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童兵，浙江绍兴人，著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教育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著名新闻教育家甘惜分教授，1988年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1990年晋升为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著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新闻理论》《比较新闻传播学》《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等学术专著，在40余年的研究及教学生涯中共发表学术论文700余篇，出版及主编各类著作、教材、辞书等共50余部。
2021年12月17日下午，一场名为“童兵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经验”的分享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包括胡百精、胡正荣、孙有中、丁柏铨、尹韵公、黄瑚、程曼丽、陈昌凤等在内的新闻学界知名学者，以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参与了分享会。围绕着童兵教授积40余年心力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理论体系及教学体系，与会者动情地表达了这两大体系对自己研究及教学的影响。分享会上，已是杖朝之年但精神矍铄的童兵表示，下一个百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伟大实践与创新都将以中国为大本营展开，“我们作为时代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何其有幸既能躬身入局，又能抽身思考，理应在实践总结与理论抽象上作出更大的贡献，要有勇气提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下简称‘马新观’）”。
从1963年入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始，童兵的求学生涯与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坎坷历程几乎同频，1978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首个新闻学研究生班的学生，1988年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学术长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人民报刊的思想初探》始，童兵40余年的研究旨趣始终是构建“马新观”理论体系，陆续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等著作，近年来更是在中国特色“马新观”的探索上不断精进；从1981年留校任教始，从中国人民大学到复旦大学，他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课程打造成国家级精品课程，矢志让当代大学生能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他身上那股真诚的上天入地、敢破敢立，一心求索“马新观”的精神感染了无数后辈学人；他使人相信求索真理“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他童心如海、信仰如磐的治学生涯简单却幸福。
向上攀登，初见那个光辉的顶点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
1963年的童兵，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从上海中学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期待如前辈同乡鲁迅所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然而，频繁的政治运动没能让童兵的学习生活正常进行，毕业时等待他的也不是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记者生涯，而是去科尔沁草原接受“从灵魂深处改造知识分子”的劳动锻炼。1968—1978年，童兵养马、种菜、做铁道养护。1970年被《锦铁消息报》意外发现其写作能力而调任成记者。这十年，就是大时代落在他这一代人身上的“一粒灰”。如今回忆这十年，天性乐观的童兵还能绘声绘色地描述晨起凿冰饮马、值班夜防独狼的往事，《锦铁消息报》八年的记者经历，仍是他至今非常珍视的一段实践经历。童兵回忆说：“那时生活条件苦，但一听说童记者今天要来，老工人会把家里最珍贵的鸡蛋、咸肉拿出来招待你，你一个年轻人凭什么得到这些？还不是因为你手里的那支笔，在他们看来是有力量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远在关外的童兵一听到这个消息，抑制不住地兴奋：“终于可以摆脱‘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生活了。”回归校园是他向往另一种更为丰沛的精神生活的选择。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随新闻专业迁回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师从著名新闻教育家甘惜分教授。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设立新闻学博士学位，并在第二年进行了考试，童兵再次成为甘老的博士开门弟子。1988年，童兵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为题，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们几个跟童老师亲近的学生就等在答辩教室外面，一听到答辩结束，大家都兴奋地鼓起掌来，系主任何梓华走过来跟我说，你赶紧给新华社写篇稿子去，这可是个大事情”。童兵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学生、香港浸会大学传理与影视学院院长黄煜说，至今还能记得当时自己激动地写下消息的第一行字：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诞生了。
十年求学，童兵记忆最深的是蹭书、蹭课。“我36岁才有机会读硕士，真是从心底里珍惜，真是下狠劲学。”这狠劲，就是一年内将4000余篇带“马”字的论文全部通读，50卷马恩全集全部通读一遍，“马恩全集是分批次出版的，39卷全部读完之后，11卷是陆续到1985年才全部出齐”。于是，当时还是“穷书生”的童兵不得不去西单新华书店、中央编译局蹭新书，从中国人民大学到西单新华书店的公交车票需2毛钱。为了省钱，他每天步行前往各大书店，“饿了，就将食堂带来的馒头热一下，也不敢带茶杯进去，我看的都是新书，还要做摘抄，人家是卖书的，肯定也嫌，但看着是个好学的穷学生也就没赶我出来”。不过，蹭书也蹭出了一段温馨回忆。当年的中央编译局是新资料最全、最多的地方，“记得马恩室的主任叫张奇方，我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就熟悉起来，后来张主任还会喊‘大学生，带杯子了吗？’主动给我加水，还关照资料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学生需要什么资料，只要有都尽量提供给他”。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童兵发现，研究马恩的出版思想，绕不开国际共运史和世界史，更需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的广阔视野。于是，童兵开始到北京大学蹭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门课，其一是李佩芬老师的世界近代史课程，“我从第一堂蹭到最后一堂，李老师认为我这个蹭课生的学习劲头超过了专业学生”。另一门则是关于出版自由研究的课程，使他能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马克思出版自由思想的渊源及发展。正是有了这样的知识框架，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童兵一直警惕就新闻论新闻，强调要将新闻学研究置于整个社会领域中，而他最为感念的也是导师甘惜分给自己搭建的广博知识体系，“很多次，甘老对我的指导课都会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的专家高放教授来参加，他是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专家，再加上甘老亲历过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这为我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敢破敢立，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
2020年12月13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坛”，是当年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业研讨会，童兵以“真懂真信，上天入地，敢破敢立——试论马新观教育和研究的拓展深化”为题发表讲话，这既代表了他对“马新观”研究的学术态度，也是他为自己确立的学术信仰。这信仰的起点要追溯至1980年5月，童兵跟随导师甘惜分参加在兰州召开的新闻学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争议的学术话题，譬如新闻是否是一门科学、新闻传播有无规律可循、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等。结合自己在基层的实践经历，童兵热切地想要为悬置在新闻学学科，也悬置在心头的历史之问寻找答案，他决定去马恩经典原著中解开疑惑。他给自己定下“读书三原则”：通读马恩全集，精读重要篇章，同时还要“打扫战场”，即要扩充到与经典作家相关的著作，譬如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共运专家等。正是这种读书方法，给了他“三不怕”的底气——“不怕争论、不怕诘难、不怕商榷”，也为他一辈子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很快，“读书三原则”为他带来了第一个学术收获期。在反复研读马克思撰写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等政论原文，详细梳理了马恩在《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时期的新闻实践后，童兵深刻洞察到马克思主义早期新闻思想的核心概念——人民报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由观和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观，是自由报刊和人民报刊思想实现统一的基础，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长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人民报刊的思想初探》。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能用理论研究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摆脱“语录新闻学”的影响，其胆识与影响非同一般。正是循着这种上天入地、敢破敢立的研究路径，童兵探求到了理论宝库的入口，将自己的研究从青年马克思扩充到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1988年，童兵在博士论文《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主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时期形成的，以表述无产阶级报刊和党的报刊规律为主体的新闻思想，这一论断奠定了此后不断发展的“马新观”的基础。如今，这本1989年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出版的学术专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依旧是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在内的各大新闻院系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获得不少后辈学人如此评价：（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最好的书，一本可以记入新闻史的书；建议要千方百计地找来看（哪怕是全本复印也是值得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精髓不可不看此书。
作为一个理论求索者，童兵的毕生追求是构建起科学而开放的“马新观”理论体系。2002年8月，在近38.8°C的酷暑中，童兵写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书稿的最后几行字，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中，这本草绿色封面的经典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子、新闻从业人员最为熟悉的理论读本，2009年得以再版；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童兵又发表了万字长文《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和来源》，明确提出四个组成与来源，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五千年形成和积累的传统文化成果继承光大、合理借鉴国外新闻观研究成果、新闻科学研究对新闻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文章随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正是这种持之以恒、与时俱进的研究态度，使童兵在“马新观”的研究道路上不断精进，成果累累。随着国内“马新观”教育的深入开展，由他及学术团队编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本》（2016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问百答》（2019年）等著作，几乎成为各大兄弟院校、新闻单位的指定教材，一时凡跟新闻学相关的单位与人员，几乎皆知童教授之名。对此，童兵笑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不是一直这么“热闹”，在他漫长的治学生涯中，热闹与否对他并没什么影响，研究即生活，学术即信仰，热闹自有热闹的理由，但退回书斋，他还是那个初心不改求始终的耿介书生。
回顾40余年的研究经历，童兵认为，新闻学研究既需要构建理论的学识，更需要突破禁区的胆识。早在1985年，他在《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就论及舆论监督、党与党报的关系等问题。在当年的学术氛围中，这篇有见地、有胆识的文章给童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说此文是“借死人骂活人”，但是本着绝不说假话的人生原则，本着通读经典的自信，他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一路小跑，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马克思
“马新观”形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又必然要回到实践中去。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童兵对新闻实践总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新闻改革很大程度上依赖新闻理念的更新和传播体制的转换，而这两者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闻学研究的深化。童兵的理论研究讲求“一路小跑”，为当代中国激荡起伏的新闻改革鼓与呼，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寸积寸累地推进中国新闻改革。因此，他所追求的并非新闻学“应当怎样”的高蹈理论，而是“暂且如此”的现实可能。
翻开童兵发表于不同时期的学术论文并将其串联起来，就能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新闻改革的历史脉络：1989年发表《关于新闻立法指导思想的对话》一文，在敏感的舆论氛围中提出新闻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2003年发表《非典时期新闻传媒的角色审视》一文，及时总结了传媒在公共事件中的“缺位”“到位”与“错位”，对公民知情权、传媒功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2010年发表《突发性群体事件和新闻传媒的社会使命》一文，指出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是一种完善传媒社会使命的有效策略……从对党报舆论监督的正本清源，信息论、传播学概念的引进，到媒介化社会中传媒的使命及责任，几乎新闻学所有前沿课题、新闻改革的当下实践都能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找到回应与反思。对此，既是其弟子，又是多年同事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世上的文章大概有两种，一种如彩虹，遥遥挂在天际；另一种如春雨，紧紧拥抱土地。一种的哲理性能够超越时代，一种的实践性已经融入了时代。”在她看来，童兵的文章多数属于后者，这些文字干净朴实、问题意识深厚的学术文章，彰显出一位理论研究者忍不住的现实观怀，一种来自知识分子良知的执拗低音。
在中国新闻学百年的学科发展中，“新闻无学论”时不时会出现。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新一代领军学者，如何破除这种“无学论”，夯实新闻学的学科基础，始终是童兵一直思考的课题。1998年，童兵在《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一文中强调，要改变“新闻无学”，就需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术语开始，一砖一瓦地从事这些基础性工作，并警告说如果新闻学研究从其他学科随意搬用术语、范畴、原理、原则， 这种“捷径”是另一种“新闻无学”。2001年，他又在《科学和人文的新闻观》中倡导新闻学应该是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近年来他持续在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构建上思考、精进，连续发表了《中国新闻话语的来源和批判地吸纳西方新闻话语》《新中国新闻学建设70年：从“新闻无学”到“显学”初现》等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明确提出中国新闻话语的来源，详细梳理中国新闻学建设70年来的理论发展，以回应新时代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这一命题。
引入比较新闻学，拓展新闻学学科研究领域，是童兵对“新闻无学论”的另一个维度的反击。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童兵有意识地进入比较新闻学的研究领域。1999年，他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出版，详细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传媒组织架构及社会调控等作了比较，成为中国比较新闻学的开拓著作之一。在随后的研究中，童兵深感比较新闻学在整个新闻学科领域仍显薄弱、稚嫩，部分著作仅限于中美之间比较，且研究对象局限于具体案例的微观层面，因此，无论从研究方法、理论建构，还是研究视野上都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经过几年的积淀，2002年童兵出版了《比较新闻传播学》专著，详细阐述了中西新闻传播史，并就新闻传播观念、体制、控制、法制、实务及教育等诸方面异同，进行了科学梳理与逻辑归纳，对比较新闻传播学作为新闻学科建设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充分、理性的研讨与辨析，被学界誉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最权威、最系统的比较新闻学专论。2020年，这本研究著作的英译本由全球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
40余年治学之路，童兵在“小步快跑”的过程中不断兼收并蓄，持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学派等对话，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中国化研究与时代发展、全球学术相勾连。对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曹晋深有感触。多年来，她的学术研究聚焦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多有交叉，“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阐释、对于人类解放的想象与信念，以及资本主义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及数字化平台带来的冲击与调整，我们均有过学术对话，童老师非常认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抱负和批判思考，英国Graham Murdock教授和加拿大Vincent Mosco教授每次来复旦大学，童老师都积极与他们交流”。作为在传播政治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术晚辈，曹晋也十分感念童兵对自己及团队的鼓励，“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关注，鼓舞着我们这些学术后辈在向马克思主义‘光辉的顶点’前进征程中不敢有丝毫懈怠”。
课比天大，有信仰一辈子都幸福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了人类而献身。”
——马克思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素有“马新观”教学与研究传统。1920年，老系主任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成为复旦后辈学人的理论指引。自20世纪50年代起，“两典一笔”就成为新闻学院的教学特征，其中的一“典”就是指马恩经典论著。2001年，童兵回归母校后，领衔组建了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结构合理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课程团队。一度，当同类课程在国内本科生课程设置中近乎绝迹时，他带领的团队却将这门课程打造成最受欢迎的全校平台课。最高峰时，团队需同时开设6个班才能满足选课需求，最多的一个班选课人数达400多人。2009年，这门课程被评为复旦大学精品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2010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14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40余年的从教生涯，童兵给后辈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课比天大，毫无架子。对此，夫人林涵教授深有感触，“他对学生呀，比对自己的两个女儿还好，给本科生上早8点钟的课，他肯定7点半就出现在教室里，他喜欢跟学生聊天”。2012—2019年，他还担任复旦大学志德书院院长，全身心地扑在书院的各项工作上，不但安排书院的教授午餐会，让本科生能与老教授们面对面沟通交流，还亲自出面为学院延聘学界与业界的各类导师，为学院的发展及学生就业争取各种资源。刘胜男是童兵招收的一个“90后”博士生，她最受触动的是导师的节俭和善良，“老师常拎一个黑色书包，是开会纪念品，已经用了很多年，有时也劝他换个新包，他不以为意地说，包没破没烂，用着挺好”。后来，刘胜男又意外发现自己的导师在新闻学院有个“铁哥们”——保安姜师傅，他是个爱院如家的门卫，每次见面两人都高声打着招呼，各自脸上笑眯眯的，感觉两人关系特别好。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涛甫教授所言，童老师虽在学术上是后辈学人景仰的大教授，但他真诚、平等待人的风格却能让所有与之交往的人毫无压力，即便是一面之缘也能让人感受到他对人、对生活的“热气腾腾”。
多年来，童兵一直保持着手写文章的习惯，但他自嘲没学会电脑写作，是因为有一个超级能干的免费学术秘书——夫人林涵教授。多年来，童兵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著作都是经夫人之手录入、校对。相携五十余载，童兵坦言自己学术上的成就一大半要归功于幸福的婚姻。退休后，童兵和夫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两人携手共游全球，同去南极、共登5013米的西藏米拉山口、探访神秘的印加文明，老两口晚年的生活简单、幸福、美好。
回首人生路，童兵曾说，自己虽“未有一天敢虚度”，但也有些许遗憾。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时，甘惜分提出为他开一份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目，但那时感觉没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种遗憾。尤其是在他最新的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马新观”及新闻话语的组成及来源，需要得到充分的展开。但年到八十犹有梦，童兵有信心把这个遗憾补上，他真诚地说，“我有学术苦闷期，但从没有学术孤独期；我内心很少痛苦，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马克思主义既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学术追求”。（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