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幅度的衰退之后，2021年是全球经济进入快速复苏的一年。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复苏。同时，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这些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
一、通胀还是通缩
虽说在多数经济体内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未来物价上涨趋势的判断和政策把握则是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断然采取措施，则通胀便势不可当。其主要论据在于：一是天文数字流动性的注入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根据货币公式不难推导得出，在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势必引发价格显著上升。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用了8年才达到这一增幅。美联储在缩减购债前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央行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年3月（2021年7月购债870亿欧元）。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二是主要央行均执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三是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在转化为消费后推动价格上涨。四是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所导致的劳动力及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助长价格水平。五是屡创新高的资产价格催生财富效应。六是一些国家的央行为防范通胀采取了行动，如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已经加息。
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远超央行政策目标仅仅是暂时现象，给出的理由同样充分。其一，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却大幅放缓，后者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其二，疫情冲击导致家庭恐惧感上升而消费趋于保守，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居民储蓄率在相对高位水平上波动上升得到反映。其三，失业率升高或劳动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其四，财政纾困政策和央行支持政策已经或正在“见顶”，美国连续3个月个人收入下降反映消费需求下降。其五，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证据之一就是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2021年10月19日为11.6万亿美元，总量在减少，但仍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近五分之一。其六，近期通胀率飙升推动因素许多都具有短期性质，如能源价格和运费上涨等。
两方的意见应该说各有道理。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的政策工具。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们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总体而言，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同时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的滞胀的可能性。
二、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一直抵制负利率，理由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际上未起到促进增长或防通缩的作用，并自认为手中还有政策工具可用，其中之一便是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准确来说是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零附近，这是各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一项具有货币和财政双重意义的政策。通胀目标此后也随之调整。
2020年8月在美国堪萨斯城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声明进行更新，表示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在有限的降息空间里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随后，欧央行2021年7月将中期通胀目标从“低于但接近2%”改为2%。美联储用高质量债券置换市场投资者手中的低质量债券，与财政部直接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条件甚至派发现金（即“直升机撒钱”），也被视为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未曾提及的宏观政策。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走红。该理论力求提供一个涵盖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政策执行规则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新的宏观经济框架，要义是只要低通胀低利率能让借贷成本保持低位，政府就该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放手支出。MMT的软肋在于通胀加剧以及应对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对目前出现的通胀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能否做出正确判断，业已成为美国宏观政策风险的主要源泉。
总体而言，目前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治理通胀的手段远比治理通缩的多且空间大。2021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当月中旬开始减少购债（taper）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除了taper外，美联储还可以加息，预计最快2022年一次，2023年和2024年或许各三次。在此之后，美联储还可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
鉴于资产价格位于历史高位且脆弱敏感，目前推高物价的供给冲击将于2021年得到缓解，故一旦退出政策的实施速度、力度与时机拿捏不准，便极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振荡与投资者预期逆转，出现破产海啸的风险上升，甚至滞胀降临。这也恰恰是9月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强调“必须提防对由短暂效应引发的通胀反应过度”的原因之一。
三、货币政策转向或殃及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退出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可能在新兴市场引发外资逃离、债务危机及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将造成沉重打击。2021年2月至3月市场波动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投资组合大幅减少。尽管减少的部分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得到了一定补充，但缩减恐慌情绪依旧。
好消息是2021年不再像2013年那样：2013年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国经常项目赤字平均为GDP的4.4%，而2021年仅为0.4%；近年来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远非当年可比；上述国家除土耳其外的外部融资与GDP之比亦显著下降。此外，尽管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外债水平较高，但整体来看新兴市场风险来自内部。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其传导机制先是影响全球高风险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然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避险情绪，接下来影响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杠杆率，进而波及他国货币形势，挑战他国尤其是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政策主权。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如下重大风险：一是许多国家已经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付诸实践，一旦升息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会迅速崩塌；二是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政策差异性本身往往会成为风险源之一；三是进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由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这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化。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已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了GNI（国民总收入）和出口增速。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很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而政策转向还极有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2020年G20和由官方债权人组成的巴黎俱乐部启动了处置债务问题的共同框架，以解决中低收入国家不可持续的债务状况和有资格参与债务暂缓偿还倡议的国家长期存在的融资缺口问题，该框架于2021年年底到期。
如果不能消除发达经济体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全球复苏将受阻，并导致全球GDP在未来5年的累计损失达到5.3万亿美元。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
四、疫情走势直接影响全球经济
从中长期看，掣肘全球经济的因素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WTO上诉机构停摆且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能够侵入美债系统，金融市场信心就可能崩溃，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鉴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可以收复“失地”，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2022年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恐怕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受各种因素影响，比如对人类和地球都有利的结果究竟为何尚无定论，在过去10年寡头垄断企业形成的“经营共识”（习惯于高利润、低投资、弱竞争）能否走向终结还有待观察，我们认为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年至5年内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中低位，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五、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韧性
过去一年多全球目睹并感受到了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之痛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与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日本的情况一样严重，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也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诸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特丹港繁忙航线的运费达到了一年前的6倍。煤价过去一年间上涨2倍、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德国电价自2021年2月以来上涨1倍多。能源价格出现暴涨的原因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根本原因则在于疫情反复、经济复苏速度超越预期，以及石油领域投资不足：2020年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
近两年来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对企业而言，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受到严重冲击、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呈现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能否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冲击更是让企业意识到，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链、稀释或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将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一些人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在有些人眼里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有人公开鼓吹所谓“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典型事例是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2月24日签署“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业、学界、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并制订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
不过，尽管从企业层面和大国博弈层面上看，有人在拉扯全球供应链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偏离，但至少2021年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个中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持续且坚定的开放政策和市场规模。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年9月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而感到“悲观”的企业占10%，一年前该占比为18%。
六、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人口预测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重要计划和风险管理工具。政府需要通过短期和中期方案来估计人们对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服务的需求，帮助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融资，为未来劳动力规划必要的技能和知识，明智地投资健康研究和开发资源，了解潜在的环境、军事、地缘政治和其他风险，并实施预防或缓解策略。对从事具有长期回报投资的企业而言，人口预测同样重要。同时，普通个体也会关注是否有足够的工人缴税以支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此外，人口变化还涉及国际和国家安全与稳定。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人增至2030年的85亿人、2050年的97亿人，2100年达到110亿人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人，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人。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从而波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通过让更多知识密集型任务（如分析消费者信用评级和提供金融建议）实现自动化，降低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还有学者将人口转变或“拐点”理解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且高质量劳动力大幅增长的终结。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发表于《经济日报》2022年1月3日、2022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