牛街清真寺后院七间平房，创建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据1907年7月7日《正宗爱国报》报道：“昨日清真教各阿衡，在牛街礼拜寺举行团拜，回民到会者约有数百人。清真宦途人，也皆前往参观。由王浩然君演说游历外洋之情形，并劝各回民上进自强，心里长劲，与各教结团体，共担国民的责任，设立学堂，开办工厂。”
学校正式开学以后，呈准京师督学局备案，并修建校舍17间。教材选定、教学计划制定由马邻翼筹划，并任小学堂监督。组建董事会，孙芝山、冯少轩、马少蘅、古亮臣等人为董事，王宽担任校长，聘请一批各学科的教师任教。
两等小学堂设置学制七年，其中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初小课程有修身、国文、格致、体育、图画、手工、音乐等，高小设有历史、地理、几何、代数等，每周加授阿拉伯语五节课，为方便回民子弟参加聚礼，星期五下午放假半天。清真两等小学堂的创立，开启了回民自己创办新式教育的先河。王宽以国内著名教长身份创办回民新式教育，使回族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得到北京回民的支持与信赖，纷纷送子女入学就读。另外王宽的行动得到当时服官学部的马邻翼及回民开明绅士的支持。当时牛街回民有三千余户，牛街礼拜寺为北京各寺之冠，该校在牛街礼拜寺设立，“使该校具有为全国回民学校模范的意义。”[16]王宽试图以牛街礼拜寺为示范点，推广到北京城郊内外，进而在全国施行。据《正宗爱国报》1910年6月13日报道：“初六日下午两点钟，牛街礼拜寺教育总会开会，到会者甚多。其办法，应由北京三十处寺长，各调查本郡教民户口人数，详细造册……，凡回教孩童到七八岁，就应入学堂读书学经。否则，罚其家长。”[17]受王宽影响，当时北京几座清真寺，如三里河清真寺、花市清真寺、教子胡同清真寺及北郊马甸也先后办起了清真小学堂。这些学校大多依附清真寺，利用清真寺房产，稍加修葺，很快就办起来了。办学经费最初依靠发行彩票募集，不久遭到地方当局干涉，被勒令停止，办学经费陷入困境。董事会与北京城郊所有经营牛羊肉店的回民店主商议，每宰羊一只，缴纳教育捐银一分，以北京回民每年最多宰羊八十余万只计，可筹到八千两，不但可支付五校经费，还可再办十所小学，对这些商铺来说负担轻微，而收入则相对固定。在各清真寺教长的劝说下，这些羊肉经营个体户接受了这一提议。但地方政府将宰羊捐收入并没有专款专用，竟补贴到其他学校，每月只给回民所办学校每校十两。北京回民在办学过程中再次遭受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气馁，王宽与董事会成员以典质的方法，筹措一点经费勉强维持。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京师学务局扩充学校，派人与王宽商洽，拟接收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改为公立。鉴于过去的艰难及办学经费不足，王宽与各董事商议，同意改为官办，但提出三项条件：一、学校校长须由回民担任，教师不限民族；二、每逢星期五，学校放假半天，方便学生参加主麻日聚礼；三、每星期授阿文课两节，阿文课教员的授课费在学校经费内开支。以上条件学务局全部接受。其校1912年9月15日改为公立，“七七事变”以后改为北平市牛街小学。学校有学生三百人左右，回民学生占到95%，每年都有毕业生升入中学。1935年3月15日，在王宽归真16周年之际，北京清真两等小学堂校董及同学等百余人，在牛街西北公学大礼堂内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决定在王宽创办的学校牛街小学树立纪念碑一座，“并就市立牛街小学儿童图书馆扩充为‘浩然图书馆’，以为永久纪念云”[18]。
王宽不仅是近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开创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回族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他一手创办的中国回教俱进会成为早期组织程度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个回族社团组织，其分、支会遍布全国各地。他还培养了一大批经、汉兼通的回族人材，其中就有达浦生、马德宝、丁宝臣、马松亭、赵振武、杨明远、孙绳武、杨兆钧等。这些人物成为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王宽去世后，时人评述纷至沓来。民国著名大阿訇王静斋说：“王宽，乃是阿訇中划时代的人物。”回族教育家赵振武说：“近代中国回教文化之倡兴，教势之复振，阿訇之力也。故叙述近代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变迁史迹，必须自王氏兴学始。”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说：“他是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泰斗式人物。”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顾颉刚说：“（王宽办学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新文化运动。”[19]据王宽阿訇墓志铭记载：
公鉴于西方诸回教国多受制于“欧罗巴”人，心焉痛之，以为居今之世，非智能超越，不足与欧人抗衡，乃锐意兴学。纠合同教绅矜，于牛街寺中，组织“回文师范学堂”，习经之外，兼授汉文及各种科学，经学中增益课程，此其嚆矢，又设清真两等小学堂于寺后，募款建屋，擘画经营，心力俱瘁。工竣开学，举宝庆马振武先生任堂长，公副之，教师多知名士，成绩渐著，城乡各寺，相继设立清真小学，“经”“书”并课，回民教育，大有蒸蒸日上之势。公每说教尝反复申论，竭力倡导。学中经费，胥仰捐助，每月初发薪，款恒不集，公辄典质衣物以足之，不令愆期也。壬子春，京师罹变兵劫掠，元气大伤，筹集维艰犹力为支持，经营数载，屡遭坎坷，公处之泰然。马君以部曹出在甘肃学使，离校去，会京师学务局，扩充学校，以成绩优良改为公立，即今市立牛街小学也。[20]
在王宽办回民新式教育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也纷纷行动起来，清末宣统年间，天津回民在北大寺附近创办清真学堂一处，1928年之后，时任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子周在回民子弟升学、奖掖方面给予关怀。
上海回民于民国初年在穿心街北寺办有清真两等学堂一处，1928年移至西仓桥西寺，1930年再次移至青莲街，马晋卿、哈少夫二位先生捐资购地，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及热心同胞捐款，修建校舍，1930年2月校舍建成，更名为敦化小学，上海中国回教学会也在此办公。校董事会由哈少夫、杨叔平、马晋卿、沙善余、伍特公等9人组成，哈少夫任校董会主任，沙善余任校长。该校为完全小学，学生400余人，最高时达600人，其中回族学生占三分之一以上。
南京回民在陈经畲、杨子渊诸先生捐资并倡议下，各清真寺提供一部分房间办理新式学校，但入学的回族学生太少，有人认为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没能办起一所回民中学，成为一大憾事。
杭州凤凰寺在孙吉士先生运作下，开办穆兴小学，后扩充为中学。
成都回教俱进会在马德斋先生主持期间，致力于回族教育，在皇城坝设立清真男女两所完全小学，成绩颇佳，有部分学生升入中学乃至大学。
西安回坊原设有省立回民小学一所，但后来汉族学生占了大多数。山西马君图先生创办崇实中学，其性质介于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之间。
云南明德中学是在云南回教俱进会与振学社的共同努力下于1929年创办的，它是云南省第一所包括普通中、小学和阿文专修部三个部分的回民学校，其建立标志着云南回族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对云南回族教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1931年明德中学选派纳忠、林仲明、张有成以及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送的云南沙甸籍学生马坚组成第一批中国留埃学生团，由明德中学教师沙国珍带领，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1934年又选送纳训、林兴华、马俊武等三名同学到埃及留学。这批学生学成回国以后翻译大量阿拉伯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著作，在沟通中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国内伊斯兰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西北为我国回族聚居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国初期，西北甘、宁、青回族初等教育成绩颇佳，主要得益于回族军、政界人士亲力所为及回族教育社团的大力推进。1912年9月21日，马邻翼任甘肃提学使，即同甘肃提督马安良，甘州提督马麟，甘肃省印花局局长喇世俊，法政专门学堂校长蔡大愚等筹办甘肃回族新式教育。1913年5月12日，在兰州孝友街清真寺创办了“兰州回教劝学所”，马麟为第一任所长，达浦生为第二任所长，蔡大愚为第三任所长，并请回族学者达祥典(达浦生之弟)，为回族新式学校讲授语文课。为筹措劝学所和学校开办经费，马邻翼带头捐俸银50两以为倡导，使甘肃回民新式教育有了良好的开端。随后，创办了5所回民学校，即在今兰州市酒泉路设高等小学和第四初等小学，新华巷创办第一初等小学，临夏路创办第二初等小学，金城关设第三初等小学。1917年11月，马邻翼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其好友蔡大愚与狄道(今临洮)一些革命党人，在甘肃策动护法，密谋推翻甘肃督军张广建，失败后，被免去教育厅长职务，调任甘凉道尹兼教育所长。在武威又创办了“凉州清真学校”。l919年，马邻翼调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1928年，马邻翼在北京与孙绳武、白崇禧、马松亭、马福祥等回族著名人士联合创办了清真中学，1930年改名为西北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迁到兰州仍称西北中学。建国后改名为兰州回民中学。马福祥宦迹西北，先后在宁夏及家乡甘肃临夏创办60余所回民中小学，1915年马福祥在家乡河州顾家堡等处设立清真小学5处。
青海第一所新式回族学校是1917年马麒在西宁东莞设立的同仁小学。办学之初马麒率先送自己家族适龄儿童入学，聘请阿拉伯文教员，使回族送子女上学风气渐开。1922年5月在宁海镇守使马麒的倡议下成立“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马麒兼任会长，西宁东关大寺教长马骏为副会长，会址设在东关大寺。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宗旨为“促进回教青年弟子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该会先后在西宁、循化、化隆等地设立清真小学7所，所需经费概由宁海镇守使署拨给。1929年青海建省，国民军将领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孙为了排挤马麒，安排自己部属回族军人安树德师长代替马麒，任促进会会长，并将“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更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1931年8月马麒病逝，国民党政府以马麟代理省政府主席，马麒次子马步芳以国民党新编第九师师长身份回到西宁料理后事，之后马步芳兼任西宁城防司令，并任促进会会长，接着马步芳对促进会进行改组，更名为“青海省回教促进会”，省去“教育”二字，在青海各地设立分会13处，至1932年，马步芳拨款在西宁设立中学一所，在原来各县清真小学的基础上，成立小学97所，在校学生近6000名。1935年，在西宁东关设立青海回教促进会高级中学。1938年国民党中央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又恢复到原来名称“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划全省为12个学区，将马步青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创办的青云中学、马全钦在河州大河家创办的魁峰中学也都纳入到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的管辖系统。1936年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会立高级中学更名为西宁中学，1942年又更名为昆仑中学，扩建校舍，增加班次，有初中15班，高中4班，在校学生2000余人。至1945年，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15个分会设立高级小学85处、初级小学245所，在校生达11000余名。[21]
三、成达师范：近代新式回民教育的楷模
成达师范学校创建于1925年4月由唐柯三等人在山东济南创建，1929年在马福祥的资助下迁至北平。成达师范提倡“三长”教育制度，即主要以为回民社会培养教长、校长、会长为一体的教育目标，以“发展伊斯兰文化，造就健全师资，提高穆民知识，培养兴教建国的基干人才”为宗旨，“他的唯一目的是要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伊斯兰教的内容，并且打破旧日穆民念经不读书的旧习惯，更要使每个穆民都要认识中国文化是什么。”[22]
我们在了解成达师范学校办学宗旨同时，再看看他的学制与课程设置。成达师范设有小学部、师范部与研究部，其中师范部修业四二制或三三制，分前后两期，前期定位三年或四年，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宗教知识的小学教师，后期两年侧重于阿拉伯文、经学知识的学习。其目的在于为小学培养合格教师或清真寺开学阿訇；研究部学制三年，以招收青年教长或具有一定中文与阿拉伯文基础的“满拉”为主，相当于教长培训部，除学习宗教知识外，并设有自然、教育、社会等课程，目的在为经堂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渡培养专门人才。师范部课程设置均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课程之规定，但作为一所民族学校的实际情况，开设一些伊斯兰教法、教义及阿拉伯语课程。普通学科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宗教学科：古兰经、圣训学、认主学、教义学、阿拉伯文、伊斯兰教史、穆圣史等；社会学科：党义、公民学、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地方自治学；教育学科：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法学、管理学、伦理学。同时制定较为详细的教学目标，其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与现代师范学校几乎接轨。
成达师范为“增进学生学业”，开阔视野，自1936年第一学期起，邀请一批汉族著名文化学者、社会贤达到校做学术报告，达到相互交流目的。这一举动，在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标志着回族教育从封闭式经堂教育向开放的现代教育转折。据记载先后在成达师范做过学术报告的汉族学者及演讲主题如下：
1.顾颉刚：“发扬回教文化和精神”
2.徐炳昶：“宗教与科学”
3.韩儒林：“福德图书馆之于回教文化及中国文化”
4.陶希圣：“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变迁的概略”
5.姚从吾：“从历史上看回教文明对中西文化的关系
6.梅贻宝：“西北四省概况与回汉问题“
7.冯友兰：“青年的修养”
8.张星烺：“中国历史上两位回教名人的事迹”
成达师范在与阿拉伯国家特别与埃及开展国际交流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1932年成达师范学校校长马松亭阿訇护送第一批留埃学生团到达埃及开罗，即展开国民外交活动，曾晋谒埃及国王福德一世，拜访该国文化界名流及宗教部门，并转赴中东各穆斯林国家考察教育及教务实施情况，受到各国各界人士的欢迎，收获颇丰。埃及国王福德一世应马松亭之请，派遣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及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福力非乐二位博士来华，常驻成达师范学校任教，并为成达师范赠送图书441部。1936年10月马松亭第二次赴埃访问，在埃及停留40余日，晋谒埃及新王法鲁克一世、国务总理、摄政委员会，遍访埃及文化界名流。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同意继续接受中国回族留学生20名，“一切费用概由新王法鲁克一世私人负责供给”。第一次访埃归国以后，马松亭就产生在成达师范建一座图书馆的想法，向社会各界发起捐款，但收效甚微，“两年以来，收款不过二千八百余元，殊难兴工”。1936年4月福德一世逝世，“成师因念故王对中国回教之关切”，于是在福德一世纪念日，开工修建楼房22间，至8月竣工。恰在此时顾颉刚、徐炳昶二位先生在白寿彝先生引荐下来成达师范参观，顾、徐二位学者对发展回教文化教育极表支持，并认为建设一座较大规模的回教图书馆的确是当务之急。于是在二位汉族文化学者的建议下组建福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由二位先生邀请全国学术界名宿为筹备委员，于1936年9月22日在新建馆址正式开会成立，推请蔡元培、陈垣、翁文灏、朱家骅、李书华、李麟玉、白鹏飞、黎锦熙、梅贻宝、冯友兰、姚从吾、张星烺、陶希圣、徐炳昶、顾颉刚、马邻翼、唐柯三、马寿龄、刘尊五、赵玉相、孙曜、白寿彝、陈树人、常松椿、艾宜栽、赵振武、王梦扬27位回、汉学术界人士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其中汉族学者占大半，并推顾颉刚、唐柯三、白寿彝三人为常务委员。
经常委会研究，决定向社会发布征书启事，充实图书馆藏书，分别向国内国外征集汉文、阿拉伯文书籍，现将这份特定历史时期的征书启事发布如下：
成达师范学校是许多回教同志办的学校，它的重要使命固在培植宗教上领导人材，但它在这种人材的培植上，除了宗教的修养外，同时并注重回教在中国之史的研究、国族意识之养成和科学知识之灌输。成达师范学校底整个底目的，就是企图把二三百年来的沉默的局面作实际上的打开。一个学校的力量当然有限，但成达师范学校对于这种确切是具有极大的热忱，并且可以说是国内开始这种工作的第一个团体。
成达师范学校于民国十四年在济南设立，中经五三之变，由济南迁来北平，在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相当充分的设备，同时并在一大部分人所漠视或嘲笑之环境中，校务时时在艰苦挣扎中继续发展。短短的是一年内，学生由十余人增至二百余人，教职员由六人增至20余人；学生毕业者，或派赴埃及继续深造，或派至西北各省作边疆回民教育的工作。这和一般学校之发展情形来比，原没有什么可以惊人的成份在内。但之特别是如这个学校之特别的目的及特别的环境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回教的一线曙光，同时也不能不说是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之开拓上，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意义。为了这一线曙光和这一种意义，全中国的回教徒，都应该来辅助这个学校，全中国的非回教徒，也都应该来辅助这个学校，让它继续的发展，充实的发展，迅速的发展。……因就该校的使命来说，无疑是要做成东方回教最高的学府，在这回教文化已为一般学者认为有兴趣的问题而加以探讨的期间，该校不但要满足本校的学生的求知欲，就是对于校外的回教及非回教的学者，都有供给他们研究资料的义务。因此筹设大规模的图书馆，东方回教唯一图书馆，就成了他们重要工作之一。三年前，埃及前王福德一世答应该校的请求曾赠与一批重要而有价值的回教典籍，初步的图书馆才成立起来；为了纪念埃王的功德，便唤做福德图书馆。此后经国内各方的援助，才建筑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馆舍。但埃王的赠书，仅限于阿拉伯文一方面，数目也不很多，而中国新旧书籍及东西洋书籍更嫌缺少。该校本年又派员赴埃及征求各种回教书籍，或能增加一些馆藏的数量。我们谨代表成达师范学校向各界人士、公私机关，介绍该校的立场及述明其重要性，希望各界惠予捐助各种书籍或购书专款。我们希望在短时期内，因各界的帮助，能把这个图书馆充分地充实起来，同时并希望由此进向大规模的回教图书馆之建设。这是为中国回民教育—边政教育增加力量，也就是为中国学术开创一条新路，为中华民族制造活气。我们谨以十分的热忱，渴望各界的厚赐。[23]
这份征书启事是1936年12月初在中、埃两国同时发布，从行文中使用“他们”一词来看，应该出自汉族学者之手。被誉为“东方回教第一图书馆”的福德图书馆，在汉族知识界同人的呼吁帮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收效甚大。
埃及方面，国王法鲁克一世因为福德图书馆为纪念其先父所设立，特捐埃金三百镑，列出书目，指派爱资哈尔大学专人负责购买，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也捐助埃金百镑图书，国务总理以个人名义捐赠《古兰经》500部，并通令所属机关将所有出版物一律赠送全份，埃及摄政委员会、埃及大学、世界回教大会、各报刊杂志社、出版社或捐赠图书，或代为征集。
国内方面分捐款与捐书两种，国民政府政要及社会各界，包括蒋介石、朱家骅、何应钦等也积极响应，共收到捐款货币7400元。图书方面，收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禹贡学会、燕京大学、蒙藏委员会、东方书社及个人捐书1240种3157册。
成达师范学校的创办是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成为改革传统经堂教育、发展新式回族教育的成功典范，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1932年7月15日成达师范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虽然毕业学生只有17人，但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来宾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毕业生寄予厚望，学校收到各地回族社团及个人捐款800余元，赠送给毕业生的纪念品、贺词、贺信数百幅[24]，《月华》杂志专门开辟专刊，对成达师范第一届毕业典礼盛况进行报道。
近代以来中国高校引进西方教学理念，将毕业生撰写学位论文，成为检验学生学习成效的一个重要方法。1932年成达师范第一届有17位学生毕业，从他们的毕业论文来看，大多数选择对中世纪穆斯林学者关于教法、教义、伦理方面的著作进行翻译，最多有30万字，最少也有2万字，其中有三人选择翻译安萨里著作，有一人制作“伊斯兰古代王朝及伊斯兰近代形势一览图”，有三人选择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教育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对这些学生毕业论文原件无法找到，也对其完成质量无从评说，但就其培养方式及细节方面还是规范的，基本与现代教育对接。
四、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展回民教育计划
1937年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当时有维吾尔族麦斯伍德、回族时子周二位代表联名提出“回民教育中央宜特定办法派员指导案”与“促进回民教育以扶植其能力案”，这是第一次将回民教育问题提交国民党中央大会讨论，具体内容包括：
1．由国民党中央划拨专款资助回民教育。
2．特定回民实施教育办法。
3．选派回民忠实同志分赴各地指导回民筹设小学及短期职业学校，以期提高回民知识。
4．奖掖资助回教青年求学升学。
5．西北各省义务教育之设施，以吸收回教同胞为对象。
6．促进回民多以回教公产设立学校。
7．遴选各地阿訇授以短期教育时代知识，并鼓励其做精深之宗教研究
8．回教团体或个人创办事业之有成效者予以奖掖。
该提案最后办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也没见到后续报道。
1938年5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后，白崇禧当选为理事长，拟定教育工作纲要，制定《回民教育发展计划》，并着手对各地回民教育进行调查。1939年10月成立了以唐柯三为主任的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12月又制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教育工作纲要》，开宗明义提出“本会教育工作之最高目的，在求回教同胞教育之普及”。
1938年11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交“发展回民大学教育”“发展回民中小学教育暨职业教育、社会教育计划”。在“发展回民大学教育计划”中指出：
径启者。本会在非常时期，在中央指导下，组织成立最高目的惟在团结回教民众，协力救国。一切工作之推进，胥以此为准则。查我国回教同胞，总数在四千万以上，约居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其对抗战建国所负责任重大，自不待言，其教育程度素称落后，文盲比比，中学生已属稀少，至于曾受高等教育者，全国仅二百余人而已，若任其自然而不亟谋补救，则不但对于社会难期有贡献，抑恐贻国家以负累。本会有鉴于此，爰于会章第三条内列举“促进回民教育”为主要会务之一。至于实际促进方针，拟对回民各级教育并重，不使偏废，诚以普及初级教育为扫除文盲，增进回民一般教育之唯一途径；推广中等教育，为造就普通师资及服务人材之主要办法；至于培养专门人材派往西北各省，建设地方，启迪民众，使边疆文化水准逐渐提高，进而训练同胞俾为国之干城，开发富源以增国之实力，是有赖于高等教育之推进。本会对于发展回民各级教育均拟有具体计划。关于中小学部分拟另案向大部商陈。关于高等教育部分，根本办法固在设立回教大学，使回教青年有普遍深造之机会。然一大学之创办，事至艰巨，非仓促所可几，抑亦非抗战时期适宜之筹划，然发展回民高等教育，实属不容缓图；为目前计，亦应予回教高中毕业生以较多之升入国立大学深造之机会，对于此点，本会谨拟具两项办法如下：
一、本会于每年开始之际，就回教高中毕业会考及格学生中保送相当名额，除边省仍照向例办理外最多不超过二十人，请援照准许甘肃学生经保送入学试读成例，指定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四校为该生等试读学校。凡于试读一年完毕，全年成绩平均及格者，应请改为正式生，未能及格者，准予继续试读一年，成绩及格时再改为正式生。如仍未能及格，即令退学，不得再继续试读。
二、回教学生之家境，大率贫寒。高中毕业生往往有堪资深造而无升学能力者。亦有于升学后感受经济困难而中途辍学者。此不仅为回教学生之不幸，抑亦国家社会之损失也。拟请大部除对回教试读生暂不予补助外，对回教正式生之家境经调查或证明确系贫寒者，援照待遇边境学生成例，于入学第一年予以均等补助；以后则按其前一年之学业平均成绩，依甲乙丙之等次，分别予以补助，用示政府嘉惠回民、奖掖后学之德意。
此致教育部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理事长 白崇禧[25]
在《发展回民中小学教育暨职业教育、社会教育计划》函中，白崇禧提出，一、恳请教育部筹设回民短期小学100处，或就原来阿文小学改设，或在回民聚居区添设。二、各清真寺原设初级小学或完全小学者，应切实加以整顿，请教育部督促进行，并对经费不足之学校，给与补助。于二十八年补助五十所，下年度增补为一百所。各小学之课程设置，除遵守部颁标准外，宜添设阿文一科，为回教学生所必修。请教育部对成达师范学校、西北公学及伊斯兰师范学校给予经费上的补助，委托造就回民小学师资。以上共计经费总额为28.5万元。
关于中等教育，白崇禧认为，国内回民中学，为数寥寥，欲谋根本之补救，应增设回民中学，但此项工作绝非短期内能够完成，现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对自费办理的回民中学，如湖南邵阳偕进中学，每年补助经费4800元，使扩充班级，增加招生名额；二是对回民贫寒优秀中学生，给予奖金支持，不致因家境贫寒而辍学。甲等者，每年补助15元，数额限60人，乙等者每年补助12元，限140人。
职业教育方面，请教育部先于西北设立回民职业学校一处，地点以在甘肃平凉为宜，在课程设置方面，力求与西北之实际需要相适应。其他回民众多的地方，以后再请教育部次第设立回民职业学校。
社会教育方面建议：一、广设民众学校，以推广识字运动；二、兴办业余补习学校，以增加与生产有关联的学识；三、设立图书馆及阅报室；四、放映教育影片；五、装置播音机，使回民对于国家有普遍之认识。以上以各地清真寺为实施地点，前三项由地方教育当局补助进行为宜，后两项请教育部给予解决。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回函称：“筱电敬悉，回民教育，至关重要，本部对于边疆教育，特组委员会，从事商讨整个计划及实施方案。关于回民教育方面，拟将尊示各项办法，全部采纳，以副雅嘱，谨复。陈立夫鱼。”[26]
白崇禧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发展回民教育计划事项得到重视，但后来并没有逐项落实，孙绳武在一篇文章中称“回教救国协会的教育计划虽未能实现，但是两年来回教教育也不断地有相当进步。”[27]后来在各界共同努力下成达师范学校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改为国立。1939年12月28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召开第十五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教育工作纲要”，指出“本会教育工作的最高目的，在求回教同胞教育之普及，以作全国教育普及之一助。”
1939年协会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交“发展回民教育计划”，1940年5月4日又向教育部致函“为回民教育向教部呼吁”:
窃查全国回教人民为数达五千余万（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人口估计不会超过1千万——笔者注），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但大多生活穷苦，知识低落，尚不亟谋救济，实为国家整个民族之损失，十五年革命之后，中央始注意及此，历经回教团体及私人与中央主管机关共同研讨，咸以提倡回民教育为救济回民之根本办法，尤以普遍发展回民小学为提倡回民教育之起点。近十余年来赖各地回教人士之努力，或因公产或出私财尽量创设回民小学，并力求推广，以其普遍，究因财力有限，进展极为滞后。抗战军兴，本会承中央之嘱托，负协助政府领导全国教胞齐起参加抗战工作之重大使命，益感发展回民教育为目前最迫切之需要，经拟具发展回民教育计划承蒙大部分别采纳，并蒙核定以优先设置小学为原则，由各省教育厅督促各县清真寺附设小学，其所需经费由义务教育费补助之。通饬各省教育厅遵照办理。仰见大部重视回民教育之至意，惟各省县政府及教育局人员，或未能仰照大部之意旨，或囿于以往回汉之畛域，对于回民学校遵照规定请求补助，大多藉辞推却，甚至更绳以立案条件从而取缔之者，大部虽提倡于上，而地方漠视于下，揆助本旨，相去悬殊。近据本会各地分支会以小学之补助无着及立案手续困难请示办法者纷至沓来，本会殊乏有效指示之法，窃以现当全国教胞咸知大部极力提倡回民教育之始，倘规定之补助办法不能见诸实行，实将无以慰全国回民之望，设更因立案条件之未尽相符而予以取缔，则无异于对现有萌芽之回民教育加以摧残。兹拟恳请大部通令各省教育厅转令各县政府及教育局：（一）务尊重规定对于回教小学实际补助；（二）对于回教小学之立案准予特别通融，或暂缓立案不予取缔；（三）各地主管教育人员务了解精诚团结之义，化除回汉畛域。
以上三项关系国家整个民族之复兴者甚巨，非敢藉为回教人民求特殊地位也，是否有当，理合具文呈请大部鉴核施行，并祈示遵实为公便谨呈。[28]
这份发展回民教育呼吁书呈送教育部不久，就得到回复:“呈悉。除第二项‘或暂缓立案不予取缔’一点应暂缓议外，其余尚属切要，已通令各省教育行政主管机关遵照办理矣。此批。”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接到教育部批件后，立即转至各省、县支、区会及回民学校。
五、战火中艰难维持的回族学校
抗战之前回民创办的中等师范、中学有北平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北平西北中学、湖南邵阳偕进中学、临夏云亭中学、青海西宁回民高中、昆明明德中学、山西晋城崇实中学等，这些学校成立时间较长，培养一批回族人才，在社会有一定影响。抗战爆发以后，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及西北中学迫于环境，冒险率领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迁至后方，分设于广西桂林，四川成都，甘肃兰州及平凉等处，办学经费极度困难，救国协会给予补助，以资维持。“北平成达师范及西北公学，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于平沪沦陷以后，为贯彻教育回教青年之本旨，陆续移设后方。成达师范现迁现迁桂林，校址在西门外清真寺，唐柯三校长及马松亭阿訇均在校主持，学生一百四十余人；西北公学现设分校二所于兰、蓉，兰州西北中学由马焕文先生主持，校址在黄河右岸小西湖，两山环峙，校景绝佳，校舍除旧有房屋均经修葺外，并新建四十四间，学生一百三十余人。成都西北中学由金鼎铭先生主持，暂赁皇城壩民房为校舍，因不敷用，现拟购地三十亩建筑新房，学生二百四十余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自达浦生校长于近东宣创工作完毕返国，即呈准军事委员会补助，移设甘肃平凉，学生额数暂定一百五十名，达校长现在西安计划一切，不日赴平凉主持该校开学及校务进行。”[29]
抗战爆发后，上海回族文化事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回教经书局、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等文化机构被迫关闭。创办于1930年的上海私立敦化小学，是由上海回教学会发起，哈少夫、马晋卿、杨叔平、伍特公、沙善余、伍卿元、伍咏霞、蒋苏戡、杨稼山等九名回族人士组成校董会，学校初期招生200余名，至抗战爆发前增至400名，其中回族学生约占35%，因教学成绩优良，受到上海教育局嘉奖，抗战爆发以后，学校迁入法租界继续维持，上海沦陷以后，更名墩和小学。抗战之前，南京先后开办回民小学10所，如1912年创办，设在汉西门清真寺的崇穆小学、草桥清真寺的敦穆小学，1917年创办设在小王府巷的本务小学，1929年创办设在吉兆营清真寺的吉清小学，1930年创办的清源小学、下关小学等随着上海沦陷，也先后被毁或停办，在战火中勉强维持的有西城小学与和平门清真小学。创建于1906年的镇江穆源小学是全国成立最早的一所回民小学，在近代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11月遭日军轰炸，第二年镇江局势稍稳定以后，经校董商议，在西大寺与一处民宅内复课，西大寺提供校舍，并划出两处出租房屋归学校收支，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日本侵华，使我国华北、华东地区经营几十年的回族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学校被日军飞机炸毁，一些学校搬迁到西南或西北地区勉强维持。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将发展回族教育列为中心工作之一，使许多回民学校在战火中重生。国协会要求各省、地分会积极筹办小学，“办理回民教育为本会中心工作之一，前曾遵照教育部尽先设立回民小学之指示，通饬各分会竭力提倡小学。年余以来各地分支区会纷纷成立回民小学，业达数百处”[30]。 1940年1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宁夏分会成立后，“各县也先后成立中阿初级师范学校20余所，都设在各县较大的清真寺内，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校长为虎嵩山，该校就设在吴忠中大寺”[31]。《成都清真寺附设基础学校创办记》记载，1941年曾将清真寺义学改为完全小学，成立董事会，所有经费，由十坊清真寺共同负担，两年来学校进行尚称顺利，计有学生130余名，共分八班教授[32]。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成达师范迁至桂林，长期以来成达师范的办学经费由回族军政要员及民间捐款艰难维持，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努力下，1941年改为国立，所需经费由国库拨付。同时还帮助北平西北公学迁至成都复课，在兰州设立分校。日本军占领上海后，将上海伊斯兰师范迁至甘肃平凉，更名为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并建校复课。委托重庆复旦大学设立垦殖专修班，招收回族学生28名。鼓励回族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自1938年至1945年，计先后考取军校的回族青年2000余人。由各地分支会建立的回民小学146所[33]。
结 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置身于这一历史大转型期，他们感同身受着维新变法、革新图强的历史大语境，一大批回族知识精英不仅投身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潮中，而且以自己的文化思考、探索本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教育发展。不论是传统的宗教权威人士、知识精英，还是在军政界任职的回族高层官员，革新发展成为他们的共识和追求，并在思想上形成高度统一，产生一种文化自觉，这在回族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与宗教界人士达成共识，即在大力发展新式回民教育的同时，传统经堂教育不能废止，还有保留的必要。在发展新式回族教育实践中，一批留学或出国考察国回族知识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马邻翼、王宽等，他们是新式回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与最早实践者；汉族部分知识阶层对近代回族教育给予大力支持，如蔡元培、陈垣、翁文灏、朱家骅、李书华、李麟玉、白鹏飞、黎锦熙、梅贻宝、冯友兰、姚从吾、张星烺、陶希圣、徐炳昶、顾颉刚等，他们或到成达师范给学生授课，或发起组建福德图书馆筹备委员，或撰写文章，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回族文化教育，对改善自清以来回、汉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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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艾宜栽.半年来的北平成达师范学校［J］.禹贡,1937（回教专号）,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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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发展回民教育计划［J］.回民言论,第 1 卷 2 期.
26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发展回民教育计划［J］.回民言论,第 1 卷 2 期.
27孙绳武.发展回教教育与研讨回教文化［J］.回教论坛（重庆版）,1941,5（1）.
28（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务消息（十五）［J］.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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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德尔基彭错，郭松明主编.中国南方回族文化教育资料选编［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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