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动辄“打倒孔家店”，动辄将儒学作为“专制王权”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批判，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责任全算在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身上。实际上，这里面存在一个极大误区：即孔子虽然创立了儒家学派，发展了儒学理论体系，但儒家学说内涵着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换言之，儒家学说代表和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原初以来逐渐形成的主流的共同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之学、国家之教，不仅仅是孔、孟个人的理论，也不单纯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一派的思想，更不只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人可以打倒、一家之说可以批判，民族之学、国家之教，只能发展不能打倒，只能修正不能批判，犹如不能抛弃自己的父母、祖宗一样，也恰如欧美发达国家至今仍然谨守基督之教一样。
遗憾的是至今中国大陆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甚至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仍然抱着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思维，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能正确认识儒学的内涵与价值及其历史地位，相当武断地反对把儒学意识形态化，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终结，为新的意识形态所代替”，只把儒学作为一个学派、一种学术加以研究；更遑论普通民众对儒学的思想认识！
一、“儒”是先秦时期华夏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者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或体现在本民族的宗教里，或凝聚为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体系。西方有天主教、基督教，中东有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方有儒学。众所公认，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儒学为主，释、道为辅。释由外来，儒家学派由孔子所创，道家由老子所创。难道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由个人创造？显然不合逻辑。这就有必要追究“儒”从何而来？弄清儒家学说为什么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文化？
近代以来，直至目前，先后有很多学者“原儒”，即追溯“儒”的本源。如章太炎、熊十力、傅斯年、胡适、冯友兰、郭沫若、侯外庐、钱穆等学者均有相关探索，当代学者如徐中舒、杨向奎、庞朴、崔大华、叶舒宪、陈来、何新、刘忆江、傅剑平等也多有这方面的专论。这些研究，大体不外两个方向、两种方法：一是从历史学、语义学方面去追寻“儒”得名的由来，如章太炎、傅斯年、胡适、冯友兰、徐中舒、庞朴等。他们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及《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的记载，结合中国远古至夏商周三代历史，以为“儒家学派”为孔子所创，“儒”则产生于孔子之前，由夏商二代的祝宗卜史而演变为西周的师儒，再因西周末王官失守而转化为社会上为人治丧相礼、聚徒教书的职业术士，孔子之儒正是春秋时代治丧相礼、聚徒教书这一层次的产物。庞朴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儒学》详细演绎了祝宗卜史到儒的全过程，说明了“儒”的来源问题。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寻找“儒学”的思想渊源，以杨向奎、陈来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儒学起源于西周礼乐文化。其中，陈来先生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中对上述“原儒”成果作了全面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巫觋、卜筮、祭祀、天命、礼乐、德行、师儒等七个方面，层层推进，全面论证和梳理了儒家思想的来源，既肯定了章太炎等“原儒”成果的积极意义，也指出了方法论的不足。他认为孔子儒家思想来源于西周礼乐文化，西周文化又是古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并引杨向奎先生所言：“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这种角度的“原儒”解决了“儒学”的来源问题。那么，孔子所创立的学派为什么称为“儒”而不是其它名称？这个“儒”与儒学内涵有什么必然联系？显然需要从上述两个角度加以综合考察，方可得到合理解释。
我们知道，中国春秋以前无私学，“学在官府”，即由官府垄断学校教育和学术文化，那么，官府由哪些人掌握这个“学”呢？这就是“师”、“儒”，《周礼》有明确的记载。《周礼·天官冡宰》记载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其中有“教典”、“礼典”，其下属小宰则有“教职”、“礼职”。郑司农注：“教典，司徒之职；礼典，宗伯之职。”大司徒的教职、教典具见《周礼·大司徒》所载“十二教”，其前六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日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明显为礼乐教化。《周礼·天官冡宰》记载太宰通过九种职事来维系万民，其中“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即是从事礼乐教化者。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徳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敎民者。”贾公彦疏：“三曰师以贤得民者，谓诸侯以下立敎学之官为师氏，以有三徳、三行，使学子归之，故云以贤得民，民则学子是也。四曰儒以道得民者，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徳。”这就是说诸侯之儒氏，同天子之保氏，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师氏、保氏就是大司徒手下履行教化之职者，《尚书·君奭》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可见，师、保之职其来很远，在周代是国王的左辅右弼，地位重要。师氏、保氏具体职责的内容见《周礼·地官司徒》所载：“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即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顺行。至德即中和之德，敏德即仁义之德，友行即尊贤良，顺行即顺师长。“保氏”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日车马之容。可见，“师”负责教化德行,“儒”负责教授知识、技艺。但在基层则合而为一，通称师儒。故《周礼·大司徒》记载如何“以俗教安”的六个方面中就有“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据贾公彦疏，这些师儒多是退休乡贤，“联”即乡闾弟子连合而同就师儒受教。“师儒”则教“万民”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姻即婚姻之亲，任即诚信，恤即慈善济贫；六艺即上文之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至于宗伯所掌礼典、礼职，考之《周礼·春官·大宗伯》可知都是具体的礼乐活动与仪式，“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如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有道者即上文所说保氏、儒氏，有德者即上文所说师氏。
那么，师儒们凭借什么对民众、对学子进行德艺教化呢？这就是当时与“六艺”并行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六经”在经过孔子整理之前即已是西周德艺教育的教材，这在《礼记·王制》有明确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四术即《诗》《书》、礼、乐，四教即春、夏、秋、冬之教。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云：“术是道路之名，《诗》《书》、礼、乐是先王之道路。”“《诗》《书》、礼、乐，乡学国学皆以此为教。”即全国师儒都用《诗》《书》、礼、乐作教材。这里的“礼乐”既是指礼制、乐理，也是指记载礼制、乐理的《礼》经《乐》经，因为礼制、乐理没有文字记载、没有典籍是无法教授给学生的，学生也是无法学习和阅读的。当时社会各阶层诵读《诗》《书》的情况，先秦史书记载也很多。如《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楚城濮之战前选帅时，赵衰推荐郄縠为帅，说“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这里的“礼”、“乐”既是指《礼》《乐》之经，也是指经所载礼、乐内容。至于《易》，在孔子所修《春秋》及三传中有广泛引用。孔子之前，《春秋》之类史书也是教育的基本教材，《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所说“春秋”显然不是指孔子自己“作”的《春秋》，《礼记·坊记》也载：“子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春秋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孔子之前，已有不少《春秋》史书作为国学乡学的教材使用。这些都表明前孔子时代，六经作为传统经典不仅是各级学校的教材，也是社会贵族阶层普遍诵读的书籍。
综上可知，西周师儒共同承担着国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大任，师负责道德品格、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工作，儒负责行为与技艺、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工作，《诗》《书》《礼》《乐》“四术”由儒者掌握并传授，这大约是后世“儒术”之称的来历；在基层，则师儒合一，共同担当德与艺的教育之任。其所教“六德”、“六行”、“六艺”、“六仪”及其经典《六经》正是夏、商、周以来逐渐成型的华夏民族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体系，也正是孔子所创儒家学派“仁学”、“礼学”、中和之道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正如刘向《七略》与《汉书·艺文志》所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应该说明的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革命性批判和盲目性疑古，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周礼》等先秦文献所载历史事实与思想理论持怀疑态度，这是很可悲的。我们姑且不论一百多年来疑古思潮所得出的结论许多早已为出土文献所推翻，单从人类思想文化传承逻辑来看，为什么全世界多数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不怀疑、不放弃其传统固有文化与圣经（如天主教、基督教《圣经》）？而我们中华民族却要自掘“祖坟”、自毁“长城”、自抛“国教”？
春秋时代，“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孔子聚徒讲学，以六经为本，被人视作“师儒”。从《礼记·儒行》所记社会上“常以儒相诟病”，以及《论语·雍也》所记孔子对子夏的教导“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语来看，儒士在当时已是普遍之称，社会地位不高，且有高低之分，故孔子并不以“儒”自居，所谓“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表明孔子以“师”为称；孟子也不以儒者自居，而提出了“为王者师”（《孟子·滕文公下》），“圣人，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的目标。但从孔子对“儒者”十六种品行的总结来看，他眼中的“儒者”是兼师德儒艺的（《礼记·儒行》）。从汉代以后历代帝王续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情况来看，孔孟一派确是兼春秋以前“师”“儒”二职的。换言之，由于孔子及其弟子坚持以传统六经为根据、为职志，以推广私人教育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使儒者的地位逐渐提高，兼任三代以来的“师”“儒”之职，从而成为华夏民族传统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体系的代言人和传播者，最终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儒家”遂成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最大阵营。
由此可见，孔子所创立的学派之所以被称为“儒”，正是因为他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先后由祝宗卜史和师儒掌握并传授的华夏民族主体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儒学所传承的儒家思想是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渐成型的华夏民族主体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儒”在孔子及其后学的努力下，成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象征符号。陈来先生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八章“师儒”中指出：“儒家思想之发生及其所以可能在汉代以后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或主导地位，除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产物。”这是很有见地的。
二、儒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与其它诸子不在一个平面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献分类同时又是学术分类中，从刘向《七略》到《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分法，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到《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国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和各种公私书目文献都把儒家学说赖以为据的十三经专列为一部，为中华学术文化之首；另列“儒家”于诸子类之首，列入“儒家”类的都是孔门后学及其信徒论述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专著，如《荀子》、《春秋繁露》、《二程全书》、《朱子语类》、《新语》、《法言》、《潜夫论》等等；即把传统经典与儒家区分开来，经学之名由此而生。同时，历代正史《儒林传》，从《史记》到《隋书·经籍志》所列人物全是经学大家，从《旧唐书·经籍志》到《清史稿·艺文志》所列人物绝大多数为经学家。其中，《元史》明确指出：“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专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所谓“经艺专门”即指经学专家。《宋史》则分《儒林传》《道学传》，前者专列经学家，后者专列理学大家周、张、程、朱等。同时，自汉代起，凡史称“好儒学”、“明儒学”、“尚儒学”、“以儒学称”、“以儒学名”、“儒学起家”者，绝大多数是指精通经学。如《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豹传》：“豹字仲文，年十二，……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又如《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载当时科举考试情况：“试日，差诸司有儒学者对问，每经问义十条，问毕对策三道。”“有儒学者对问”就是请精通经学的官员担任考官面试考生经义。考《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载：“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这些说明，一，包括儒家圣经《论语》《孟子》在内的十三经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本经典，是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体现，与诸子不在一个文化层面上；二，秦汉以来所谓儒学，是最正统的解经之学，包括六经整理注疏之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阐释两个基本内涵，前者即所谓“儒术”，后者即所谓“师道”，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由于经学处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之首，故传承经学最为正宗的“儒家”虽列于诸子，其学说却不能视为一家一派之学。实际上，《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儒林传》“叙”扼要分析了这种“师道”、“儒术”历夏、商、周迄于明末的来龙去脉和分合演进，很值得我们注意：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着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着于天下哉！《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这就是说，西周以来，师教德行，儒传六艺。至春秋孔子学派兼充师儒，备传道艺。秦汉以降，儒术盛行，师道则废；宋明之际，师道始复，儒术又替。
其次，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的思想无疑是倾向于黄老道家之学的，但他们在《史记》中仍然将孔子及其弟子之事系之以《世家》，其它诸子包括老子在内则用《列传》体例；历代正史均有“儒林传”记载经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其经学著作，其它诸子则没有这样的专传。这些表明，在历代正史中，在历代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儒家与其它诸子同样是处于不同层次和位置的。
其三，中国历代学校，从中央到地方，教育课程都以经学为主，都把五经、十三经及由此而派生的《三字经》《弟子规》等童蒙读物作为学校主要教材。《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崇宁间，诸州置武学，立《考选升贡法》，仿儒学制。”可见最迟从宋代开始，已直接把学校称为“儒学”。从元代开始，更是直接将地方各级学校改称“儒学”，设各级儒学提举司，置儒学正、儒学教授等师职，并推广到边疆地区，在各民族地区都普遍设立了儒学。明清两代沿用不改。
这些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不仅是官方意识形态，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中央和地方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与其它诸子学不可同日而语。故称“儒家”为一派尚可，称“儒学”为一派是不科学、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儒学基本内涵自上古以来“一以贯之”
儒学的“师道”（内圣外王之学）、“儒术”（经学）的基本理论和内涵，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以贯之”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儒学基本理论与内涵并非单纯是孔子、孟子等圣贤的个人发明、创造，而是中华先民自原始以来在中原大地累积而成；二是儒学基本理论与内涵数千年来不仅是作为一家一派的学说在宣扬，同时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形态在传承、在普及、在授受，并形成了官、学、民认可的“一以贯之”延续不断的“道统”。
首先我们看儒学基本理念来自中华先民的脉络。
重视“德行”是儒学特点之一，所谓“内圣”主要是指个人修身崇德。我们仅以孔子之前的《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为例，其中“德”字出现434次。《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疏：“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但于此九卦，最是修德之甚，故特举以言焉。”《尚书·尧典》载尧的政治纲领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儒家“大学之道”的最初版本。《尚书·大禹谟》载舜、禹的为政信念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惟怀。”尤其《尚书》所载伊尹作《咸有一德》篇，充分说明了“纯一之德”“日新其德”在修身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是儒家“日新其德”重要思想的来源。《尚书·泰誓上》：“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尚书·洪范》则具体列出三德范畴：“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周礼》之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及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上文已述，其所载各级官民“修德学道”的“德行道艺”标准和考核方法相当详备。
儒学的两大主要理论是仁学与礼学，仁学是关于做人的心理方面的原理，礼学是关于做人的行为方面的规范。故“仁”与“义”是儒学重要范畴，在孔子以前的五经中已多次出现，如《周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诗经·国风》“询美且仁”，“其人美且仁。”《尚书·太甲》：“惟天无亲，克敬唯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尚书·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尚书·仲虺之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尚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毕命》：“惟德惟义，时乃大训。”《周礼·天官·冡宰》：“会其什伍而教之道义。”《周礼》“六德”之一便是“仁”、“义”，等等。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一篇，其言曰：“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让。孝之方，爱天下之民；让之□(缺字)，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让，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儒家“仁”“义”“孝”“亲”“贤”“德”概念都在其中。
至于礼学，有《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在，明白昭示着儒家礼学是在夏、啇、周三代礼制基础上综合提炼而成的。其中周礼是儒家礼学的主要蓝本，也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礼学精华。这一点，孔子早就多次明确指出过。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为政》）《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为什么只从周而不从殷呢？孔子也有过具体说明，如《礼记·檀弓下》：“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礼记·坊记》：“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当然，孔子也并非全从周，对于殷代礼学合理因素，他是吸收的，如《礼记·檀弓下》即记载：“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尚书·尧典》载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马融注：“三礼，天神、地祗、人鬼之礼。”郑玄注：“三礼，天事、地事、人事之礼。”舜又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祭礼”以祭祀天神、地祗、人鬼三元系列神为内容，故又统称“三礼”。故孔子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礼记·哀公问》）
大量史料证明，儒家“中庸”理论是商周以来中和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中和思想源远流长，它比“礼”“仁”范畴的来源更为古老。“中”字之义为和，中和思想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曰：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管这“十六字心法”如何解释，其“中”为中和、中正之意是无疑的。《尚书·仲虺之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尚书·毕命》：“惟君陈克和厥中。”所以，《礼记·中庸》对它作了高度的概括，那就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值得注意的是，凝聚儒家最核心思想的《大学》《中庸》各自前面的一章叙述儒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性、道、教、慎独、中和等最基本理论和理念，后面则用大量篇幅，遍引《尚书》《诗经》等先秦典籍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的语言与事迹来说明这些思想的深远来源，以表明孔孟儒家继承的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大圣”“大智”的智慧与思想。
正因为儒学涵盖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处于国家思想文化与教育的正统地位，所以她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统说。从孔子、孟子开始，便十分强调这种道统，即强调自己思想理论的继承性、传统性。《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大戴礼·用兵》：“子曰：“今之道尧、舜、禹、汤、文、武者犹依然，至今若存。”故《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如《孟子·尽心下》：“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故后世称为“孔孟之道”。
至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特别对这种“道”之统绪作了归纳：“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到了宋代，二程、朱子都曾总结儒家思想的传承统绪，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对这种道统作了细致的演绎，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朱子得意门生兼女婿黄干对此作了简明总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中国历代王朝都是承认这种道统的，连民国之父孙中山也曾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儒家强调这个道统，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其思想、其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一家一派一时之学。这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史实依据的。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是继承还是批判，中华文化中的这个道统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法否认的，就像人们身上的遗传基因一样不可脱离。所以，那些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一棍子打死、一味咀咒辱骂的人包括一些所谓学者，应该思考一下这个最简单的生物原理。
四、今日中国需要儒学回归社会意识形态
今日中国急需建设公认的共守的社会意识形态，解决社会道德伦理体系崩溃与、相关教育缺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薄弱乃至沦丧的问题。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社会族群或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伦理体系等。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政治的、社会伦理的等类型。儒学作为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社会伦理型的，虽然她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她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社会宗法伦理基础上的，这与西方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政治哲学是不一样的。
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来看，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9年底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三十年中，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但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还是传统的封闭自足的指导思想，社会价值观、道德伦理观还是传统儒家的，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是浸透了儒家思想意识的农民领袖人物。十年“文革”中的行为是“造反”的、革命的，而价值观则是传统的“天下为公”、“利人”、“寡欲”、“克己”等。二是从1978年底到现在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政治意识形态，但文化建设和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网络普遍化而在实际上已偏离政治控制，倾向西方思想文化体系，故今日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等可谓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实际已近真空状态，特别是传统儒家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价值观遭到严重抛弃和践踏。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年曾以问卷形式对北京、辽宁、江苏、广东、河南、湖南、四川、陕西的31个地级市各类职业人群进行了道德理念践行状况问卷，其结果是人们对孝、诚、和这三大传统理念仍然有非常高的认同感，但实际践行中，却是农民对传统道德伦理思想认同度最高、践行意识最强烈，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特别是国家公务员这个层面对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认同度、践行意念却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女性比男性对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认同度、践行意念相对要高。这一调查结果如果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代表性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在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方面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男性、国家公务员是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强势群体不认同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观，又不能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伦理价值观，而处于一种自发的、自由的不受控制和约束的状态，这对于一个时刻不能没有道德伦理约束的社会和国家来说绝对不是福音。郭沂先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指出中国当今社会至少存在文化创新危机、民族认同危机、社会风尚危机。笔者多年来的农村调查，也切身体会到，尽管上世纪50－70年代，破四旧、移风易俗的“革命”运动接二连三，但对传统儒家思想破坏最严重的是最近三十年经济超常发展过程中，文化、教育对社会道德伦理建设特别是对传统道德伦理教育的相对滞后与漠视。比如孝、诚、生育、义利之辨、仁善、俭朴等儒学基本理念在中国广大农村年轻一代人身上已经非常淡薄，城里人在这方面恐怕更不容乐观。
尽管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都早已认识到中国社会新时期道德伦理观念、人生信仰缺失的严重情况，一直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作为重要议题。但直到目前，当今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等问题的探讨，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原因有二：一是任何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凭空构建的，必须在已有传统的基础上建设，因为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沉淀过程、认同过程、践履过程，不是执政者一纸文件、学者几篇论文便能够确定和推行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指导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事务是完全正确的，但作为构建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是不够的，她是政治哲学，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整套有关社会道德伦理和人生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二是中国传统儒学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社会道德伦理观、人生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但我们仅仅把儒学作为学术流派在学术界、在学术层面上加以研究，大中小学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是对执政党的政治忠诚教育，很少涉及个人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教育。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古代专制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特别是她有关社会道德伦理的部分，如《礼记》所载孔子“大同”理想、三纲八目、中庸之道，张横渠的四句教等，把儒家学说的核心、当今社会所急需的道德伦理与人生信仰理念等囊括无遗。儒学中作为古代王朝政治意识形态的那部分虽然过时了，但作为民族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价值观的这部分，是没有阶级性、时代性的，甚至是没有民族性、没有国界的，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永恒的、不变的，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她就会存在。这一点，儒学先贤早就指出过：“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意即政治、经济、生活制度是可以变革的，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但诸如亲近自己的亲人、尊重尊者长者、男女有别等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是永恒的不变的。孟子对社会道德伦理观的普遍性、永恒性也作了形象说明：“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意即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犹如人的四体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道德伦理正是建立在这种人类共有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它不可能有时代性、阶级性。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儒学“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作为社会制度的儒学只是其最外表的层面，而作为“人伦日用”和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才是其更深层面。中国传统制度的崩溃，只意味著作为社会制度的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失去了依托，并不表明整个儒学生命的死亡。事实上，作为“人伦日用”和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已经进入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传基因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学是同中华民族生死与共的。李泽厚也有这种看法，他认为，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一定系于人们是否自觉地认同和承认它，它已化入为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千百年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并由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即人们常讲的“国民性”、“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其次，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现代化模式，儒学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现代化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和巨大影响力，都充分说明，儒家思想学说是完全可以在引进西方科学文明的同时，继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并没有过时。这一点，刘宗贤在《新、马模式: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中作了详细论述：美国学者K.E.柯德尔(Calder)在分析新加坡赖以取得现代化成就的社会结构模式“儒家社会主义型的资本主义”时指出：“在许多方面，新加坡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色。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尽管高度西方化，但在许多方面仍不失为一位典型的儒家领导者……”“新加坡的国家政策也是完全儒家式的，盛行道德训诫。”新加坡政府公开提倡儒家伦理，以儒学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秩序的工具，因而儒家思想便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治国理念。李光耀曾指出：“华人失去儒家性格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沦为又一个第三世界社会的那一天。”儒家企业精神、儒化社会和贤人政治，可说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总之，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儒学、孔子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批判和抛弃后，只有让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重新意识形态化，并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之进入政府行为、主流文化、社会意识，才能恢复儒学作为当代中华民族的一种时代精神，儒学才能实现其价值和发展。一个人不能没有父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抛弃这种传统的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即使是欧洲13－18世纪前后相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批判中世纪的封建黑暗，揭露中世纪的宗教蒙昧，最后他们改革了宗教、创新了社会制度，但是基督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并没有抛弃，至今西欧乃至北美等地仍然是基督教、天主教意识形态的天下。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古老文明国家，还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抛弃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去膜拜别人的思想文化，去凭空构建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了世界上26个主要文明的兴衰存灭之路，指出：世界文明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要素构成，其中，文化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或核心，而政治和经济则受到文化的决定。因为文化在社会演进中是最稳定、最深沉的，特别是文化中的宗教部分。而文明灭亡的原因永远都是文化“自杀”而不是外敌“谋杀”。我们中华民族坐拥五千年文明走到今天，如果抛弃自己的儒学思想文化传统，岂不是要重蹈这种“文化自杀”的覆辙吗？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