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代考古学人研究证实：中华文明在起源的早期过程中，曾有过一个“满天星斗”的多元时代，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因对峙而碰撞，因碰撞而交流，因交流而融合，最终形成了以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位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东夷先民所创造的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占有辉煌的一页。与同时期的其他史前文化相比，东夷文化作为史前六大文化区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传承有序、自成一体且高度发达。职是之故，对于东夷文化的深入研究，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我们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
初见东夷文化
“东夷”一名始见于商王武丁时的甲骨，直接提及“东夷”二字的仅有两片（《合集》8410反、《合集》40550）。近些年又新发现了两条甲骨卜辞：“蠢夷方率伐东国，东典东侯，夷方”（《辑佚》690）、“夷方伐东国，典东侯，夷方”（《辑佚》689）。这两条卜辞明确提出，“夷方”位于殷商王朝东部，更是印证了《礼记·王制》“东方曰夷”所言不诬。
战国至秦汉年间，位于中原之外的异族被称为“南蛮、东夷、北狄、西戎”。在稍后的历史长河中，南蛮、西戎、北狄都有分化，有些被华夏族群所同化，有些则演变为今日之少数民族，唯东夷在秦时就已被华夏族群彻底融合与同化。即便是博闻强识的太史公在编著《史记》时，也无法对东夷的历史作系统阐述，直至刘宋范晔编《后汉书》才据亡佚的古本《竹书记年》勉力而为《东夷传》。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史学界已有人开始关注东夷，诸如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先生。但囿于相关史料的只鳞片爪、语焉不详，有的甚至相互抵牾、互相驳诘，这一时期的学者尽管用力颇勤，但对东夷文化的认识却始终处于迷雾之中。很显然，仅凭文献所载来研究东夷是远远不够的，因而针对实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受西方考古学思潮的影响，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开始致力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彼时国门刚刚打开，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根本无暇去研究什么文化起源，西方考古界更是断言“中国无史前文化”，古老的东方文明充其量只是西方文明的变种或余脉，于是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顺势而起。
尽管国内学者多不认同，但对此说的彻底否定，却来自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这是一支以磨光黑陶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完全迥异于此前安氏发现的彩陶文化。此次发现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为中国考古特别是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李济曾客观又不乏激情地评价道：“由这遗址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的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
建立文化序列
1959年5月，民工在津浦公路复线工程宁阳段刨出一些陶器碎片和零碎遗物，随后山东省文管处和济南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133座史前墓葬。该遗址后来被确认为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4500年前后。其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南和苏北地区，此时的彩陶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且石锛、石斧已配套成型使用，社会财富明显增长，并出现贫富差距。至大汶口文化中期，聚落遗址已遍布整个海岱地区，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已达到海岱史前文明的顶峰。
1964年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滕州市北辛遗址调查中发现了“北辛文化”，经碳14测定为距今7300—6300年前后，主要集中在鲁中南、鲁北和胶东半岛。此时的农业经济繁荣稳定，居民定居生活稳定长久，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养殖、采集渔猎为辅的生活方式，氏族成员间也构成了家庭、家族和氏族等多重社会组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岳石文化的遗物虽早在城子崖遗址发掘时也有发现，但囿于当时发掘技术，以及缺乏可供对比的资料，当时并没有把这些遗物从龙山文化中区分出来。目前所知，岳石文化聚落遗址遍及山东全省及徐海地区。岳石时期，社会曾发生巨变，较之先前呈现出衰败、落后的迹象，如常见的炊器陶鼎减少，酒器（高柄杯、盉、鬶等）和玉钺、玉刀消失，聚落堆积单薄且数量减少。方辉结合近年来环境考古所取得的进展提出，距今4000—3500年前后的气温下降，是造成龙山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
1990年，考古学者发现了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文化，距今约8400—7700年前后，主要分布于泰沂山脉北麓的山前平原地带。2006年，又在沂源扁扁洞惊喜地发现了距今10000年前后的磨制石器和陶器。至此，考古界就基本构建起扁扁洞·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即从公元前8000—前1400年的史前至青铜时代初期海岱地区文化发展序列。东夷文化区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最为清晰、文化谱系最为完整、基本文化面貌最为稳定的区域。
深度交流融合
随着甲骨、金文及简帛等出土文献的问世，加之典籍的佐证，商周时期的东夷面貌较之史前更为清晰丰富。由于地理位置的毗邻，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一直很密切，二者的文化面貌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邹衡、李伯谦等从制陶、治玉、镶嵌、夯筑、占卜、犬牲、文字等方面，论述了东夷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及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做好了哪些准备。
殷周鼎革后，鉴于东夷诸族与商王室的密切关系，周公借平息武庚叛乱曾大举东征，顺势灭掉了许多东夷小国，不仅《逸周书·作雒解》有详细的记载，且得到了大量铭文的证实。如小臣单觯（《集成》06512）、大保簋（《集成》04140）、鼎（《集成》02739）、禽簋（《集成》04041）、罔劫簋（《集成》05977）等器。稍后封邦建国，分周公于鲁，太公望于齐。鲁国唯周礼是尊，对夷人实行“变其俗，革其礼”，齐国则对夷人“因其俗，简其礼”。至此，海岱地区进入齐鲁文明时期，开启了东方泱泱大国的华丽篇章。
但在边远地带，仍保留了一些夷人的国家，较大者如郯、莒、莱等，可即便如此，这些小邦也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周文化的浸染。如1975年在莒南大店发现的两座春秋时期莒公大墓，无论是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乃至文字风格上均与周人无异。莒叔仲子钟铭“央央雍雍，闻于夏东”，更是表明了春秋时期夷人对与中原华夏族群融合为一体的认同与向往。
当然，东夷族群毕竟在历史上曾煊赫一时，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殆尽，至“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后汉书·东夷传》），已是完全同化于华夏族群，或有部分趁秦末天下大乱，避地至辽东半岛以东、朝鲜半岛北部，形成所谓的海外东夷。汉武帝灭朝鲜后置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汉朝实现了对海外东夷的直接控制，此举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在以儒家为正统的历代典籍中，尽管也有对东夷的零星记载，却仍旧夹杂了许多蔑视、贬抑的内容，诸如“夷狄之有君，不知诸夏之亡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等等。由于“尊夏卑夷”观点的长期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许多历史假象，束缚了人们研究东夷文化的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坚信东夷文化研究也必将迎来发展的新天地。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重大项目“构建‘东夷学’学科体系综合研究”（17AWTJ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