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灰犀牛”事件频发、重大疾病传播等多种经济社会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建设以西亚北非20国和东南亚11国为主力，实现其高质量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区域性合作，更在于全球共同参与的更高水平合作和更高质量的共赢发展。由此，亟须探索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带一路”共建之路。
从产能国际合作走向供应链共建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参与者，在海外设立的110多家经贸合作区中将近一半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个国家级海外产业园区也布局于沿线国家，带动了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去”；2013—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98.5亿美元。很显然，中国企业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共建者。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而中国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和极强的生产、建设能力，使二者具有较好的产业链合作基础。近些年来，能源、交通运输、电信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等技术类投资，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最重要领域。从偿付能力与派生需求视角来看，往往只有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才会对基础设施有更高的需求，也更有能力偿付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从东道国政府视角来看，外资企业进入后，通过后向关联效应促进当地供应商发展，进而通过前向关联效应带动整个行业发展，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目标。因此，中国企业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领域实现进一步发展，需要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产业链集群发展进行联动，进而助推中国更多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已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基建和能源领域的产能合作，转变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有34.1%进入制造业领域。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合作建设42个港口，投资或承建70座机场，但尚未充分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也未成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的主要集中地，出现了中国前期基建合作与近期制造业合作的区域分离现象。因此，立足长期可持续合作，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都有供应链合作的现实需求。然而，中国企业近年来与当地企业的合作还有待深化，这一方面使得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还需依赖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增加了时间和生产成本，沿线国家也无法从中获得更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当地配套能力弱而影响了两国企业合作的基础，供应链稳定与安全面临考验。
为此，中国企业需要从基于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产能合作，进一步推向供应链共建，通过带动当地供应链本土化延伸发展，夯实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赢发展的根基，为稳步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提供支撑。尤其要利用当前已经建成的中国境外产业园区，通过园区、进园企业的本土化延伸发展，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衔接，实现共赢发展。
从第三方市场合作走向更高标准竞合
2015年以来，中国已与法国、日本等14个国家达成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形成了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产融结合类和战略合作类五大合作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趋于下滑，尤其是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区域收缩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潜力得以凸显。实际上，一些沿线国家很早就开始吸引大量发达国家企业进驻，对这些企业来说，“一带一路”共建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仅能更好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还能在更大市场容量的增长中促进技术和品牌发展。这使得不少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考量从政治为主逐步转向政治与市场并重。
近期，美国一些重要机构，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独立工作组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发布了评估报告，力荐美国政府提供相关替代方案，以利用美国在尖端技术和企业、资本、国际领导力、国际标准制定、法治和透明商业惯例等方面的核心优势，提高沿线国家的治理、贸易协议、环境和反腐败标准。可以说，美国联合战略伙伴建立“一带一路”倡议替代方案已成为其战略方向。这将使得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竞合，不仅会面临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还会面临标准与规则制定话语权的竞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竞合方面的优势明显。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产品生产和项目建设上的集成能力较强，可以快速整合资源、扩大订单规模，拥有成本低、工期短的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改造生产流水线和优化组合链条不同环节的能力较强，经营灵活且高效。此外，中国企业不仅在食品、纺织、皮革鞋类、木材、造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在电子、电器、化学、金属、机械、交通运输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因此，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企业与中国企业除了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面对面的竞争，相互间合作的空间和领域也比较广阔。
为此，中国应以本国企业主导的境外经贸产业园区为平台，或以重大项目为契机，加强与发达国家企业的产业链合作。尤其要支持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走出去”，并通过强强联合“走上去”，为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在美国为首的“一带一路”倡议替代方案下开展竞合打下基础。同时，中国还应加快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机制，协助构建多方联动的政企合作机制。更重要的是，中国要重视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以及发达国家的发展需求，切实基于互利共赢原则构筑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从各自引资走向产业链分工协作
随着国与国经贸联系和产业分工关系的增强，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应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不管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共建供应链，还是沿线国家参与跨境供应链，技术关联、要素协同和供需关系在供应链上下游联动传递的效应较强。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配套不足、产业链支撑水平低，制约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补短”，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占全世界人口超过六成和占全球经济总量约30%的重要区域，其贸易额目前仅占全球比重的四分之一左右，是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来看，近年来，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已进入前20大外资流入国名单，但沿线不同国家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大量的沿线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非常有限。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高度依赖区域外的国家或地区，沿线国家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程度较低，既无法基于自身资源和市场实现优势互补，也无法依托更大的市场容量促进技术和市场发展，尚未实现扬长补短和协同发展。
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视角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技术行业的梯度产业链配套优势已初步形成。立足不同国家的发展互补性和协同性，中国企业应充分考虑投资与资源互补性可能带来的供应链跨区布局的机会，结合产业特性和技术演化特性，探索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不同模式，尽可能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区域产业链，带动更多沿线国家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产业链收缩对中国产业链影响机制研究”（21AJY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