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中庸之道有持中、稳健、理性、包容、调和的特色，它是一种温和主义，适用于社会改良和社会稳定，故它在二十世纪大半时间里不能不遭到冷落和反对，因为这个时期社会革命高涨，集团、阵营之间的对抗十分激烈，斗争哲学因此而大行其道。
二十世纪末以来情势大有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信息网络把人类连成一体，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世界正在成为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核威胁又把人类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经济的全球化需要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然而冷战思维和斗争哲学在许多人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由民族或宗教矛盾引发的地区性冲突和危机接连不断，国际霸权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成为严重妨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种破坏力量。世界原有的均衡被打破以后，新的均衡未能建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与其他国家的实力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一极独霸的趋势仍在发展，新帝国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而极端民族主义的力量十分活跃，正在不断地培育着各种恐怖主义。在新世纪开始以后，特别是“9·11”事件以后，整个世界处在更加不稳定、充满着危险的状态之中，有识之士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记忆犹新，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也使人厌倦，人们渴望世界和平，追求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代的变化正在改变着人们对孔子思想和儒学的陈旧看法，彰显出中庸之道的现代价值，特别是它的理性精神。中庸之道需要有重新的发掘和评价，人们期盼着它会成为当代人类处理国际问题的新思路，使它为解救世界危机、促进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
我们先要厘清中庸之道在孔子仁学体系中的地位和真正内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中庸被孔子看作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可见是非常重要的。而“仁”又是孔子道德理论的核心。那么中庸和仁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中庸作为道德侧重于态度和方式，可以说它是行仁的最佳状态，做得恰到好处，无偏颇之失。朱熹说得明白：“中者，未动时恰好处；时中者，已动时恰好处”[2]。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道德行为多少总有偏失，所以孔子不得己而求其次：“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3]。“中行”即合于中庸的行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只是在现实中不能对人求全责备而已。
中庸之道的内涵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以中道行事，不走极端。孔子说：“过犹不及”[4]，孔子不赞成偏激行为，不论是左偏还是右偏，他主张中立而不倚。那么中道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仁义之道。孔子说：“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5]，“行义以达其道”[6]，“君子义以为上”[7]。仁义之道就是儒家的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原则。有人把中庸之道理解成不讲原则的折衷主义，其实是不对的。不讲原则，四面讨好，自私伪善，孔子称之为“乡原”，“乡原，德之贼也”[8]，孔子对之深恶痛绝。所谓不偏，是不偏离人道精神和社会公正，这是一个基本坐标。
[1] 《论语·雍也》。
[2] 《朱子语类》62。
[3] 《论语·子路》。
[4] 《论语·先进》。
[5] 《论语·里仁》。
[6] 《论语·季氏》。
[7] 《论语·阳货》。
[8]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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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犹不及”有两种：一种是“小过”和“小不及”，不离仁义之道的大方向而在性情和行为上小有偏失，如“师也过，商也不及”[1]；另一种是“反中庸”，即不仁不义，胡作妄为，如《中庸》所说：“小人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不遵守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任意肆行，这是危害最大的。
第二，执两用中，实行稳健的主张。《论语》曰：“允执其中”[2]，“叩其两端”，《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两端”并非仅指两个极端，而是指各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正面和反面的意见。执两用中的原则，要求主事者要多听赞成的和批评的意见，然后全面考察，采取比较客观和稳妥的主张加以实行。从思维方法上说，这是考察事物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后加以统一；从认识论上说是集思广益尔后作出科学的判断；从实践行为上说是照顾各群体的实际利益而有所妥协，在异中求同，以便达成一致，实现合作。所以中庸之道尽管不是折衷主义，但有折衷的成分，是一种积极的调和论。
第三，符合社会人生常道，做到合情合理。按二程的说法，“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即是用中之常道，它的最大特色是人情与道理的协调，符合多数人的健康正常生活需要。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所谓“甚”就是不合于情理。人性之中有三大要素：情欲、德性、理智，德性是调节情欲与理智的杠杆。情欲强而理智弱则流于放荡，理智强而情欲弱则失于冷酷。一个健康的人性，应是情与理的平衡，他所做的事情便会合情合理，为多数人所接受，这是一种理性精神。
当然人生常道并非一成不变，因为生活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3]。《爱中庸》讲“君子而时中”。朱熹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4]。中庸之道接近生活，又是健康的，所以它既是平常的，又不与陋习同流合污，所谓“和而不流”者是也。
第四，宽容包纳，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与“和为贵”的思想相结合，便是中和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从人性论角度讲的。人的本性是淳朴的，并无偏失；而后天的性情则有中节与不中节之分，所谓中节，就是符合社会行为一般规则，能与社会人群和谐相处。淳朴人性是天下之大本，和谐原则是天下之达道，离开中和之道，便会人性浇漓，天下大乱。实行中和之道的关健便是使人的行为符合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互爱互信，互尊互谅，人得其所，事得其宜，则天下太平。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最能体现中和之道的精神，它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规则，具有最普遍的意义。
三
现代国际社会公共秩序的建立是不容易的。从联合国宪章，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还有许多国际性公约和地区性条约，都是健康力量长期艰苦努力、各国进行协商取得的。尽管这些规则未必完善，但改进它、补充它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程序，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大家制定规则，大家共同遵守，这是世界和平的保证。但是霸权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置这些规则于不顾，为了某些集团的狭隘利益，或者为非理性的欲念驱使，不择手段地挑起冲突和战争，伤害平民百姓，破坏世界的安宁，他们犯了荀子所说的“偏伤”之病，“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见其可利也者，则不顾其可害也者”[5]，都是反中庸的极端主义的表现，如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触发大的灾难，人类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除了用正义的力量加以抵制、反对以外，弘扬包括中庸之道在内的人文学说和理性精神，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制造舆论，使各种极端主义成为众矢之的，逐渐失去市场，也是很重要的。
中庸之道是一种富于理性精神的学说，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需要的一种伟大的智慧。它不仅能提升人性，促进文明，而且也有很强的实践性，对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 《论语·先进》。
[2] 《论语·尧曰》。
[3] 朱熹《中庸注》。
[4] 《孟子·离娄下》。
[5] 《孟子·万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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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大力弘扬中庸之道的温和持中精神，克服国际活动中的各种偏激情绪与行为。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是反理性的行为。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是从民族和宗教极端狂热中孕育出来的，它蔑视规则和秩序，提倡民族仇恨和宗教暴力，践踏宗教博爱、和平的精神，为了打击对手，不惜大量滥杀无辜平民，精神完全处在颠迷状态。霸权主义，有人称之为“单边主义”，其特点是一家独霸，强加于人，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不惜动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不考虑他人的意愿和利益。霸权主义也是反理性的，因为它的行为不符合时代潮流，过度施压，必引起反弹，激起抗争，自己的形象和利益反而会受到损害。国际恐怖主义往往借口反对霸权主义来进行国际犯罪活动，恰恰给霸权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借口；而霸权主义也往往借口反对恐怖主义来进行侵略和压迫，其实正是它的野蛮无理的行径才激发了民族和宗教的极端主义，从而为恐怖主义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庸之道强调做事情要合于度，即使是善举，若是超过限度，便会转化为恶。温和公正是国际健康政治的重要原则。对于大国来说，要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者以德服人，处事公道、稳重，使人心悦诚服，自己也得道多助。孔子称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1]，这是大国强国应当借鉴的。强大之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应“威而不猛”[2]。使之可敬可亲，而不是可畏可恨，这样才能众望所归。否则以力压人，压而不服，终究要众叛亲离，陷于困境。
在宗教信仰上要虔诚，但不能狂热，要有宗教理性来调节宗教感情，使之中节适度。所谓宗教理性就是使宗教信仰保持人道主义和宽容精神，不脱离日常人情，不对抗社会进步，不排斥他种信仰，不煽动暴力对抗。用宗教理性抵制宗教狂热，用民族理性抑制民族偏激，使具有理性精神的稳健派温和派占据优势，获得本族本教多数的支持，这是消解宗教与民族对抗，促进宗教对话和民族和解的必由之路。
第二，要大力弘扬中庸之道的宽容、和谐精神，克服文明发展中出现的独尊一家、排斥异己的文化专制意识。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认为多样性事物之间可以和谐相处、互补共进，从而形成儒家多元的文化观。《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周易大传》提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认为文化上的多元性并不妨碍人类走向终极大同的目标，而且可以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并有广大的选择空间。今天国际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明类型，如中国与东亚文明、阿拉伯文明、欧美文明、印度文明等，不同文明各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行为方式，当然也有共同或相近的内容。按照中庸之道，开展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便可以取长补短、良性互动，给世界带来文明的进步和繁荣。反之，挑动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独尊一种文明，强行推广到其他文明地区，都会加剧矛盾，造成纷争，引起动荡。有一种“自由帝国主义”的理论，认为可以用强制和干涉的办法来推行自由和民主，这是完全错误的。用反自由反民主的手段来推行自由和民主，这无异于南辕而北辙，只会损害自由和民主的声誉。事实上，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对立和冲突，往往是在某些集团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偏见驱动下，或者在非理性的情绪支配下，利用文明的差异，来掩饰真实的意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文明的冲突”是霸权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喜欢使用的口号，我们不能上当。我们要大声呼唤和认真推行文明的对话，倡导平等和宽容的精神，致力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第三，要大力弘扬中庸之道的均衡与调和精神，克服国际关系中独断专行和对抗到底的做法，使危机早日解决，使世界走向稳定。中庸之道包含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均衡制约原理。为了不使人的行为走偏，必须有两个相对应的力量互相制约，才能使行为主体保持中正状态。如“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群而不党”、“直而温”、“欲而不贪”等。按照这个原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其内部要有左中右互相制约，其外部也要有相应的对立力量加以制约，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样有利于国内的稳定和国际和平状态的保持。在目前情况下，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和形成一定的均衡，是世界和平之福；破坏这种均衡的单极化趋势，必然引起动荡和危机，则世界难有安宁。政治专制主义在国内难以持久，在国际上更难以维持，重温世界帝国之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然均衡不等于停滞，我们赞成和平竞赛，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中你追我赶，按照公平的规则不断打破均衡，又不断建立均衡。军备竞赛无论是均衡还是不均衡，都包含着战争的危险，尤其是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是必须加以防范的。中庸之道的均衡论要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以和平与发展为导向。
[1] 朱熹《中庸注》。
[2] 《荀子·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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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妥协和调和，“取两用中”包含着这层意义。国际纠纷和冲突的解决必须有所调解和达到某种妥协，这样的和解才可能稳定持久，而单边的压制或许会一时平静，但冲突又会再起，因为它是不公平的。要和解就必须妥协，所谓妥协就是双方都要有所让步，双方都要有所照顾，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种调和主要是利益的调和，并不违背人道的原则，恰恰由于相互妥协而换来了和解，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友好，正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有许多国际间的纠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能彻底加以清算，只能从现实出发，本着友好和互谅互让的态度，进行和平谈判，加以妥善解决。例如中国与俄罗斯、蒙古、缅甸、泰国等国的边界问题，都是经过和平谈判，互相有所让步，陆续达成协议，获得最终解决的。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纠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由于双方或一方不愿妥协，或由于极端势力的不断破坏，和解始终不能实现。那么双方都要忍受由于持续对抗而带来的苦难。如果不能“执两用中”，而只是执一用一，则和平永远没有希望。所以学会妥协，学会调和，是当代人类特别是政治家们必须具有的一种品质和能力，它是人类进一步摆脱野蛮，走向高级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地球村”的公民应当努力掌握的一种行为艺术。
中庸之道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资源，中庸之道可以成为当代有价值的人文理性主义，中庸之道将在二十一世纪大放光彩。
